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借形赋义:当代汉语中一种常用的语义扩张模式

[摘 要] 借形赋义即所谓的“旧瓶装新酒”,是当代汉语最为独特的语义扩张模式,它可以分为修辞性和非修辞性两种,前者包括谐音、比喻、别解以及借代、婉曲和托形;后者包括借贷、简缩以及变用。借形赋义现象反映了当代人丰富多样的语言心理,主要有“用熟”心理、求变心理、类推心理和游戏心理;由此造成新旧语义之间的同音关系和多义关系。从词汇发展的角度看借形赋义,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当代汉语词汇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为当代词汇发展带来新的变化。从词汇研究的角度看借形赋义,可以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同音和多义问题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关键词] 当代汉语;语义;借形赋义;语义扩张模式

词义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义项由少到多、指称或陈述范围由小到大等,如果我们把这一发展用“扩张”一词来表达的话,则其具体表现大致包括一般性扩张和修辞性扩张。前者即一般所说的引申,后者则是修辞现象的词汇化1

当代汉语最为独特的语义扩张模式就是借形赋义,即利用已有词语来表达新义,从而造成其语义的增加,这一做法曾经被很多研究者形象地表述为“旧瓶装新酒”。借形赋义不仅是当代汉语中使用频率很高、影响范围很广的语义扩张方式,由此而造成了大量的同形异义或一形多义现象,而且它的手段各异、种类繁多,内涵也极为丰富,因此,非常值得进行专门研究。本文把借形赋义分为修辞性与非修辞性两类,分别进行讨论。

一、修辞性借形赋义

所谓修辞性的借形赋义,就是利用不同的修辞手段(辞格),借用已有词语形式来表达新的意义。按所使用手段的不同,修辞性的借形赋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谐音赋义

所谓谐音,就是利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或汉字来取得言语表达含蓄、幽默、风趣或讽刺效果的一种修辞方式2,因为这种方式有很强的“音趣”,即利用词语的语音手段生成的情趣3,所以人们对它情有独钟,并由此而使得这一造词方式大面积流行和高频率使用。

谐音赋义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分析。从语音异同的角度,可以分为同音相谐与近音相谐,前者如“海龟(海归)”,后者如“茶具(差距)”。近音相谐中最多见的是不计声调,其次是不计平翘舌以及前后鼻韵尾等。有时同一所指采用不同的谐音形式,而这不同的形式之间可能就是音同与音近之别。比如,古代马其顿国王名叫亚历山大,其后它也常用为外国男名,并由此而为人们所熟知,于是有人以“亚历”谐“压力”,并结合“山大”,表示“压力像山一样大”的意思。同样的意思有时又改为“鸭梨山大”,并且在单独使用时,人们一般都用“鸭梨”来谐“压力”,这是因为“鸭梨”是一个已有词,而“亚历”却不是。

从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角度,有的是整体谐音,即谐音形式与原有形式一一对应,如以“围脖”谐“微博”;有的则是部分谐音,即词语某一组成部分的谐音,如以“街坊”表示“街头采访”的意思,就是以“坊”谐“访”。

从词形异同的角度,有的是异形相谐,由此而形成异形同音关系,如原有“悲剧”一词,而现在可以取代它的新的能指形式是“杯具”;有的则是同形相谐,由此形成了同形同音关系,比如“北约”本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新义则指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国内名校自主招生联盟。

从产生过程的角度看,有一些是直接谐音,即从词到词,如以“油墨”谐“幽默”;有的是间接谐音,即由原型到简缩形式,然后再谐音,比如以“青椒”谐“青年教师”,就有一个由“青年教师”到“青教”,再到“青椒”的过程。简缩很容易造成新的“同音语素”4,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同一个谐音形式对应的是不同的所指内容,由此而造成比较复杂的音义关系。比如,“铁丝”除原有的意思外,还有由谐音而来的以下三个新义:铁杆粉丝、高铁粉丝(经常乘坐高铁的人)和地铁粉丝(经常乘坐地铁的人)。

