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的重新认识

提要　对海峡两岸语言的差异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应当提出并明确以下六组相互对待的概念：真性差异与假性差异、词典差异与实际差异、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完全差异与部分差异、共性差异与个性差异、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往往与没有认识到或处理好这六组概念及其关系有直接的关联。针对以上六组概念以及具体研究中相对应地存在的问题，在进行两岸语言对比研究时，应当力求做到“求真务实”。

关键词 海峡两岸；语言对比；词汇

一 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末算起，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已经持续30多年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同时也存在不少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时至今日，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反思与总结，以求推动这一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

本文着眼于此，围绕六组相互对待的概念，来探讨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努力方向。为了使讨论更加集中具体，同时也是针对两岸对比研究向来以词汇为主的事实，我们就以词汇差异为例进行说明。

二 真性差异与假性差异

这是从两岸词汇差异的真实性角度所作的划分。所谓真性差异，是指海峡两岸词汇中真实存在的各种差异，比如此有彼无、彼有此无等。另外，两岸词汇还有其他许多或大或小、或显或隐的差异，它们也都是真实客观存在的，这些下文都会谈及。所谓假性差异，是指某些被认为两岸词汇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真实可比的情况下其实并不存在。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词汇及其使用状况了解不足或失于查考，或者只是凭借有限甚至过时的语料，而得出片面、错误的认识。某些论著得出的所谓差异实际是假性差异，这些假性差异有的被写进一些工具书中。吴礼权（2011）¹曾列举不少相关事例，比如一些两岸对比词典把台湾的客家方言词“贷腰娘”与大陆普通话的“舞女”比照，把台湾闽南方言词“好康”与普通话的“好处”比照，于是确立了“贷腰娘（台湾）－舞女（大陆）”“好康（台湾）－好处（大陆）”这样的对应关系。其实，在大陆普通话与台湾“国语”中，对“舞女”与“好处”两个概念的表达，用词都是相同的，并不存在差异。由此，吴文发出了“还原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差异的真实面貌”的呼吁。

以下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邱质朴主编《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的“台湾词语”部分收“安南”一词，释义为“越南旧称”。我们分别调查了台湾的“联合知识库”与大陆的《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二者差不多都只在20世纪50年代有极少的用例，此后偶尔作为历史词使用，所以上边的释义是非常准确的，但是把此词作为台湾词语，却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把“安南”作为台湾独有或特有词而与大陆形成的不同，就属于假性差异。与此相似的再如“斑马线”，《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也列为台湾词语，而查《人民日报》，此词的最早用例出现在两岸开放交流之前的1979年，此后时有所见，可见并非台湾所特有，因此这一差异基本也属于假性差异。

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许多人都是根据各种两岸对比词典来进行词汇比较研究的，所以上述“误收”现象直接影响了其结论及认识与事实之间的契合度，造成部分研究成果的“失真”。例如，有人指出，大陆的“激光、当选、贪污”到了台湾就成了“镭射、冻蒜、A钱”（徐红进 2011）²，其实这都只是一些两岸对比词典中所列的对应词，而在实际的使用中，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完全、唯一的对应关系，比如“当选、贪污”也是台湾“国语”的通用形式，“镭射”台湾固然常用，但是“激光”也并不少见。

以上是大陆学者编纂的工具书及以之为基础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反观台湾的一些工具书，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更为突出。李行健、仇志群（2012）³就此指出：“台湾《重编国语辞典》1997年网络修订版有一个《常见大陆地区语词对照表》，仅摭拾几例：低智—低能，电帚—吸尘器，电算器—电子计算机，摊档—小店，老视眼—老花眼，流子—流氓，廉宜—便宜。前边被认定为是大陆的说法，后边为台湾的说法。用现在一个流行的说法，台湾这部权威性词典在这里举证的大陆用词只能是‘被大陆’了，因为同大陆情况不符。”像这样与大陆情况不符的词语差异，当然属于假性差异。

