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这是作者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系列研究的第三篇论文，在前两篇论文所讨论各种事实的基础上，文章以《全球华语大词典》为例，从有标记形式、无标记形式和配例三个方面，分析其释义中存在的相关不足与缺陷。文章提出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以及一个需要面对的挑战，前者指如何处理华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之间的关系，给出的建议是“若即若离”; 后者是怎样确立一个合理的、可行的释义模式，从而能够准确呈现华语词义的特点。

关键词 华语 普通话 词义 词典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隐性差异”，是李行健( 2013)¹ 着眼于海峡两岸词汇差异的“显著”程度及相关词典释义等的不同所提出的概念，与之相对的是“显性差异”。后者指的是人们容易感知、对比释义也较简便的差异，如同名异实、异名同实、一方特有词语等; 前者则指那些比较复杂、也比较隐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义项、色彩、搭配、使用频率、方言和异形等方面。之后，徐复岭( 2014a)² 又对隐性差异进行了重新界定，统称为“同形同义异用词”，并归纳为使用范围不同、搭配对象不完全相同、语法特点不同、文化附加义不同、色彩附加义不同，以及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不同等六种类型。我们把上述概念用于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对比研究，由此完成了两篇论文: 《论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2021a，以下简称《论》)³ 和《再论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隐性”差异》( 2021b，以下简称《再论》)⁴ 。

在《论》中，我们首先指出，就华语与普通话的词汇对比而言，真正普遍存在的是各种隐性差异，因为它们的显著度不高，甚至在一般情况下隐而不显，所以受关注程度不高，研究成果也较少，因此亟待加强，而这也必将成为全球华语词汇对比研究中一个新的增长点。另外，我们还提出了认定隐性差异的基本标准: 一是典型的、已入典的词，具体的判定依据是《现代汉语词典》( 以下简称《现汉》) 第7 版和《全球华语大词典》( 以下简称《华语》) 均已收录; 二是《华语》中均未做使用地域标注，这表明它们在词典编纂者( 其实也代表一般研究者) 的认识中都属于华语通用词; 三是以上两部词典的释义均一致或基本一致( 只做个别字词等的增减或调整) ，这表明《华语》的编纂者不认为其意义在华语与普通话之间存在差异; 四是语料的检索结果显示，都有不低的使用频率，基本都属于常用词范围。

以上四点中的前三点其实已经说明，华语词汇与普通话的各种隐性差异与相关词典之间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可以且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观察各种隐性差异，当然也可以由后者来反观前者某些方面的得与失。已完成的两篇论文基本都属于在前一方面所做的工作，而本文则立足于后一方面，由隐性差异入手，来考察与分析华语词典释义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再论》中，我们进一步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隐性差异是在长期使用中积淀下来的相对稳定的意义和用法，有别于使用频率较低的临时语境义和临时修辞用法，所以越是常用的词语，其意义和用法往往越复杂，在两区或多区之间存在隐性差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并且实际上业已存在的隐性差异也确实很多; 第二，隐性差异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的具体表现，大致包括有无之别、范围大小之别以及程度高低之别; 第三，相对于显性差异，在华语词汇及其对比研究中，隐性差异更值得注意和重视，这主要是因为其大致涵盖了词汇及其使用的各个方面，具体的差异事项众多，以及相关的研究目前少之又少。另外，《再论》还讨论了隐性差异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其中涉及华语工具书及其编纂，并以《华语》的释义为例进行了说明。比如“配套”，上述两部词典都只列动词义，但是华语中此词经常用为名词，而该词典对此却没有反映。在“隐性差异观”下，《华语》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不变应万变”，即把大量的含有某种隐性差异的词语当作华语通用语，沿用或基本沿用《现汉》释义，由此就在一定程度上“抹煞”了实际存在的各种差异，并因此而给出一些不准确、甚至不正确的信息。

限于篇幅，上述两篇论文对《华语》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讨论得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因此上述结论的依据也就不够充分，故此问题还有进一步调查与证明的必要，而这也就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动机与缘由。

本文中，我们以目前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华语》为对象，来进行相关问题的考察、说明与分析。该词典出版于2016 年，为了便于进行合理对比，我们使用出版于 2012 年的《现汉》第6 版作为比较对象。⁵本文沿续前两篇论文的提法，所说的“华语”主要是指马来西亚华语。我们认为，马来西亚华语在全球华语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因此非常值得且应花大气力进行更加充分的研究。

二、《华语》释义的不足之处

我们认为，《华语》中存在的与隐性差异相关的不尽人意之处，主要表现在释义方面，所以我们主要从这方面着手来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

