摘要:华语融合问题从提出到开始研究,距今已有30年时间,应该适时作一回顾和前瞻。华语融合研究经历了从“部分融合”到“整体融合”发展的两阶段。在具体事实的调查分析方面,经历了“三步走”的过程,即对普通话单向“引进”情况的有限调查和举例说明;进行大陆与台湾、内地与香港之间“双向互动”的研究;以普通话向港台地区输出为内容的调查研究。在理论探讨方面,汤志祥、周清海、李宇明、刁晏斌等学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华语融合研究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有二:一是以事实发掘为主的研究,包括共时、历时以及“难融合”“不融合”现象;二是以理论探索为主的研究,包括进一步探索“融合度”以及其他相关理论。未来研究还需要提高对华语融合现象的认识和站位,做到五个“均衡”,即差异与融合、“输入”与“输出”、词汇融合跟其他方面融合、双边与多边、事实发掘与理论探索等研究的均衡。

关键词:语言融合研究 全球华语学 华语融合 现代汉语 普通话

引言:何为华语融合

著名语言学家张斌在1991年3月应邀访问香港期间,曾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谈到港台及大陆的语文现状时指出,三地的语言变异存在着一个由并存走向融合、走向规范的发展趋势,相互交流和影响都是双向的。以上是我们所见关于本文所讨论“融合”现象的最早出处。紧接着,朱广祁也谈及“港台与大陆间的词语融合”现象,提出“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和切实的指导”¹。但是,与张斌一样,朱广祁也并未对何为融合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过由文中的相关表述如“互相吸收”“(港台词语)融入大陆”等可以大致推知其所指:一方词语进入另一方的词汇系统,或者是双方词语互相进入对方的词汇系统。²

以上所说融合的范围只及于大陆与港台之间,1997年,笔者第一次提出并探讨了“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³之间的融合问题,前者指的是普通话,而后者则指在台港澳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使用的汉语,由此就把上述融合扩展到更大范围。但是,文中也并未就“融合”的内涵及外延等给出明确界定。直到2000年,拙作《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⁴在“自序”中作了以下解释:

本书中所说的融合,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融合”。所谓语言融合,指的是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从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它伴随着不同民族的融合而产生。本书中所说的融合,限于一般的词汇意义,即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具体地说,就是指海峡两岸语言由不同到相似、相同的变化。另外,融合既可以是结果,也可以是一个过程,我们趋向于把海峡两岸语言的融合看作一个趋同的过程。⁴

此后,相关的讨论偶能见到,但基本上不出以上范围。例如,游汝杰对“全球汉语”融合的表述是“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华语文相互间的趋同现象”⁵;李行健、仇志群对“融合”的理解则是伴随两岸语言的接触、互动发生的语言演变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两岸交流的开展和深入,两岸语文也由开始沟通阶段的求同存异向化异为同演变,相互逐步认同并接纳对方差异的成分,进而达到互通互用,出现了整合差异的现象”⁶。在相关研究中,人们除了较多使用“融合”一词外,也有使用其他同义指称形式的,比如李志江指出,“因为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同出一源,二者的融合不以方言为媒介,词汇的互相渗透就更为直接。”⁷这里显然是把“渗透”当作“融合”的同义词使用了。而上引游汝杰用“趋同”来解释“融合”,自然也是如此。再如,邵敬敏、刘宗保谈及,不同社区的高频接触,必然会导致语言的交融⁸,这里的“交融”也表达了与“融合”完全相同的意思。此外,我们所见的相关表述还有“影响”⁹和“吸收”¹⁰等,虽然叙述立场和角度不同,但所指现象与事实完全相同。另外,还有研究者针对海峡两岸的语文状况,提出“融合统一”概念,而李宇明立足于“大华语”的表述是“华语内部在向着‘求同缩异”的方向发展,大华语在向着‘整合优化的方向发展”¹¹。这里的“融合统一”及“求同缩异”“整合优化”都是对“融合”的同义或基本同义的表述。¹²

目前,学界对华语融合问题已经进行了较多研究,但是个人以为,我们一直使用的“融合”却仍然未能成为一个“语言学概念”,已有的表述或许只是“说明/解释”而不是“定义”。那么,应该怎样在全球华语学乃至普通语言学的视角下和框架內明确其内涵及外延,最终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当然,有待深究并解答的问题远不止此,其他的再如我们以往在这个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不足,将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笔者认为,现在或许还不是给“融合”下一个“语言学定义”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却有可能、也极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对未来推进相关研究作出规划,而这也就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一、华语融合研究的已有进展

时至今日,如果稍加汇集,就会看到关于华语融合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其中多为具体语言事实的调查分析,另外也有一些富有理论性的探讨和认识。以下,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作一回顾。

(一)具体事实的调查分析

在这个方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由局部到整体的两阶段发展过程,我们分别称之为“部分融合”与“整体融合”。

1. 部分融合研究

所谓部分融合,就是指内地/大陆与港台之间共同语的交流与融合,其具体研究大致经过了一个“三步走”的过程。

先说第一步。初期的相关研究属于第一步,基本是对普通话单向“引进”情况的有限调查和举例说明。此时并无“融合”之名,通常只是在论及普通话新词语的来源等问题时涉及此类现象,例如赵世开、陈建民、陈慧英等¹³。有的研究直接把“引进”作为重要内容,比如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³一书中专设“引进海外汉语词语”一节,对相关现象及事实进行了分析说明;其它章节也谈及“海外汉语的影响”以及(普通话)“与海外汉语语法的距离缩小”。陈建民归纳了当代词汇变异的四种方式,其中第一种就是“引进港台词语”,并把这一现象称为“引进港台社区词的大潮”¹⁴。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¹⁵一书的第九章“新词语的产生途径”的第一节即为“采纳港、台词语”。¹⁵也有的研究专门以港台词语引进后在普通话中的表现及其影响为讨论对象,如李明、刁晏斌¹⁶。另外,还有一些相关内容见于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词汇对比研究中,例如胡士云、李振杰,以及王健伦、梁道洁等¹⁷。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相关研究开始直接以“融合”为名,如刁晏斌、徐莉、游汝杰等¹⁸。