我们首先提出两岸词汇的真性与假性差异问题，是希望引起学界的重视：在工具书编纂以及具体的研究中，应当严格区分二者，以前者为考察、分析与讨论的对象，防止后者的干扰或误导，从而保证研究的真实可靠性。另外，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在进行具体的对比研究时，一定要注重词汇实际使用情况的全面、深入调查，而不能仅以某些工具书的词条与释义为依据。

三 词典差异与实际差异

这是从两岸词汇差异的呈现及存在方式角度所作的划分。所谓词典差异，主要是指两岸学者所编纂的各类对比及差异词典中所列出的各种差异；而实际差异则指现实、具体的语言应用中确实存在的各种差异。相关的研究实践告诉我们，以上二者的一致性固然很大，但是其间的参互与歧异之处也为数不少。在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中，特别是在早期的研究中，很多人都以各类词典所收录及“定性”的词语及其释义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对象或依据。郑玉、陈菘霖（2018）⁴就此指出：“在海峡两岸同形异义词研究的语料来源问题上，早期的研究，由于两岸交流的阻隔，采用两岸有一定影响力的词典为语料是分析两岸词汇差异的常见方法。”

综合以上情况，与一般“传统”的汉语本体研究不同，有相当数量的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实际上是基于相关词典的“间接研究”或“二手研究”，因此所反映的实际只是词典上的差异而不一定是实际使用中的差异。客观地说，这样的研究局限性很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工具书有可能使用失真的材料及得出失真的结论（即如上所说的假性差异），由此直接导致以之为基础的研究结果失真。其二，工具书使用的多是“前时”语料，即某一具体研究之前或长或短时间内的语料，而语言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特别是两岸之间的语言关系以及由此拉动而产生的变化巨大而且多样，因此词典收词及释义等即使正确，与现实的语言运用往往也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由此也可能造成某些研究结果的失真、失实。其三，基于工具书的研究在范围上肯定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一般词典收词释义等总会有一些薄弱环节，难免会有少收、漏收等情况，因此对词汇状况的反映即使是正确的，往往也难说是全面的。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研究只倚重词典差异，而在相当大程度上忽略或无视实际差异，由此直接影响到其结论的正确性或可靠性。例如，《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的台湾词语部分收列“艺文活动”，释义为“文化艺术活动”，并指出同样的意思大陆用“文艺活动”，这里显然是把台湾的“艺文”与大陆的“文艺”对应、对立起来了；而朱广祁主编《当代港台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则直接立“艺文”词条，释义为“［台］文艺，文化艺术”。我们看到，有人就是基于以上内容，讨论了两岸“文艺”与“艺文”的使用情况，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海峡两岸在‘文艺’与‘艺文’两个词的运用上泾渭分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大陆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21世纪的今天，不论是梁启超、鲁迅，还是当代作家或当下网络普通作者，无一例外地都用‘文艺’而不用‘艺文’。也就是说，在台湾与大陆两个汉语社会环境中，‘艺文’与‘文艺’的运用都是一以贯之的定例。”（吴礼权 2012）⁵

然而，如果调查一下实际的使用情况，就会发现，“艺文”在普通话中虽然用得不多，但却并非一个也没有。例如：

（1）刘延东首先向中华艺文奖获奖者表示热烈祝贺，并对广大文化工作者为繁荣发展文化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她说，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呈现出活力迸发、硕果累累、英才辈出的崭新面貌，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工作者以生动的艺术实践、卓越的文艺创造弘扬民族精神。（《人民日报》2011.12.20）