《再论》中，我们引用张志毅、张庆云( 2000)⁶ 在讨论义位时所用的一组基本概念，来重新认识与界定隐性差异的性质及范围，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陪义”和“义域”，前者大致与传统语义学、词汇学所说的“色彩”相当，是义位的附属语义特征，包括属性陪义、情态陪义、形象陪义、风格陪义、语体陪义、时代陪义、方言陪义、语域陪义和外来陪义等; 后者则指义位的量，是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具体包括大小域、多少域和语用域。我们认为，上述概念及其分类的具体所指基本都属于隐性差异范畴。

《现汉》中，对上述各种陪义，很多都采取“有标记”形式加以明示，如三角括号加简称，圆括号加简短说明等; 至于不同的义域，则多为“无标记”形式，一般情况下不做具体说明，这大概与《现汉》默认的读者群是“普通话语者”有直接关系。针对以上两种不同情况，我们在下文首先据此分类，对二者分别进行调查分析。此外，配例是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我们也单独立类进行讨论。

( 一) 有标记形式的释义

冯海霞、张志毅( 2006)⁷ 总结归纳了《现汉》第 5 版所集中标注的情态、语体、时代、语域、方言和外来六类陪义，其中隐性差异表现最充分、《华语》释义中问题也最集中的是前三类，且这三方面的问题几乎都与受《现汉》释义影响有直接关系。《现汉》中以标记形式为有些词加注了陪义，《华语》对此多有沿用，而由此就造成问题，因为华语实际使用并不支持该陪义，从而使得释义不准确甚至不正确。

1． 情态陪义

冯海霞、张志毅( 2006)⁷ 共列出了16 类情态陪义，即褒义、贬义、敬辞、谦辞、委婉避讳、骄傲、客套客气、惋惜、喜爱、亲昵、厌恶憎恶、轻蔑鄙视、讥讽嘲笑、戏谑、斥责、詈骂，《现汉》一般都以括注的形式标明。上述 16 类陪义中，数量较多的是褒贬义，以下就先以此为例进行说明。

《华语》有时注意到华语与普通话词语在情态陪义上的差异，并在释义中加以反映，如“一小撮”的释义是“数量词。指很少的量( 用于人时含贬义，在新加坡等地是中性词) ”。按，《现汉》各版均未收“一小撮”，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1 版收录，但未加注陪义，从2010 年第2 版起加注陪义，即“可用手指撮取的一点 ，形容为数很少( 用于人时含贬义) ”。两相比较，《华语》关于“一小撮”普通话情态陪义的标注或许来自《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 版，而这完全符合普通话实际使用情况; 加注“在新加坡等地是中性词”，则说明华语与普通话有所不同，即存在隐性差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

我们在《论》中讨论了“毙命”一词，此词《现汉》第 6 版释为“丧命( 含贬义) ”，《华语》的释义是“丧命; 死亡( 多含贬义) ”。后者虽然在括注中增加了一个“多”，似乎是增加了一些相对性，但是仍然与事实不符: 华语中，“毙命”属于相当典型的中性词。我们曾就此做过一项简单的调查: 在马来西亚著名华文媒体光华网的近 400 万字语料中，共有“毙命”用例65 个，全部用于中性的表达，如下例:

瓜拉古楼一名独居中年华裔男子，疑爬上屋顶维修屋顶时失足或病发暴毙，毙命约 3 天后在今日才被发现。( 2019 04 09) ⁸

也就是说，华语“毙命”一词与普通话存在隐性差异，表现为情态陪义( 贬义) 的有无之别，《华语》本应反映这一差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排除《现汉》释义“干扰”，去除其括号加注的陪义，或者是另做相关的说明( 详下) 。

以下再举一个讥讽类情态陪义的例子。

“道貌岸然”《现汉》第6 版释义为“形容神态庄严( 现多含讥讽意) ”，《华语》则为“形容神态庄重，一本正经的样子( 现多含讥讽义) ”，后者完全沿袭《现汉》的情态陪义。然而，“道貌岸然”在华语的实际使用中，与普通话并不完全相同，很多时候并不含讥讽义，例如:

前马青总团长翁诗杰……道貌岸然地指出《大专法令》的矛盾之处: “……一方面大专生应该参与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大专院校却以《大专法令》约束他们。( 马来西亚独立新闻在线 2005 10 06)

第五任首相阿都拉上台以后，道貌岸然誓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在掌权后两个月内成立了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委员会，展现其欲清除警察部队肿瘤的决心。( 同上 2005 12 03)

不仅马来西亚华语，新加坡华语也是这样，后者的用例如:

