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提出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问题，具体所指一是内涵多元，进一步明确和强调共同语包括口语与书面语，另外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多元的特点；二是分布多元，认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不仅存在于两岸四地这4个言语子社区，也存在于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各地之间互有异同；三是来源多元，指出共同语口语与书面语有不同的来源，二者在时间上也不同步。在多元观下，文章强调应该对民族共同语进行“纵横交错”的研究，即历时、共时以及二者相结合的研究。

［关键词］ 民族共同语；国语；普通话

今年是普通话定义正式修订公布及普通话推广工作60周年。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普通话以及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话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但是，总体而言，我们的学术界在较长的时间内对民族共同语问题重视不够，讨论得也并不充分，所以在不少方面还有进一步探究的较大空间。另外，到目前为止，人们基本上是在“总体”或“整体”层面来认识和讨论民族共同语的，主要涉及它的来源，与方言的关系，以及普通话的推广等，似乎没能很好地深入到它的内部，就更多具体问题展开，因此也就难以做到深入和细致了。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从更多方面、更多角度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既可以从总体着眼，更应该由局部入手，而本文试图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来谈一个“观念”问题。

笔者认为，建立一个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对理解和研究它是至关重要的，以下就此展开讨论。

我们所说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大致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具体的观念。

一、民族共同语的内涵多元观

所谓内涵多元，主要是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语体及文体的分布多元，而内涵多元观就是明确和强化这种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民族共同语进行多维、复合的理解和研究。

内涵多元首先表现在民族共同语总体上的二元分布，也就是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而以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和表述往往并不是特别清楚。

人们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时候，通常把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以下一段权威性的文字：“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¹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表述是“普通话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²。

那么，所谓“官话”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中一外两位学者的表述：

“官话”又称“京腔”，由此产生了英语 Mandarin一词，指清朝官员，也指中国官话或京腔。³

几乎所有外国人听人说起汉语口语时，可能都会留意到其中的一种，即所谓“the Mandarin Dialect”。这就是“官话（kuan hua）”；严格说来，应译作“官府口头语言（the oral language of Government)”。⁴

也就是说，所谓官话，是与方言土语相对的，指的是口语。其实，不仅官话是指口语的，就是国语也是立足于口语而非书面语。何九盈说，《汉语词典》（原名《国语词典》）在解释“国语”一词时，给出的第一个义项就是“准国音而成之语，别于方言。”⁵市川勘、小松岚则认为，“台湾‘国语’的前身是‘新老国音’，它当然也是以北京腔和北方话为其顶层语言的。”⁶无论是词典的释义还是学者的说明，都从语音着手，显然都认为国语是口语而非书面语。⁷

如果简单归纳一下，就是以前人们大致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讨论民族共同语的，由此必然会造成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比如直到最近，还有人在说“普通话到底是口语还是书面语？这是最成问题的。”⁸

当然，也有人明确表示“民族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⁹但显然并未成为共识，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及民族共同语的时候要采取括号加注的形式加以明确或强调。比如，《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4期刊登的“汉民族共同语多人谈（二）”在“编者的话”中，就有以下的话：“今后的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和口语）应朝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明确并强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态，主要是想补上以前研究的短板，并且寻求新的增长点，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加全面、深入、客观地研究共同语的来源及形成过程；二是对共同语本身进行分语体、多角度的进一步研究。前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此处就第二点略作陈说。

着眼于分语体的研究，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口语，二是书面语，三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口语而言，它也有多元的特点和表现。比如，有人在说完普通话到底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最成问题后，接着说道：“口语涉及方言，普通话口语当然应建立在北京话或北方话基础上。但情况又非如此简单。”⁸情况之所以“非如此简单”，主要是因为普通话口语中掺入了许多北京话或北方话以外其他方言的因素，而它与书面语形式有时也纠缠不清，并且在不同的阶段还有相当的发展变化；另外，还有所谓的“地方普通话”，更会使普通话口语呈现不同的面貌，并且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同。