此例中，“艺文”用于文艺奖项的命名，表明这不会是一个极陌生、罕用的名词；另外，同一话题下，下文用的是“文艺”，也说明二者是同义词。

另外，就台湾的实际情况而言，虽然“艺文”比较常用，但是“文艺”也时能见到。例如：

（2）多年来，黄妈庆屡获县级、省级大奖，诸如……荣获第22届中兴文艺奖章。（《中国时报》2011.1.9）

以上事实说明，关于“艺文”与“文艺”的词典差异非但不是绝对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并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如果都以工具书的收录与释义为依据，那么很多具体使用中的实际差异将无从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研究对象。比如，“民众”在台湾“国语”中是一个常用词，相关词典或者不收，或者列为两岸通用词，其实此词在两岸的用法并不完全相同，在台湾经常可以受数量结构的修饰，而大陆一般却不这样使用。例如：

（3）2011妈祖万人崇BIKE活动今天盛大上路，超过3000名民众骑着自行车，沿大甲妈祖绕境行程，骋驰于景色丰富的台一在线，穿越云林县境，体验在地风情。（《天眼日报》2011.3.5）

（4）林清水面对台下四、五百位民众被傅县长问这种敏感的问题，脸色相当尴尬，一时不知要如何回答。（《更生日报》2011.3.6）

在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中，固然应当重视所见的各种词典差异，但是不能以之为唯一依据，更不能奉为金科玉律；相比之下，我们更应当立足于现实的词汇运用，寻找并研究两岸真正存在的各种实际差异。

四 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

这是从两岸词汇差异的“显著度”方面所作的划分。李行健、仇志群（2012）³提出两岸的“绝对差异词”和“相对差异词”概念，前者包括一方独有而对方所无的特有词，以及同实异名（异形同义）词；后者则包括偏项差异词（同形异项词）和不对称传承词，即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有异的词。后来，李行健（2013）⁶使用了与上述概念基本对应的“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指出前者包括同名异实、异名同实、一方特有等现象，而后者则包括义项、色彩、搭配、应用频率、方言和异形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认为，相对于前一组概念，后一组的表述更加准确严密。

长期以来，人们对两岸词汇早就达成一个共识，这就是“大同小异”，但是对“小”的理解多是着眼于数量而不是“质量”。其实，“小异”应当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就后者来说，主要是指两岸词汇的实际差异更多地存在于、表现在很多细微之处，而这也就是隐性差异。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个很大而且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忽略或无视隐性差异的存在。一些两岸对比工具书往往收词范围有限、数量偏少，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比如“事迹”，凡收录此词的相关工具书均列为通用词，而《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等则不收，这都等于认为此词在两岸之间不存在差异。此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是“个人或集体过去做过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其在普通话中属于褒义词，日常所见均为“英雄事迹、先进事迹”等。

台湾“国语”中，“事迹”属于中性词，既可以用于“好”的方面，也可以用于“不好不坏”或“坏”的方面，后者的用例如：

（5）警方确认后，立即将林嫌通知到案说明，林嫌见事迹败露坦承犯行。（《更生日报》2011.3.7）

（6）苏贞昌指出，政党再次轮替后，检调滥权的事迹罄竹难书。（《自立晚报》2012.12.10）

前一例报道的题目是《男子偷香炉　警循香灰逮人》，句中的“事迹”就是指“偷香炉”；后一例中“事迹”的修饰语“检调滥权”已经把此词的感情色彩说得很清楚了，而与之共现的“罄竹难书”更是使这一色彩得到加强。另外，句中的“罄竹难书”《现汉》的释义是“形容事实（多指罪恶）很多，难以说完”，显属贬义，而此处也是如此。不过，在台湾“国语”中，“罄竹难书”的感情色彩也属中性，所以也可以用于非贬义的语境中，也就是说，其在两岸的使用中也存在隐性差异。例如：

（7）至于“台湾港务公司”本身的未来，港务经营公司化确实可以建立更符合其服务业本质的治理架构，并可在人事上更有弹性；但公营公司加独占地位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在理论分析与实务运作上都已是罄竹难书。（《经济日报》2011.1.15）

