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章提出“深度对比”的理念，强调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以寻求新的增长点。要进行两岸词汇的深度对比研究，一定要立足于两岸实际运用中的词汇差异，并且以有隐性差异内涵的词语作为现阶段的主要着力点。进行海峡两岸词汇深度对比研究，对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对汉语词汇学研究以及两岸语文对比词典编纂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海峡两岸；词汇研究；隐性差异词语

引言

海峡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开展至今已有30多年了，在此期间，所有的词汇对比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两岸有差异的词语而进行的。那么，海峡两岸到底有哪些差异词语，它们可以划分为哪些类型？我们经常看到和用到的划分有同形异义、同义异形、同形偏项，以及此有彼无、此无彼有等。不久以前，有人从编纂词典收词立项的角度，尝试对两岸差异词做出全面、细致的分类，如李行健¹、徐复岭²等。李文先按“显性差异词”和“隐性差异词”分为两大类，前者包括同名异实词、异名同实词、一方特有词三小类，后者则包括义项差异词、色彩差异词、搭配差异词、应用频率差异词、方言差异词和异形差异词等六小类；徐文对上述分类作了一些调整，把显性差异词改名为“绝对差异词”，隐性差异词改名为“相对差异词”，前者所指范围不变，后者则包括偏项差异词（同形异项词）和同形同义异用词两类，其中同形同义异用词也包括六个不同的小类，详后。

对上述几类显性或绝对差异词，人们比较容易感知，所以在最初以及后来很长时间内，两岸词汇差异对比研究主要在这一范围内展开，一般的工具书收词立条也基本都集中在这样的词语，而对相对或隐性差异词，则既无明确的概念，更无系统的研究。时至今日，我们认为这一状况应该得到改变。

针对当下两岸词汇对比研究的上述实际情况，本文提出“深度对比”的理念，强调今后的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应该是以此为目标的深度对比研究。

所谓深度对比以及深度对比研究，就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而无论在局部还是整体上都达到一般本体语言研究所追求的三大目标：对两岸词汇差异及其发展变化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

要进行两岸词汇的深度对比研究，可以选择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进行，比如扩大考察范围、加大对一些现象描写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增加研究的理论性等，但最为重要的是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目标的确定，本文就着眼于此展开讨论。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要想达到上述目标，应该遵循立足两岸实际差异原则，并确定隐形差异为目前的主要着力点。这样进行两岸词汇深度对比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一 进行深度对比研究的基本原则

要进行两岸词汇的深度对比研究，首先要明确并强调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立足于两岸实际运用中的词汇差异。

以往的研究有很多是从工具书中选取比较对象和内容的，这一点，仅从一些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比如，以《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为对象的就有不少，像《〈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台湾汉语特有词语及词语特有义项考察》《从〈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看两岸的同实异名词语》《台湾汉语词语特有义项考察——基于〈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的研究》等。至于不在标题中标明，而只在正文中加以说明的就更多了，比如苏金智提到，文章是对两岸几部有影响的词典进行研究，从中选取200个差异较大的同形异义词语进行剖析；³ 另有一篇两岸外来词对比研究的文章也在引言部分说明，文章是以《汉语外来词词典》《国语日报外来语词典》《港台语词词典》《当代港台用语辞典》《大陆和台湾词语差别词典》《大陆及港澳台常用词对比词典》为主进行比较研究的。⁴ 因此可以说，以往的很多词汇对比研究（也包括笔者自己的某些研究在内），都全部或在一定程度上倚重、甚至依赖于已有工具书。

当然，我们无意否认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也想指出，因为是使用词典提供的间接性材料，有时就难免与使用中的词语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距离，而由此又可能会造成某些局限，主要表现在：

第一，有可能使用“失真”材料。吴礼权从九个方面分析了台湾《两岸常用词语对照手册》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多是台湾作者不了解大陆语言运用实际所致，而如果以此为准来进行两地之间词汇的对比研究，其结果可想而知。⁵ 吴文的标题是“还原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差异的真实面貌”，已经指出了这些工具书收词释义等的失真问题。很显然，基于这样的工具书所做的研究，不可能反映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差异的真实面貌，相反，却会因“以讹传讹”而导致研究结果对语言事实的扭曲或错误反映。