就书面语而言，它的多元特点更为明显和突出，所以问题可能也就更多一些。在汉语研究中，虽然“书面语”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概念，但是针对它所作的专门研究却很少，一些涉及的论述往往也都语焉不详，⁸因此很多问题都未能很好解决，甚至还很少涉及。近年来，汉语语体问题渐受重视，但有不少论著仍然囿于“传统”认识，基本只关注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以及二者用词和语法的不同选择性等，因此难有突破。近年来，冯胜利提出了通俗、正式、庄典三分的“语体三维说”，并且提出了“语体语法”概念；¹⁰汪维辉在冯氏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语体词汇”概念，并把冯氏的语体划分概括为俗常、正式、庄典、兼用、通用五体。¹¹ 仅就书面语而言，无论是冯氏的“三维”，还是汪氏的“五体”，无疑都突破了以前人们的认识，初步揭示了共同语书面语构成多元的特点；而语体语法和语体词汇概念的提出，则把传统的语法、词汇研究与语体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甚至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就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而言，人们对二者的联系和区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基本也还限定在“总体”的范围内，而如果进一步深入下去，同样也有很大的开拓空间。比如，上述五体作为一个连续统，既存在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也存在于二者各自的内部（即不仅书面语有三维或五体之别，口语基本也是如此），这样无疑就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考察角度和研究内容。再如，李如龙指出，“汉语的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差异大。这不仅是语体、语用的差异，而且也是汉语两大造词系统的差异。”¹²这里，李先生把口语与书面语用词之分，上升到造词系统的差异，这无疑是非常有见地的，而循着这一思路，必然会给传统的汉语词汇学及其研究带来新的变化，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共同语口语与书面语及其关系的研究。

民族共同语的内涵多元，一是就上位层次看，呈口语与书面语的二元分布；二是就下位层次说，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都具有多元的特点。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民族共同语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多角度、更多方面来展开不同于以往的创新性研究。

二、民族共同语的分布多元观

提到民族共同语，似乎就是一个“纯一”的概念，即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然而，我们国家当下“两岸四地”的现实，以及“全球华语”的存在，却给我们的民族共同语注入了新的内涵。就前者而言，按社会语言学的社区理论，两岸四地是同一言语社区下的4个子社区。¹³ 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复杂以及讨论过于冗长，以下仅以前者中笔者研究较多的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为对象来进行讨论。

李行健指出：“共同语分成台湾的国语和大陆的普通话，也就是‘老国语’产生了两种变体。”¹⁴我们认为，李先生把两岸民族共同语看作“老国语”（即上述官话——国语——普通话序列中的国语）的两个变体的观点非常正确，也非常值得重视。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体呢？郭熙、祝晓宏认为，“海外华语既是一种社会变体，也是一种地域变体，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变体。”¹⁵郭、祝二位所说的“海外华语”，是包括台湾“国语”在内的，而这种社会、地域、功能“三体说”也是非常到位的，无疑非常有助于我们对两岸民族共同语及其关系的理解和定位。

目前，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变体说”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那么，它们究竟“变”在哪里？我们认为，两个变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规范标准有所不同。王理嘉指出：“国语和普通话都是以北京音系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国语运动和汉语规范化运动是民族共同语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上一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中国语言学的两次发展高潮也都是由这两个运动引发的。”¹⁶这里，王先生把国语与普通话、国语运动与促成普通话最终确立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区分开来，实际上正是着眼于二者的差异。民族共同语在台湾沿用了“国语”的名称，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它的规范标准。关于这一点，仇志群早在20年前就有一个很好的表述：“台湾从1949年以来与大陆长期隔绝，形成一个封闭的汉语言环境。虽然坚持以国语为标准语，但台湾的国语的规范标准，自然地靠向了南方官话痕迹颇重的50年代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也可以说靠向了一个历史的静态的标准。”¹⁷20年后，还有人在说，“台湾地区的‘国语’保留了许多五四前后期的特点。”¹⁸至于大陆的普通话，则“在‘老国语’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¹⁹造成“新面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陆的普通话更为崇尚口语”。²⁰ 大致如有人所说：“台湾国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即使是口语也不乏斯文；而大陆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因此更为普通化。”²¹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提出了当今的普通话应当“反俗复雅”的呼吁。²²