美国选民现在莫不将戈尔与小布什作一比较，戈尔政治经验丰富，小布什处事灵活; 戈尔显得一本正经、道貌岸然，小布什则具有亲和力; 戈尔得到下层贫民、少数族裔及黑人的支持，小布什似乎受到中产阶级以上人士的青睐。( 《联合早报》2003 07 20)

上述事实说明，“道貌岸然”在两地的具体使用中也存在隐性差异，《华语》不应完全沿袭《现汉》的陪义标注，而应将其去除，或者是比照前述“一小撮”的标注形式，说明其在普通话中多含讥讽义，而华语中有时不含此义。⁹

2． 语体陪义

语体陪义方面，《现汉》的显著标注形式是加“〈书〉”或“〈口〉”，前者指用于书面语体，带有文言色彩，后者则说明属口头语体，带通俗色彩，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前者。华语与早期国语具有更高的一致性，保存了大量该阶段的词义和用法，而这些在普通话中则趋于萎缩，甚至退隐。我们所见，有不少研究成果都不同程度地提及这一点，比如周清海( 2008)¹⁰ 指出: “1949 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各地华语又受到不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同，和大陆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异。”

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现汉》根据普通话的实际，对某些词语的语体陪义做了“〈书〉”的标注，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华语》在很多释义中也沿用不改，则与华语的实际使用情况不符，从而造成释义“失真”。

例如“福祉”，《现汉》第 6 版的释义是“〈书〉福气; 幸福”，《华语》则是“〈书〉幸福; 福气: 发展经济是为了人民的～”。两相比较，后者只是颠倒了前者的顺序，另外又加了一个配例。我们认为，这个例子倒是能够反映华语实际，因为此词基本属于［－书］的中性词，但是这样一来它就与前边加“〈书〉”的陪义标注相抵触了。

华语中，“福祉”多为不具有明显书面语色彩的一般性使用，例如:

他说，政治应是为人民带来福祉与提供更好的，而不是大开倒车。( 2018 11 22)

土著团结党主席兼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希望柔佛州务大臣撤换后，州政府能顺利运作及专注在州内发展，照顾人民福祉。( 2019 04 14)

再如“聆听”，《现汉》第6 版释义是“〈书〉听: 凝视～ | ～教诲”。《华语》为“〈书〉听: ～指教”。后者把前者第二个配例的“教诲”改为“指教”，似乎说明其编纂者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此词在两地的差异，但根本问题是后者依然沿用了前者的陪义标注。

以下在华语中的用例均看不出“聆听”具有“〈书〉”的陪义:

他披露，早前在聆听今年未能获得该奖学金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后，认为政府应该履行承诺，即继续为这批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到海外深造。( 2016 03 27)

该项汇报会是周日早上 10 时于该公居民会所展开，现场可见逾 50 名关心后山发展计划的居民踊跃出席聆听，且来自朝野政党的 4 名丹绒武雅区候选人坐在前排聆听。( 2018 04 29)

3． 时代陪义

《现汉》给一些义位标注了“古代、早期白话、旧时、旧指”等信息，这就是其时代陪义的标记形式。上文我们简单提及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以及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即普通话的差异，而《华语》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一点，由此造成一些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时代陪义的标注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所以更应引起注意。

黄妙芸( 2010)¹¹ 在讨论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的“同形异用词语”时，列出“废弃与沿用”一项，指出有些词语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汉》等语文工具书中，被注明是“旧称”，早就废弃不用，并为新词新语所取代，但至今仍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用。文中列举了“哀启、得直、店东、过堂、回教、回教徒、回教堂、农夫、女佣、泣谢、书记( 办理文书及缮写的工作人员) 、堂费、通译、同僚、邮差”等例词，并且认为“这类词语已成为马来西亚华语词汇同普通话词汇的区别性标志”。

以下我们就从黄文所列举的例词中选取若干个加以考察说明。

在这方面，《华语》有些释义注意到了两地区别，比如“同僚”，《现汉》第6 版释义是“旧时指同在一个官署任职的官吏”，而《华语》则为“同在政府部门任职或在同一个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的互称”。后者释义时把时间陪义去除，这是符合华语实际的。¹²再如“邮差”，《现汉》第6 版释为“邮递员的旧称”，而《华语》则只释为“邮递员”，另加说明“用于港澳台新马等地”。与此相同的还有“回教、回教堂”等。然而，就目前所见，这种情况并不太多，《华语》更多的是沿袭《现汉》的时间陪义标注，从而造成其与华语实际语用情况不符。

比如“农夫”，《现汉》第6 版释义为“旧时称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子”，《华语》则为“旧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男子”。但是，此词在华语实际语用中仍然使用，例如:

亚依淡有农地，三不五时有农夫将农作物带到巴刹售卖，所以亚依淡可说是个自供自足的城镇。( 2016 02 02)