总之，像上例这样大同中的小异其实是非常多的，并且基本都是以前研究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关注到的，所以我们呼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有理由认为，隐性差异不仅为两岸词汇对比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而且必将成为这一研究新的增长点。笔者曾经提出两岸语言“微观对比研究”的概念，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形式入手，由词深入到词的构成单位语素；二是从意义入手，由词义、义项（义位）深入到义素即语义特征，认为通过这样的把“触角”下探和内移，深入到词的内部，从更加微观的角度着眼和入手，不仅有助于探讨两岸语言的细微差异及其影响，同时也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和价值。借用语法研究中的“本位观”，我们把这一思想表述为由“词本位”深入到“语素／义素本位”。（刁晏斌 2016）⁷

五 完全差异与部分差异

这是着眼于两岸词汇具体差异的覆盖面所作的划分。有一些学者在两岸同形异义词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差异的完全与否，比如苏金智（1995）⁸指出，“同形异义就词义而言一般有两种情况：完全不同和部分不同”；汤志祥（2001：311）⁹把同形异义词分为完全异义词语、部分异义词语、异色词语、异性词语等四种类型。然而，在同形异义以外，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差异，似乎从未有人提及。

所谓完全差异，是指两岸之间某一意思的表达完全采用不同的形式，或者某一词语在对方没有对应形式，是比较严格、典型的词汇差异。前者如完全的同形异义（比如台湾“公车”只指公交车，意思与大陆完全不同），以及同义异形对应词（如“宝特瓶—塑料瓶”）；后者如前文所说的有无之别（例如台湾的“荣民、眷村、本岛”，大陆的“四清、双拥、三个代表”）。所谓不完全差异，则指有同有异的词语，具体包括以下两种：一是部分不同，比如多义词有的义项相同，有的不同（即李行健、仇志群（2012）³文所说的“偏项差异词”或“同形异项词”），比如“地址”在大陆有二义，台湾仅一义，大陆的第二义即“IP地址”中的“地址”，台湾作“位址”；二是同中有异，比如台湾的“交流道”类似于大陆的“立交桥”，但是又不完全相同：前者是高速公路跟其他道路连接时以匝道形成立体相交的道路，而后者不只连接高速公路，也连接一般道路（许蕾 2013）¹⁰。除此之外，像理性义相同，色彩义、搭配义及使用频率等的不同，大致也都可以归入此类。

在这方面，最为常见的问题是对上述二者不作任何区分，这样在很多时候就把部分差异词混同于完全差异词了，由此造成的问题之一是研究的粗疏化。比如“幼稚园”与“幼儿园”，几乎所有工具书都把它们作为两岸相对词列出，给人的感觉就是台湾只用前者而大陆只用后者。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台湾也用后者，大陆也用前者，只不过使用频率差异较大，所以李行健、仇志群（2012）³把它们作为不对称传承词的代表性词例，而我们在这里把它们归为部分差异词。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同素异序词。很多工具书都收列一些这样的词，例如，《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在附录“常见词语对应表”中，把“质素”（台湾）与“素质”（大陆）列为对应词，而在其他一些词典及论著中，也不乏类似的对比，例如朱景松、周维网（1990）¹¹。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如果说大陆是稳定使用一个词形的话，那么台湾基本也是如此，另外一个颠倒顺序的词形只是偶尔使用，比如台湾“国语”中“质素”与“素质”之比为1：12。（许蕾 2014）¹²

关于完全差异与部分差异，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完全与否的确定应当立足于“同时”而不能是“后时”对比，其中的道理我们将在下文说明；第二，确定两岸词汇差异应当立足于大规模语言事实的调查，并且即使如此，一般而言以上二分也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第三，完全差异词的数量不多，苏金智（1995）⁸指出其所考察的200个同形异义词中只有6个，更为常见的是边界模糊、呈犬牙交错式分布的部分差异词。

六 共性差异与个性差异

这里主要是着眼于普通话与台湾“国语”以及普通话与非普通话的对立与区分所作的划分。所谓共性差异，就是普通话与非普通话的差异，后者小而言之是指台港澳地区的民族共同语，大而言之则是指整个“华语”，因为它们的各个独立体之间具有较强的共性，由此而在某些方面整体上与普通话形成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并非台湾“国语”所独有，所以我们才称之为“共性差异”；所谓个性差异，自然是专指两岸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差异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常有模糊之处，因此也非常有必要加以区分与明确。