人们在谈及普通话的上述特点及其与台湾“国语”的区别时，主要是着眼于词汇，但是也有人从语音的角度指出：“两岸汉字读音差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两岸在标准音的审定和执行上遵循了不同的标准，即大陆强调从俗，台湾强调学理，这也在客观上拉大了两岸读音的距离。”²³

总体而言，台湾通行的民族共同语脱离基础方言，基本沿用传统国语的标准，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如在语音方面加进了一些“南味”（主要表现在口语中，如轻声与儿化大面积萎缩，平翘舌几乎不分等）；词汇和语法方面也较多地受到外族语和本地方言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更像一种蓝青官话，而不是纯粹的‘国语’”。²⁴ 大陆普通话基本与基础方言保持联动，通过建国后一系列语文规范化运动，最终在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上都与传统国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也与台湾“国语”产生了一系列较为明显的差异。

二是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其实我们在说上一点时已经涉及这一方面。近30年来，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问题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术成果问世，这正好说明两岸民族共同语在不同的言语社区中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发展变化，对此，每一位研究者或关心相关问题的人都非常清楚。比如词汇方面，有大陆学者指出：“海峡两岸分离40多年，有很多科技名词分别有不同的叫法，非常影响两岸的交流。据大陆有的专家统计，新兴学科，如计算机行业，有50％左右的词不一致……传统学科，如物理学，也有20％左右不一致。”²⁵台湾学者也说：“两岸半个世纪来，对音译外来语词，各自发展出不同的型式。在人名、地名、国名、科学术语、电脑用语、专门科目译语等方面，多呈现歧异。”²⁶

词汇方面如此，在语言及其使用的其他各个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就笔者个人而言，近20年来，几乎一直把两岸语言对比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在这方面，申请到的课题资助就有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一项，而由本人任首席专家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也有一个相关的子课题；发表的论文有几十篇，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两部，另有一部也即将出版，²⁷内容主要为词汇和语法，同时兼及表达方式及语言风格等。另外，笔者还指导过两位博士研究生，分别以两岸词汇和语法的差异与融合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也都顺利完成并通过答辩。仅由这些来看，两岸民族共同语确有不同的发展变化，并形成诸多差异，而这些无疑是支持上述“变体说”的最有力的事实依据。

以上仅就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如果再加上长期处于外族统治下并且已经先后回归祖国的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言语社区，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有更广泛分布的汉语／华语，情况自然就更加复杂了，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社区分布多元的特点就更加明显，内涵自然也更加丰富。

上述社区分布多元的观念，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汉民族共同语内涵的认识，同时也会对相关研究带来新的内容和变化，比如有人就提出，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定义在语音方面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²⁸从“标准音”到“基础音”，正是基于不同言语社区的语音差异而对民族共同语概念及表述所作的调整。再如，上一小节我们讨论过语体问题，冯胜利结合两岸三地的实际指出：“大陆正式语体逐步形成的同时，港台的特殊文化和环境则保持着典雅语体的发展。初步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正式体词汇的使用，港台和大陆有着很大的区别。”²⁹也就是说，冯先生认为，其所提出的语体“三维”（通俗、正式、庄典）中，庄典语体在不同的言语社区有较大的区别，而这无疑也给民族共同语研究带来了新的内容。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不同言语社区的多元分布，非常有“中国特色”，同时也非常有理论和事实的内涵，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三、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多元观

在汉语学界，王理嘉较早提出民族共同语书面语与口语的形成是不同步的，他说：“民族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两个方面，汉民族口头共同语的形成晚于书面共同语。”⁹但是，王文中只有这一句表述，并未展开具体的讨论。

其实，我们在本文第一小节首先明确和强调民族共同语口语和书面语的二元分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来源和形成过程时，可以而且应该把二者分开来进行，因为二者确实既不同步，来源和发展过程也大不相同。

以下我们就按王先生所用的指称形式，来分别考察口头共同语和书面共同语的来源、形成过程以及大致时间。

（一）口头共同语的来源

在所有关于民族共同语的讨论中，人们最关注的一项内容，恐怕就是其来源问题了。如前所述，人们在讨论共同语的来源时，无论涉及的是官话还是国语，基本都是就口语而言的，立足点主要是语音。以下我们就循着这样的线索来对相关论述作一梳理。