第二，使用的多是“后时”材料。即使最新出版的工具书，从搜集材料到编纂成书，到编辑校对，再到最后的印刷出版，都要有一定的周期，因而对“当下”而言，总会有一定的后时性，更遑论有些研究是利用多年前出版的工具书，这一点自然就更加明显和突出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下边还要举例说明。

第三，研究范围有一定局限性，一般词典收词总会有薄弱环节，难免会有少收、漏收等情况，因此对词汇状况的反映即使是正确的，往往也难说是全面的。前引李行健和徐复岭的差异词语分类，均着眼于两岸对比工具书编纂中的收词立项，后者明确指出，含有“异形”“异义”或“异项”的两岸词语差异现象在有关文章中多有论及，这类差异词语多数在近年来编写出版的有关语文工具书中也可以查找得到，但是那些不易被察觉得到的差异现象尚未引起论者的足够关注，因此当然不会在已有工具书中有充分的反映。所以，过分倚重工具书，一是考察范围不会对已有差异词语实现全覆盖，二是在差异词语的类型覆盖上也有明显欠缺，即主要集中在绝对差异词，而为数众多的相对差异词往往就不在视野之内。

强调研究两岸实际运用中的词汇差异，无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上述三点局限，从而把我们的研究引向全面和深入。

要研究两岸实际运用中的词汇差异，主要应从语料入手，必须充分注意和高度重视以下几点：

一是语料的常用性。这里“常用”的内涵大致有二：一个是从载体来说，应主要立足于常用、常见且与现实社会生活非常贴近的文本形式，如媒体新闻、反映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等；另一个是就使用范围和频率来说的，即首先应该把目标锁定在那些常用的词语。我们强调常用性，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语言研究的目的是认识语言、掌握规律，仅从这一点来说，它的主体目标和内容就应该集中在那些普遍常用的现象，因为越是这样的现象，才越能代表和反映语言的基本面貌。张永言、汪维辉指出，因为常用词大都属于基本词汇，是整个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它的变化对语言史研究的价值无异于音韵系统和语法结构的改变。⁶ 词汇史的研究不但不应该撇开常用词，而且应该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汉语词汇从古到今发展变化的主线理清楚，也才谈得上科学的词汇史的建立。词汇史的研究如此，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同样也应如此。

其二，词汇发展的常识告诉我们，越是常用的词语，其义项越多、用法越复杂，而发生变化的可能也越大；另一方面，因为常用，所以人们往往习焉不察，因而有些时候对那些细微但却非常重要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差异往往更容易忽略。

二是语料的可比性。就两岸词汇对比研究来说，对于常用词语，我们强调其两岸之间的可比性。比照上边“常用性”中提到的两点，所谓可比性，至少应该包括载体和使用范围及频率等，此外在时间和空间等方面，同样也有一个是否具有可比性的问题。例如，李行健、仇志群提到，台湾国语中，“手形”（义为支票） 、“口座”（义为账户） ，主要用于台湾南部地区（是台湾闽南语中源自日语的外来词），在台湾地区还没有普遍性，所以着眼于两岸通用词汇，显然没有太大的可比性。⁷ 同样，吴礼权也提到，大陆的“路条、奶头”早已不用，因此与台湾的“通行证、奶嘴”之间自然也没有多少可比性。⁵ 不过，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头绪比较多，因而非常复杂，值得专门讨论。

三是语料的当下性。关于这一点，前边已经结合工具书语料的后时性简略谈及，以下再举例说明。比如，一般工具书都会把大陆的“导弹”与台湾的“飞弹”列为对应词，这如果着眼于“以前”，用于说明两岸存在这样一对同义异形词，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以为二者始终“井水不犯河水”，那就是认识不全面，并且也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现实的情况是，台湾当下的使用中，虽然仍以“飞弹”为主，但是“导弹”也比较常用了，例如我们2015 年1 月10 日在台湾《自立晚报》对近10年的使用情况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含“飞弹”的文章有 580 篇，含“导弹”的有140 篇。另外，就大陆一方看，虽然主要使用“导弹”，但是“飞弹”现在也有一定的使用频率，并且在使用中往往还有语境、搭配等方面的选择性（台湾大致也是如此）。我们认为，只有基于当下语料，把上述情况加在一起考虑，才有可能对这两个词及其使用中的差异形成完整认识。

