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全球华语学学科概念的提出和建立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可能性一方面来自语言研究各分支学科普遍存在的“××”“×× 学”（如“汉语语法”与“汉语语法学”）二分现实的支持，另一方面则来自该项研究现时已经具有的历史条件，明确、固定且有区别性的研究对象，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对固定的学术队伍和阵地。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必要性表现在：是全球华语研究顶层设计的需要，且它的最终建立必将有利于拓展研究范围、提高水平、加深认识，同时也有利于该领域理论的建构和完善。

关键词 学科；全球华语；全球华语学

笔者在 2012 年首次提出了“全球华语学”概念¹，此后又做过稍微具体一点的表述²，但是一直没能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在学界似乎很少提及。时至今日，相关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人们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而全球华语学的建立也迫在眉睫。

什么是全球华语学，它应该怎样界定和表述？杨自俭³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和《卢德里奇语言与语言学词典》（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给“语言学”下的定义，斟酌损益，给出了自己关于语言学的定义，即：

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及其相关对象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分为共时的和历时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微观的和宏观的3 个对立方面，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语言发展的规律，发掘语言学理论，总结语言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

如果把“全球华语”带入这个定义，再稍加变化，大致就可以得到全球华语学的定义，即：全球华语学是一门研究全球华人共同语及相关对象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它的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共时和历时、理论和应用、微观和宏观等 3 个相互依存和对立的方面，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其发展规律、发掘理论、总结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

一个“×× 学”概念的提出和建立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一方面需要大量研究实绩的支撑，另一方面也应该进行充分的论证。以下主要围绕后一方面，就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讨论。

一、汉语研究及其分支学科概观

为了说明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汉语及其研究的内涵、内容范围及学科划分等情况进行一些梳理，来作为我们提出全球华语学这一概念的重要知识背景和现实依据。

在汉语及汉语语言学研究中，有很多术语其实都是一名二实的。比如“语法”，邢公畹⁴指出：“语法有两种意思，一是人们说话时所依据的词的变化和组词成句的规则，二是语法学，即语法工作者对语法系统和语法规律所做的理论概括和说明。”其实，不仅“语法”是这样，“词汇”也是如此。比如，著名语言学家孙常叙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开创性著作，就以《汉语词汇》为名，其实它就是一部重量级的“汉语词汇学”。

当然，更多的时候人们是用“××”“×× 学”的形式来区别二者，于是就形成了一些语言研究分支学科整齐的对称性分布：汉字—汉字学、语音—语音学、词汇—词汇学、语法—语法学、修辞—修辞学、音韵—音韵学、训诂—训诂学。

如果要对二者关系进行简单的表述，大致就是：“×× 学”是以“××”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比如，汉字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

不止汉语分支学科如此，就是作为上位划分的“汉语”研究也是如此：与“汉语”相对应的概念是“汉语学”。王希杰⁵曾经呼吁：“我们需要‘汉语学’。汉语学是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它是汉藏语学中的一个部分, 也是汉学中的一个部分。”

著名语言学家许威汉曾经撰写一部《汉语学》，这是一部汉语通论性质的著作，内容包括绪论、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五个部分。白兆麟⁶称之为“建立‘汉语通论’的新尝试”。在汉语学界，比“汉语学”更常见的是与之同义的“汉语语言学”，二者意思相同。但是，郭熙⁷认为，“研究语言的学科是语言学，研究汉语的学科当然就是汉语学。人们习惯了汉语语言学这个命名，这本无可厚非，但以汉语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学科用‘汉语学’命名似乎更恰当。”

在“汉语学”下，王希杰⁵还提出了“现代汉语”和“当代汉语”的对应性概念，即“现代汉语学”和“当代汉语学”，并指出“在今天，在 90 年代，在 21 世纪，建立现代汉语学和当代汉语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前者，王文还做了进一步的表述，现代汉语学把现代汉语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来研究，不仅研究它的内部子系统（包括语音子系统、语义子系统、语法子系统、词汇子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还研究这个系统同使用者汉人及使用的环境汉人社会、东方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研究语用子系统。