据悉，槟州共有 1 万 2000 公顷稻田，涉及 5500 名农夫，政府每英亩稻田津贴 2800 令吉。( 2018 08 31)

“过堂”《现汉》第6 版释为“旧时指诉讼当事人到公堂上受审问”，而《华语》是“旧指诉讼当事人在公堂上受审问”。此词在马来西亚华语中有一定的使用频率，在光华网语料中使用了110 次，如果与以下几个词的使用频率相比，实在不算太低: “审问”5 次，“审判”31 次，“审理”76 次。此词也是在华语实际语用中仍然使用的，例如:

被告与其他两名“伊斯兰国”成员，涉及蒲种酒廊袭击案和意图袭击新山娱乐场所及华人神庙的案件，将于本月 28 日过堂。( 2016 09 09)

主控官西蒂阿丽娜基于需要等待死者的解剖报告及化学报告，要求推事择日让被告过堂。( 2017 08 30)

按，后例中的“推事”也存在上述问题: 《华语》也基本沿袭了《现汉》第 4 版及以前各版的“旧时法院的审判员”。¹³

此外，《华语》中还存在与此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兼差”，《现汉》第 4 版释为“旧时指兼职”，从第5 版起取消上述时间陪义标注，根据名、动两种词性分列两个义项，均释为“兼职”; 而《华语》则加标，释为“旧指兼职。用于港澳新马等地”。由此，就带来了一个矛盾: 既然是“旧指”，那也就不属于现在的用法，自然就与后面明确指出的“用于港澳新马等地”相抵触。查《华语》的前身《全球华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2010) ，该词释义与《现汉》第5 版及以后各版基本一致，释为“义指兼职”。似更为恰当。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此词在马来西亚华语中仍然使用，例如:

后来我也陆续在一些家庭生日会中兼差小丑好几次。过后这副业也渐渐地变成我的正业。( 《亚洲时报》2017 02 23)

刘男频称酒醉外宿友人家，也说早上兼差殡葬业、晚上正职男公关。( e 南洋 2017 08 09)

( 二) 无标记形式的释义

以上讨论的是以有标记形式明确标注陪义的词，另外在上述两部词典的释义中，还有很多词未做这样的标注，但实际上在具体使用中仍有陪义以及义域等方面的差异，此时华语词典如何处理，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¹⁴

1． 情态陪义

上述两部词典中，有一些在情态陪义方面有差异的词语未做相应标注。比如“亲临”，黄妙芸( 2010)¹¹ 指出，其在普通话是褒义，属尊敬用词，用于上级、长辈亲自到某处，而马来西亚华语无此分别。此词《现汉》第6 版释义是“亲自到( 某处) : ～其境| ～现场| ～指导| ～抗洪前线”，《华语》则是“亲自到( 某处) : ～现场| 省长～灾区指导抗旱”。普通话中“亲临”的上述褒义通过《现汉》第6 版释义中的“亲自”以及配例可以基本体现出来，而《华语》也照搬这两个要素，但与华语的实际使用情况有一定的距离。例如:

为了完成这个心愿，我就远赴祖地江苏无锡梅里向老祖宗禀报，并带了总务汉基，亲临了梅里泰伯庙、无锡新区锡山泰伯陵、江阴申港季子祠、丹阳市延陵镇九里季子庙，以及常熟市仲雍墓。( 2016 04 19)

一触即通优惠卡只限槟州子民及在槟州工作的外州人士，亲临槟城大桥公司销售柜台购买。( 2018 08 14)

前例“亲临”用于自己，与一般褒义用法明显不同，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此处并不含有这样的陪义; 而后例中用之于普通的“子民”和“人士”，大致也可以进一步印证前一例所反映的事实。

不过，陪义方面，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多，而义域方面则比较多见。

2． 义位的意义范围: 大小域

如前所述，与隐性差异相关的，除了各种陪义外，还有词的义域，即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华语》释义有时也未能反映两地词语与此有关的隐性差异。

以下先讨论义位的意义范围，即大小域。

大小域主要是指义位的适用范围有别。比较多见的一种情况是，华语某一词语的适用范围大于普通话，能在更多的场合下或语境中使用，而《华语》对此却缺少明确的说明，未能指出华语与普通话的区别。