李行健从另外的角度观察普通话对台湾词语的吸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词汇融合:1989年郑启五的《海峡两岸用语差异初探》¹⁹一文中列举的许多台湾词语,现在已经成了大陆的常用词,如“作秀、理念、瓶颈、前瞻、取向、料理、寿司、满头雾水”等,并且其中的“理念、前瞻、满头雾水”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里收在后附的“新词新义”部分,而到2005年的第5版已经全部“转正”,成为正式词条。²⁰

次说第二步。在上述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开启了第二步,即进行大陆与台湾、内地与香港之间“双向互动”的研究。刁晏斌《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言应用对比》⁴较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书中立有“两岸词汇的融合”一节,具体内容是从两头入手,分别包括“大陆与台湾词汇的融合”和“台湾与大陆词汇的融合”。此外再如徐莉从“台湾地 区词语进入大陆”和“大陆词语进入台湾地区官方辞典”两个方面,对“两岸的词汇融合”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对其原因作了简单分析。¹⁸苏金智则考察了两岸权威词典中融合的具体表现,并论及其基本模式和发展前景。¹⁰而苏金智、王立、储泽祥则从《全球华语词典》中挑出部分台湾特有词语和大陆特有词语,在大陆和台湾共78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中进行调查,所得结论是两岸词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词语已经共用。²¹

有些研究把视角延伸到历时层面,例如刁晏斌的论文直接以《海峡两岸语言融合的历时考察》²²为名。文章指出,大陆对台湾词语的引进大致经过了大量引进和趋于饱和这样两个阶段,而台湾对大陆词语的引进则经过了贬损性引进和中立性引进两个阶段,并且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从引进到吸收的发展过程,两岸民族共同语融合的天平由此从最初大陆向台湾一方倾斜,到现在基本平衡,处于积极的双向互动之中。²²袁伟、杨锎翔的调查结果也基本证明我们上述认识的真实性:从2009年到2018年,由中国大陆地区传入并入选台湾地区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的词语总体呈上升趋势,总数有25个,特别是2016年起增幅明显。²¹此外,袁伟、高媛针对内地与香港网络流行语融合情况的调查也得出差不多相同的结论:“从历时层面来看,香港传入内地的网络流行语主要集中在前五年,即2015年之前,而内地传入香港的网络流行语主要集中在后五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网络流行语传播力的下降和内地网络流行语传播力的增强。”²³

再说第三步。这是以普通话向港台地区输出,或者说是以前者对后者影响为内容的调查研究。最初所见,多是一些举例性的说明,例如邱质朴指出,大陆特有的某些词语如“高姿态”“领导班子”“表扬好人好事”等,现在也已开始出现在港台书报上;李行健、王铁昆也有类似的表述:“两岸频繁交流后,大陆词语流行于台湾的也同样越来越常见,如‘全方位、水平、宏观、搞运动等。据报载,大陆相声中‘爱人、同志’等词语所表示的含义,过去台湾是不接受的,现在台湾有关当局也一改观念“予以核准”。”²⁰再如,仇志群指出,大陆的“计算机”一词几乎专指用作数据处理的电子计算机,纯作数学运算的一般由“计算器”承担,而台湾在很多场合,“计算机”多指“计算器”,随着两岸在IT产业上的密切交流,近年来台湾在大陆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向后者靠拢,越来越多地以“计算机”作为“电脑”的同指单位。¹⁶

较早完全以台湾与大陆趋同现象为考察内容的是刁晏斌的《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²⁴,文章指出,大陆普通话对台湾“国语”的影响持续加大,后者与前者趋同倾向明显。²⁴文章从台湾的语言规划、工具书收词、科技术语的选择和确定,以及一般的日常语言运用等方面考察并列举其具体表现。随后从使用的角度,把大陆词语进入台湾划分为“引用”(连带大陆语境一同搬用)、“自用”(脱离大陆语境的自主性使用)和“化用”(即变化性使用,如产生新义、衍生新词语等)这样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和层级,从而为了解和说明融合进程及程度等建立了相对客观的标准和依据。¹⁸另外,刁晏斌的《海峡两岸语言融合的历时考察》²²也主要以台湾对大陆语言现象的引进和吸收立论。我们看到,最近一篇立足于香港的调查研究是洪爽的文章²⁵,文中指出,近些年内地产生的新词新语,往往第一时间就出现在港式中文里,有些还会衍生出新的用法。²⁵另外,该文还调查了2019-2021年中国“十大网络用语”在港式中文的使用情况,基本也是如此。²⁵