人们在讨论民族共同语的来源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它与先秦的雅言及后来的官话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我们仅从一些论文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从雅言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小史》《从官话到普通话》《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等。甚至有人认为，官话就是初级形式的民族共同语，⁹那么，由它过渡到现代高级阶段的民族共同语，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比如本文开头所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表述就是“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如果稍作展开，即如有人所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从清末的‘官话’到民初的‘老国音’，到二十年代中期的‘新国音’，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历时几十年，终于确立了自己的标准音——北京语音，从而开始向民族共同语的高级形式——民族标准语的方向发展。”⁹

如果再细致一些，鲁国尧最早提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³⁰后来又修正为明末清初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³¹ 这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民族共同语是以南京音为标准音的；大约到了清代中后期（1850年前后），北京音才获得官话正音的地位。³² 现在，这样的观点已经得到很多人的认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共识。

也有人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究，郭锐认为，普通话的语音主要来自北京官话，而词汇和语法则是南北官话混合的产物，并且还给出了混合发生的时间，即民国时期。²

民族共同语以北京音为正音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于锦恩把民国时期政府确定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历史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老国音”阶段（从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审音到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京国相持”阶段（从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到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决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增修《国音字典》），“新国音”的修订、公布阶段（从上一阶段结束到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由教育部公布出版）。³³

把以上内容简单归纳一下，大致可以理出一个对现代汉民族口头共同语来源及形成过程的认识：远源是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雅言，近源则是明清时期的官话，其间经过了从以南京音为正音到以北京音为正音的转换，最终在民国时期（上世纪30年代初）得以确立。

（二）书面共同语的来源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笔者以主要精力研究“现代汉语史”，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演变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基本都是在书面语范围内展开和进行的。我们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理清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主要是书面语）的来龙去脉，所以来源问题就成为现代汉语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基本做法是由下往上推，即在时间上先上推清末民初，再上推到近代汉语以至于古代汉语阶段，由此形成了我们关于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来源的一个初步认识。

我们认为，要理清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的来源，首先应该对它的构成情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定，而这方面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基本的认识是“如果按照发生学的原则对现代白话进行溯源，其主要成分是文言、传统白话、翻译的外来语、方言等”。³⁴ 不过，方言因素还不足以与另外3个因素相提并论，所以最基本的来源构成主要是文言、古白话和“欧化文”三大板块。

也就是说，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内部的构成情况比较复杂，同样具有多元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探源时本着多元而不是单一的思维，而这一点应该与口头共同语的探源有很大不同。

我们的视线首先上移到清末民初（1840－1919）。王力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³⁵ 王先生之所以把此期定为过渡阶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汉民族共同语大量搬介日语和西方语言的词语，又把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方式吸纳过来，引起了较大的发展变化。”³⁶经过初步的考察与分析，我们提出了“清末民初语言研究”的课题，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说明，³⁷其中与本部分内容最直接相关的是，吕叔湘在为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所作的序言中，建议把汉语史分为3个部分，即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而我们认为，要真正弄清书面共同语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考虑要把它与文言史和白话史衔接起来。

我们按照吕先生的思路，视线再向上移，及于古白话和文言。一般而言，现代汉语和古白话之间有密切的关联，这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而说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有多么密切的关联，就需要作一番考察和论证了。所以，我们首先由“文言史”入手。基于自己的考察，结合相关的论述，我们把文言分为“同质文言”和“异质文言”，前者指的是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使用、保持了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后者指的是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是一种相对浅近的文言。我们的基本判断和表述是，同质文言和异质文言，再加上白话，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及其发展呈三足鼎立、多头并进的格局。³⁸ 最终，这三条线索共同汇入现代汉语，成为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的“传统”来源。然而，由“传统”到“现代”，这中间还要有一个过渡和衔接，而这就是“欧化”。我们认为，欧化是文言史和白话史最终汇入现代汉语的桥梁。

就文言史一端而言，近代以来，有所谓“欧化的文言文”，³⁹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梁启超的“新文体”。李启荣认为，“新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三合一，它在语言上较旧文体前进了一步，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⁴⁰ 此外，像章士钊的“逻辑文”等，一定程度上也都有这样的特点，因此也可以归入欧化文言之列。