另外，我们一直认为，进行两岸语言（包括词汇）的对比研究，应该采取“两翼”模式，即不仅要研究差异，也要研究在差异基础上的相互融合，⁸ 而后者应该也是深度对比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差异主要是以前形成的，而融合却是在当下进行的，所以对后者的研究来说，语料的当下性尤为重要。

四是语料的丰赡性。此点与第一点关系密切，这里指的主要是应该搜集更多的语料，并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考察。这一点对深度对比研究而言至关重要，李行健、仇志群提到，有的词语概念意义全等，只是色彩义表现差异，而如果没有某种特定的“语感”，没有对语料的宽幅度的扫描，不一定觉察出来，所以文章强调要“把该词在两岸的实际用法铺开来，全面比较”。⁷ 这里提到的“宽幅度的扫描”和“铺开来全面比较”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充足的语料，才能更充分地展示一个词的全部意义和用法，特别是一些细微、极易被忽略之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只有通过对大量实际用例的排比归纳和对比分析，才能更充分地比较、鉴别，从而发现更多的差异，并在更多的实际用例中加以验证。

二 进行深度对比研究的主要着力点

要对两岸词汇差异进行深度对比研究，除了明确上述基本原则外，还要有一个主要的着力点。我们认为，本阶段的着力点应该是有隐性差异内涵的词语，即前边提到的隐性/ 相对差异词语。

隐性与显性是语言研究中经常用到的一对概念，在词汇学范围内，就前者而言，孙维张讨论过隐性词义形象色彩问题⁹，王艾录讨论过隐性关系的复词¹⁰，丁金国提出隐性语义问题¹¹，而在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中首先提出隐性差异词概念的是李行健 ¹。此外，徐复岭还提出了“同形同义异用词”的概念，把它作为隐性差异词的下位类型，所做的界定是形式完全相同、词汇贮存义或核心意义也都相同，只是实际语用或附加意义不尽相同的词语，这里的“不同”包括使用范围不同、搭配对象不同、语法特点不同、文化附加义或色彩附加义不同，以及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不同。²

不过，到底什么是词的隐性差异，隐性差异词又包括哪些方面的哪些种类，都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下一步应当深入探讨的问题。

无论李行健还是徐复岭，主要都是从词义角度来界定和表述隐性差异词语并给它分类的，所以我们也从这一角度来讨论。按照葛本仪词义三分的观点，词的概念义基本属于显性义，隐性差异多表现为语法义和色彩义的不同，而上引徐复岭所列六点中的前五点，基本都属于这两个方面。至于徐氏所列第六点，即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的不同，与前五点并不属于同一个角度的划分，因而也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简单地说，着眼于两岸对比，具有前五方面表现的隐性差异词都可能有这方面的表现。

就词汇对比研究而言，显性差异词往往一见便知或稍加比较就可发现，而隐性差异词则需要深入探索，反复比较才能发现。¹ 也正因为如此，加之考虑到已有研究对这方面有相当程度的忽略，所以我们才以之为两岸词汇深度对比研究的主要着力点。不过，我们也相信，随着这方面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人们一定还会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持续进行两岸词汇的深度对比研究。

要进行两岸隐性差异词的研究，首先要确定一个立足点，这就是义项/ 义位而不是整个词义。以前的两岸词义对比主要立足于整个词义，着眼于一方或双方义项的有无、多少与异同，比如同形异义、异义同形、同词偏项等差异，都是在这一层次上比较的结果。这样，得到的多是显性差异，而要抓住隐性差异，则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具体的义项 / 义位之中，以它的构成单位即义素/ 语义特征为考察对象。蒋绍愚指出：“首先应该明确一点：分析词义的发展变化，应当以义位为单位。否则，笼统地谈词义的发展变化，有许多问题就不易说清楚。” ¹² 要把不易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多做综合考察，二是多做定量分析。

我们强调综合考察，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以前乃至于当下的研究状况而言的。以往的两岸词义对比研究中，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概念义，对色彩义注意不够，至于语法义，很多时候都被排斥在词义之外，推给了语法研究。前边提到以往的研究对隐性差异很少关注，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强调综合考察，就是要将这三方面的意义以及其他可能的相关因素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多维性、复合式的研究，从而深入对比、完整揭示一个词本身及其两岸差异的立体全貌。

