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距离差异看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及其成因

摘 要:造成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书面语诸多差异的最重要的语言内部原因，是基本呈对立分布的两个距离差异:一是与早期国语的距离，大陆远大于台湾地区;二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地区远大于大陆。由上述距离差异看两岸民族共同语的差异及其研究，既有助于对两岸语言差异原因的宏观把握，也有助于开阔思路、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同时还可以由此及彼，促进“全球华语”的研究。

关键词: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口语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诸多方面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对造成差异的原因也进行了比较多的探讨，但是总体来说，人们在探因时多从语言之外的社会方面着眼，而真正立足于语言本身的考察和阐述并不太多，另外深入程度似乎也不太够。

笔者认为，要对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原因进行深入剖析，首先要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今天两岸语言的共时差异，是早期“国语”在不同社会中历时发展演变的结果和体现。简单地说，国语的分化与隔离，始于20 世纪20 年代起“国统区”与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对立，其肇始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4 －1927) 时期，到1949 年国民党政府去台以后，分化进一步加深和加快，并最终形成今天的状况。

第二，语言与社会共变，因此语言的发展变化无疑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拉动或制约，但是，对于语言的发展演变而言，社会因素只是外因，而语言内部各种因素的交汇、矛盾及其相互影响才是内因，如毛泽东所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¹所以，要想全面、深入了解两岸语言差异的原因，我们还应当更多地从各自语言本身以及两者之间运动变化的事项及其轨迹上寻求突破。

第三，语言及其使用情况的发展变化异常复杂，就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而言，有时候是一果多因、一因多果，而更多的时候却是多因多果、多果多因，所以，对两岸语言差异内部原因的探讨，应当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既要进行微观层面原子式的考察和辨识，也要作宏观视角下的总体把握与分析。因此，小到基本单位及其关系的变化，大至整个系统内部的平衡与不平衡，以及各种语体、文体等的一致与不一致、协调与不协调，等等，都应该在视野之中。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主要从“两个距离”的角度，对造成两岸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共时差异的原因进行可能有别于以往的解释和说明，这两个距离一是两岸语言与早期国语之间的距离，二是两岸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距离。我的基本认识是，上述两个距离在两岸的明显不同，是造成两地共同语差异最重要的语言内部原因。

一 与早期国语的距离: 大陆远大于台湾

我曾经撰文讨论过“港式中文”与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 所谓早期现代汉语，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早期国语) ，主要的结论是，港式中文的“底本”是 20 世纪前半叶的全民共同语即国语，而不是与后来普通话相当的“标准汉语”，两者无论在词汇还是语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而这恰恰是造成港式中文特点及其与内地普通话诸多差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²当把目光转向台湾“国语”时，我们发现，上述结论也同样适用，即早期国语、现今的台湾地区“国语”以及大陆普通话三者之间距离的远近同样也是造成台湾地区与大陆共同语及其使用诸多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有的学者已经从这一角度作过论述，比如仇志群说: “台湾从 1949 年以来与大陆长期隔绝，形成一个封闭的汉语言环境。虽然坚持以国语为标准语，但台湾的国语的规范标准，自然地靠向了南方官话痕迹颇重的 50 年代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也可以说靠向了一个历史的静态的标准。”³周质平也提到，“所有台湾语文上的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饶富古意’，台湾呈现的是中国20 世纪中期以前的语文现象，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仍旧惯’”。⁴

对于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郑良伟从制度层面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 台湾) 在书面语方面: 使用半文半白的现代中文，高初中一定爱读无现代社会价值的文言文，使用注音符号，反对横写，坚持直写，……也与中国大陆脱节。”⁵

而台湾作家和文化学者龙应台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以下的表述: “国民党来了以后，它的文化‘保守’反而带来好处: 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传统一起受到强调，人文古典的学习一直没断过，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在台湾也等于是一脉相传下来。”⁶按，这里的“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指这一运动的结果，即形成于那个时代的白话文所用的语言形式，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早期国语。