比如，《再论》中讨论了“人士”一词，此词《现汉》第 6 版释义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 民主～ | 各界～ | 党外～ | 爱国～”。《华语》的释义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影响的人物: 知名～ | 民主～ | 各界～”。普通话中，“人士”长期以来基本都在上述释义范围内使用，而华语却并非如此。汪惠迪( 1999)¹⁵ 《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以“人”来对释“人士”，并且在“说明”中指出，“新加坡‘人士’的使用范围相当宽，不论有无社会影响，也不论是否需要用尊称，都可以用‘人士’，几乎到了无‘人’不是‘人士’的地步……香港台湾地区、马来西亚也这样用”。汪先生所述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完全相同，由此看来，《华语》释义显然不够准确，未能反映华语此词的内涵特点及其与普通话的差异。

再比如“表扬”，《现汉》释为“对好人好事公开赞美”，《华语》则为“对好人好事公开称赞”。我们曾经调查过台湾地区“国语”中此词的意义和用法，结论是“表扬=表彰≈表奖≈奖励”，也就是“表扬”经常与普通话的“表彰”“表奖”和“奖励”构成同义词。( 刁晏斌 2017)¹⁶ pp. 333-336 根据实际的语用情况，上述“表扬= 表彰≈表奖≈奖励”还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表达，即“表扬≈表扬+表彰+表奖+奖励”，而这大致就可以说明“表扬”一词的意义范围。我们在《论》中已经证明，华语中“表扬”的使用情况与台湾地区“国语”完全相同，但是《华语》的释义却并未反映此词的两地差异。这样的差异性用例如:

由 ntv7 主办的《2017 金视奖》今晚于实达阿南会展中心举办，并颁发 37 个奖项表扬本地出色的电视作品。( e 南洋 2017 05 21)

今日的仪式上有 103 人获卡利颁发表扬奖状，除了警务人员，还包括 19 名公众人士与媒体从业员。( 同上 2019 07 14)

3． 义位的使用范围: 伙伴域

这里的伙伴域，按冯海霞、张志毅( 2006)⁷ 的说法，是指义位组合搭配的数量范围，而我们认为，这样数量范围的“外化”，就是义位的使用范围。

黄妙芸( 2010)¹¹ 指出有些华语词与普通话有指大与指小之别( 其实就是义位组合搭配的数量范围不同) ，比如“拥有”在普通话中指大的色彩很明显，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则可指一般事物。此词《现汉》第 6 版释义为“领有; 具有( 大量的土地、人口、财产等) : 柴达木盆地～22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我国～丰富的水电资源”。《华语》则为“拥有; 领有; 具有: ～先进的设备| ～丰富的资源”。两相比较，《华语》虽然去掉了《现汉》释义括号中的提示性内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华语与普通话的上述区别，但是无论其释义还是举例，都没有明确表明此点。以下是华语中“拥有”的“指小”用法，而这样的用例并不少见:

一名 33 岁男子因拥有一条由子弹改装成的子弹项链，遭警方逮捕。( 2019 06 15)

根据律师资料，杨祖强拥有事发当时的不在场证据，也有证人可以佐证。( 2019 07 11)

嫌犯为 39 岁男子，拥有 5 项犯罪前科。( 2019 07 29)

再比如“妇人”，《现汉》第 6 版释为“已婚的女子”，《华语》为“已婚的妇女”。二者几乎无别，但是具体的使用情况有别。普通话中，“妇人”用得不多，并且基本是受限的，主要用于引用古书、古旧色彩浓厚的表达形式，以及有海外背景的语境等，因此适用范围相对较小。上述限制在华语中并不存在，“妇人”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大，例如:

一名妇人在纽西兰首都威灵顿一个海滩上，发现一条不知名生物，拥有龙头、超长脊柱骨，长长的身躯似蛇身，又似八爪鱼脚，妇人初以为该生物属鳗鱼类，不过其后专家表示，原来该生物是魔鬼鱼。( 2016 02 11)

莫布利当年在医院出世仅 8 小时，就被一名冒充护士的妇人拐走。( 2017 01 14)

此外，我们在《论》中还以“揭露”一词为例，讨论了有些词因为总是与贬义性或消极性语言片断共现，久而久之就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这一感情色彩，具有了消极的语义韵，( 卫乃兴 2002)¹⁷ 而这种语义倾向是由搭配成分所显示的。华语与普通话相比，有些词语的语义韵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伙伴域大小的不同，而这也构成了二者隐性差异的一个方面。李玉红、方清明( 2019)¹⁸ 考察了马来西亚华语中一些名词的语义韵变异现象，如“论调、气焰、野心”在普通话中是贬义词，多用于消极语义韵，而马来西亚华语有时也有中性语义韵的用法。普通话的“揭露”具有消极语义韵，《现汉》的释义是“使隐蔽的事物显露: ～矛盾| ～问题的本质| 阴谋被～出来”，上述消极语义韵主要是通过配例呈现的; 《华语》的释义是“使隐蔽的事物暴露: ～本质| ～真相| ～隐情”。二者相较，看不出明显的差异。然而，华语中“揭露”有时并没有消极的语义韵，大致义同中性语义韵的“披露”。例如:

