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两岸三地或四地的标准书面汉语对比研究中，人们通常以港台、港澳或港澳台地区为共同的一方，来与大陆普通话进行整体性的对比，然而在突出两地或三地共性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它们的个性，由此而造成了一些研究以及认识上的空缺。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汉语不仅有诸多共性表现，也有不少个性差异，二者结合，才能从总体上和个体上更好地把握它们各自的现实面貌及特点，而充分地认识到这些，对相关研究而言，无疑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港澳台地区；两岸四地；标准书面汉语；共性；个性

引言

一段时间以来，以大陆地区为一方，以港台、港澳或港澳台地区为另一方的两岸三地或四地标准书面汉语对比研究比较多见，这表明语言学界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认为上述两地或三地语言有更高程度的一致性，所以才把它们作为共同的一方，来与大陆地区进行对比。

这种多地而不是两地之间的对比研究，至少有以下长处：第一，研究视野更广阔，有利于更好地发现和揭示整个“中国区”内几个言语社区的差异与融合情况；第二，建立了更多的参照点，从而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大陆普通话的特征以及使用上的特点，特别是更好地了解它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变化；第三，有助于“全球华语”观念的建立以及在研究实践中的进一步实现。

然而，相关研究虽然取得不小进展，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相关的比较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如果说港澳台三地语言有更大程度上的一致性，那么，这些一致性有哪些具体的表现，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再就一些具体的研究来说，也有以下一些不够均衡之处：以词汇（特别是新词语）方面为主，其他方面涉及较少；主要限于共时平面，历时平面的观察和对比基本没有展开；总体上以差异的发现和描述为主，对各地与大陆语言的融合（特别是双向的交流融合）关注不够。

其二，港澳台三地中，对澳门的语言及其使用状况重视程度明显不够。2012年10月，我们主办了第一届“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澳门大学教授程祥徽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看到“两岸四地”的提法，感到很激动，也很高兴，其实正说明以前对澳门语言的研究重视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

其三，人们在把港台或港澳台作为一个整体来与大陆进行对比时，在相当程度上只着眼其同，即共性特征，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却忽略了它们的差异，或者说个性特征。这样，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方面掩盖了另一个方面，显然不利于全面准确地了解和认识港澳台这几个独立的言语社区的语言及其使用特点和规律，特别是对一些区别性特征的发现与把握。

本文针对以上三个问题中的第三个，部分针对第一个问题，讨论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的共性表现和个性特征，它们的形成原因，以及正确认识三地语言共性与个性的意义和价值。

所谓“标准书面汉语”，大致是指各地教材、公务文书以及主流媒体等所用的规范认可度比较高的“普通话／国语／华语”书面形式。

一、三地标准书面汉语的共性表现

我们对于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汉语的认识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它们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二是共性大于个性。

正因为三地语言有较大的一致性，所以才可能在相当程度上作为一个整体，与内地普通话形成一系列的差异。实际上，这也就是许多研究者经常港澳台并称，并且多从整体上探讨它们与内地差异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汪惠迪¹说：“在改革开放前的大约30年间，境外华人社区基本上是各自沿着中文固有的轨迹发展的，因而在字、词、句的使用上显得十分传统。表现之一是，在大陆，50年代初就退出人们语用生活的词语，港澳台地区至今还在使用；在大陆，已经退出规范汉语甚至已被认为是病句的某些格式，港澳台地区也还在使用。”

我们认为，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最大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早期的“国语”（以下称之为早期现代汉语）高度一致，即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它的传统；二是在新词、新义、新用法方面保持高度的同步性或一致性，由此而使得三地之间词语（特别是新词语）的一致度远高于大陆。

1．三地语言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²主要从词语、句法和语用三个方面，比较全面、细致地罗列和讨论了“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诸多差异，其中有很多都能在各类早期现代汉语作品中找到相对应的用例。这就说明，二者之间确实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刁晏斌³探讨了造成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书面语诸多差异的语言内部原因，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呈对立分布的两个距离差异：一是与早期国语的距离，大陆远大于台湾；二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远大于大陆。其实，以上两个距离差异是大陆与港澳台三地共同的差异。