从来源的角度看,多数“被谐音”的形式属于本族词语,但是也有一些外来词语,前引的“亚历山大”即为一例。

当代汉语新词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词族众多5,而这一点在谐音赋义类新词语中也有反映,如以“海龟”为代表的“海-”族词就有“海带、海豚、海藻、海狮、海参、海葵”等。

谐音赋义打破了人与物、物与物(也包括动作行为等)之间的既有界限,一方面能够扩大已有词语的张力。比如,“床头柜”以“柜”谐“跪”,是对怕老婆的人的戏称,而参加雅思考试(考雅思)则被谐音表达为“烤鸭”。诚然,大量的谐音造词源于网络,主要在网络世界使用,但是,随着语言的发展,也有一些已经进入现实的言语交际之中,甚至进入了主流媒体,有的还被收入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下简称《现汉》)以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下简称《规范》)。

2.比喻赋义

当代汉语中,比喻造词现象依然突出,大量的比喻赋义不仅创造了许多新的比喻义,拓展了已有词语的表义范围和使用空间,而且还丰富了语言的色彩,增强了语言的活力和表现力,因而也是当代汉语词汇中最具时代性的发展变化现象之一。以下一些比喻赋义形式上述特征都相当明显:

俯卧撑(股市行情反复震荡)、空降(从其他单位调来任职)、速冻(快速下降)、城门(球门)、出炉(推出、公布)、打包(合在一起推出)、发牌(抛股票等,又指资源分配)、高烧(大幅提高、高温)、退烧(降温)、功课(准备工作)、瘦身(缩减、缩小规模等)、阳光(青春活力、公开透明)、重拳(严厉措施)、补脑(补充知识)、补血(补充新成员)、充电(补充新知识等)。

比喻造词一直为人们所常用,而修辞性引申也是词义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人们对比喻赋义的认可度和接受度相对较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一类的谐音赋义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像“井喷、快餐、旗舰、航母、下课、套餐、洗牌、充电、跳水”等词的新生比喻义就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它们的使用率也都比较高。

3.别解赋义

别解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临时赋予某一词语以其固有语义(或惯用语义)中不曾有的新语义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文本模式,可以比喻为“老树发新枝”6。不过,从造词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有意曲解旧义,从而赋予新义。有两种类型的别解赋义:一是整词别解,二是部分别解。整词别解通常依赖于对词中每一个语素进行别解,由此而形成总体上的别解,比如“月光”,由“月亮的光辉”别解为“当/每月花光”。这类别解中,每一个语素大致对应一个意义与之无关的词或词组,因此基本上都是简缩的语素形式。部分别解是指对词的某一个构成语素的别解,并由此而改变了原有的词义,这种情况更多一些。比如人们较多提及的“触电”,其中的“触”基本保留原义,而“电”则改为别义,根据具体情况有时是电影电视,有时是电脑,还有时是电游(电子游戏)。

4.其他修辞赋义手段

除了以上三种外,修辞性借形赋义手段还有:一是借代赋义。借代,即说到某种事物时,不直称本名,而用与这个事物有关的东西来代称7。借代用法相对固定,就形成了借代赋义式的新词语。比如卫星天线形似锅盖,所以就以“锅盖”来命名,由此就使得此词被赋予新义。二是婉曲。婉曲,即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本意,而是用委婉、含蓄或旁及的话语暗示出本意8。这一辞格也用于构词。比如,时下有一个常用词“劈腿”,本为体操术语,指两腿最大限度地分开,现在此词成为一个人感情出轨、脚踏两条船甚至多条船的婉曲说法。三是托形。池昌海、钟舟海提出了一个新的辞格――托形格,把它表述为“故意将一组词语或者一个短语用缩略的形式谐近现实生活中某个既有的、有一定熟知度的词语形式即‘名’词,例如借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人名称谓或物名—— 白骨精、武大郎、铁托、清华、张大千、蛋白质以及无知少女等,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9。这种近乎游戏的“造词”方式的“庄雅度”恐怕更低于很多谐音赋义形式,因而一般只能在网络世界存活,并且生命力也不旺盛,此处列出只是聊备一格。