下面，我们把以上梳理的情况简单总结一下。

第一，无论是“总体”还是“分体”，在汉语研究范围内，一名二实以及“××”与“×× 学”呈对应分布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一普遍现象说明，作为具有一定发展过程和学术积累的研究领域，它既包含客观“事实”及相应的规则系统，也包含主观的观念、理论、方法以及相应的知识系统，前者即上述的“××”，后者即“×× 学”。

第二，至于为什么如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对任何一个客体或对象，如果只有“最基本”的“本体事实”研究，就既不符合人们学术研究由事实到理论的一般发展模式，也难以容纳不同的研究取向、不同的理论来源及体系等，如果再考虑研究角度、目的、方法、路径、取向等方面的不同，情况自然就更加复杂了。但是，无论情况多么复杂，理论的表述和建构永远都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追求之一。

第三，就一般的情况来看，“××”与“××学”既合又分：如果着眼于“×× 学”，“××”可以称为前者的简称；如果立足于“××”，则“××学”相比于前者，多出了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一些内容、特征以及相关的论证、分析和表述等。

第四，按以上的规则或习惯，以全球华语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学科自然就是“全球华语学”。

在全球华语日受重视、研究初具规模的今天，一方面建立全球华语学是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进行这样的理论建构也正当其时。

二、全球华语学的成立条件和依据

全球华语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建立需要有其背景和条件，下面围绕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梳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给出的定义，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宁静、罗永胜⁸对此做了以下解释和说明：“‘相对’‘独立’和‘知识体系’三个概念是定义学科的基础——‘相对’强调了学科分类具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独立’则使某个具体学科不可被其他学科所替代；‘知识体系’使‘学科区别于具体的‘业务体系’或‘产品’。”

那么，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称得上一门独立的学科？吕俊、兰阳⁹指出以下三点：一是一定的历史条件，二是一定的理论准备，三是要有一批思想敏锐、勇于创新的学术和学科带头人的队伍。吕俊¹⁰就此进一步指出：“根据学科学规定，凡是一种系统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的知识系统不同，亦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和方法又不是可以被其他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综合以上两段表述，大致可以得出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四个重要前提或必备条件：（1）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2）研究对象明确、固定且有区别性；（3）拥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4）有一支相对固定的学术队伍。下面逐一进行考察。

（一）历史条件

“一定的历史条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表述，在这里我们主要理解为时代背景、语言及其研究的内外环境，此外还有现实的需求等。

关于全球华语及其研究的时代背景，从大的方面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开始实施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汉语国际传播事业高速发展，汉语国际化进程加快推进，全球范围内的汉语热不断升温，世界各地华人社会联系空前密切，各地华语交流不断、互动频繁，等等。

上述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目前中国外部语言环境的总体面貌，除此之外，就国内学术界而言，人们的语言战略意识空前觉醒，对语言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语言规划观、资源观、经济观、服务观等越来越成为共识，也越来越受重视），汉语学研究不断发展和进步，体现出强烈的开拓意识、创新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派意识。

在以上背景和环境中，全球华语及相关研究也有巨大的现实需求，如郭熙¹¹所说，“华语研究既有理论意义，更是实践上的急需”。

陆俭明¹²谈到把“大华语”概念引入汉语教学的两大好处，同样也可以理解为两大现实需求：一是有助于增强世界华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助于建立和谐的华人社会；二是有助于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这当然还不是现实需求的全部，郭熙¹¹在谈到华语研究的意义时，首先提到的是可以丰富社会语言学理论和有助于语言观念的更新。另外郭文还指出，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是现有汉语研究基础上的一大拓展。

