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序渐进：华语本体研究的三种模式

摘 要： 从研究内容的选择性以及具体取舍出发，在循序渐进的视角下，探讨华语本体研究的三种模式 ：集中于各华语区差异及特点研究的单极模式、各华语区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并重的两翼模式、差异与融合相结合研究的一体模式。第一种模式下的研究还应继续进行、进一步拓展；第二种模式下的研究则应尽快开展，以弥补此前的缺失；为了应对华语现实语用中差异与融合相交织的复杂局面，第三种模式的研究也应尽早展开、同时进行。

关键词： 华语；研究模式；华语差异；华语融合

华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就前者而言，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应该不断地“顾后”与“瞻前”，前者指的是总结过往，而后者则是规划未来。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本文内容即在于此，从华语本体研究的“模式”角度切入，探讨其过去、现在以至于未来。这里的“模式”所指，主要是对研究内容的选择性，以及具体的取舍。以往的华语本体研究基本采用“单极”模式，现在则应加速向“两翼”模式的过渡，而最终实现“一体”模式。

下面，就对这一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单极模式

所谓“单极模式”，就是只以各华语区（主要是普通话圈与国语 / 华语圈之间）的差异为研究对象，这是华语本体研究从开始至现在的基本模式。套用一段时间以来比较“时髦”的表达方式，我们可称之为华语研究的1.0 版本。

单极模式的确立，肇始于华语的“变体观”。相关的表述时能见到，例如：

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是现代汉语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两种社会变体。¹

随着华语在全球各地日益通行，它与英语一样，也开始衍生各种地域华语变体。以过去属于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特区、新加坡华人为例，由于近百年来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加上华语与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以及外族语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并深受当地华人认同的华语变体自然产生。²

随着“变体观”被人们普遍接受，对华语的具体研究自然就以“变”为主。郭熙指出：“我们不能再忽略华语作为共同语在各地的变异形式。通过各地华语变异的研究，使我们已经有而且还会进一步有许多新的发现。”³ 至于“变”的判定依据，主要就是与普通话的不同，即“研究华语的变化首先应该以中国大陆主体华语为出发原点和观察原点”⁴，而这一点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比如，李宇明在讨论“大华语”时列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其中首先提到的就是其总体面貌如何，以及各华语变体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应用方面有哪些特点⁵。

综观近些年的华语本体研究，确实是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此。如王晓梅从三个方面对国外华语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首先即为“微观的本体研究”，具体包括“各地华语特征以及变异与变化”⁶ ；至于国内的研究情况，则更是如此 ⁷。上述研究内容的选择，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郭熙、雷朔就此指出：“海外华语的工具性，引起了既往海外华语研究对本体的关注。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多以寻找差异和特色为目标，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⁸ 时至今日，上述“以寻找差异和特色为目标”的研究虽然取得很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因此，相关研究还应加大力度持续进行，具体来说，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拓展：

一是拓展“语体”范围。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面语，而口语研究则有待展开。华语的书面语比较稳定，口语却是变化最大的，受当地不同语言的影响也最多⁹，因此，更应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二是拓展“要素”范围。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而语音、语法等都还很薄弱，需要“补课”并且不断加强。

三是拓展“内容”范围。以往研究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周清海就此指出两点 ：一是致力于寻找华语“变”了什么，却忽略了“不变”的部分；二是只注重各地华语“有”而普通话“没有”的现象，却忽略了普通话“有”而各地华语“没有”的现象⁹，因此，华语差异研究其实并不全面。以上两个方面应予以充分关注，并且在今后的研究中“纠偏”。

四是拓展“地域”范围。已有的华语差异研究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均衡，甚至存在一些“死角”。田静、苏新春举例性地指出：“已有的‘大华语’研究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华语关注较多，美国、加拿大华语常合并为北美华语一起讨论；而秘鲁华语暂未有人调查研究，秘鲁华人在居住国政治地位较高，与东南亚华人在居住国经济上富有而政治上缺乏影响力形成对比，因而值得探讨。”¹⁰

二、两翼模式

所谓“两翼模式”，就是在华语本体研究中，不仅注重各华语社区之间的差异及特点，还要关注它们之间“化异为同”的趋势和表现，即进行与上述“差异”研究相对的“融合”研究，最终达到二者并重、均衡发展。这一模式可以表述为“差异 VS 融合”。如果说上述单极模式是华语本体研究的 1.0 版本，那么两翼模式则可以称之为2.0 版本。