再说白话史。欧化是近代以来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就其与语言和文体相关的部分而言，指的就是欧化的白话。徐时仪指出：“欧化白话的形成可以溯至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传教读本。……这些西方传教士出于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传教的需要，翻译的传教读本也力求语言通俗，多用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形成一种具有欧化色彩的白话，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滥觞。”⁴¹

简单总结和归纳一下：我们认为，现代汉民族书面共同语由文言史和白话史共同汇合而成，中间经过欧化的整合和改造，再掺入一些其他的如方言等因素，时间上大致是五四时期，这当然略早于口头民族共同语最终形成的上世纪30年代，所以上引王理嘉说“汉民族口头共同语的形成晚于书面共同语”。

以上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勾勒，具体还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2016年初，我们提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复线多头的汉语史，复线指汉语史应由文言史和白话史构成；而多头则是复线之外的多个“专史”，包括语音史、方言史、通语史和口语史。⁴² 我们现在的认识是，要真正理清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来龙去脉，还有赖于上述诸史的真正建立和全面研究。

四、多元观下的民族共同语及其研究

我们认为，建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多元观，既有助于我们对她的了解、理解和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对她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一）关于民族共同语

在多元观下，我们不但能够拓展和加深对民族共同语的认识，而且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外延及相关表述和理解做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以下我们主要以普通话的定义为讨论对象。

普通话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句话定义的最后修订公布，正好60周年了。60年来，无论我们的社会还是共同语本身，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人们对共同语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那么，我们对普通话的认识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三句话的表述，有无必要和可能与时俱进，进行某些必要的补充或调整？

前边提到，关于第一句普通话语音的表述，已经有人建议把“标准音”改为“基础音”，考虑到两岸四地乃至全球华语的实际，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而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一种多元观的反映。

再看第二句“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前引郭锐的研究指出，普通话词汇和语法是南北官话混合的产物，那么也就不是单一地以北方话为基础了（这实际上是说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多元的）。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或许会找到更多、更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而如果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那么对共同语词汇乃至于语法方言基础的认识和表述，恐怕也要作一些调整或修改了。

第三句话中所给出的语法规范，在60年前，当然主要是着眼于“老国语”而言的，⁴³与后来的普通话肯定会有一定的出入。所以，在对这句话进行解释的时候，很多人一定要加上一句“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的一般用例而不是特殊用例为语法规范”，即要做一些人工的排除。那么，“一般”与“特殊”的判定标准是什么？我们不得不说，有时是以国语与普通话的契合与否为依据的。在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一匹猫”组合中的量词“匹”，常被当做特殊例外的一个典型，而之所以如此，理由很简单：因为普通话中“匹”不能这样用。其实，不仅鲁迅作品中“匹”与“猫”搭配组合的用例多次出现，就是同时代其他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中，也不乏其例，并且“匹”在此时能够广泛地与指称各种小动物的名词构成量名组合。⁴⁴ 另外，也有相反的情况：比如普通话中大量使用的“万能动词”“搞”，在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却几乎没有任何反映，⁴⁵因此按照上述第三句话的定义似乎也不具有“合法性”。

另外，三句话分别对应语音、词汇和语法，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外壳，与后两者的性质不同，因而有其独立性，而词汇和语法的标准，恐怕也应该是多元而不是单一的。具体而言，是不是普通话词汇及其标准就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无关？反过来也是一样，语法及其标准是不是也与北方话无关？答案显然应该是否定的。我们的意见是，普通话词汇和语法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北方话与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结合。这个问题比较重要，也很有挑战性，应该进行专门的研究。

我们想通过以上有限的事实说明，民族共同语是向前发展的，而它的规范标准也应该是动态发展的，所以，我们对普通话的理解和表述应当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反映上述发展以及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二）关于民族共同语研究

在多元观下，我们认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研究应该以“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