其实，已有某些研究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汤志祥（1995）¹³指出，“事实上在主要使用汉语的国家和地区以语音、词汇为主要区域性特征的若干差异已长期存在，而且彼消此长，互相影响。”苏金智（1997）¹⁴把大陆与港台词汇交叉和融合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两岸同，香港不同；大陆与香港同，台湾不同；港台同，大陆不同；大陆与台湾不同，香港两者兼用。我们也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提出了“港澳台地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与讨论。（刁晏斌 2014）¹⁵

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形成严格区分二者的传统或习惯，在词典编纂以及具体的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二者，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以共性差异为个性差异。当然，共性差异也是两岸之间的差异，但是从深入、细致研究的角度说，确有必要对其作进一步的具体区分。

具体而言，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两个：一是扩大，二是缩小。

所谓扩大，就是采取笼统的指称方式，对于某些词语的来源或者是一些差异现象的覆盖范围一时难以准确区分，于是比较模糊地以一个较大的范围来涵盖它们，在表述与指称中用“港台”“台港澳”等作为普通话的相对方，这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仅就工具书而言，如《港台语词词典》（黄丽丽主编，黄山书社1990年版）和《大陆及港澳台常用词对比词典》（魏励、盛玉麒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版）等，不仅名称即能反映这一点，且在具体的释义中经常也不作区分与说明。工具书之外，其他相关研究成果中，“港台”“台港澳／港澳台”等也都是高频词语，在具体的行文中对很多词语“身份”的界定往往也是笼而统之。例如，有一篇论文在列举用例时说：“如‘软盘’（港台称‘软体’）、‘黑客’（港台称‘骇客’）等，最明显的是‘涂改液’这种新型学习用品是由港台传入大陆的，但汉语并没有使用其在港台的名称‘修正液’”（姚颖 2005）¹⁶。以上几个例词基本都扩大了差异范围：这三个词内地与香港相同（另据《全球华语大词典》，港澳等地还用“白油”指称涂改液），而与台湾不同，即文中所说的“港台”其实只指“台”而不包括“港”。也就是说，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把个性差异当成共性差异了。¹⁷

其实，我们可以设想，某一个新词、新义、新用法，起初一定是由某一言语社区最先产生与使用的，后来才逐渐扩大范围，而模糊指称则是把最初的状况当成后来的状况，或者是以后来扩大使用的状况代替最初状况，两者都难说正确及准确。田小琳（2008）¹⁸就指出这种做法存在的问题：“有人常将港台词语连在一起说，以为港台词语可划为一类，其实二者的背景来源并不完全相同。”

与此相反的是缩小，即把更大范围内使用的某些语言形式列为台湾所独有，这其实是把共性差异当成了个性差异。比如“爱人（指情人）、傲人、陈情”，《当代港台用语词典》均标为［台］，即认为它们都只在台湾使用，而《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主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也把“傲人”标为仅在台湾使用。其实，这几个词的使用范围都比较大，在港澳及东南亚华文媒体中一直都有大量用例，绝不仅限于台湾一地，所以，《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对“爱人”的使用地域标注为“用于港澳台新马泰等地”，另外也取消了《全球华语词典》中“傲人”的地域标注。

如果说，在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初始”或“初级”阶段，上述做法有时难以避免，那么在经过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具备由粗放到精细的观念与信念，既研究共性差异，也研究个性差异，并时时注意区分二者，在共性差异的视野下研究个性差异，以个性差异的研究成果来补充和完善对共性差异的认识。

七 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

这是着眼于时间因素与两岸词汇关系及其发展所作的划分。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已经持续30多年了，而其研究对象也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变化，如果着眼于“历时”作一粗略划分的话，至少可以分为两头，一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的语言事实及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得出的基本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差异的主要所指；另一头是最近一段时间直至当下，此时两岸词汇的实际差异基本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实差异。¹⁹