例如，早期现代汉语中既已存在和使用的词语中，有一些同素倒序词。后来的情况是，内地普通话完全或基本上选择了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另一个，由此形成差异。比如表示“固有的品质或性质”义，早期有“素质”和“质素”两种形式，后来内地选择的是前一个，而港式中文则选择了后一个。与此相同的与普通话取不同语素顺序的词还有“找寻、宵夜、齐整、爽直、菜蔬、私隐、经已、取录、怪责、劳烦、帖服、配搭、挤拥、秘奥、人客”。

其实，不止港式中文，在当今的台湾和澳门，这些与大陆构成一对同素倒序词的形式也几乎都在使用，以下是“质素”的例子：

（1）city’super成为您生活的一部分且提升生活质素。（台湾《自立晚报》2011．12．28）

（2）除夕夜巴士服务未能有效疏导参加倒数活动人潮，居民乘搭巴士出现混乱，居住凼仔居民甚至经旧大桥步行回家，有居民批评公交服务质素阻碍公交优先政策的推行。（《澳门日报》2011．1．5）

有一些音译外来词，内地普通话逐渐改用意译，而港澳台三地依旧保留原有的音译形式，如“盘尼西林（青霉素）、维他命（维生素）、摩登（时髦）、菲林（胶卷）、卡通（动画）”等。

语法比词汇更具稳定性，因此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在语法上与早期现代汉语的一致性更强、一致程度更高。

石定栩、王冬梅⁴从关联词语的使用（包括标准汉语中成对出现的关联词语的单独出现和超常呼应）、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和指称标记的使用（主要包括指称标记的缺省和用法扩大）这三个方面讨论了港式中文的语法特点，结论是上述特点均来自英语的影响以及港人的创新，而我们把这些形式与早期现代汉语中的很多用例一一比对后，发现香港书面汉语这些语法上的特点，其实主要源自对传统“国语”的继承（刁晏斌⁵）。

就关联词语来说，早期现代汉语中经常并不像今天这样总是需要对应（成对儿）使用，往往只用一个，港式中文大量保留了这一现象。以下是石定栩、王冬梅⁴所举用例（括号内为略掉的词）：

（3）田北俊认为，即使暂停卖地一段时间，日后的楼价（也）不会大幅上升，因为其间仍有补地价的楼盘推出。（《明报》2002．9．27）

同样的形式在台湾与澳门的书面语中也比较常见，以下各举一例：

（4）另一名党内人士认为，全代会即使要表决，预料（也）只会出现一面倒的情况，不会因为127人遭到停权而影响结果。（台湾《自立晚报》2013．5．24）

（5）然而，不少乘客即使被拒载，（也）因怕麻烦而拒绝指证，令稽查行动的成功率大打折扣。（《澳门日报》2011．3．10）

早期现代汉语中，有时会用“遭”而不是用“被”来表示被动。例如：

（6）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鲁迅《野草·题辞》）

而这样的形式，早已成为港澳台地区的常用形式，以下各举一例：

（7）取缔路边停车格遭放置花盆、机车、杂物等违规行为。（《台湾新闻报》2011．1．4）

（8）年轻肉档东主，昨在开业仅三日的肉档内工作时，突遭一名独行金毛黑衣人从后一刀插入其臀部，复拔刀逃去。（香港《东方日报》2011．3．12）

（9）上月三十日晚上九时许，十六岁男学生行经关闸广场与菜园路交界，同样遭两名男子以同一手法，带到市场街乐富新村某楼层梯间，抢走其一部价值四千二百元的手机后离去。（《澳门日报》2011．2．10）

2．三地之间词语的一致性

有很多词语在三地同时流通，有时难辨来源，所以一般论者多以“港台”、“港澳”以及“港澳台”等笼统称之，这一点，仅就一些工具书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当代港台用语词典》（朱广祁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港台词语词典》（黄丽丽、周澍民、钱莲琴编，黄山书社1997年）、《大陆及港澳台常用词对比词典》（魏励、盛玉麒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年），至于以此为名的论文，那就更多了。