我们所见,两岸媒体偶尔也有对相关情况的调查。比如立足于台湾“输入”的,据李平介绍²²,台湾新媒体“读+”根据以台湾大学生为主要使用群体的论坛Dcard (狄卡)近8年的数据,列出持续使用的大陆流行用语,其中前15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分别是“闺蜜、立马、特好/特别好、网红、颜值、小姐姐、在线、奇葩、信息、好评、套路、老司机、学霸、佛系、视频”。从使用趋势来看,这些大陆流行语在2015年至2016年间频率飙升,并且居高不下。例如,“闺蜜”2014年开始有人使用,2015年使用次数就飙破3000次,2016年又增长了4倍。其他如“网红颜值、单身狗撩妹”等,2016年相较于2015年的使用次数,都以两位数增长。立足于大陆“输出”的,如李天垚、代元久以“互联网时代大陆对台湾文化影响”为题撰文²⁶,其中也涉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大陆词语的输出。²⁶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以上三步并不是完全前后相接,即走完第一步再走第二步,而是起点略有先后,基本同时进行,后两步尤其如此。这里其实只是着眼于研究内容和方向的不同而作的一个大致区分。总体而言,在部分融合研究的以上三步中,第一步所给出的语言现象比较丰富,但是因为时间靠前,未能包含后出的更多语言事实,另外还缺少比较宏观的、归总性的集中考察、探究和表述;至于后两步,到目前为止基本只限于小规模、小范围的调查和举例性说明,大致还处于“初级”阶段,因而还有大量工作可做、应做。

2. 整体融合研究

这是全球华语视域下的语言融合研究。刁晏斌曾自述华语研究的三个“版本”,其实就是由小到大的三个范围:1.0版本是海峡两岸,2.0版本是海峡两岸及港澳,而3.0版本则是全球华语。²⁷其实,这既是作者个人研究的发展经过,同时也是整个华语研究的总体发展历程,而华语融合研究从部分到整体,也印证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前引刁晏斌在“大陆汉语”与“海外汉语”³的范围内讨论二者的融合,算是这一研究的先声,但此后的一段时间鲜有回应。时至今日,总体来看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多为一般性的讨论和举例说明。汪惠迪指出,“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五区共用词语大量流入大陆,成为六区共用词语,甚至已经成为‘大华语’的共用词语。”²⁸游汝杰认为,近三十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媒体传播日益发达,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在不同地区使用的华语文,相互融合的趋势也日趋明显。⁵“许多新词始生阶段的多元化,经整合逐渐趋于单一化。周清海援引了陶红印等对美国唐人街华语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跟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语相比,北美汉语更像是一个汉语变体的大融合,因为北美汉语使用者正是来自这些不同地区但同属中华文化圈的移民。”周清海还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和华语区之间的交往频繁,在你来我往之中,现代汉语和华语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融合的速度随着交流的频繁而加快,其中以词汇的相互吸收最为显著。²⁹游汝杰介绍其曾在上海、香港、台北和美国东部四地抽样调查 30 多组外来词的使用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外来词也有互相融合的趋势。³⁰王珊、汤蕾指出,大部分澳门特色词义也出现于澳门之外的华语区,体现出华语逐渐融合的趋势。³¹刁晏斌以《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B字母下的161个词语为调查对象,主要由普通话“输入”的角度切入,来了解与呈现当今全球华语的融合状况。³²

与部分融合研究主要立足于普通话的输入不同,本阶段更多地着眼于普通话的输出。周清海指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华语也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³³文中所举的相关例子是:新马以前说“特别好、特别快、特别想、特别喜欢”,现在逐渐让位给“特”,说成“特好、特想”;新马华语的量词“粒”(一粒球、一粒苹果),逐渐让位给“个”;“一拨人”和“一批人”也有互相消长的现象。游汝杰指出,blog大陆历年来只用“博客”一词,台湾译名“部落格”历年来为台湾最常用词,但从2005年开始,“博客”已成为台湾的次常用词,也成为香港和新加坡的最常用词。类似的还有“电邮、短信、给力、达人、山寨、超女”等,都从大陆扩散到海外各华人地区。文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当代华语新词原创地有北移的趋势。”³⁰

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数量不多。比如,邵敬敏、刘杰讨论了“手机”和“互联网”从崛起及其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和新加坡跟其他同义词的竞争,到最后胜出的过程及原因,认为这是“非常有趣也是很有理论意义的一个典型”³⁴;刁晏斌在专著³⁵中用一整节篇幅讨论“国语/华语圈向普通话圈靠拢”,除了调查2006年十大流行语“洪荒之力”和“蓝瘦香菇”在台湾及其他华语社区的使用情况外,还就普通话外向输出的时间、类型及程度等作了分析与说明。³⁵彭剑、杨文全考察讨论了华语量词“粒”的使用情况,指出其特殊用法已不局限于新马华语社区,还在其他境外和海外华语社区交流互动,形成勾连起东亚、东南亚、甚至大洋洲的半环状辐射与环流谱系,反映出全球华语互鉴互通、交融扩散、求同缩异、整合协调的发展趋势。³⁶文章由此认为,海外华语研究应全面关注华语的生成发展、衍化变异、接触融合、交流互动过程及规律,并重视华语与华人社会、华人文化心理的共变关系。最新的一项研究是刁晏斌的文章³⁷,文中分时政词语、日常词语和网络词语三个部分举例调查分析了普通话输出的状况和表现,并就普通话外向传播的方式、影响传播数量与“质量”的几个语言因素、普通话的外向传播与华语融合及其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³⁷

与以上的“三步走”一样,“部分”与“整体”两项研究也不是前后相接的,它们属于起点不同的小、大两个范围的研究,二者目前还在并列进行,只是重点转移,即由初始阶段的以部分融合为主,到现在的以整体融合为主。

总的来看,华语整体融合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状况与当前华语以及华语研究的迅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亟待加强。

(二)理论性探讨和认识

人们在对华语融合的具体事实进行调查和分析的时候,有时也会进行一些富有理论性的探讨,由此而形成了某些认识,这也是非常值得回顾和归纳总结的。在这方面,有四位学者的研究较有代表性,以下内容就围绕他们的相关探讨和认识来进行。