上述表述能够得到大量语言事实的支持和证明: 比如在文字方面，台湾地区仍在使用繁体字; 在语音方面，保留了一些旧有的读音，注音符号还在使用。⁷当然，表现最为充分的，还是在词汇方面，主要是更多地使用一些早期国语中经常使用的“古旧”词语，比如，在表达丧事的时候，经常就用到以下一些：⁸

痛失英才、哲人其萎、生劳死哀、懿复长昭、德范堪钦、福寿全归、风范长存、懿范长存、挽环( 花圈) 、星沉宿海、浩气长存、哀挽、遗泽千古、德被群伦、为联敬挽之、千秋永别、永垂范泽、同泣启、同泣叩

另外，在词形等方面，也有较多的差异，比如赵一凡在指出台湾至今仍在使用“利权、威权、制限、良善、暗黑、找寻、情热”等词时说，这些词“在大陆都曾存在过，或曾与另一个形式同时使用，但它们最终被自然淘汰，同时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形式‘权利’、‘权威’、‘限制’、‘善良’、‘黑暗’、‘寻找’、‘热情’取代了它们，并逐渐‘约定俗成’地固定下来成为今天的规范形式”。⁹也就是说，早期国语中的同素倒序词，台湾地区至今仍在使用，由此表现出一致性和延续性，而大陆则取消其中的一个，即是对早期国语状况的改变，或者说是在这方面拉大了与早期国语的距离。

有些词语在两岸使用频率的高低，同样也能反映上述距离差异。比如，现代汉语中有一组主要来自方言的“虚义动词”，如“搞”、“抓”与“干”、“弄”等，它们在早期国语中较少使用，至今在台湾用得依然不多，而在大陆却很常用，特别是“搞”和“抓”，其功能与作用几近于“万能动词”，用得非常普遍。这一现象遭到一些台湾学者的非议，比如有人这样写道: “如‘抓’、‘搞’这两个语意粗鄙的动词，使用范围相当广泛，从抽象的权柄，劳动，到具体实物，都可一贯使用。如‘抓生产’、‘搞研究’，我们看到流行新词在破坏传统语言甚至社会结构。”¹⁰台湾学者持这样的态度，当然是因为这两个词在台湾地区很少使用。

语法方面，比如我在讨论早期现代汉语语法特点的时候曾经提到，此期介词结构做处所补语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护士放我在他的背上”( 冰心《分》) ，¹¹而我们在讨论台湾语法特点时，也曾注意到这一形式依然常用，例如“你请回吧，别浪费一丝一毫的关注在我身上”( 渝尹媛《梦幻红颜》) 。¹²

正是由于上述成系统的表现，最终造成了两岸民族共同语表达风格上的总体性差异，即如周殿生所说: “台湾国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沿袭了‘五四’以后白话文的某些特点，即使是口语也不乏斯文; 而大陆的普通话则更多地表现为大白话和大众化，因此更为普通化。”¹³杨必胜则比较过两岸新闻用语的异同，认为台湾新闻在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文言色彩较浓，而这主要是因为沿袭了1949 年前报纸文风的缘故;¹⁴我也曾列举很多语言事实，证明了台湾语言“古旧”的色彩非常浓厚。¹⁵

大陆普通话正因为有周殿生所说的“大白话和大众化”特点，所以才与早期以及今日台湾的国语有所不同。这一距离差异的产生当然不会是没有原因的，郭熙就此说道: “国共两党在文告语言运用上迥然有异。前者近乎文言，后者则是地道的白话，共产党人更乐意采用‘五四’倡导的白话，而国统区则相对更乐意采用‘文’些的书面语。他们各自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的语言运用。在今天的海峡两岸，我们只要浏览一下报章，就不难发现各自传统的烙印。”¹⁶郭熙还以语法为例，对这一变化的源流及过程等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50 年代所确立的规范实际上是大陆地区汉语的规范。而大陆地区的汉语实际上是以延安时代形成的‘标准化的革命工作语言’为源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的‘语法’实际上就是延安形成的‘现代汉语’的语法，后来提出的‘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主体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也是延安风格的。《讲话》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使得延安形成的新一代白话书面语得以普及，成为统一的新的书面语。”¹⁷这种“新的书面语”当然已与早期以及今日台湾地区的国语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二 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湾地区远大于大陆