关于港澳台三地在新词新义新用法方面的紧密联系，不少论著都曾提到，比如汪惠迪⁶说：“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地域上接近，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价值取向相同，因此形成了一个华语语用圈。由于科技发达，信息传递便捷，民间交往频繁，因此语言长期处于活跃互动、互补状态，词语的交流广泛、快捷、频繁。五区之中任何一区所产生的新词新语，立刻通过媒体或影视作品等传播到其余四个地区，通常都能在当地落户，为当地语言用户所接受，成为五区共用的词语。”程祥徽⁷着眼于澳门的情况，说道：“新词语的吸收可以说与香港同步，当‘的’（di）字以语素身分风靡神州大地的时候，澳门也参与其盛，创造了一个新词‘夜的’（半夜到清晨行驶的的士）。‘人间蒸发’‘人气急升’这些日本词语经香港一夜之间就传到了澳门。”

邹嘉彦、游汝杰⁸基于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于上世纪90年代建立的LIVAC共时语料库所做的华语各地区新词接近率比较显示，如果以香港为基准，各地与香港新词的接近率分别是：澳门58．60％，台湾44．29％，上海29．39％，北京33．09％，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再就一些具体的新词语来看，比如“因特网”，在上海的使用率是40.17％，北京是45．42％，而在港澳台三地则分别是0．00％、14．24％、0．00％；“计算机”的上述五地数据分别是38．38％、38．14％、2．19％、19．89％、0．92％。

3．一致性的形成原因

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上述共性的形成，当然是有原因的。总体而言，同一语言在不同子社区的发展方向、速度以及某些具体事项的有无和多少等，往往可以归因于某些致变因素的同与不同，而这些因素既有语言本身的，也有语言以外的社会方面的。就语言内部而言，上边我们提到的三地语言与早期“国语”的高度一致性，无疑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周清海⁹指出：“1949年之后，各地华语与现代汉语标准语分别发展。各华语区保留了‘国语’的许多特点，受‘国语’的影响是巨大的。各地的华语也没有经历过类似近期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与变化，受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也很少。”

至于语言外部，港澳台三地之间共性的形成和保持，自然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三地相互之间的“向心力”，以及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总体上与大陆的“离心力”所致。

就后者来说，汪惠迪¹指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港澳台地区自成一个语用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国大陆跟这些地区的社会制度不同，各自的价值观、语用观也不同；二是大陆同胞跟港澳台同胞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上不来往。因此，虽然大家都说汉语，写汉字，但是语言文字碰撞的机会少之又少，交融与吸收也就微乎其微。”

就前者而言，比如程祥徽¹⁰说：“港澳本身由于前港英当局与澳葡当局实行疏离中国大陆的殖民政策，在汉字形体、乃至文字的运用和行文的风格上都是向台湾方面倾斜的。”至于台湾，由于曾经长期与大陆处于敌对状态，对大陆的隔膜与疏离，就更为明显和突出了。

就语言本身来说，上述离心力一定程度上还因为三地语言与基础方言的隔绝并由此而失去某种制约，关于这一点，朱德熙¹¹就台湾的情况说道：“至于台湾国语，由于长期与基础方言北京话隔绝，必然要发生变异。与基础方言隔绝的另一后果是使它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制约力量。所以台湾国语的不稳定的程度与普通话相比，恐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认为，这种“制约力量”的减弱甚至缺失，应当是造成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与内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这种政治上及语言上的离心与向心更多地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表现，那么此后三地继续保持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的原因，一是惯性作用，二是三地互相之间往来的频繁与交流的便捷。关于后一点，黄翊¹²说：“在今天交通、传媒事业异常发达的情况下，澳门人看的是香港电视和香港报章，关心的是香港的股票行情和八卦新闻；行驶在港澳之间海面上的轮船比陆地上的公共汽车还要稠密，因此香港的中英夹杂现象会原封不动地移植到澳门来。”