上引郭熙等学者的观点，认为以寻找差异和特色为目标是华语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阶段。新阶段的海外华语研究，应实现从寻找差异和特点的单一目标向拓展纵深的多元目标的转向⁸。我们认为，转向之一应该是由共时到历时，由“过去”到“现在”。在这个方面，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已经有所思考与论述。周清海指出：“1949 年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阶段，可以叫做现代汉语的分裂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是现代汉语的融合阶段。”¹¹ 这里虽然说的是现代汉语，但却着眼于现代汉语跟各华语区关系的发展变化，因此，他实际上说的是整个华语的分期。笔者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华语史，对相关发展演变事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对周先生的上述分期深表认同，同时也认为它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上述观点带给华语研究的启示是：

第一，“差异与特色”系由第一阶段的“分裂”而起、而来，二者之间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与适配性，可以说，华语的差异研究主要是针对分裂阶段的语言事实的；

第二，华语既然已经进入融合阶段，那么华语研究也应与时俱进，适时调整，转向同时注重融合事实的新阶段；

第三，如前所述，华语差异研究仍应努力，而融合研究更需加强，总体而言，华语本体研究应当差异与融合并重，由“单峰突起”进入“双峰并立”阶段，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翼模式”。

从现实的研究状况来看，上述“融合观”多为碎片化的零星表述，就我们目及所见，大多是以下这样的只言片语：

综观近些年全球华语发展状况可以看出，其正在由过去的点线流播，走向网状连通，内部的联系性更为紧密，并且正由过去的孤岛生存，渐向互动融合的方向发展。¹²

世界各地华语差异逐渐缩小，有互相融合的趋 势 。 ¹³

随着全球一体化与信息化，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之间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频度在发生着交流。汉语也随着这一潮流扩散到世界的每个角落。¹⁴

相关的事实梳理则基本限于个别“举例”的层次和范围，比如刘晓梅指出，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分别弃用“大哥大、手提电话”“行动电话、大哥大”“流动电话、随身电话”而改用“手机”¹⁵，以此说明各地华语的趋同表现。笔者也曾经调查了中国大陆 2016 年度流行语“洪荒之力”与“蓝瘦香菇”在各华语区的传播情况，用以证明普通话的对外传播及其对华语融合的贡献 ¹⁶（P326-346）。

相比于华语差异研究的丰硕成果，上述讨论和事实调查可谓少之又少，二者比例严重失调。总体而言，华语的融合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业已形成的重“变异”而轻“融合”的研究观念及取向所致 ¹⁷（P432-433）。事实上，有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发出呼吁：“全球华语以祖语国的普通话为核心，立足于当下，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呈加速向心的发展，开启了由差异走向融合的进程。作为研究者，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以此为重要的研究增长点。”¹⁸

要使两翼模式在华语研究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实施，并最终转化为研究实绩，我们首先需要“提高认识”，即认清为什么要进行华语融合研究。

首先，就总体的华语研究而言，融合研究正当其时。郭熙、雷朔认为，要重新认识海外华语研究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各区域华语的历史发展和现状，“海外华语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海外华语和普通话的关系、各地华语与源汉语方言的关系、各地华语与当地主流社会语言的关系，以及各种语言文明如何在接触中实现交流互鉴”⁸。在我们看来，华语融合正是它从过去发展到今天所呈现的“现状”，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上述各种“关系”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是各种语言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表现。因此，在新的华语研究目标下，融合研究应当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并且成为当前及今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和发展方向。

其次，就具体的华语研究而言，融合研究势在必行。这里指的是华语本体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历时研究方面，能使华语研究由“半程”到“全程”。如上所述，华语发展可以划分为分裂阶段与融合阶段，二者合一，才能构成其完整的历时过程，因此，如果只关心差异而不注重融合，那么充其量只是“半程”的研究，此其一也。如果没有差异，也就无所谓融合，而很多华语现象的发展走向都是由差异到融合，因此，“差异—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也构成了很多语言现象发展的全过程，此其二也。可以说，仅从以上两点来看，如果要进行全程式的华语历时研究，就必须是差异与融合同时并举、比翼齐飞。此外，我们曾把华语融合现象分为三“态”：已经完成的变化、正在进行的变化和可能的发展变化 ¹⁶（P299），这当然也是一种历时的划分。其中，可能的发展变化则把华语融合研究从“现实”引向“未来”，即“预测”这一领域。其实，华语发展预测也是华语历时研究的应有之义，有研究者就此指出：“在目前华语融合的阶段，各个子社区之间的互动加强了，普通话、华语和国语之间的影响加深了，那么不同标准变体的走向如何是语言预测的重要内容。”¹⁹