人民公正党在年初揭露的相关候选人名单中，显示该党无意出战朋岭区。( 2016 04 18)

上周，就有媒体揭露，敦马会晤在野党领袖，出席者包括前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希山慕丁、伊斯兰党副主席阿末三苏里、总秘书拿督达基尤丁、砂拉越政党联盟党鞭法迪拉。( 2019 08 06)

( 三) 配例中存在的问题

配例是词典释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复岭( 2014b)¹⁹ 指出，“示例是语文词典编写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无论规范性语文词典还是描写性语文词典都是如此。好的例证可以辅助释义、印证词性、展示用法”。华语与普通话存在大量可能不太适合或者是较难在具体释义中呈现出的隐性差异，但它们毕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词典理应有所反映，此时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就是在配例中进行体现。

《华语》配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配例失衡

配例失衡指的是，释义中已经给出了某一义项或义项的一部分，而没有相应地给出与之相配的用例，由此造成配例与释义未能完全对应。

比如“提拔”，《现汉》第6 版的释义是“挑选人员使担任更高的职务: ～干部”。《华语》释为“选拔人员使担任更高的职务; 选拔提升: ～干部”。华语中，“提拔”的义域不限于官员以及职务，也可以用于一般的对象及范围，由此而与普通话形成一定的隐性差异。例如:

他昨晚在威中篮球分会第 55 周年联欢宴上说，希望州政府也能拨款提升篮球设备，通过各项管道和比赛提拔年轻的篮运人才，进而提高我国的篮球水平。( 《光明日报》2018 12 07)

为表扬对电影界作出贡献，以及提拔有潜质的电影人，这届金环奖也欢迎世界各地拥有 3 部指导作品或以下的新导演报名参赛。( e 南洋 2019 02 21)

《华语》针对这一点，增加了“选拔提升”义，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但配例却沿用《现汉》，新增义没有以配例的形式加以呈现或印证，从而失去必要的支撑，造成失衡。

再如“便利”，《现汉》第 6 版释义为“①使用或行动起来不感觉困难; 容易达到目的: 交通～|附近就有商场，买东西很～。②使便利: 扩大商业网，～群众”。《华语》释义为“①没有阻碍; 容易做到: 交通～。②使便利: ～群众”。后者基本沿用前者，但对前者的第一个义项做了较大改动，包括去掉了与“容易达到目的”相配的第二个用例，由此“没有阻碍; 容易做到”这两个表述仅有一个配例，从而造成配例失衡。华语中，“容易做到”义比较常用，例如:

海滩与住宿仅有一步之遥，要看流星雨更加便利。( 2017 08 11)

此外，Carousell 也提供搜寻距离及地点的功能，方便面交，让使用者能更轻松、更便利。( 2017 12 15)

所以，《华语》应该根据这一语用实际，补上类似的配例，从而使其与释义更加对应，也使得配例本身达到均衡。

2． 配例失当

这里的“失当”，主要是指配例不能充分、真实地反映华语实际，或者是与之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失去合理性与正确性。

我们以“分子”为例。此词《现汉》第 6 版释义为“属于一定阶段、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 知识～ | 积极～ | 投机～”。《华语》则为“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人; 具有某种特征的人: 知识～ | 积极～”。就华语的实际语用情况而言，“分子”的组合范围更广，如果在具体的释义中无法反映，那么至少应该在配例中有所体现。比如，在计算机技术非常发达、大数据及其应用日益普遍的情况下，如果能借助于语料统计的结果选取配例，必将大大增强其客观性、科学性和实用性。比如，我们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约 3 亿字的“东南亚华文媒体语料库”中对一些较为常见的“～分子”进行调查，《现汉》第 6 版所收的“知识分子”共有1129 例，表明这一组合形式在华语中也比较常用，因此可以在配例中保留。至于“积极分子”，普通话中相当常用，所以《现汉》第6 版的选择是合理、恰当的，但是对华语而言却并非如此: 其在上述语料库中只有 54 例，表明远非常用形式，因此可以考虑替换。普通话中极少见到的“不良分子”在该语料库中有 58 例、“中坚分子”有 61 例、“精英分子”有65 例、“滋事分子”有68 例、“狂热分子”有 87 例，它们都比“积极分子”更有资格在配例中出现，这样有助于形成一个相对“互补”的分布，并且可以扩大其对语言使用情况的覆盖面。

另外，华语中的“分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独立性远比普通话强，如:

我们在31 年前成为北钟大家庭的一分子，获昔日校长及老师栽培，成就今日的我们。( 《光明日报》2017 09 17)