1. 汤志祥的理论性探讨和认识

汤志祥指出:“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³⁸其华语融合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并且进行了较多富有理论性的探讨,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融合过程、阶段和层级的认识。汤志祥把港台词语在普通话中的使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群众广泛使用阶段,此时使用的层次普遍是在普通民众,具有明显的口语性;二是报刊书籍使用阶段,有些词语会因为书籍、报纸杂志的广泛发行和流传而得到更大地域上和更高社会层面上的流通,并开始具有书面语的特性;三是权威辞书选用阶段,在前阶段使用的词语中又有一小部分因其新颖性、稳定性不可替代性而被辞书专家所肯定,被逐步收入地位较高的语言辞书,甚至最高权威的国家级语言辞书中。³⁸这一部分词语已经是书面语,也是全民用语。³⁹到2009年,汤志祥又把上述三个阶段概括为三个层级,即开始进入、已经进入和融入。³⁸

第二,对融合词语类型及融合影响的认识。汤志祥对处于“已经进入”层级的687个港台词语进行分析,把它们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普通话里原来所无的词语,二是普通话中有相同或相近语义的词语,三是恢复使用的“旧词语”,四是“增义”“增变性”或“变色”词语。³⁸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哪些方面具有融合需求”的问题,也划出了一个词汇融合的大致范围。此外,汤志祥还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归纳了普通话大量借用港台词语后其词汇系统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普通话词语”的外延从原来主要代表中国大陆,逐渐向包含整个华语全部区域的方向发展,即普通话开始具有代表整个“华语”的资格;二是普通话词汇的內涵大大增加,即它的现代性和时代感开始大大提高了;三是普通话词汇的量比过去增加了许多。⁴⁰

第三,对融合现象的宏观认识。汤志祥专门讨论了“华语区域特有词语”的发展和变化,指出这类词语是一个经常性变化着的动态的词语群,除产生与消亡外,还包括不同区域之间原来仅在单区存在的“区域特有词”会发生相互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吸收,从而成为“双区”或者“三区”共享的词语,一部分最终进入全球华语流通语的范畴。⁴¹如果说,以上表述仅仅是理出了一个动态发展线索与脉络的话,那么以下表述则进一步把上述认识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港澳词语”可以给华语带来的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几千年来华语发展史上主要是“共同语”影响“区域语”的进程和趋势,这样的语言事实清楚地显示出华语词汇系统开始同时具有“共同语”影响“区域语”的正向变化以及“区域语”影响“共同语”的“逆向”变化。虽然这种“逆向”变化只是局部和部分的,但是这也说明华语词汇体系已经进入了“正向一逆向”互动发展的新阶段。⁴²汤志祥的上述观点和认识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包含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整体上提高了华语融合研究的理论认识水平。

2. 周清海的理论性探讨和认识

周清海是对全球华语融合有着深刻认识并大力倡导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在其论著中,“融合”是一个高频词。总体而言,周清海的相关认识比较宏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强调华语融合的客观性。周清海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和各华语区之间的交流频繁,在你来我往之间,现代汉语(按指普通话,下同)和华语的相互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融合的速度随着交往的频繁而加快,其中以词汇的吸收最为显著。”²⁹至于上述表现的原因,文中指出,“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再加上中国门户开放,国力不断发展,增加了华语区之间交流的机会。在这样的局面下,华语的逐渐融合是不可避免的。”⁴³另外他还把“汉语的大融合”列为关键词。⁴⁴前不久,周清海进一步指出,“汉语的大融合是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华语的现状。”⁴³

第二,以融合为重要依据,来对现代汉语进行阶段划分。周清海指出:“1949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阶段,可以叫做现代汉语的分裂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是现代汉语的融合阶段。”⁴⁵这一观点在他的不同论著中多次谈及。⁴³这一阶段划分,虽然是针对普通话,却是以全球华语为背景和依据,因此是具有“世界眼光”的阶段划分,同时也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

第三,由华语融合强调华语差异研究的重要性。周清海指出:“现代汉语和华语隔离开来,而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汉语就开始和华语互相融合。这个融合和融合的过程,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探讨,必须引起学术界对现代汉语和华语之间差异的注意,并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差异。”³³前不久又进一步指出:“在汉语大融合的特殊时代里,应该更注重各华语区之间在交流中达意的准确性,让语言在交流中自然融合。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彼此的语言差异,才能减少差异,更好地为汉语的和谐融合建立基础。”⁴³这里实际上认为加强各华语区及相互特点的比较研究是华语融合研究的基础,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健全的融合研究。

周清海身处海外,长期从事华语教学与研究,对整个华语的发展及现状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认识,因此能够登高望远,发出对华语融合现象进行研究的呼吁和强调,由此必将在整体上推动华语融合研究的持续开展乃至走向更高的阶段。

3. 李宇明的理论性探讨和认识

李宇明近年来较多关注华语及其研究,对融合问题也时有论及,其主要思想和观点大致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把融合问题纳入“大华语观”。李宇明指出:“这种新华语观(按指大华语观),不再忽视对海外华语和唐人街华语的关注,不再把普通话作为教学的唯一规范标准,不再人为强化普通话与台湾‘国语”之间的差异与对立,而是把各种华语变体都看作是华人的语言智慧而珍重它,更加关注各华语社区的交流与沟通,在交流与沟通中相互理解、借鉴和吸收,进而使各华语变体趋近趋同。”⁴⁶这里实际指出的是,各华语变体之间趋近趋同的融合发展,既是大华语观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是其重要内涵之一,如此之高的站位和认识,无疑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华语融合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