强调定量分析，也是针对两岸词语对比研究的实际。上文提到，徐复岭提到的隐性差异中，还包括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不同，² 这无疑是词汇实际使用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以往人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史有为指出，词汇研究目前最薄弱的就是精度和量化，很少人采用计量方法去研究，动态研究是当前词汇研究的突破方向，词汇活跃度则是动态研究中的重要课题。¹³ 对于两岸词汇的对比研究来说，这话也同样是适用的，所以这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内容。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理念：要研究两岸某一词语的差异（研究其他现象大致也应如此），首先应该在共时平面确立一个“最大值”，即对于该词语共时面貌或其某一方面（视研究目标而定）最充分、最全面的分析与描写。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最大值，就有了一个对某一词语或其某一方面最全面的认识；二是以此为基础和抓手，就可以较为充分地考察和比较分析两地之间的参互异同及其发展变化过程。比如，在笔者的指导下，博士生邹贞做了台湾国语中“起跑”一词用法的发展变化及其与大陆异同的考察，首先就立足于词义，找出其语义特征的最大值，即［＋人］ ［＋比赛］ ［＋开始］ ［＋奔跑］ ［＋自主动词］。以这组语义特征为起点，就可以深入考察和细致描写此词内涵（语义特征）不断缩小、外延（使用范围）不断扩大的变化过程，同时由此来进行两岸的多维对比。比如就前一方面来说，在这一“本义”的基础上，此词在台湾经历了作为过渡的［－人］ ［± 比赛］ ［＋开始］ ［＋奔跑］ ［－自主动词］阶段，最终实现了［－人］［－比赛］ ［＋开始］ ［－奔跑］ ［－自主动词］这一意义变化；反观大陆，上述变化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但一是与台湾并不同步，二是在活跃程度和使用频率上也有明显不同，由此就形成了此词在两地当下使用中的差异。 ¹⁴

当然，以上只是对现象的“描写”，如果要进一步追求研究性以及研究的深度，这个问题到此并未结束，应该还可以找到新的拓展角度。比如，语义特征之间是互相发明、相互制约的，例如有了［＋比赛］等语义特征，［＋开始］只能是“开跑”义，而当前者淡化以至于退隐后，后者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制约或提示，只剩下一个笼统的核心义，至于具体意义是什么，则有赖上下文的规定，比如在“大学多元入学方案今年起跑”中是“实施”义，而在“台湾投资高峰论坛下周起跑”中则是“开幕”义¹⁴，等等。这样，其实就又涉及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张仁立较早提出了“静态词义”和“动态词义”问题，¹⁵ 后来也有不少人对此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过讨论，如葛本仪、刘中富 ¹⁶、陈长书 ¹⁷ 等，后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动态中的深层词义”问题。上述概念与本文论题的关系是，着眼于两岸词的义位及其构成成分即义素/ 语义特征的差异问题，同样也有静态义和动态义，以及动态中的深层义等问题。我们相信，这些概念的引进，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从更多的角度和方面来研究两岸词汇的隐性差异。

三 进行深度对比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选择词的隐性差异作为主攻方向，来进行两岸词汇之间的深度对比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3.1 对两岸词汇对比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以前的相关研究有很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的话，那么作为下一步努力方向的深度研究，则基本属于这一研究的“高级阶段”。从学术的发展来看，这也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结果是必然给相关研究带来一个较大的发展，并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境界。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由简单对比到复杂比较

两岸词汇对比研究主要使用对比（比较）分析法，这一方法就是把客观事物加以比较，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做出正确的评价。就实际运用看，以往的比较和深度研究的比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其一，以往的研究，在对象的选择上，主要取材于已有相关工具书，集中在那些同形异义、同义异形等有比较显豁差异的词语；深度对比研究则要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工具书的依赖，直接从大量鲜活的、即时性的语料中选取那些有各种隐性差异的词语，对其精细幽微之处进行全面比较。

其二，在方法的使用上，以往主要是简单的有无对比，一是对比的项目少，二是对比的内容单一，三是范围往往也不够大；深度对比研究要求进行更为复杂的比较，即选择更加丰富的内容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多元、多维、有深度的比较。