警方关注及监督州内 23 个选区热点，并将监督 440 名可能在大选期间进行滋扰的分子，以确保大选顺利进行。( 《光明日报》2018 04 12)

因此，如能再增加一些这样的配例，无疑会对华语此词的使用情况反映得更全面充分。

3． 配例不足

这里指的是配例相对于语言事实而言的不充分性，上文在提及“分子”一词的独立性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此处再举几例分析说明。

比如“灌输”，《现汉》第6 版释义有二: 一是“把流水引导到需要水的地方”，二是“输送( 思想、知识等) : ～爱国主义思想| ～文化科学知识”。《华语》与《现汉》第 6 版义项二相对应的释义是“指输送某种思想或知识: ～爱国思想| ～科学知识”。此词在两地的语法义差异( 这也是隐性差异的一个方面) 表现在第二个义项，《现汉》第 6 版释义所举的两个例子反映了其基本用法，即只能带一个受事宾语; 而华语中此词却经常带双宾语，属于常规用法。我们在《论》中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以下再举一例:

高渊国际青商会主席谭裕兴表示，该会配合国庆日举办幼童和平填色比赛，用意是要灌输幼童世界和平观念，因和平思维应该从幼儿开始。( 2017 08 20)

《华语》配例对此没有反映，由此就形成了配例不足的问题。

与此类似的再如“帮忙”，《华语》释为“帮助别人做事或解决困难: 一家办喜事，亲戚都来～”，但是，已有多项研究成果指出，华语中“帮忙”经常用为及物动词，比如陈重瑜( 1986)²⁰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 1996 /2015)²¹ 等，虽然讨论的是新加坡华语，但是马来西亚华语完全相同。因此，如果能补一个及物动词用例，似更充分。

“爱戴”一词《现汉》第 6 版的释义是“敬爱并且拥护: ～领袖| 受到人民群众的～”，而《华语》则为“敬爱并拥护: 王市长为官清廉，深受市民～”。由以上释义及配例看，“爱戴”均只用于人，而在华语中，此词还可以用于“物”。例如:

开办“国家知识课程”的目的之一，是“形塑公务员身心的自制力，以便提高他们对国家及政府的爱戴”。( 马来西亚独立新闻在线 2006 03 03)

如果说，这里“爱戴”的对象“国家”和“政府”还是由人构成的，因此与原义还比较接近的话，那么以下“爱戴”的对象就完全与人无关了:

童星贺岁专辑方面，则以“巧千金”及“小甜甜”的过年歌最受家长和小朋友的爱戴。( 《光明日报》2007 02 16)

我们的产品广受各阶层消费者的爱戴与赞誉，并获得 ISO 2008 国际水平的认证。( 《华侨日报》2011 08 06)

《华语》如果能在释义中把“敬爱”改为“喜爱”，另外再添加一个指物的配例，上述问题基本就不存在了。

三、由上述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造成华语词典中存在上述不足的最重要原因是已有华语与普通话词汇对比研究对隐性差异较少关注，相关成果很少。我们在《再论》中讨论了隐性差异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其中第一点就是针对华语研究而言的，主要列出了以下五点: 一是可以给华语词汇对比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二是由此可以发现更多的鲜活语言事实，三是可以促使研究思想与方法的改变，四是有助于华语研究理论的建设和完善，五是具有辐射潜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类推到词汇以外其他方面的对比研究中。如果结合本文论题，则还可补充以下一点: 为华语词典编纂输送重要的概念和观念，以及更多的相关知识，促使其更加完善。

以下，我们就围绕这一点来谈谈华语工具书释义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一) 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现在迫切需要考虑并给出答案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华语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关系，在这里可以具体化为《华语》与《现汉》的关系。

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华语观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太过重大，本文无力进行讨论，所以这里只是结合上述诸多不足之处，从“操作”的层面，来谈《华语》与《现汉》之间的关系。

在编纂华语词典时，一定要有一个甚至多个参照，其中前出且影响巨大的《现汉》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说到参照，其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可以在《现汉》释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斟酌损益，从而给出符合华语实际的释义。比如“安插”一词，《现汉》第 6 版释义是“把人员、故事情节、文章的词句等放在一定的位置上: ～亲信”。《华语》则释为“把人或事物放在一定的位置上: ～亲信| ～些新节目”。两相比较，《华语》释义更具概括性，并且分别就“人”和“事物”举例，这样更有针对性，也更能反映华语实际。