第二,以融合为重要参照和依据,来对汉语/华语的发展进行阶段划分和现状分析。李宇明指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普通话也持续地影响港澳台及海外,波及华人社会之外。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第二波扩散。同时,以老国语为基础的港台及海外华语,也不断登陆回乡。新老华语相互接触、相互借鉴、相互吸收,逐渐形成了现在覆盖全球的“大华语”⁴⁷。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⁴⁶的第三部分以“华语社区的相互影响”为题,指出从20世纪末到现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第三个时期,即华语社区相互影响的时期,认为进入21世纪后,这种相互影响更为频繁、更为显著,各区的语言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新时期。⁴⁸这里都把融合作为华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表现,由此也突显了其重要性。

第三,把融合问题纳入对华语发展趋势和前景的思考,明确华语及相关研究等的努力方向。李宇明指出,从理论上讲大华语可能有两种发展趋势:趋势A是各社区的华语变体逐渐接近走向统一,趋势B是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华语。从目前情况看,趋势A表现出一定优势,因为当前不同华语社区的语言交流较之过去空前频繁,且书报互通、人员互面、电视互看、语言软件互用。为了使全世界的华语渐行渐近,需要各华人社区共同努力畅通社区语言交流,在交流中求同化异需要学者搜集各社区的语言现象,进行全面比较而提出优选方案;需要各社区的语言规划者协商制订适应不同对象的教育标准和语言标准。⁴⁶这样,就把华语的可能发展趋势、事实依据以及促进和保障措施等说得非常清楚了。2017年,李宇明进一步讨论了“大华语的发展趋势”,提出促进其向趋近趋同方向发展应当重视的三方面工作:第一,加强海峡两岸的语言文字协调;第二,推动各华语社区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华语变体的相互影响;第三,开展全球视角下的华语研究。⁴⁶

李宇明强调用“世界眼光”看待语言及相关问题,力倡“大华语观”,其在华语融合问题上的思想和观点既立足现实,具有深刻切实的当下性,又登高望远,具有着眼未来的前瞻性,总体而言极具指导性和引领性。

4.刁晏斌的理论性探讨和认识

刁晏斌是较早涉足融合研究的学者,并且这方面的内容一直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相关的表述也比较多,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融合内涵的认识。如前所述,2000年刁晏斌在学界较早地给出了对两岸语言融合的界定⁴,2018年又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融合是共同语内部不同变体之间由异向同的变化,即差异部分减少、相同部分增加的趋同性发展;第二,趋同现象并不会造成一种变体排挤并最终取代另一种或几种变体,或者是最终完全“重合”的结果,而只会不断提高它们之间的“相似度”;其三,融合既是趋同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³⁵这一认识一是强调融合的动态性,二是把对融合的认识引向对其影响及最终结果的思考。

第二,建立与差异研究并重的“两翼模式”。刁晏斌在2000年就立足于“差异与融合”对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进行对比研究⁴，此后的相关研究基本也都是在这一框架与模式下进行的,到2010年获批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四地若干现代汉语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依然如此。后来由此概括出“两翼”模式,并用之于全球华语的对比研究。³⁵其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邹贞和刘吉力,也分别以“海峡两岸词汇的差异与融合研究”⁴⁹“海峡两岸语法的差异与融合研究”为主题完成毕业论文。2022年刁晏斌进一步论述与强调了华语差异与融合相结合研究的一体模式,并指出为了应对华语诸多现象差异与融合交织的复杂局面,这一研究应尽早展开,并与另外两种模式研究同时进行。⁵⁰

第三,把融合考察范围从词汇扩大到语言的各个层面。如前所述,一般的融合研究基本只限于词汇层面,而刁晏斌则从词汇扩大到汉字字体、语音、词汇、语法、表达方式等五个方面³⁵;《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⁵¹一书的“两岸共同语融合研究”一章中,也分节讨论了两岸词汇、语法与语言风格的融合。⁵¹由此反映的一个理念是,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华语”而不仅仅是“华语词汇”的融合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把华语融合打造成一个“语言学概念”的必由之路。

第四,强调融合及其研究的历时性。刁晏斌指出,如果着眼于历时,各种融合现象一方面以共时的面貌呈现,另一方面又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它不仅从过去延伸到现在,更进一步从现在延伸到未来,因此极具史的内涵。³⁵全球华语各变体之间的融合现象,有一些属于“已经完成的变化”,而很多是“正在进行的变化”,另外肯定还有更多的融合现象属于“可能的发展变化”。对已经完成的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地探寻与发现,这是融合研究的基础工作;对正在进行的变化,则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来进行多角度的探究;而可能的发展变化,则为业已提出但一直未能深入进行的“语言预测学”或“预测语言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总而言之,华语融合是一项可持续性非常强的研究,所以一定要持续进行。

第五,关注“不融合”现象。刁晏斌提出“言语社区特征词”概念,指出这样的词语不易被其他言语社区吸收³⁵,这虽然不是从华语融合角度立论,但却包含这方面的因素。循着这一思路,刁晏斌讨论了“哪些大陆词语不易为台湾吸收”问题,列出了三个方面的受制因素:一是词语的类型限制,比如数字略语;二是词语所指的限制,比如此有彼无,像“欺实码、待岗、蒜你狠”等;三是风格色彩上的限制,如俚俗性太强的“拼爹、败、血拼”等。⁵²后来,刁晏斌进一步讨论了同一问题,并作了更加细致的区分,指出比如像“一带一路”这样的大陆社区词语在台湾使用率虽然不低,但基本只能处于较低层次的“引用”阶段,而难以进入“融入”阶段的“自用”或“化用”层次。¹⁸在此基础上,刁晏斌提出要关注华语融合中的不平衡表现,以及未发生融合的不融合现象。³⁵然而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一个刚刚提及,远未展开讨论的问题。我们相信,这种“反向”研究,有助于对华语融合问题的认识。