二、三地标准书面汉语的个性特征

1．关于三地标准书面汉语个性特征的一般表述

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既有共性，也有不少个性特征。周清海⁹说：“各地华语又受到不同外语的影响，各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也不同，和大陆的差距更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华语之间，各地华语和现代汉语标准语之间出现差异。”

就其内部而言，首先是台湾与港澳之间由于历史发展、社会条件、地域差异等诸多因素而形成的一些不同之处，比如关于历史发展情况的差异，程祥徽¹³说：“三地是各自独立的三个不同汉语社区，社会情势、语文政策及语言状况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就台湾来说，从1945年光复后就开始大力推广国语，一度使得国语的地位、普及率和使用度都相当高，而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一度推行‘去国语化’的路线。”程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由此必然会对台湾“国语”的使用及其面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与港澳地区产生新的不同。

至于一些具体的差异，比如田小琳¹⁴说：“有人常将港台词语连在一起说，以为港台词语可划为一类，其实二者的背景来源并不完全相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田氏编写了《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收释了许多独具香港特色的词语。

柴俊星¹⁵比较了以下一些词语的差异，可以看出大陆以外的其他三地，港澳之间的关系（同一性）比它们与台湾之间要更高一些（按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的顺序列出）：

方便面—速食面—公仔面—公仔面

后代—传人—下一代—下一代

走红—当红—当红—当红

联欢会—同乐会—派对（party）—派对

反面—负面—负面—负面

中药—汉药—中药—中药

出租车—计程车—的士—的士

邮递员—邮差—邮差—邮差

笑星—谐星—笑星—笑星

服务员—侍应生—侍应／侍应生—侍应／侍应生

奋斗—打拼—拼搏—拼搏

洋烟—外烟—洋烟—洋烟

港澳之间的一致性固然更高，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异。香港地区目前实行两文（中文、英文）三语（英语、粤语和普通话）政策，而澳门地区则存在三文（中文、葡文、英文）四语（普通话、粤语、葡语和英语）现象，由此必然也带来了一些差异，如黄翊¹²所说：“澳门粤方言与隔海相望的香港粵方言也有差异。……在词汇上，香港主要是向英语和日语借词，澳门除了全盘把香港的借词再借过来之外，还有一批向葡语的借词或根据葡语构词特点构成的词。例如：科假（休假）、思沙（物业转移税）、行人情（休假期间）、过班纸（成绩单）、沙纸（证明文件、毕业文凭）、综合体（复合的建筑物，如“体育综合体”）等等。”

2．三地语言个性特征的主要表现及形成原因

就语言内部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而言，港澳台三地几乎所有的个性表现都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外语的影响，二是方言的吸收。下面我们就以“原因”为纲，来看三地语言个性特征的主要表现。

先看外语的影响。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而香港则由英国人统治了99年，澳门更是被葡萄牙人统治了150年，这种独特的历史经历，必然在各自的语言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台湾“国语”中，一方面保留了日据时期留下的大量日语借词，另一方面在光复后的不同阶段，也都一直有从日语中引进的词语。针对前一方面，孙倩¹⁶说：“台湾自身即是一个富有多种语言的地方，在闽南语、客家话以及各原住民的语言之中被强行灌输进了日语词汇，使得台湾语言中保存了为数众多的日语词汇以及结构形式，主要是直接取自日语或音译自日语的词语。”据汤志祥¹⁷统计，在台湾“国语”中的日语词要多于英语外来词，前者占了51．1％，而后者只有48．9％。至于前者，丁杨、王保田¹⁸列举了从报纸、杂志、新闻、网络、新词语词典上收集到的179个日源外来词和6个词缀，它们都是首先引进台湾，然后才不同程度地进入其他地区的，这些词语如“出演、达人、豆乳、低迷、封杀、干物女、攻略、整合”。

至于香港，当然主要是英语的天下，如陈建民¹⁹所说：“香港话经常而大量地输入英语外来词，而且大部分是音译词，还出现一种不中不英的混合语，对外语远非一般的吸收关系。”姚荣松²⁰也说：“香港的外来语由于地域色彩浓厚，多半不被台湾接受，例如，呔、士巴拿、士的、的士、波、甫士咭、遮哩、温拿、卜、泊车（park）、仄、咭等等。”因此，在英语外来词语的数量、译法以及使用等方面，港台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而这自然就构成了二者语言个性特征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