历史差异主要立足于两岸交流之初的词汇状况（其实我们现在对两岸差异的认识多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而现实差异则主要是立足当下，着眼于两岸语言关系及语言运用情况的发展变化，比如此消彼长、双向互动，以及很多词语的由异趋同等。就总体情况而言，二者既有相互一致的一面，也有彼此歧异的一面，前者反映了两岸词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后者则反映了双方或一方词汇的发展性、变化性。

以往的研究中，并未提出类似的概念，也未见有人就此进行讨论。其实，二者反映的大致属于两个不同时间段或时间点上两岸词汇的实际差异，而二者之间，已经产生相当大的落差。大致说来，落差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化异为同，即原有的历史差异在现实中已经消失，就此而言，历史差异要大于现实差异（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如“关爱、愿景”等由台湾所用到两岸共用，“希望工程、一国两制”等由大陆独用到两岸都用）；二是产生新的有无之别，如台湾的“陆客”以及大陆的“三个代表”，这是现实差异中的“增量”部分；三是部分词语“不完全融合”后所形成的隐性差异，如大陆的“山寨”在台湾，以及台湾的“弱势”在大陆，²⁰它们都有使用范围及频率上的明显差异，它们在历史及现实差异中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

在“历史／现实差异观”下，已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一是工具书中的问题，早期的两岸对比工具书反映的是当时或之前的共时差异；此后编纂的工具书在选立词条以及释义时，往往都会参考前出的工具书，由此就把一些早期的共时差异带入后一时期，而实际上这些差异可能依然存在，但也可能已经成为历史。二是基于“词典差异”的研究中产生的问题，很多相关研究以上述工具书为线索及语料，由此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可能存在与工具书同样的问题，即模糊了时间界限，没能正确反映现实差异。三是其他一般研究中的问题，比如有些人会受到相关研究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不合时宜”的结论或认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台湾“国语”中“搞”的认识还停留在“贬义”方面，而时至今日，这一认识早已过时。（刁晏斌 2017：222－230）²¹

我们提出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这一对概念，意在呼吁人们在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中建立历时的观念，这样既有助于了解两岸词汇的真实差异，更有利于认识两岸词汇在差异基础上的发展。特别是后者，可以不断为两岸词汇差异及其研究补充新的内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认识。

八 余论

上文从不同的角度，列出了两岸词汇互相对待的六组差异概念，关于这六组概念，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以上六组概念并非完全处于同一逻辑平面，另外它们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叉，比如“词典差异与实际差异”，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其他五对差异之中，而反过来看，其他五对差异也都不同程度地在“词典差异”中反映出来。第二，我们之所以提出以上六组概念并放在一起讨论，显然并非基于上述的逻辑性，而是着眼于“现实性”与“必要性”：因为各组概念都有自己的提出角度及所指范围，特别是它们各有其针对性，而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则往往与没有认识到或处理好其中某组概念及其关系具有直接的、对应性的因果关系。换言之，我们是为了对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更加细致且有针对性的归因分析，才作出这样的归纳与总结。第三，我们虽然立足于词汇差异进行讨论，但是上述概念及相关认识也适用于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其他方面（如语音、语法等），甚至整个“大／全球华语”范围内的语言差异及其对比研究。