二、非修辞性借形赋义

当代汉语中,非修辞性的借形赋义现象也比较普遍,由此也使得不少已有词语拓展了表义范围,其手段主要有:

1.借贷赋义

就是立足于某一语言使用范围,从该范围以外引进某些词语,这些引进的词语与该范围内原有词语同形,这样,着眼于这些原有词语,则是义有扩展。其立足点自然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普通话,这个“外”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一是族语内部,包括方言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汉语/华语言语社区;二是族语外部,即各种外语,主要是英语。

(1)族语内部借贷。族语内部的方言借贷对象主要是粤语。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的粤语新词语进入普通话,詹伯慧形象地把这一现象描述为“粤语北上”10。比如“入伙”,《现汉》(第6版,下同)列二义,一为“加入集体伙食”,二为“加入某个集体或集团”。其实,此词还有第三义,即来自粤方言的“入住新居”义。就此词此义的使用曾有人说:“在众多的房产广告中,还有一个怪吓人的词叫‘入伙’,标榜半年之后即可‘入伙’,有的甚至在付足一定的款额后可马上‘入伙’。”11

在“全球华语”的大背景下,世界各个使用汉语/华语的国家和地区被认作同一言语社区下的不同子社区,按一般的观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均被看作不同的汉语/华语子社区,这些不同子社区之间的词语借贷,是新时期以来各地语言发展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事项。比如“高尚”,此词在台湾还是“高雅时尚”的简称,现在此义也进入大陆,与台湾一样,多用于楼盘名称及其介绍等,有人曾就此提出批评12,显属误解,因为此“高尚”非彼“高尚”。

在大陆引进的社区词语中,香港与台湾词语有时是难以分清的,所以人们通常只笼统地称之为“港台词语”。汤志祥谈到,1970年代末以来普通话吸收港台词语数量达到687个,其中有一类是“变义(增义、变性或变色)词语”,如“推出(新义为开始提供、供应)、品质(新义为物品的质量)、强暴(新词性为动词)、写真(新词性为名词)”等13,大致即为我们所讨论的借贷赋义。

(2)族语外部借贷。新时期以来,形成了汉语历史上外来词语引进的“第三次浪潮”14,其中有不少就是使用汉语已有词形,从而造成旧词新义。比如“晒”,《现汉》已经单列了“晒2”,释义为“动。展示自己的东西或信息供大家分享(多指在互联网上):~客|~创意|~账单。[英share]”。又如“粉丝”,《现汉》也已经单列“粉丝2”,释义为“名。指迷恋、崇拜某个名人的人:这位歌星拥有大批~。[英fans]”。按《现汉》编纂者的观点,以上的“晒”与“粉丝”分别与汉语原有词构成同音词。这是族语外部借贷赋义的一种情形。

如果说这种情形是“显性借贷”的话,那么还另有一种“隐性借贷”,其结果就不一定是形成新的同音词了。比如“菜单”,在不涉及“吃”的语境中,通常用的都不是原义,而是“选单”义(《现汉》此词的义项二为“选单的俗称”),关于此义的来源,金易生正确地指出:“它不是使用汉语的人直接引申的,而是通过翻译‘引进’的。因为英语里用的是 menu这个词,menu本来就是汉语‘菜单’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先有英语 menu的引申义,经过翻译的媒介,后有汉语‘菜单’的引申义。”15与此完全相同的还有“窗口、平台、病毒、孵化”等。

有一些音译词,人们对其本不表义的记音汉字进行“字面化”赋义,从而使之具有新义,比如“卡通”指称“善于用卡的人”,“铁托”指“坚定的支持者”。有一些外语词先由方言区引进,再进入共同语,因此对普通话而言,它们其实是族语外部(外语)与族语内部(方言)借贷的重叠,比如用于大型商业设施的“广场”和用于楼盘、住宅小区的“花园”,就是循着“英语→粤语→普通话”这一路径引进的。

2.简缩赋义

就是简缩词语与原有词语形成同形关系,从而使原有形式增加了新义。就造词心理以及产生过程而言,简缩赋义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有意为之,即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已有词作为简缩词的词形,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有意的借形赋义。比如“捐躯”,义为“(为崇高的事业)牺牲生命”,新义则为“捐献遗体”,此词之所以不按一般的简缩规则简缩为“捐遗”,却宁可损失表义的准确性而选择已有词“捐躯”,实际上就是为了借旧形而赋新义。