澳门语言自然会受葡萄牙语的一些影响，黄翊¹²已经指出这一点，并且举了一些例子，此外，由于地近香港，加之三文四语，所以必然也受英语的很大影响，但也与香港有所不同，即如黄翊¹²所说：“澳门在接受英语（还有日语）影响方面几乎与香港同步，但不如香港那样丰富，也没有香港那样严重。”另外，在澳门有所谓的“葡式中文”，大概是最具“澳门特色”的语言形式，它“按葡语的语言结构写作中文，使得写出来的中文不像中文，而像是葡文的翻译作品。同时它还掺杂一些英语的借词。这样一种文体大量存在于公文中”（黄翊¹²）。

再看方言的吸收。就台湾而言，有人指出岛内目前语言总格局是“两大两小一分散”:“两大”是指国语和闽南话，“两小”是指客家话和原住民族语言；“一分散”是指国民党迁台时从大陆去的各省人所说的各种汉语方言（主要为浙江、湖南等省方言）（戴红亮²¹）。对台湾“国语”影响最大的是闽南话，魏岫明²²说：“台湾毕竟主要是属于闽南方言区，有大多数人以闽南方言为母语，所以在此地通行的国语还是受闽南方言的影响最深。”在语法方面，魏氏举例说，台湾“国语”中的“有＋动词、用＋动词＋的”的形式、“来、去”的及物用法，都是闽南语法的特色。顾百里²³讨论了台湾特别常用的“的样子”以及“而已”，也指出它们都是闽南方言影响的产物。

语法方面如此，词汇方面就更是如此了。苏金智²⁴说：“台湾国语不断地在吸收闽南方言词，由此也与大陆普通话产生了一些同形异义词。”其他的如客家话以及原住民的语言也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基本不存在于港澳地区。

港澳地区同属粤语区，日常交流主要使用粤语，所以标准书面语深受粤语影响。黄翊¹²就此说道：“在澳门（包括香港）……由于受粤方言的影响很深，不能完全把普通话当作习惯的思维语言来使用，因此普通话与粤方言并用的现象非常普遍。”受此影响，在香港有所谓的“港式中文”，实际上正是处于“标准中文”和“粤语中文”之间的一种过渡型书面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²）。这样的港式中文自然不可能产生或流行于台湾，并且在澳门书面语中也并不常见。

港澳台三地分属三个不同言语社区，社会历史、发展及现状均有明显不同，所以即使不考虑外语和方言的影响，仍然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差异。比如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所收的香港社区词，虽然有一些为港澳台三地所共有，但是毕竟也有相当多数是独具香港地区特色的，如“港督、总督、立法局、行政局、布政司、财政司、律政司、民选议员、基本法、中英联络小组”等。柴俊星¹⁵提到，由于台湾所处的特殊地位，在国际空间求得一席之地的心理，对“国”字词语有着浓厚的兴趣，所用的“国”族词语远多于其他地区，如“国语、国府、国军、国大、国文、国立、国民、国父、国币、国民权、国民大会、国民身分证”等。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所收的词语中，有很多在使用地区一项下都标注为“港澳”，但是也有一些仅标注为澳门的，如“巴士专道、白鸽票、阿丢、阿囡薯、百家乐、碧架”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的语言个性。另外，前引邹嘉彦、游汝杰⁸的两组数据显示，澳门在一些词语的使用上受大陆的影响更大，由此也与港台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语法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个性特征。比如刁晏斌²⁵曾经简单讨论过港澳台三地“将”字句的差异，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一是港澳地区总体上与台湾的差异。前者与后者相比，一个较为明显的不同是“将”字句的连用要多得多，主要是构成复句，有时还有一句话中的套叠形式。

二是港澳之间的差异。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香港有较多“港式‘将’字句”，即掺杂方言形式的“将”字句。香港报纸习惯于直接引用人物对话，而如果说话者是用粤语并且用到了“将”字，就使得这种句子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港式中文”在澳门并不常用，所以澳门也就基本没有类似的用例。