所谓“纵”，自然是指历时，即现代的汉民族共同语来源及其发展的研究。要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应当树立一个历时发展观，即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经过了国语和普通话这样前后相接的两个发展阶段。然而，就现在的情况看，民族共同语的历时发展观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普及。当我们浏览相关研究成果时，经常会看到诸如《清代及民国时期普通话的推广》《推行普通话（国语）的回顾与前瞻》《普通话语音研究百年》这样的标题，至于正文中对各阶段的共同语不作区分或者是直接混同的，就更加多见了。比如，前一篇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按照学界公认的说法，我国以政府名义推广普通话（当时叫官话）始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⁴⁶ 这里不仅对国语和普通话不加区分，而且还把普通话与官话混为一谈。

至于具体的研究内容，还是我们前边几次提到的“来龙去脉”，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民族共同语的来源，把官话与国语紧密联系起来，这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我们还应该在深入和细致上下工夫，另外对口语与书面语也应分而治之；其二，民族共同语的发展，即从国语到普通话，既包括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也应包括语文政策及规范标准等的演进与变迁等，而在这两个方面我们无疑都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比较宏观的层次和角度，如果着眼于“现代”，我们建议应该有一个“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史”；而如果着眼于“全程”，就是建立我们上文提到的“新汉语史”中的“共同语史”。

所谓“横”，就是着眼于共同语不同的语言社区变体及相互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其一，虽然相关研究进行很长时间了，成果也比较可观，但是很大程度上并未在民族共同语及其变体这一框架下进行；其二，就两岸四地而言，对台湾“国语”及其使用情况研究得相对较多，而港澳的相关研究较少；其三，如果再扩大视野，在全球华语的范围内，相关的研究就更少了。

比如，就两岸四地而言，港澳的情况与台湾又有明显不同：香港的语言政策和现实是两文（中文和英文）三语（粤语、英语和普通话），而澳门则是三文四语（在香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葡文和葡语），两地一般市民的日常交际使用的都是粤语。港澳两地现在使用的中文书面语，属于汉民族书面共同语，但与普通话书面语有较大的差异。就香港的情况来说，有研究者把“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命名为“港式中文”，对它的界定是“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⁴⁷澳门汉语的书面形式虽是现代的语体文，⁴⁸但是实际上与港式中文非常接近。另外，在澳门的中文公文中，还有受葡语影响，在用词、造句、行文等方面都好像是从葡文直接翻译来的“葡式中文”，⁴⁹这无疑是一种“具有澳门地区特色的汉语书面语”，而它与民族书面共同语的距离，自然就更远一些了。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该建立一种语言资源观，即把各地民族共同语大同下的小异看做一种宝贵的语言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利用。对此，我们曾经以两岸四地为例作过以下的表述：

两岸四地当下的民族共同语合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合构成了当代“大汉语”的共时全貌，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汉语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形式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而且也为更多理论、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现实需求。对两岸四地众多语言现象的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一方面为当代的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进行多样性研究并产出高水平成果的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⁵⁰

所谓“交错”，则是指以上“纵”与“横”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和交织的，而我们的研究也要充分体现这一点。郭熙指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静态地观察汉语，忽略了变化中的汉语；更多的是从中国大陆的角度看待汉语，忽略了跨国、跨境情况下的汉语运用。”⁵¹其实，目前我们更加缺乏的，是把“变化”和“跨境”结合起来的研究，即在上述“纵”与“横”基础上的“纵横交错”的研究。在我们看来，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阶段不仅前后相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时并存（如前所述，台湾不仅保留其名，在相当程度上也保留其实），所以在研究中应该统而观之，并尽可能地把二者结合起来。

这样的结合首先应该体现在研究理念上，特别是在进行共时研究时，一定要有历时的观念，而如前所述，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待提高。至于具体的结合，一是在某一本体的研究中贯彻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原则。比如，对大陆普通话的研究，如果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不了解它与传统国语的关系及其变化，就会造成一些短板，甚至缺陷，我们提出并致力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其实就有这方面的诉求。二是两岸四地横向比较研究应与共同语的历时发展线索互为参照、互相结合。比如，我们从与传统国语距离远近的角度分析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及其造成原因，⁵²就是在这一思路下进行的。三是历时的研究也应以共时的描写和归纳为基础，比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台湾“国语”反观传统国语，由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既可以更好地了解后者，同时无疑也有助于对前者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