二是共时研究方面，能使华语研究由“片面”到“全面”。赵敏指出：“各区域华语之间的比较，不能抛开‘相同’或‘趋同’的这一基本面，不能只关注差异之处，更不能人为放大差异之处。而要在‘相同这一大的基本面之上，客观地比较差异。这样才能使大华语研究向心式发展。”²⁰ 在华语本体研究中，“人为放大差异之处”的做法并不鲜见，这自然会造成研究结果一定程度的“失真”，其中就可能包括对诸多融合事实的忽略或无视；即使是那些比较客观的研究，也有可能因缺少融合视角的观察而得出不完全客观的结论。比如，有研究者指出，新加坡华语、马来西亚华语、中国台湾地区现代汉语中常见的“帮忙＋NP 对象”等结构，是当前现代汉语普通话所没有的²¹。实际上，如果立足于华语融合，也能看到普通话与之趋同的某些表现。比如，通过对BCC语料库的检索，可以发现，“帮忙”带宾语现象在微博中就比较常见，如“帮忙孤老和孤儿、帮忙订货会的事、帮忙阿爸早日戒赌、帮忙事主到公安局报案”。也就是说，至少在网络世界的微博语言中，“帮忙＋ NP 对象”现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较大范围内的融合。同时，在报刊等现实媒体中，偶尔也能看到类似用例，这或许也透露出该融合现象进一步发展的某些迹象。例如：

（1）义务扫雪替人买菜服务邻里 热心老夫妻帮忙别人快乐自己（《鹤城晚报》，2010-12-16）

（2）少年想回家　谁能帮忙他（《厦门日报》，2011-01-11）

以上主要是就语言事实的调查与梳理而言。其实，华语融合研究还有另外一个维度，这就是理论的追求与目标。在全球华语学的框架下，华语融合不仅包含无比丰富的语言事实，同时也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就后者而言，比如怎样界定融合，其判定标准是什么，在融合与不融合之间的大量中间状态如何定位、怎样描写 ²² ；再如“融合度”、融合的条件及过程、全球华语史视角下的融合问题等 ¹⁶（P288 －297），都有待于在事实发掘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讨，而由此也自然彰显出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为什么要进行华语融合研究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应该怎样进行研究了。如前所述，本文所讨论的“模式”侧重于研究内容的选择性以及具体的取舍，因此，下面仍从这一角度展开讨论。

关于华语融合研究，语言事实的调查与梳理是重中之重，在这一方面，我们初步的构想是实行“三步走”战略。依据我们对全球华语普通话圈、台港澳国语圈、海外华语圈的“三圈”划分 ¹⁶（P26），其具体内涵大致如下：

第一步，进行普通话与国语 / 华语圈某一具体变体之间的对比调查研究。这方面，此前普通话与港台语言的融合研究虽然稍具规模，但是犹有所待；至于各海外华语区，则几乎尚未涉及，因此，亟待收获“第一桶金”。

第二步，普通话圈与国语 / 华语圈之间较为全面的整体性对比调查研究，即在更大的范围内对华语融合事实进行调查、梳理、分析，由此把握华语融合的基本事实与总体面貌，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与未来走向。

第三步，进行更多区域之间的多点对比调查研究，掌握更多的具体事实，并且在这一基础上，朝不断深化与细化的华语融合研究方向发展。

三、一体模式

如前所述，两翼模式强调的是把差异与融合作为两种各自独立、相互对立的现象，来进行二者并重的研究，即针对以往重差异而轻融合的实际，而强调后者的重要性，希望最终能够实现华语本体研究的均衡发展。可以说，这实际上是把二者相互剥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立的研究模式。不过，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是，华语的差异与融合现象并非截然分开或对立的，相反在很多时候是相互交织、结合，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这样一来，上述剥离式或对立式的研究就会显现出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华语本体研究还可能而且也应该循序渐进，发展到第三种模式，这就是把差异与融合现象结合在一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融为一体进行考察、分析的“差异＋融合”研究。这可以称之为华语本体研究模式的3.0 版本。