这里所说的书面语与口语，在大陆一方指的是普通话的书面语和口语，而在台湾地区则是指台湾“国语”的书面语和口语。我们在讨论第一个距离差异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说这第二个距离的不同了: 台湾地区通用书面语与早期国语保持了远高于大陆的一致性，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它与台湾口语的发展并不同步，由此自然就会造成两者之间很大程度上的不一致。

然而，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除语音( 语音主要是口语性的) 外，人们一般不太注意区分口语和书面语，由此就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两岸语言差异的影响甚至于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我们认为，在相关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并且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应当充分注意和重视进行分语体的研究，特别是注意书面语与口语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消长及其内外原因，由此来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及重新审视和认识两岸语言差异的造成原因及进一步的可能发展趋向。

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言、文距离大于大陆，甚至相对而言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言、文背离现象，而这正是造成两地语言一系列对立性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游汝杰认为，两岸书面语有较为明显的风格差异，台湾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较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的文言成分。¹⁸

徐杰、王惠在讨论新加坡华语时说，“新加坡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广华语的，其长期用作学校教材的书面语也是五四时期的书面语”。¹⁹这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台湾地区，台湾也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的情况下推广国语的。

那么，台湾地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推行国语的? 鲁国尧曾经引用了几位学者对台湾光复之初语言状况的记述:

这时，台湾同胞三十岁以下的人，不但不会说国语，不会认汉字，甚至讲台湾话( 闽南话、客家话) ，也没有说日本话那么的方便。自政府机关、学校，以至一般社会，还多是用日本话。“在城市里交谈的语言多是日本话”，“通信也用日文”。²⁰

时至今日，“台湾虽然早已普及了国语，但是仍然以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语社会。同时一种很有特色的台湾化国语也由标准国语衍化而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标准国语”。²¹这种“台湾化国语”主要是指口语，台湾学者李振清称之为“次标准国语”，并就此写道: “台湾书面语一定程度的停滞，或滞后，而口语则在方言等的影响下，有了更大的发展变化。今天台湾人口头所说的‘国语’，是一种离‘标准国语’已经相当远的‘次标准国语’，它在语音上离前者更远，带有更多、更明显的方言特点，比如语法上常用‘有 + 动’句等。”²¹

这里提到的“有 + 动”句，学者们多称之为“有 + VP”形式，我曾经对它在台湾书面语和口语中的使用情况作过调查，结果显示，它已经成为通用口语中的“主流”形式，但在书面语中却只是“支流”，不仅使用数量少，类型也比较单一。²²正因为如此，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台湾的语言教师和语言研究者认为这种书面形式是一种病句，因为与“标准国语”的规范不相一致。²³

此外，我还调查过“而已”一词在台湾“国语”口语和书面语中的使用情况，两者的使用频率差异很大，在口语性比较强的小说中每万字的使用数达到2．19 次，而在书面语的报纸中，却只有0．29 次，前者是后者的 7． 5 倍强，²⁴并且，后者还多见于一些采访性的引用中。

语法之外，上述差异在词汇上同样也表现得非常充分，比如前引的“哲人其萎、为联敬挽之”等，一般也不会出现于人们的口语中。

吕叔湘曾经谈到: “汉语演变的主要趋势是语词多音化，而汉字不表音，便于一个字来代表一个复音词，比如嘴里说‘眉毛和头发’，笔底下写‘眉发’，既省事，又‘古雅’，一举两得。”²⁵在台湾“国语”中，这种“嘴里说”与“笔底下写”的对立相当多见，实际上仍然是反映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不一致，例如“承担责任 － 承责、惩罚暴力 － 惩暴、抽取佣金 －抽佣、贩售安非他命 － 贩安、提供保卫 －供卫、鼓足勇气 － 鼓勇、超过实际 － 过实、实施袭击 －施袭”。²⁶