二、对华语融合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刁晏斌2016年曾指出学界对两岸语言融合问题的研究有明显不足,主要表现除了数量较少、范围较窄之外,还有方向单一(多单向、少双向或多向)的问题。时至今日,在整个全球华语的范围内,融合研究的上述问题依然存在,甚至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范围窄以及方向单一等问题变得越发突出。另一方面,上引汤志祥用“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三个关键词描述当代华语³⁸,而周清海也用“大融合”来概括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华语的现状⁴³，足见华语融合问题及其研究的重要性。我们总的认识是,“大融合”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大研究”,也就是具有广度、深度和高度的研究,而这也是华语融合研究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具体而言,还是应该在“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持续努力。

(一)以事实发掘为主的研究

由以上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华语融合事实发掘与研究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也产出了一批不错的成果,但总体来看却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某些方面还很薄弱,因此亟待加强。以下,我们就举例性地从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 着眼于共时层面的事实发掘

在这方面,已有工作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则应立足于以下几个“扩大”:

一是扩大言语社区覆盖范围,把更多的,以至于所有的华语社区都纳入考察范围;二是扩大调查语体覆盖范围,即由以往的以书面语为主扩展到口语,最终实现“书面语+口语”的合理分布;三是扩大调查项目覆盖范围,从“传统”的词汇考察扩大到华语各个构成要素及其使用的各个方面;四是扩大调查内容覆盖范围,由显性的发展变化(如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扩展到隐性的意义、用法等的相互影响及其变化⁵³;五是扩大时间覆盖范围,主要是从“以前”(包括“不久以前”)扩展到“当下”以至于“未来”,这样既可以把“实时”的融合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又能使相关研究由“描写”延伸到“预测”。

以上各项虽然划分的角度不完全一致,因此难免略有交叉,但是总体上各有所指,合而构成超出已有的一个更大范围。

另外,与以上各个“扩大”直接、甚至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扩大”,这就是扩大研究者的来源范围,具体而言就是除中国大陆的学者以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不同言语社区的当地语者加入,这一点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扩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是“加深”。具体而言,不是简单的有无对比,而是更加全面、细致、深入的调查与分析。比如,洪爽指出²⁵,有些词语在进入港式中文后,容易对其产生影响,而有些则不容易;就前者而言,不同词语的影响程度也有大小之别。²⁵很显然,这就是一个把观察与分析引向深入的角度和方面,而这样的角度和方面并不具有唯一性,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以推动研究不断深化。

2. 立足于历时层面的事实发掘

这方面实际上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上文已经作过初步介绍,比如邵敬敏、刘宗保通过对大量例词的分析,归纳了“典型社区词→准社区词→跨社区词→泛社区词→一般词语”这样一个渐变的连续统⁸。此外,像汤志祥归纳的“开始进入-已经进入-融入”三个层级³⁸、刁晏斌总结的“引用-自用-化用”三个阶段¹⁸,也提供了进行历时考察的模式和路径。然而,立足于历时层面的华语融合事实发掘却做得很少,除了上文介绍的以及本文作者做过的一点²²外,别的就很少能够见到了。

按本文上一节的分类,立足于历时层面的华语融合事实发掘大致有“部分”和“整体”这样两个由小到大的范围,前者是某一言语子社区中某一或某些语言现象由于受其他言语子社区的影响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或者是从多到少、从有到无,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而后者则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同样的调查研究。

我们在当代汉语研究中一直秉持“开始做”和“接着做”的理念,前者主要是指敏锐地抓住某些新的语言现象,进行起始性研究,来探究其基本内涵与特征等;而后者则是对某些现象进行跟踪性研究,以把握其发展变化。⁵⁴其实这一理念也同样适用于华语融合的研究,特别是“接着做”直接就构成了历时性的研究。以上介绍的不少成果都属于开始做,而类似的例子再如,郭文靖调查了来自台湾的“咖”类词登陆大陆后的发展轨迹,分为初登大陆阶段、关键发展阶段、蓬勃扩大趋势三个阶段,最后讨论了其语义变化、组合的能产性以及多音节化表现⁵⁵,由此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此类词语引用、自用和化用三个阶段的发展全过程。接着做的例子,如刁晏斌比较了海峡两岸虚义动词“搞”的使用情况⁵⁶,指出其在台湾一是使用频率很低,二是基本属于贬义词;几年之后,刁晏斌重新对两岸“搞”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一是台湾“搞”的使用频率大增(比如仅在近十年的联合知识库中检索到含“搞”的资料就多达54780笔),二是贬义性使用虽然居多,但是褒义用例也很常见,可以说已基本实现为中性义。两点之间的对比显示,两岸民族共同语正在由差异走向融合。⁵¹另外,刁晏斌还把对“搞”用法的调查扩大到其他华语区,列举了香港、加拿大、美国、法国华文媒体中“搞”的非贬义用例,可以视之为“扩展性的接着做”。³⁵

历时对比考察除了能够发现一些现象由差异到融合的变化外,有时还能揭示某些现象由“浅融合”到“深融合”的变化。比如,石定栩等谈到港式中文与标准汉语在被动句上的差别,其中第二点是表达贬义的一般只用“遭”,表达褒义(含中性义)的一般用“获”。⁵⁷刁晏斌对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以“获”为被动标记的“获”字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对比调查⁵⁸,结果显示,普通话中数量不多,形式简单,基本处于“引进”之初的状态;时隔几年,刁晏斌又对“获”字句进行调查⁵⁹,发现近几年用量持续增加,形式也有新的变化,初步具有了“融入”的表现。⁵⁹