有些外来词语获得较高的使用频率后,又借由简缩实现了语素化,而这样的语素有时会出现同素异字的情况,由此最能体现有意借形的造词心理。比如,英语的fans音译为“粉丝”后,再进一步简缩为“丝”用于构词,所构成的词如“铁丝、钢丝、蕾丝”等,但是在指称对超女入迷的人即“超女粉丝”的时候,用的却是“炒饭”而不是“超粉”,原因就在于后者不是一个已有词而前者却是。

另一种则是无意之间造成的同形现象,即按正常简缩规则而得的形式,与已有词构成同形关系,而我们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比如“人流”,《现汉》分列两条,“人流1”为旧有的“像河流似的连续不断的人群”,而“人流2”则为“人工流产的简称”。

3.变用赋义

就是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在使用中改变原词的用法,从而也使得其义发生变化。就改变用法的方式和手段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升格使用。升格既包括把语素升格为词,也包括把词升格为词组;在升格过程中,又重新赋予新义。语素升格的例子如“彩”。“彩票/劵”在具体的使用中经常简缩为“彩”,先是作为语素和其他的简缩性语素构成新词,如“体彩、足彩、福彩”等,进而它又可以单独使用,依然表示彩票义,这样它就由语素升格为词了。其用例,如:

我也算是一个老彩民了,平时不是在投注站,就是在淘宝买了很多彩。(《买过很多彩,没这么买过彩》)

与此类似的又如“基金”的“基”,“新潮”的“潮”,也都可以升格使用,独立用作词。

词升格的例子如“变脸”。此词本有二义,一为“翻脸”,二为戏曲表演特技,而现在又有了新义,例如:

爱美女性做变脸手术 四年间两次整容脸部变形(中央电视台《生活》节目文字版,205.5.30)

很显然,这里的“变脸”就是“改变脸部”,其实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整容”。

(2)词义表面化。就是在使用某一个旧有词的时候,抛开它原有的意义(往往不能直接由“字面”求得),而只使用它字面上的含义。比如,2012年3月30日河北电视台《资讯前沿》播出这样一则新闻,标题为《牙龈出血 医生开胃》,下边是这样说的:

话说黑龙江鹤岗市一位田大姐,不知怎么了,大口大口地吐血,送到医院之后,医生怀疑是胃出血,开膛破肚做完手术,医生却说不是胃里的事情。

按,这里的“开膛破肚”已经把“开胃”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打开胃部”,但与标题中“开胃”的原义“增进食欲”没有任何关联。

类似的例子如“添堵(加剧交通堵塞)、治气(治理大气环境)、房事(房子的事情)”等。

(3)改变词性。即实现陈述、指称合一。比如,仅“导”族词就有动名兼类的“导演、导播、导游、导购、导医”等。这类词多是先指某一动作行为,然后再兼指从事这一动作行为的人。此外,也可以由指动作到兼指这一动作或其结果等,比如“设计”,《现汉》义项一为“动。在正式做某项工作之前,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预告制定方法、图样等”,义项二是“名。设计的方案或规划的蓝图等”。有时,还可以是由指事物到转指与之直接相关的动作行为,比如“创意”,《现汉》义项一是“名,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义项二是“动,提出有创造性的想法、构思等”。

三、对借形赋义现象的认识与思考

“旧瓶装新酒”现象恐怕在任何时期、在任何语言中都会存在,就基本原理而言,它是在不增加能指形式的前提下,扩大词语的所指及其范围。另外,在这一前提下,其中不少往往还有各种附加的色彩和功能,表现出一些“音趣”和“意趣”,所以总体而言不失为一种简约高效的语义扩张手段和模式。