总体而言，上述六对差异的前、后两项之间，呈现出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对立特征：其一，前项显豁而后项隐蔽。这里的“显豁”是指前项所指代的差异在两岸交流之初有可能会对两岸民众的交际和沟通产生直接影响，造成一定的障碍，比如台湾有而大陆无，或者某词在两岸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等；而这里的“隐蔽”所指则正好与前者形成对立，它们的存在基本不会影响一般的交流与沟通，基本都是一些在个别、具体的使用中所呈现的细微、不易觉察的差异，比如在未作整体调查的时候使用频率无法感知，同时也不会对交际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二，前项研究多而后项研究少。这一点明显系由上一点决定的：在两岸交流之初，最先引人注意和关注的，自然是那些有可能引起交流障碍的词语，这样的词语也首先成为研究对象，以及两岸对比工具书的收录对象，而借由后者又成为更多人的研究对象，并由此初步形成了这一研究的“习惯”或者“定例”，使得后来者也大都循此以往，并且往往止步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所涉及到的方面以及具体的差异类型，自然也就少受关注、少有研究。其三，前项“初级”而后项“高级”。这里大致是说在研究之初，人们一般会首先把目光聚焦于前项，或者是研究成果以前项的方式呈现，而这些无疑应属于“初级阶段”的研究及其表现；如果我们的研究要有所发展、有所进步，那就不能停留于此，就应在整体上进入并立足于后项所指的研究范围，这样才有可能达到“高级阶段”。

针对以上六对概念以及具体研究中相对应存在的问题，我们特别呼吁和强调，在进行两岸语言对比研究时，应当力求做到“求真务实”。

如果分而言之，所谓“求真”，就是排除干扰，探寻两岸词汇的真实差异。比如“修理”一词，《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收录，释义为“用言语或暴力教训对方”。其实大陆口语中也一直有此意义和用法，后来书面语中也时有出现。例如：

（8）老四说：“你们是钢铁长城，我能干什么？找到人，你们自己修理修理他们。”（柳建伟《突出重围》）

（9）在这层意义上讲，李双江不在家里严肃“修理”儿子，社会早晚有一天会严肃修理他的。（《北京青年报》2011.9.10）

所谓“务实”，主要是指立足于词汇运用实际，以真实语料为依据，发现、总结、判定两岸词汇的现实差异。例如，最近有人指出，“宣扬”在大陆含贬义，指宣传不好的思想或言论，而在台湾却是中性词（赵春玉 2018）²²，如果立足于词汇运用实际，就会发现，当下真实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其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陆普通话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宣扬”已经不含贬义。例如：

（10）必须加大正向引领，强固根本强化导向。宣扬担当任事、引领强军的典型，宣扬整风整改、整装前行的典型，宣扬践行“四有”的典型。（《人民日报》2015.12.1）

（11）这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紧扣办理金融犯罪案件面临的重点难点和争议点，既解决了争议问题，又规范办案程序；既宣扬办案理念，又反映办案过程。（《人民日报》2020.3.26）

我们提出以上六组概念，一方面是对海峡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的“归因”，另一方面也意在对相关研究的目标和追求以及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加以重申、强调。就后者而言，两岸语言对比研究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仍然属于汉语言的本体研究，所以仍应遵循汉语研究的基本原则和追求，这里概括为以下“三观”：

一是价值观，即本项研究所追求的价值，所要实现的目标，包括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前者是就整体研究而言，这方面要明确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价值取向，就是充分观察、发掘两岸语言真实的差异与融合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充分描写与解释，最终形成这一领域的“学问”；后者是指与前者相一致的具体研究目标，研究者应在深入、细化上下功夫，拒绝平庸化与一般化。二是事实观，语言研究的立足点是语言事实，而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立足点永远是两岸具体使用中的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的实时样貌。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坚持“朴学”传统，使用能够真实、充分反映两岸实际语言运用状貌的语料，在现实的语言运用中发现两岸语言差异与融合的诸多事项，然后进行深入、全面、细致的研究。这一点，在两岸对比研究之初难度不小，但时至今日条件和基础均已大为改观，应当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三是历时观，包括语言事实的发展观与语言研究的发展观。就前者而言，既要注重发掘与呈现两岸语言的共时差异，也应关心其各自的历时发展变化，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并且不断根据后者的实际来调整、补充对前者的认识；就后者而言，则是不断拓展与加深已有研究，力争从更多的方面和角度来全面揭示两岸语言的差异及融合过程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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