历时的调查分析必然把华语融合研究由“描写”引向“预测”,从而开启融合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王晓梅、张欣怡就此指出:“在目前华语融合的阶段,各个子社区之间的互动加强了,普通话、华语和国语之间的影响加深了,那么不同标准变体的走向如何是语言预测的重要内容。”⁶⁰文章基于以上认识,重点讨论马来西亚华语社区与普通话社区的共时融合与历时预测。这个问题虽然理论性很强,但一定要立足于当下的语言事实,王、张的文章就是如此;再如邓思颖指出,随着各地华人频繁交往、资讯和网络通信发达,还有普通话在全球华人社区地位的日益重要,对全球华语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预见,及物动词的“扎根”最终能成为大华语普遍接受的语法特点,相信这并不遥远。⁶¹

在我们建构的“全球华语史”中,融合仍为华语研究的两翼之一,而以上研究无疑属于这方面的直接积累。

3. 对“难融合”“不融合”现象的调查分析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也已经起步,但是步子还可以迈得再大一些。邹贞指出,在社区互动中,哪些社区词容易被其他社区吸收,哪些社区词较难被其他社区吸收,吸收或不吸收的原因和规律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并不充分。⁶²该文以目前尚未被大陆普通话吸收的台湾社区词为考察对象,总结概括它们的特点,并分析其不易被普通话吸收的原因。文中列出的几类不易被吸收的词语包括完全等义词、词义透明度差的词语,以及使用频率低的缩略词语等。在此之前,郑启平谈到,大陆缩略语中最使台胞难以理解的是以数字领头的,如“一看二帮”“三热爱”“四无限”“五位一体”“六个优先”等,在我们看来,“难以理解”的,往往也就是难以融合的。¹⁹杨华也列举了一类“不大可能被普通话吸收”的港台与大陆对比词,对其原因的解释是“大陆词语中存在着这一类港台词语的同义形式,而大陆词语无论是形、音、义方面,还是流传的范围、使用的频率方面,都占有优势。”⁶³郭熙认为,新马华语与普通话词汇中有一类是“无法协调的”,它们主要是各自社会所特有的词语,就新马一方来说,这样的词语如“敦、丹斯里、拿督、准拿督、太平局绅、跳飞机、娘惹、巴刹、干巴刹、罗厘、香蕉人、固打制、巴冷刀、拥车证、组屋、卫星调解站”等。⁶⁴这样的词语恐怕也是难融合甚至不融合的。⁶⁴

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更大、更多的努力:其一,由一点到多点、从部分到整体,即可以先对两个言语子社区进行互相对照式的研究,然后再向多点铺开,最终达到更大的范围;其二,跟其他一些研究相结合,比如“社区表达系统”⁶⁵研究,由此而在更大范围内对其进行考察;其三,关注难融合或不融合现象的历时发展,华语融合是一个历时的过程,而前者同样也可能是一个历时过程,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一是难融合或不融合本身就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二是随着双方或多方交流交往的密切,以前的不可能也许会成为现在或将来的可能。

(二)以理论探索为主的研究

李行健指出¹²,两岸语言的融合,已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理论所讨论的融合,在语言学上是一个新课题,因此要加强对融合的研究。¹²对这样一个新课题,一方面要强化事实的发掘与梳理,另一方面自然就是要加强理论探索。上一小节谈及前一方面,以下再讨论后一方面。

华语融合问题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可以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探索。在研究中如何界定融合,融合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在融合与不融合之间的大量中间状态如何描写,这都是未来需要具体研究的问题。³⁵其实,能够提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以下作一举例性说明。

1. 融合度

“融合度”是一个在语法及语义等的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而我们所见,与本论题相似度最高的同一概念最早由孙德金提出⁶⁶,他把文言语法系统设为A,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设为B,把A系统中的语法成分在B系统中的相融性表现称为“系统融合度”。系统融合度建立在成分间的对立程度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级:高融合度、中融合度、低融合度。⁶⁶差不多与此同时,立足于华语的融合度概念也由李行健在两岸语文辞书编委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¹²,而首次对这一概念进行集中讨论的,是仇志群¹⁶。他认为,提出融合度概念,可以构建一个解释的理论框架,探索从这一角度解释词语渗入和被接纳的条件及可能性。它虽然不能提供定量的参数,但可以作出阶梯式描写,展示融合度强弱的梯度。¹⁶他指出,“融合度”概念首先为观察处理两岸差异词提供了一个角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词语融合度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在融合进度上的不同;二是如果能做梯度式描写,融合度应是一个动态指标;三是融合度的强弱变化也有语言内部和外部原因交互影响的作用。此外,他还附带提到与“融合度”相对的概念“隔离度”,但是并未展开讨论。¹⁶邹贞认为⁴⁹,研究词语融合,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能够深入下去的角度,而融合度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融合往往不是由A到B剧变式的飞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⁴⁹建立“度”的概念,无疑有助于把握和分析上述过程以及归纳在该过程不同阶段的不同表现和特点。另外,邹文⁴⁹还谈及建立融合度概念给相关研究带来的一些便利,主要是可以区分与描述融合的不同层次、阶段和方式,另外文中还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融合度的判定标准、影响两岸词语融合度的主要原因等问题。⁴⁹

邹贞的文章⁴⁹是在笔者的指导下完成的,因此首先反映了笔者的基本观点和认识,而我们对融合度概念又明确了以下几点:其一,这一概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完全可以用之于全球华语各变体之间相互融合现象(不限于词汇)的研究之中;其二,融合度是一个静态的概念,更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可以用之于动态的观察和预测;其三,“度”本身是一个量的概念,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华语融合研究引向定量考察与分析,从而使之更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³⁵