总体而言,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多处于语言三层的最外层16,即代表最新发展变化的部分,所以目前多流行于网络世界以及一些轻松活泼的现实文体和口语中,是当代词汇及其运用中最鲜活、最“好玩”的部分之一,充满了语言情趣和语言机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语言用户的心理以及表达取向,可以引发我们在许多相关方面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把上述现象统括为“借形赋义”,其目的,一是试图给“旧瓶装新酒”现象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二是梳理一下其内部的头绪,三是进行一些总体性的思考,以期对这一现象本身,进而对词汇及其发展变化研究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在本节中,我们主要就第三个目的进行一些讨论与说明。

1.借形赋义现象所反映的语言心理

当代丰富多彩的借形赋义现象反映了人们多样性与多元化的语言心理,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用熟”心理。所谓“用熟”,即用人们熟悉的已有词语去表达一个新义。很多时候,是不是已有词成为人们最重要的选择依据。比如上一节讨论简缩语素时举过“粉丝”的例子,“铁丝”是正常的简缩,而“炒饭”则改“粉”为“饭”,因为“超(炒)粉/丝”都不是已有词。那么,人们为什么喜欢用已有词语来表达新义?语言用户们显然并非要由已知求未知,而是充分利用新旧之间的反差,来达成一种错综的、“别开生面”的甚至是使人恍然大悟的效果。比如,前边提到,“捐躯”是捐献遗体的意思,而与之相类的还有一个“卖身”,意为出卖器官,而它给人的“此卖身非彼卖身”的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颇有理论内涵,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是求变心理。求新求异求变是语言使用者的普遍心理,也是语言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因,而这一点在当今的言语活动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变”涵盖了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层面:大到总体风格、结构或构造方法,小到一个具体的词语。对于许多异常活跃的造词者和用词者来说,“喜新厌旧”真的是再恰当不过的描述了。正因为如此,有时人们在表达中有意抛开表示某一义的词不用,而另用一个已有词表达与之相同的意思,由此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为“求新”而有意为之的倾向。人们喜新厌旧,多是为了追求一种意趣,一种由于高度陌生化而形成的新鲜体验。比如“裸奔”,能够表达“无保护措施,裸露、无遮掩,未加处理或保持原貌,底价,一无所有,完全、彻底,不凭条件”等意义17,相较于它所表达的各种意思而言,此词的品味虽然不一定多高,但是其形象生动的特点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三是类推心理。类推既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创造心理,同时也是语言发展的重要机制。我们今天使用的和看到的很多语言现象,其背后都有类推的因素,而当代汉语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类推大致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前者是方法的类推,而后者则是某一个或一些具体形式的类推。当代借形赋义现象丰富多彩,正是这两种类推充分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

四是游戏心理。在语言的诸多功能中,有一个游戏功能,而人们在利用这一功能的时候,就反映出一种游戏心理。当代的言语活动中,从网络世界到现实世界,许多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游戏心理的作用。所谓游戏,不妨通俗地理解为“有意思”和“好玩”,而它与借形赋义的关系尤其密切。在我们讨论过的各种类型中,“托形赋义”是比较典型的一种,而有些借形赋义形式几近谜语,自然也是游戏心理的最好注脚。比如“工业酒精”,它的“谜底”即实际意思是“假纯(洁)”,因为工业酒精的学名叫“甲醇”,而“甲醇”与“假纯”谐音,所以被赋予此义。

2.新旧语义之间的关系

由借形赋义,自然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新义与旧义之间的关系。由《现汉》对相关词语的立条和释义看,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作同音词,其表现就是分别立条,比如“粉丝”就分列两条,一为旧义,一为新义,“酷”也是如此;另一种是认作多义词,比如“学位”,就列出二义,其一是“根据专业学术水平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授予的称号,如博士、硕士、学士等”,其二是“指入学名额”,与此相同的还有“触电、料理”等。