谈到拓展，王希杰¹³早就指出：“超方言、中介语、准普通话这些过渡语，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都是现代汉语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汉语学应当研究它们。对它们的研究不仅仅有实用价值，对于推广普通话、语言规范化、语文教学、通信工程、人工智能、经济建设等都是大有益处的，而且也有理论意义，其研究成果必将大大丰富理论语言学的宝库，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人类语言之谜。”这里所说的过渡语，在全球华语的范围内有广泛的分布，自然也应当在研究范围之内。

（二）研究对象

郑颐寿¹⁴结合汉语辞章学的建立，指出了确立研究对象的重要性：“明确研究对象，在实现建立汉语辞章学的目的、建立科学的独立的区别于其他相邻、相近的学科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王希杰¹³则指出：“现代汉语学发展到了今天，迫切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现代汉语的新的更全面的多元的多层次的认识，必将推动现代汉语学的新的飞跃。”

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学是以全世界华人共同语为研究对象的，这一点无疑是十分明确的。如前所述，人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已经认识到还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李宇明¹⁵提出了全球视角下华语研究的许多新课题，首先提到的是：大华语的总体面貌怎样？大华语及各华语变体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应用方面有哪些特点？老华语社区与新华语社区有何不同的特点？如何协调各华语社区间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研究？每个华语社区如何纵向传承华语、如何协力向世界传播华语、如何建造汉语国际传播更多的传播源和接力站？如果这些还主要属于具体“语言问题”及“实务”的话，那么以下一些问题就更有理论内涵和理论色彩了：如何划分华语社区？如何看待华语变体？大华语与“大英语”“大法语”“大西班牙语”“大德语”“大俄语”等形成途径的异同、现实影响的异同以及发展走势的异同？大语言对其内部的语言变体有何影响、对国际语言生活有何影响？¹⁵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系列研究内容，就应该属于全球华语学的范畴。

着眼于研究对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学有明确、固定的研究对象，并且它的内涵和外延是目前任何一个已有的语言及语言学分支学科所无法完全覆盖的；

第二，对全球华人共同语这一对象的研究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并且为目前所急需，因此应该花大气力不断推进；

第三，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或初始阶段，特别是在“理论”方面，无疑有巨大开拓空间。

祝晓宏、周同燕¹⁶指出：“对于一门学科而言，立德是底线，立身是根本——确立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议题，回应社会关切，解决应用中的问题，以获得存在感。而要获得更多的认同感，立言是途径——建立学说，特别是建立能够影响邻近学科发展的理论学说，推动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华语研究任重道远。”

我们或许可以对上述“任重道远”做以下解读：一是内涵无比丰富，二是意义、价值巨大，三是开拓空间非常广阔，四是更具前沿性和挑战性，五是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资源。

（三）理论与方法

江蓝生¹⁷指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门类的健康发展，理论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研究的方向、研究的目标和研究的方法，意义重大。”杨自俭¹⁸认为，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这些都说明理论对于一个新兴学科是十分重要的，而如果我们把方法论也看作理论的一部分，应该也并不显得牵强。

就现实的情况和将来进一步的发展看，全球华语学的理论、方法可以大体上分为两个方面、两个层次：一是现实的方面和层次，这部分基本属于“完成时”，即在已有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哪些理论和方法，得到了哪些理论性、规律性的认识，这无疑是全球华语学得以成立的现实基础和重要条件。二是“将来时”，即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我们应该能够总结归纳出更多与本学科契合度更高、专属性更强的理论与方法。这是可以预期的，应当成为努力追求的目标，同时全球华语学还有巨大的理论内涵与开拓空间，因而可以看作全球华语学得以成立的潜在依据。

以上两个方面合在一起，才能够在理论与方法方面完整、准确地反映建立全球华语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合理性。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先说前一方面。

总体而言，全球华语或大华语等从概念的提出到具体研究的实施，都有极强的理论背景。比如，全球华语社区观念的提出及其下位概念的划分，是社会语言学社区理论的直接应用，而对它的界定和研究，也是在其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其他如华语“三大同心圆”的划分及相互关系的认定和表述，则是直接借鉴了世界英语的相关理论。