一体模式的提出依据，是在于华语现实语用中差异与融合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差异到融合。郭熙认为，华语总的趋势是趋同，各地华语的差异会越来越小²³。这实际上就是由差异到融合的发展，关于这一点，上文已有所论及。具体来说，由差异到融合大致包括三种情形：一是某一形式或用法从无到有，比如，普通话一方面从国语 / 华语圈“引进”大量新词语，另一方面也向后者“输出”不少新词语²⁴，前者造成其在普通话中的从无到有，而后者则造成其在国语 / 华语圈的从无到有。二是某一形式或用法从有到无，如刘晓梅曾提到的在新加坡“流动电话、随身电话”被“手机”所取代¹⁵。三是某一形式或用法内部的变化与调整，如普通话“品质”现在多表示“物品的质量”义，而“太”表示“很”义的使用范围也有所扩大²⁵。

第二，差异与融合相互交织。这种情况比上一种更加复杂，它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差异中有融合，即总体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是某一局部发生融合性变化。比如，一般的两岸词语对比工具书都把台湾的“飞弹”与大陆的“导弹”列为同义相对词，这可以认为是二者的差异。不过，时至今日，双方都有相互靠拢的表现：我们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在台湾联合新闻网调查近 10 年来二者的使用数据，“飞弹”与“导弹”的数量之比是 5652 ：1165 ；而在大陆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二者之比为 129 ：16385。由此可见，两岸在“飞弹”与“导弹”的使用上仍以差异为主，同时，台湾地区向大陆靠拢的趋势明显，大陆也并未完全排斥台湾形式。这就是整体差异中的局部融合表现。二是融合中有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完全融合，比如，周清海举过这样一个例子：“领导”以前在新马地区只有动词用法，后来受普通话影响，出现了“他是我的领导”这样的表述形式，但是演讲词开始的“各位领导”在该地区仍然不用²⁶ ；另一个是融合后又有新的发展，从而造成新的差异，比如，普通话中表示“再见”义的“拜拜”来自港台地区，但在引进之后，其意义范围不断扩大，可以表示“与人断绝关系、不再参与某事、不再使用原有的东西”，以及“告别、离开或结束、消失”等义 ²⁷（P257-258），而其中的一些意义在港台语言中却难以见到。

总的来看，如果说两翼模式更多的是立足于宏观的话，那么一体模式则更多地着眼于微观，因为在很多具体现象中，差异与融合并存，并且具有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唯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对某一现象的完整考察与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从研究内容的选择性以及具体取舍的角度，讨论了华语本体研究的三种模式：集中于各华语区差异及特点研究的单极模式、各华语区差异与融合现象研究并重的两翼模式、差异与融合相结合研究的一体模式。这里就上述三种模式再强调三点：

第一，虽然我们采用了从 1.0 到 3.0 三个版本来比喻这三种研究模式，并强调三者之间具有循序渐进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并非递相替代，即后一模式的产生意味着前一模式的退隐。

第二，就当下的华语本体研究而言，三种模式可以而且应当并存并用，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把三者予以有机整合，则构成华语本体研究的最大覆盖面。

第三，如果一定要在三种研究模式中分出主次轻重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当前及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应当以华语融合的研究为主，这样一方面与“融合时代”相匹配，另一方面也是弥补以往研究的欠缺，进而实现均衡发展；至于一体模式，则可能会在前两种、特别是第二种模式下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后，获得更大的实施和发展空间。

周清海指出：“在华语走向全球的时期，也正是普通话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的时期。普通话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使普通话出现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语言研究和教学带来新的挑战。”²⁶ 我们对此的认识是，普通话和各地华语相互融合，不仅使普通话产生较大变化，同样也使各地华语产生较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最主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趋同，就是由差异走向融合。因此，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华语本体研究应尽快实现转向，由单极模式的 1.0 版本，转向两翼模式的 2.0 版本，再到一体模式的 3.0 版本，从而实现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效益的扩大化、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