以上两种关系中,前一种无疑更多一些,比如修辞性赋义中的谐音类、托形类,非修辞性赋义中族语外借贷涉及音译的部分,部分简缩赋义,以及变用赋义中的升格和词义表面化等;后一种则比较多地集中于比喻、别解、借贷、婉曲赋义,族语内部借贷,以及变用赋义中的改变词性等。其中体现出的规律,大致是:凡“音借”(即主要基于语音的联系)者,因为新旧义之间关联性差,所以形成新的同音词语的可能性自然大得多;而如果是“义借”(主要基于语义上的关系)者,则形成多义词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以上是就新旧义关系的两端而言的,而在这两端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状态。中间状态的存在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目前对某些词语新义的来源以及产生过程等尚不清楚或者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可能会影响到对它们的定性和归类;二是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对多义和同音现象本来就没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以及区分标准,由此自然也会产生归类因人而异的情况。比如,《现汉》收“糖衣炮弹”,释义为“比喻腐蚀、拉拢,拖人下水的手段。简称糖弹”。就简称形式“糖弹”来说,“糖”显然并非实指,而是比喻用法,但现在的“糖弹”又赋新义,指含糖饮料、糖果等,因为它们多吃对身体有害,故称。那么,这两个“糖弹”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即是同音词还是多义词?

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像《现汉》这样权威性的工具书,有时也有可议之处。比如上引的“学位”,两个义项之间到底有多大联系?第二义属于族语内部的借贷(《全球华语词典》此义的使用地区标为港澳),因此与第一义并无直接的引申关系,所以如果看作同音词似乎也不为过。

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我们在后边还要涉及到。

3.从词汇发展的角度看借形赋义

从词汇发展的角度看借形赋义,我们至少能够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借形赋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汉语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借由这一途径,虽未增加新的词形,但是却扩展了语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和表述为对已有词语的二次开发利用,由此也扩大了原有词语形式的内涵与张力。按传统的研究和认识模式,语义的发展受到较大的限制,如就一般性引申而言,它应该有自己的轨迹(前后之间的联系),就修辞性使用而言,则也要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些一致性或相似性,而只有这种“空降式”的直接赋义,或者是有意无意的语义叠加,才不必考虑或受制于上述条件,因而适用的范围更广、条件更宽,所以才能如此集中地产生和使用。

第二,借形赋义为当代汉语词汇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比如增加了同音词语的数量以及产生渠道,同时也拓展了词语多义的获得途径。此外,借形赋义所借之形和所赋之义在使用中还可以有自己的发展,由此形成新的发展链。就“形”的部分来看,主要是一些高频或较高频使用的新义词语具有了一定的构词能力,比如前述的 “粉丝”(包括其拆解后的“粉”、“丝”和它们的“变体”形式“饭”等)。至于网络新词“晒、酷”等,则更是有惊人的组合能力。就“义”的部分而言,很多新义同样也有自己的发展,由此就造成了旧形旧义与旧形新义的“二次叠加”,并且也使得某一词形的发展链条更长,关系也更复杂。比如,沈怀兴曾经对一组说“酷”的文章进行归纳,一共得到了它的义项46个18

第三,借形赋义为当代词汇发展带来新的变化。具体而言,我们想指出以下几点:其一,“人为”因素凸显,而“自然”因素减弱。因为是“借形”,所以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来考虑和斟酌,以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词形,为此不惜对“原型”作出某些改变,如超女张靓颖和何洁的粉丝分别叫“凉粉”和“盒饭”,其道理即在此。其二,用所借之形与所赋之义进行二次借形赋义,如上举的“粉丝”类词语,即有以下一条明晰的线索:粉丝→粉/丝(饭)→蕾丝等。其三,如果以上两点都属于词内的发展变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反词汇化”的发展变化。就表义来说,主要是词义的表面化,就形式而言,则是使词变为词组,使固定词语临时化(比如上举的“开胃”,新义离成词还很遥远,目前只能认为是临时的组合形式)。