三、正确认识三地标准书面汉语共性与个性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正确认识港澳台三地语言的共性表现及个性特征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从应用的角度说，有助于两岸四地人民更好地了解自己所使用的标准书面汉语以及相互间的异同，从而缩小距离，在增进了解的过程中加强沟通以及语言文化的认同；从研究的角度说，则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着眼于”来认识和表述。

1．着眼于三地语言的共性

港澳台三地语言的共性，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来说，大致有以下三个认识角度。

一是大陆普通话的角度。如前所述，大陆普通话与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总体上的差异，最能反映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独特的发展历程，而这也正是人们热衷于在二者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样的研究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谈目前存在问题的第一方面所示，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二是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的角度。在共性基础上来进行与大陆普通话之间的全面对比和参照，一方面有助于抓住港澳台三地标准书面语的主要特点，从而形成宏观以及中观层面的把握和定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以此为线索，追溯它们的历时发展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它们各自的现实面貌及表现。

三是全球华语的角度。要对全球华语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就要抓住它们的共性特征。港澳台三地都是重要华语子社区，而其他海外华语子社区（如新马地区等）的语言也都与它们有相当的共性（因此在一些研究中人们港、澳、台、新、马五区并举，如前引汪惠迪的话就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抓住了港澳台三地语言的共性表现，也就抓住了大陆子社区以外其他华语子社区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特点。同样，以三者的共性为基础而与大陆普通话进行的对比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大陆子社区以外其他华语子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

2．着眼于三地语言的个性

如前所述，人们在重视两地或三地语言共性的同时，往往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它们的个性特征，因此，强调并大力进行三地语言个性特点的研究，无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拓展”和一个“加深”。

所谓两个“拓展”，一是研究视野和范围的拓展，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

就前一方面来说，港澳台是三个不同的言语社区，三地的语言自然也就是三种不同的社区语言，而每一种社区语言，自然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进行细致而又全面的研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两种双向的比较，一是三地或两地在整体上与大陆的比较，二是三地中某一地与大陆的比较（如比较多见的海峡两岸对比），而三地之间相互的双向或多向比较却很少，甚至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样，缺少了一个比较的角度，当然就等于少了一个方面的研究内容，由此就造成了研究的不完整。因此，有了港澳台三地语言的“个性观”，才会进一步地发掘它们的更多不同，而这就使得相关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均得到很大的拓展。

研究内容的拓展，表现在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指针对某一个具体言语社区所做的全面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一些），以及不同社区之间的对比研究（如前所述，这方面的工作几乎还没有展开）；而后者则是到目前为止基本还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姚德怀²⁶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的异同，“归根结柢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这里实际上是指出有两种“史”的研究值得重视：一种是近百年来整个汉语／华语的历史，另一种是前一种史的架构下各华语地区汉语／华语的历史（刁晏斌²⁷）。这些方面研究的展开，无疑会大大拓展相关研究的内容，并使之更趋全面。

对港澳台三地中某一地或每一地语言及其使用状况的研究，无疑会带来许多更深入的认识，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加深”。具体来说，一是对各子社区语言及其使用状况认识的加深，二是对其历史发展变化及其与传统“国语”关系消长变化认识的加深，三是对两岸四地语言关系认识的加深。就最后一点来说，香港与澳门作为一国两制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台湾作为一个更加特别的行政区域，都有一个与祖国大陆的关系问题，而这一点在语言方面当然会有明显的表现，这仅从语言及语言研究来说，就既有实际意义，又有理论价值。

随着香港与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以及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及文化交流的持续进行，两岸四地的语言也不断地由差异趋向融合，但是，由于现实和历史的原因，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看到，港澳台三地与内地语言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内地融合的速度并不相同，而由此也构成了三地之间语言及其使用的差异。比如，我们曾经从词汇以及语法方面调查了两岸四地的一些项目，最终结果基本都指向一点：澳门语言与大陆关系最近，香港次之，台湾最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