我们曾经撰文论及观察和研究全球华语的四个新视角，也都涉及相关研究的理论问题：一是作为华人共同语的全球华语，二是作为语言资源的全球华语，三是作为语言变体的全球华语，四是作为教学对象与教学媒介的全球华语¹⁹。就与之直接对应的理论而言，主要有共同语理论、语言资源理论、语言变异理论、对外汉语学理论等。

也许有人会问，以上提到的理论，都是所来有自，它们能算是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吗？杨自俭¹⁸结合翻译学学科建设，表达了以下观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疑问：“尽管它要借用语言学、文艺学和符号学以及思维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的，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任务而进行调整和整合了的。其实这也是一切综合性学科的特点，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此外，目前也已产生一些主要基于全球华语及其具体问题研究而得出的理论或理论性的认识，比如在华语规划、规范与协调等方面，目前就取得了不少新认识。

在科学研究中，无论具体对象是什么，离开方法论的指导、不依照具体的方法，就会寸步难行。

全球华语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虽然具体的产生于此并应用于此的方法，似乎还不见有人比较集中地归纳总结出来，但是这方面却早已不是空白。郭熙²⁰总结了“华语规划论给我们的启示”，不妨将其看作比较宏观的华语规划理论和研究方法：一是从问题到资源，二是从管理到服务，三是从单一国家或地区到跨国跨境，四是从强制到市场，五是从自发的华语规划到自觉的加强声望的华语规划。

我们立足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民族共同语的对比研究，也有意识地尝试使用了一些新方法，比如相对宏观层面的既研究差异也研究融合的“两翼模式”²；比较微观层面的直接对比研究²¹、计算对比研究²²、微观对比研究²³²⁴。举例来说，所谓微观对比研究，就是在词汇（主要是词义）对比研究中，提出“语素本位”和“义素本位”概念，由语素和义素入手，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对比研究，从而在比较对象各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进一步的、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的方法完全可以放大并应用到全球华语范围内更多对象之间的对比研究。

祝晓宏²⁵对近十年来华语研究的理论探索进行了归纳，指出人们对“华语”之名、全球华语社区、华语分圈、华语研究方法论、华文教学性质、华语规划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并逐步达成了一些共识。祝晓宏、周同燕¹⁶进一步指出，虽然严格地说这些共识还称不上是成熟的理论，但是在观念和认识上确实推进了华语研究，乃至对一般语言学研究也有所启发。在我们看来，这些理论上的探索无疑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而其中之一，就是初步奠定了建构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基础。

再说后一方面。

朱玲、李洛枫²⁶指出：“判断一个现代学科的价值，关键要看它能否在现代学术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成果，并以此发展新的理论和方法。”崔应贤²⁷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这样 , 与实践直接联系的技术操作达到一定阶段、一定的水平层次的时候，便会出现对理论建设的急切盼待与呼唤。两者之间的理想状态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良性的机制：坚实的基础技术性操作不断为科学的理论系统提供有力的理据保障，而完备的理论系统反过来又可以指导和增进具体技术操作中的科学含量。”邢福义、汪国胜²⁸列出了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分两步走的“实际目标”和“理论目标”。前者是目前正在做的工作，而后者则主要以前者为基础，因此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前者完成后的努力方向：第一，通过对华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力求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的新的见解，丰富汉语语法理论；第二，通过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察，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以该团队的经验和实力看，这样的理论目标的实现，是可以预期的。

当全球华语及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并且取得一些成果之后，对理论的呼唤、相关理论的产生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了。就全球华语研究而言，它可以为相关理论的产生提供巨大的空间，而这也是全球华语及其研究的理论建设以及全球华语学能够成立的一个潜在可能性（其实有很多已经显现），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与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一潜在可能性将逐渐变为现实。比如，上引李宇明¹⁵所开列的那些理论性课题，无疑是指向全球华语新理论的；而对全球华语应该进行怎样的完整理性认识和理论表述，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新课题。王宁²⁹指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的十几年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我们必须把各种语言都研究透彻，才能从里面归纳出来真正的普遍性。如果这种普遍性不能覆盖某一种语言，我们就不能说它有普遍性。”如果把这段话限定在全球华语的范围内，把各种语言限定在不同变体的范围内，就成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所说情况的表述，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全球华语的各种变体都研究得比较深入透彻之后，我们也就可以真正了解和认识它的普遍性，并最终完成相关理论的建构。