4.从词汇研究的角度看借形赋义

以下我们提出两个问题进行简单讨论,一是关于同音问题,二是关于多义问题。

关于同音问题,借形赋义给我们的启示有二:一是应该进一步探讨同音现象的形成机制和过程、来源以及判定标准等,这方面以前做得很不够,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具体实例进行全面考察。二是根据当代汉语的实际可以考虑建立以下两组概念。第一组概念是狭义同音现象与广义同音现象,这主要是根据严格同音与语音相近而作的划分。长期以来,人们通常是不把后者看作同音关系的,而现在的问题是,二者的产生机制和过程以及所反映的语言心理完全相同,区别只在标准的宽严(并且是统一以普通话为标准,但实际上它与不同的“地方普通话”语音标准总有或大或小的距离)。如果只严格限定在狭义同音的范围,则后者无可归类,因而也难以准确定位。第二组概念是同音群,即同音现象存在于语言各个层级的单位中,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就包括同音语素、同音词和同音语,此外也应该有同音词组和同音句(比如一些双关和歧义现象等即为此类),所以我们说是一组概念而不是一个。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词的角度提出同音现象,所以只有同音词的概念。其实,至少在当代汉语中,同音语素的数量远多于同音词,使用范围也更为广泛,因此更应重视4。另外,当代汉语中还有很多介于语素与词之间的存在物,它们有“词”的形式,有新旧二义,但新义只能在组合中实现,如“-广场(大型商业设施)、傻瓜(易于操作的)-”等,我们称之为 “语素词”19,语素词与原词之间也有不少是同音关系。我们相信,建立同音群的概念必然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汉语同音现象,因为这样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把相关的现象统摄起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分析。

下边说多义问题。前边已经提到,借形赋义是语义增生的途径之一,由此也给多义词的多个义项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关问题带来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当代汉语中非常多见的借形赋义现象给我们的语义研究,特别是多义词与同音词的界定及区分,以及更多相关问题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也有新的启示。比如,我们是不是可以比照语法研究,引进“连续统”的概念,把不同的词汇类聚纳入其中?谈到多义问题,其实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一词多义(多义词),二是多词多义(按意义有无联系以及联系程度分为同音词、近义词和等义词)。就一词多义来说,如果它的发展比较充分,那么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甚至多个连续统(有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引申,这样就各有起点和终点),并且其末端在当代汉语中还可能有新的延伸;就多词多义而言,它的连续统自然要更复杂一些:主体框架是三个点,一端是狭义的等义词,另一端是典型的同音词,二者之间的第三个点是近义词,三点之间当然会有一些过渡状态,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连续统。

建立这样的连续统,应该有助于我们理清词语发展的线索,以及对词义及其关系系统多维的考察与认识,并且还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进行一些量化的区分和表述。此外,以上两个层面之间是有交集的(如上边提到的多义与同音现象的区分及困惑),这样就又给我们全面考虑相关问题提供了第三个角度。

在线阅读/下载 PDF

下载 PDF


  1. 周洪波:《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第1期。 ↩︎

  2. 刘焕辉:《修辞学纲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页。 ↩︎

  3. 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4页。 ↩︎

  4. 刁晏斌、尹立楠:《试论当代汉语中的新同音语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 ↩︎

  5. 刁晏斌:《对当代词汇状况及其研究的思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

  6. 吴礼权:《现代汉语修辞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

  7. 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 ↩︎

  8. 黎运汉、盛永生:《汉语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

  9. 池昌海、钟舟海:《“白骨精”与“无知少女”:托形格略析》,《修辞学习》,2004年第5期。 ↩︎

  10. 詹伯慧:《普通话“南下”与粤方言“北上”》,《学术研究》,1993年第4期。 ↩︎

  11. 朱怀兴:《“入伍”“入伙”与楼市》,《咬文嚼字》,1997年第6期。 ↩︎

  12. 朱怀兴:《楼名扫描》,《咬文嚼字》2007年第1期。 ↩︎

  13. 汤志祥:《论20世纪末粤语对汉语和汉文化的影响》,《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

  14. 张德鑫:《第三次浪潮—外来词引进和规范刍议》,《语言文字应用》,1993年第3期。 ↩︎

  15. 金易生:《“菜单”新用法》,《咬文嚼字》,1996年第6期。 ↩︎

  16. 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

  17. 李丽群:《层出不穷的“裸奔”》,《阅读与写作》,2009 年第10期。 ↩︎

  18. 沈怀兴:《“酷”义的泛化——兼谈语言规范化问题》,(香港)《词库建设通讯》,2000年总第22期。 ↩︎

  19. 刁晏斌:《试论当代汉语“语素词”》,《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 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