相反，如果脱离《现汉》另辟蹊径，有时效果可能并不好。比如“报复”，《现汉》第 6 版释义为“打击批评自己或损害自己利益的人”，而《华语》则是“古时指报恩或报仇，现指打击批评或损害过自己的人”。后者分别加注前后相对的时间陪义，前者就存在问题: 我们所讨论的“华语”，其历史不会长于一般所说的从五四时期开始确立的现代汉语，或称“国语”( 徐威雄 2012²²; 邱克威 2014²³; 周清海 2016²⁴) ，所以对它而言，“古时”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后边的“今指”也就多余了。也就是说，现在的释义显然不如“紧跟”《现汉》更具合理性。

但也正因如此，《华语》有些“紧跟”并未能根据华语实际语用情况及时做出适当调整，这也正是造成上一节所讨论各种不足的原因。由此，给我们的提示和启发是，作为独立的、有特定覆盖面及目标读者群体的语文工具书，《华语》应更强调和突出自己的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说，我们认为其与《现汉》之间应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所谓“即”，当然是指一致性，《现汉》凝聚了几代人的智慧，经过不断的修订，日臻完善，足以作为后出同类工具书的楷模甚至“底本”，《华语》的释义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宝贵资源; 所谓“离”，是指在上述一致性的基础上突出华语特点，反映华语实际，并由此与《现汉》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然，这一距离从发现到呈现，都需要语言研究实绩的支撑，但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尚未在《华语》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这是目前应该首先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 二) 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这里主要指的是如何确立一个合理的、可行的释义模式，从而能够完整、准确地呈现华语词义与隐性差异有关的特点。

从华语与普通话的各种隐性差异看华语词典的释义问题，会带来新的研究课题，自然也带来了这里所说的必须面对的挑战。比如，有些意义是否需要单列义项予以反映? 徐复岭( 2014a)² 讨论了海峡两岸“夸张”一词的隐性差异: 都表“夸大”义，但大陆普通话只用于“言过其实”，而台湾地区“国语”还可表示“行过其实”。华语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例如:

叙利亚的空域在近期变得异常挤拥，最夸张时在同一空域，更可以有多达 30 架战机或无人机。( 2015 10 21)

另一名鱼贩陈光健澄清，网络上纷纷投诉海产价格涨得很夸张，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离谱。( 2016 01 18)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一些隐性差异是用分列义项的形式予以反映，还是调整某一义项的具体释义来加以呈现? 二者是否可以画出大致的界线?

黄妙芸( 2010)¹¹ 指出，“助手”一词在普通话中所指对象的层级较高，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则指所有协助别人进行工作的人。《现汉》第 6 版此词的释义是“不承担任务，只协助别人进行工作的人: 得力～ | 给专家配备～”，而《华语》则为“协助别人工作的人: 在手术中给主刀医生当～”。两相比较，无法分辨华语与普通话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实际上就未能有效覆盖以下这样的用例:

老板陈智斌受访时表示，如今小贩助手难请，一个月前在摊位上张贴的招聘兼职工启事，却只请到一个合适的人选。( 2016 01 18)

按，此例前句中的“小贩助手”，后句表述为“兼职工”，二者所指相同，足以证明这里的“助手”与普通话有相当的距离。以下二例也是如此:

缅甸籍嘛嘛档业者及助手疑被人寻仇，遭凶徒乱刀砍死，客死异乡。( 2015 12 29)

警方是在接获情报后，于上周二突击兰瑙甘榜京纳拉杜安一间住家逮捕一名 41 岁本地男子与助手，并起获逾 20 把自制枪。( 2019 06 12)

华语中“助手”上述“指小”的特点应当如何呈现? 一个合理的选项是增加相关的配例，而另一个选项则是对不同的隐性差异分别以合适与合理的方式加以明确，并归纳总结不同的模式，使之更具可操作性与可复制性。

另外，配例问题也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同时也是上述挑战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其对华语词典的作用、意义和价值，此外还有从技术的角度确定其选择原则和取舍依据，以及“发现”程序等。

为了更好地应对以上挑战，这里还要再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编纂华语词典，“对比”的观念与视角尤为重要，不对比，就难以抓住华语的特点及其与普通话等的细微差异，自然更遑论对其进行合理地呈现了。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做出更多努力。

第二，编纂华语词典，首先的考虑和目标是便于全球华人的沟通与理解，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语言研究已经进入语料库语言学时代，辞书编纂自然也离不开语料库，并且还应该是大规模、实时性的语料库，这样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当今各地华语的实时使用情况，才能为词典释义提供更多的前景及背景知识。

第三，以往编纂华语词典，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言语社区的学者，这自然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其中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而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是所谓的 native speaker( 母语者) ，对本地语言的了解和认知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偏差甚至死角，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习焉不察”。此时，非母语者的深入对比观察，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补充、干预就非常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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