（四）研究队伍

全球华语研究早已不是白手起家的阶段了，而在学术队伍及相关的基础建设方面，也已初具规模，不但涌现出一批主要用力于此或对此有浓厚兴趣并进行了较多研究的各年龄段的学者，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也有专业刊物以及主题比较集中的系列学术会议等，而这些自然构成了全球华语研究得以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入、全球华语学得以建立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学者队伍中，老一辈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比如陆俭明首倡大华语概念并不断为之呼吁和宣传，邢福义领衔投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并亲自进行研究，李行健率领“老教授团队”长期从事两岸语文系列辞书的编纂工作并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性的探索和表述。中年学者中也不乏领军人物，比如郭熙长期从事华语本体、教学研究和规范、规划研究，成果很多，影响很大，并培养和带动了一批青年学者；李宇明通过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聚拢了一大批中国大陆内外的专家学者，既产出了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大大提升了相关研究的人气，使这一研究引起学界内外更多人的关注。中国大陆地区以外，也有一批学者深入或比较深入地参与相关研究，如港澳台地区的田小琳、程祥徽、石定栩、竺家宁、许长谟、邹嘉彦、汪惠迪、黄翊、周荐、徐杰、邵朝阳，新加坡的周清海、卢绍昌、吴英成，马来西亚的邱克威、王晓梅等。

与研究队伍直接相关或密切相关的是学术机构和学术会议，在这方面也已初具规模，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相关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大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比如北京华文学院（原北京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始建于 1950 年，此后成立的有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等。2005 年，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与暨南大学共建的研究平台“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主要任务是对海外华语语言进行全面的监测与研究，反映海外华语的语言使用状况，具体包括全球华语语料库、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研究和全球华语教材建设等³⁰。与此类似的如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华语比较研究中心，虽然创立时间较晚、规模较小，但是依托该校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应该也会有很大的发展与提升空间。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机构也设有相关的下属部门，如北京语言大学的高尖语言资源创新中心就下设资源库建设项目。

国内也已举办过不少相关的学术会议，如：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 2005 年 12 月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举办的“首届华语调查研讨会”，2009 年11 月由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暨南大学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办，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学部协办的第二届全球华语论坛（第一届在新加坡举行）等。此外，还有一些范围较小因而主题更为集中的系列学术会议，如南开大学等校主办的“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九届，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也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并且这两个系列会议都将继续举办下去。

学术期刊方面，直接以华语、华文为研究对象的，如暨南大学华文学院主办的《华文教学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合作创办的中英双语期刊 Global Chinese 等；其他以“华文”为名的，如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主办的《海外华文教育》，北京华文学院主办的《世界华文教育》等。

由于资料有限，目前还不足以形成全面完整的表述，但作为实例来证明全球华语学的成立在此方面所具备的条件，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

三、为什么要建立全球华语学

首先，全球华语研究迫切需要顶层设计。如前所述，人们在提及“语法”这个术语时，其实已经把“语法学”包括在内了，既然如此，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强调后者了，而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比如人们非常熟悉“汉语”“现代汉语”，而对“汉语学”“现代汉语学”等概念却相当陌生。但是，后两者毕竟都是已然的客观存在，其作为分支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也早已完成并且还处于不断地、进一步地充实和提高中。换言之，人们无须再去强调重视事实的发掘抑或理论的建构，它们已经沿着既定的轨道在不断运行并向前发展。但是，全球华语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正处在知识积累和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所以我们应该有“顶层意识”，同时也有必要先做好顶层设计，从而引导这一研究向更加有序、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并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如果是在一项研究开始之前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因为脱离具体的研究实践和实绩，自然容易流于空洞、苍白；而今天的情况是，全球华语的研究虽然已经展开，但是基本还处于草创未就的阶段，即一方面已经有了一些结论和经验，另一方面也初步看到了更多的不足，并且还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和路径。所以，我们认为现在进行顶层设计正当其时，而实际上它也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急需研究的课题。