其实，两地书面语与口语距离不同，一方面表现在台湾地区“国语”书面语与口语之间距离较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明显和突出的，则是表现在大陆普通话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之近，而后者才是造成两地通用书面语差异的更重要的原因。

关于大陆普通话与口语之间的关系，有些港澳学者“跳出三界外”，所以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香港的姚德怀指出，内地语言“自解放后多从俗不从雅”²⁷，而澳门的程祥徽则就两岸公文的差异对比说: “海峡那边的台湾保留传统较多，行文不少文言成分; 海峡另一边的大陆则尽量与口语接近，公文形式走向简化。”²⁸公文用语尚且“尽量与口语接近”，一般书面语言自然更是如此了。

其实，不少大陆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李志江说: “( 与台湾地区) 相比较而言，大陆的普通话更为崇尚口语，许多书面语词在大陆已渐罕用，甚至不用，退而成为古语词。”²⁹韩敬体也指出，“解放后，大陆语文教育提倡语体文，倡导言文一致，作品语言趋向口语化，不少文言词被语体词或短语所取代，书面语中传承的带文言色彩的词语大为减少，书信用语也语体化了”。³⁰

上述“抓、搞”等的使用情况，就是大陆“言文一致”的最好例子，而“承责、维生”等大陆书面语之所以不用，主要是因为口语中没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口语中有，那么书面语中自然也会有，就像“调研、劳保、普法、维稳”等一样。

三 “距离”视角下的两岸民族共同语差异及其研究

本文试图从“两个距离”差异的角度，对造成两岸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共时差异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我们认为，引进“距离”的视角，会对我们的相关研究有一定促进作用，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助于对两岸语言差异原因的宏观把握。两岸语言差异头绪繁多，涉及语言及其使用的几乎所有方面，而造成的原因也可以说是纷纭复杂，着眼于某一或某些具体的“点”，固然可以得出一些局部性的认识，但是全局性的认识，则有赖于更高层次的总体性把握。我们认为，上述两个距离巨大而又明显的差异，正是造成两岸诸多语言事项具体差异的宏观性原因，而抓住这一原因，基本就可以起到提纲挈领之效。

第二，有助于开阔思路，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上述两个距离差异，反映了历时与共时两组关系: 由历时来看，就是当代两岸民族共同语与两者共同的来源即早期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 由共时来看，则是共同语的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关系。两地各有上述两组关系，呈基本对立的分布，其间值得而且应该探寻的东西有很多。比如，以往的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人们只进行共时层面的比较，基本不涉及历时的因素及其表现; 而在共时层面，除某些方面( 如语音、文字等)外，大致也是只着眼于整个“语言”，而并未进行书面语与口语及其下位的细致划分，因此所得结论有时未免笼统，甚至于粗疏。

所以，上述两个方面亟待加强。就历时一方面来说，当今两岸语言的诸多差异，是各自不同的历时发展过程在共时平面的表现，因此，要真正了解和理解这些共时差异，就必须同时掌握这一历时过程，即如姚德怀所说，“归根结底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³¹

第三，可以由此及彼，促进“全球华语”的研究。前引徐杰、王惠的话，说明新加坡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广华语的，而我们也进一步指出，当今台湾地区的“国语”书面语也是脱离了口语基础的。针对这一点，朱德熙曾经指出: “至于台湾国语，由于长期与基础方言北京话隔绝，必然要发生变异。与基础方言隔绝的另一后果是使它失去了赖以维持其稳定性的制约力量。所以台湾国语的不稳定的程度与普通话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³²朱景松、周维网也说: “研究台湾国语词汇的变异，对于词汇理论的探索有很大意义。台湾国语词汇差异的形成，在语言史上提供了一个特殊例证。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例证看一看，由于同民族共同语的主体( 首先是北京口语)长期隔绝，一个地区的民族共同语会在多大程度上保持本来面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它变化。”³³

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而广之，即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也适用于包括港澳在内的其他许多华语子社区，所以，上引两段话也适用于全球华语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