在全球华语学的视角下,融合度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内涵的概念,已有的认识虽然涉及其中的一些方面,但远不是其全部,它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总体而言:第一,从“本体论”层面看,一是全面发掘其内涵,二是理解其意义和价值,具体包括对华语融合,以及全球华语学甚至于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和价值;第二,从“方法论”层面看,一是层级划分及其依据,二是如何进行量化处理,三是如何用之于具体的融合研究;第三,融合度是华语融合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真正弄清楚了,对整个融合问题或许也就“思过半”了。

2. 其他相关理论

当然,华语融合的理论远不止一个融合度。邵敬敏、刘杰指出³⁴,对不同名称的竞争与选择及其胜出原因的研究具有本体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双重的理论价值。³⁴上引李昱、施春宏提出的“词语互动”⁶⁷概念也具有比较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再如,上文谈到华语融合的预测,王晓梅、张欣怡指出⁶⁰,具体语法项目的理解度和接受度可以成为预测跨区语言融合的重要指标,文章根据普通话说活人对七类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结构的认知与态度来预测未来这些语法项目向普通话渗透的可能性。⁶⁰她们指出,以语言变体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为指标,测量不同华语变体之间的“距离”,可作为微观层面预测语言融合的指标之一;而宏观层面的语言融合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认同。⁶⁰这里不仅探究了华语融合的预测手段,而且还提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预测,而文中提出的“理解度”和“可接受度”,不仅与上述的融合度联系起来,同时也与上文讨论的难融合与不融合现象联系起来,可以作为考察和解释后者的一项指标。

如果说,以上问题直接属于“华语融合理论”的话,那么还有一些相关的探索会间接带来其他一些理论性的收获。例如,就上述难融合或不融合现象来说,刁晏斌比照方言核心词、特征词概念⁵²,提出“言语社区核心词”概念³⁵,用于解释为什么有些词只有差异而没有融合,并且指出可以在此基础上推而广之到“言语社区特征语言现象”³⁵,这样也就把视角从华语融合扩展到对华语整体构成及其特点等的认识和探索上。再比如,华语融合起于不同华语社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然而,正如华语融合并非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融合”一样,华语接触也不是接触语言学所研究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接触,但是无疑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由族语内部不同变体之间的融合事项,应该可以扩大传统接触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从而给它带来新的增长点。

上文对融合度的讨论已经涉及方法论问题,而这也是华语融合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谢永芳、张湘君就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⁵³,他们以华语社区“手机”一词的异称为例,立足普通话系统,引进社会科学“指标体系”研究模式,甄选三级共10项指标,采取客观、主观两种赋值计算法,比较测量这组异称词语的结构,用数据位次显示差异,以此对词语结构在华语社区异称选择竞争中的制约作用进行解析,其实也是从一个角度解释了词语融合的原因。⁵³再如,游汝杰通过比较不同地区用词的相同与不同,指出美国东部与上海的接近率是最高的,达到45.87%;其次是与台北的接近率,为43.54%。⁵这里的“接近率”是一个非常具有方法论内涵的概念,它与上述的融合度一样,都有助于把融合研究引向定量考察与分析的方向,因此极具方法论价值和意义。

结语

总体而言,华语融合研究已经起步,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具体成果与该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还很不相称,因而有必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认为,首先要对华语融合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对整个华语研究的重要性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这是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例如赵世举指出,全球华语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呈加速向心的发展,开启了由差异走向融合的进程。⁵⁴作为研究者,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以此为重要的研究增长点。苏金智、王立、储泽祥指出²⁴,差异与融合,是对立的统一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只研究差异,不研究融合,很难看清词语变化的方向。²⁴上述认识无疑非常正确,只是还不够普遍,更远未达成共识。

在全球华语学的视角下,如果按上文所述的“两翼模式”,则融合研究是全球华语研究的“半壁江山”,由此可以一方面了解和掌握华语的“实时”语情,另一方面更关乎华语进一步的发展与走向,所以至关重要。其中也包含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具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而这方面的归纳总结无疑会丰富全球华语学的理论。此外,如果从普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全球华语是一种独特的客观存在,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当今人类语言的一个独特样貌及其发展的一种特殊形态,仅以同一族语内部跨社区的融合而言,就能够给它的研究带来新的内容,而由此总结的规律、提炼的理论也必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价值。

除华语融合问题本身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由此引发的“次生问题”的研究。周清海指出³⁷,现代汉语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使现代汉语出现较大的变化。³⁷这一融合还没有固定下来,因此给语言研究和教学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³⁷应该看到,出现较大变化的当然不止“现代汉语”,而是整个全球华语,所以由此带来的上述新问题、新挑战更具全局性,比如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规划。郭熙就此指出⁶⁴,“各地华语之间并不能用同一个绝对的规范标准,应该在它们之间展开协调,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地华语趋同与存异以及双向互动问题。”⁶⁴赵世举表述更加直接:“华语的趋同大势为语言研究者和规划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中国作为华语的祖国和最大的华语社区,理应积极回应这项世界性的新课题,顺势而为,深化相关研究,开展力所能及的规划和协调,为促进全球华语协调发展、健康发展,积极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⁶⁸作为华语规划以及整个华语的研究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站位和意识。

最后,关于华语融合研究,我们特别强调以下五个均衡:一是差异与融合研究的均衡,二是“输入”与“输出”研究的均衡,三是词汇融合跟其他方面融合的均衡,四是双边(普通话与非普通话)与多边(涉及更多的华语社区)研究的均衡,五是事实发掘与理论探索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