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比照其他相邻学科，明确和建立“二分”格局，即划分为全球华语和全球华语学。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或许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如果没有全球华语学，单纯的全球华语研究一定是不完整的，是犹有所待的。

建立全球华语学的观念、概念并付诸实际行动，至少会在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的相关研究带来巨大的益处。

（一）有利于拓展研究范围

李宇明¹⁵指出，“大华语”研究目前还处在“观念萌生、资料搜集”的初始阶段，很多判断还都是感性的。然而，大华语观念的提出，不管是对华语的认识还是华语的研究、华语的发展，又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大华语观念”首先应该是一种理论的概括，而不是一个操作层面的概念。有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自然会给相关研究带来新的变化，而其中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拓展研究范围，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全球华语研究内部拓展范围。比如，李宇明³¹给“大华语”下的定义是“以普通话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对这一定义比其他人的定义多出了“国语”这一做法，李文的解释是：“在定义中加入‘国语’的因素，既照顾到历史，又考虑到各华人社区的语言文字生活现实。”那么，这个“国语”到底是民国时期的“老国语”，还是今天的台湾“国语”，却并没有说明。直到李宇明¹⁵才比较明确地指出，大华语中包括老国语圈与普通话圈，而前者从民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台湾，再进一步发展到海外。如此看来，上述定义中的“国语”基本等于“老国语 + 台湾国语”。

我们在这里举这样一个例子，无非是想说明，在对全球华语的认识和表述（这是其理论建构中一个最基本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加进了“国语”的因素，无疑是对已有认识的一种补充和提高，同时也更加切合其来源及发展的实际；而由此提出的“老国语圈”和“普通话圈”概念，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或者说拓展了一个新的研究空间，由此带来的问题如二者的内涵和外延、发展路径和形成过程、相互关系及其消长变化等。总之，不仅在共时的平面增加了宽度，同时还把视角引向历时的范畴。

王晓梅³²指出：“理论上，全球华语研究应该涵盖世界各地的华语变体；现实中，目前的主要成果相对集中于几个国家和地区。”很显然，在研究对象的覆盖面上，也应该继续努力，而这当然也是拓展研究范围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在全球华语以外，即在更广的领域内拓展研究范围。比如，按已有的认识，全球华语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但是，以往对共同语的研究通常只限定在中国大陆或普通话的范围，这样，就不足以回答远超此范围的共同语的所有问题。所以，对全球华语作为共同语的理论探讨，会倒逼人们从更大的范围、更高的层次来探讨共同语问题，从而形成新的认识、补以往相关认识和理论之不足。

（二）有助于提高水平、加深认识

由于目前全球华语研究尚处于李宇明¹⁵所说的“观念萌生”阶段，因此有很多问题都没能很好地研究，所以现在对全球华语的认识还比较有限，而主要着眼并立足于全球华语学的有针对性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深对全球华语的理解和认识。

比如，陆俭明³³主要立足于汉语国际传播，针对其给出的大华语定义指出：“‘大华语’的概念提出来了，也得到了学界一定程度的认同，但是，如何具体理解‘弹性’，具体该如何掌握‘宽容度’之‘度’，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上具体该怎么操作，怎么落实，目前尚无研究。……上述问题无疑应作为首要研究课题列入‘全球华语研究’之中。”很显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自然会带给人们一些新的认识。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们曾提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语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都会坚持²，而祝晓宏、周同燕¹⁶也婉转地指出：“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对待海外华语应该做到包容或宽容，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问题是，包容或宽容这些说法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不平等的眼光，而另一面我们又承认各地华语是平等的。”对这样的深层次问题应该怎么认识，怎样解决？它会对全球华语的本体研究，规范、规划以及教学研究带来什么，给全球华语学带来什么？