其三，在最终的表达和呈现形式上，以往的不少研究成果与以上两点相一致，多是采取“说明—举例”式，另外再加上一些对差异原因的分析，形成一个简单的“三段式”表述；深度对比研究的表达和呈现形式自然也要与它的对象选择和方法运用相一致，这就是涉及更多角度、更多方面，更加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静态描写与动态考察的有机结合。

总之，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属于复杂性更大、难度更高的真正意义的比较研究。

（2）由相对粗疏到更加精细

从立足于整个词义到立足于义项/ 义位，从满足于义项多少以及异同等的对比，到对其构成成分义素/ 语义特征的进一步开掘和比较，再到一些项目的定量分析，以及历时的考察，这些无疑都在深入和精细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同样也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3.2 对词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两岸词汇对比研究隶属于汉语词汇学，是汉语词汇学的一个有独特内涵的分支。由于深度对比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特殊性，以及研究目标的差异，其所得出的结论、总结的规律等，一定程度上会充实汉语词汇学，甚至能够基于以上独特性而补其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前边在讨论“起跑”一词时，简单提及静态词义、动态词义和深层词义等问题，而基于两岸独特的隐性差异词语的深入对比，不但首先能够形成一系列认识，而且这样的认识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一定会提供一些帮助。再比如，着眼于对比，两岸差异词语中有隐性差异一类，那么，如果不是着眼于对比而是着眼于普通话词汇的“本体”研究，是不是也可以分为显性词义和隐性词义？由这样的二分，应该也会给传统的汉语词汇研究带来一些新的内容和变化，特别是着眼于词义的发展变化以及对其进行的描写与分析。另外，词义与语素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热点问题，而深度对比研究主要立足于义位，并且从义素/ 语义特征的角度进一步挖掘，这无疑也会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帮助。

再举一个社区词的例子。社区词的概念最早由香港学者田小琳提出，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区域流通的词语，反映本社会区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首先或主要在本社区流通”¹⁸。现在，这一概念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人们也基本认可它和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等一起，作为现代汉语词汇一般词语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不过，相对于汉语词汇研究中的“老节目”文言词、方言词以及外来词等，社区词的研究显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比如以下两点：

其一，汉语词汇研究主要是在“本体”的范围内展开，一般涉及的比较，通常只有古今之间、普方之间，以及汉外之间，而海峡两岸词汇对比研究则属于同一言语社区下两个不同子社区之间的比较，因而在角度、范围、目标及诉求等方面均和其他的比较有所不同，由此而成为汉语词汇学范围内比较研究的有益补充。

其二，有了社区词的概念，相应的是不是还应该有社区词义（义项），以及同一义项内部的社区差异？另外，邵敬敏、刘宗保提出“跨社区词”的概念¹⁹，同样，有了跨社区词，也应该有跨社区的词义（义项），以及跨社区义项内部的社区差异及相互关系等。以上仅是就静态表现而言的，如果再着眼于动态，即加上各个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消长变化等历时因素，自然就更加复杂了。对两岸词汇的深度对比，必然会触及这些内容，从而引发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进而形成新的认识并进一步完善社区词理论及其内涵。

3.3 对两岸语文对比词典编纂的意义和价值

前边提到，李行健和徐复岭均着眼于两岸对比工具书的编纂而提出“显性 / 绝对”和“隐性 / 相对”差异词的概念并着重对后者进行讨论，其原因就在于要给以后新编类似工具书寻找新的增长点，或者说是弥补以往工具书的不足，而这正好说明隐性差异词的深度对比研究对今后相关工具书编纂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说来，借由对两岸隐性差异词或词的隐性差异的深度对比研究，至少会给相关工具书的编纂带来以下几点变化：

一是收词立条方面，会有更多的隐性差异词被收作词条，从而使两岸词汇对比更加详备、更加全面；

二是释义方面，或者添立新的义项，或者增补新的解释说明内容，从而使两岸词义对比更加深入、更加细致；

三是增加学术内涵，使之更具研究性，从而更好地发挥和实现这类工具书的功能。

四是可以作为一种模式，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比如用之于两岸四地乃至于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