周明朗³⁴提出了全球华语的广义与狭义问题，前者是指世界各国所有说汉语群体的通用语，而后者则是大华语，即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我们有无必要做这样的区分，它会给我们对全球华语的认识带来哪些新知？这无疑也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徐大明、王晓梅³⁵指出，马来西亚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系统相似，但又有差异。就词汇来说，马来西亚华语更多地受到马来语和汉语方言的影响，而新加坡华语则有较多的英语借词。就以往的研究来看，人们主要着眼并致力于普通话与国语 / 华语的差异比较，而我们曾经讨论过港澳台地区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与个性，也就是相互间的一致性和区别问题³⁶。现在看来，这样的工作应该可以推广到整个全球华语的范围。具体地说，就是在全球华语社区中，像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属于比较典型的地区，而其他如欧美等则显然不是，那么由此就应该考虑各华语社区的层次划分问题，研究其划分的依据、意义和价值等，而这无疑也会带来研究水平的提高和认识的加深。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如果不提全球华语学，上述研究就不会进入人们的视野，或者说它们就不能被全球华语的知识体系所容纳，我们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全球华语学的顶层设计下，上述富有理论内涵而又对理解和认识全球华语至关重要的问题更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更易于进行整体式、系统化的研究，从而能够在总体或某些局部加快推进研究进程，并使之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和理论高度。

（三）有利于理论的建构和完善

我们在上文指出，全球华语研究为相关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巨大空间，而适时提出全球华语学的概念，无疑会进一步促进理论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

邢福义、汪国胜²⁸曾对其全球华语语法研究“实论结合”的指导思想做出以下解释：“实”既指语言事实，也指语言现实；“论”指理论思考与总结。“实”是基础，也是重点；“论”是延伸，也是提升。结合本文论题，我们对此的理解是：

第一，一个语言研究领域，可以而且应该有“实”与“论”的划分，如果与我们讨论的内容对应起来，前者是全球华语，后者则是全球华语学；

第二，“实”的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如果不能上升到“论”的层次，那么它就会在研究范围和所达到的高度上大打折扣，就像是登山而没能到达顶峰；

第三，有理论的意识，然后才会有“实体”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总结、理论升华，最终实现并完成一个新学科的建构。

我们曾经引用了许嘉璐所说的“两岸语言文字的差异，就是分头演变之果，是特定历史环境之使然，其实也是对汉语汉字的传承和丰富，都应该得到尊重、珍惜”这段话，然后立足于海峡两岸及港澳台地区民族共同语的对比研究，提出以下看法：

从共时层面来说，当代汉语因有上述差异而更加丰富。两岸四地当下的民族共同语合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和构成了当代“大汉语”的共时全貌，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汉语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形式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而且也为更多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现实需求。对两岸四地众多语言现象的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一方面为当代的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进行多样性研究并产出高水平成果的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³⁷

这里，完全可以循着我们曾经走过的由海峡两岸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再到全球华语的研究路径，把这段表述放大用于后者，就像俞咏梅³⁸以下两段话也可以用于后者一样：

中国不仅是汉语言文字的祖国和大国，也应该是汉语言文字学的祖国和大国。西方现代语言理论正是我们理解中西语言类型体制性差异并建构汉语学现代理论的逻辑工具，但我们学习西方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汉语科学。

在全球化趋势的今天，在多元文化的历史语境中，汉语学如何应对当代西方各种强势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实际上也决定了汉语学如何争取实现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普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史的问题。

史有为³⁹曾经针对传统语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呼唤柔性、走向柔性”的口号；今天，立足于全球华语的研究现状和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要提出“呼唤全球华语学、走向全球华语学”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