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经过近30 年的时间，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具体表现在研究内容不断丰富、拓展和加深，形成了言语社区与全球华语这样两个重要的认识和观念，编纂出版了有份量的新型工具书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对象的称名严重不统一，研究内容的均衡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此外，在工具书编纂方面也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在海外华语规范及其标准方面则有一定程度的错位现象。

［关键词］ 两岸四地; 言语社区; 华语

零、引言

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如果稍加区分，大陆与台湾语言对比研究基本始于1987 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开始增加往来和交流以后，而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对比研究虽起始时间略早，但主要集中在两地回归祖国前后的一段时间。

与前一段时间的热闹相比，时下相关的研究似乎冷清了不少，原因何在?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相关的研究中取得了哪些主要进展，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的方向何在，着力点有哪些?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给出我们的思考结果，布之同道，并就教于通人方家。

一、目前的主要进展

经过近30 年的时间，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不但研究队伍扩大( 主要是两个覆盖面的扩大: 一是年龄的覆盖面，老中青都有; 二是地域的覆盖面，由最初主要只是内地学者的参与扩展到境/国内外) ，而且成果众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 研究内容的丰富、拓展和加深

最初的相关研究有很强的“沟通、交流”功利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差异明显的词汇方面，多是讨论此有彼无、此无彼有或形同义异、义同形异以及造成上述差异的社会原因等，其他方面涉及得不多，因而从总体上看既不全面，也难说深入，某些结论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也还有可议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性质和内涵不断突显，主要表现是:

第一，研究内容拓展。由词汇到文字、语音、语法，再到语篇、修辞、表达、标点符号以及语言规划和规范等; 由最初的报刊、小说语言到各种应用文体( 如广告、公文、影视歌作品等) 语言; 由书面语到兼及口语。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拓展，还表现在一些成专题的研究方面，比如自从有人提出了“港式中文”的概念后，许多研究者就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了研究，而下面将要提到的《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则是一部集大成性的著作。此外，台港澳之间或与其他华语社区( 如新加坡) 之间对比的研究，也有所涉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由最初只研究“差异”，到进而兼及多地之间的“融合”，这也是研究内容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表现。

第二，研究内容加深。主要表现为发现新的角度、内容更加细化。比如词汇方面的研究，由最初单一“词”的层面进入词素及构词的层面，由单纯的词义层面进入义项层面; 由某些相对粗放的比较( 如缩略词语的整体比较) 到进入内部分类( 如数字略语、简称、缩略语素等) 的精细化比较; 科技术语的对比研究也已开始分学科全面系统地进行。语法方面大致也是如此，由最初比较简单的用法比较，到较为全面地研究各地之间词法、句法以至于语篇层次上的各种差异，并且往往更多地结合某一理论，从而得出一些较有深度的见解。

第三，研究手段更新。起初的研究都是“原始”的手工操作，也就是翻查数量有限的语料、搜集用例，然后再进行各种操作，不但费工费时、效率不高，而且范围有限，容易以偏概全，最初某些研究质量和水平不高，往往与此也有直接关系。现在，在进行同样研究的时候，人们更多地利用语料库( 甚至是较大规模的语料库) 以及其他一些网络资源。语料库如香港理工大学的“两岸三地汉语语料库”、香港城市大学的“华语各地共时语料库”，以此为依托，目前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下文将要提到的《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以及《21 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等。内地目前似乎还没有类似的大规模专用语料库，但是也有一些相关的资源，比如北京大学的 CCL 语料库中就有不少港台作品，而北京语言大学的 CCRL 语料库更是辟有港台小说子库，并且都可以免费使用。目前可用的网络资源非常丰富，除了可以比较方便地下载各地的各类作品外，还可以直接登录一些境/国内外媒体的网站，阅读下载一些即时性的语料，甚至还可以进行一些直接的检索。

第四，理论性有所增强。最初的研究模式基本是罗列对应形式，然后再进行一些简单说明或分析，自然没有太多的理论色彩。随着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加深，以及整体水平的提高，这方面也有一定的改观。在整体上，除了使用中国传统的词汇学、语法学等的理论和方法外，还纳入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计量语言学等的理论框架、视角下，或者是对其方法有较多的使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中，也更多地用到词汇扩散理论、言语社区理论、语法化( 包括词汇化) 、主观化、格语法等一些在“本体”研究中经常用到的理论和方法。

上述方面在以下几部专著中有较多的体现。

一是汤志祥的《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 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本书最大的特点有二: 一是材料丰富、描写细致，二是理论性强。关于这两点，本书《提要》有以下的介绍和说明:

本书……运用“跨社区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去描述当代汉语词汇的共时现状和不同社区之间的语言变异。本书着力于对语言事实进行尽可能精细描写，追求“高分辨率”，因此它也是描写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量语言学与中国传统的汉语词汇学、汉语方言学等互相结合的产物。

二是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的《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 香港教育图书公司 2006年) 。关于本书的内容及其特色，书后的“内容简介”有以下的说明: “本书以客观理性的态度，从整体上界定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涵义，梳理港式中文形成的历史，指出研究港式中文的意义、理论和方法，从词语、句法、语用以及文化等多个角度，将港式中文跟粤语、英语、文言文以及普通话进行立体比较，分析其异同及其成因。”应当说，这一表述基本准确。

此外，刁晏斌( 2000) 从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这三个方面，对两岸语言及其运用中的诸多差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对其产生原因等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另外，该书还较早地提出了两岸语言“融合”的问题，并且列举较多的语言事实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和说明。

1.2 形成了重要的认识和观念

我们认为，有重大意义的重要观念和认识主要有以下两个。

(1) 言语社区观念

言语社区理论是社会语言学重要的理论之一。然而，最早在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中用到“社区”一词的，却并非社会语言学家。早在上世纪80 年代的相关研究中，就出现了“华人社区”一语，统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区，此后这一指称形式就较为常见，并且通常是着眼于它的下位分区，即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这四个主要的华人社区，由此来考察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与融合，如邵敬敏、吴立红( 2005) 等。在此基础上，到 90 年代，香港学者田小琳¹提出了“社区词”概念，指的是因社会制度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的思维方式、心理因素不同，而产生的流通在不同社区的词语。田文提到的的社区词是“社会区域词”的减省形式，可见并不是从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和说明。

真正把社会语言学的言语社区理论与“华语”研究对接的是对前者深有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徐大明，他基于“华语”或“全球华语”的观念，在社会语言学言语社区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全球华语社区”的新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和表述，指出全球华语社区“是一个依托全球华人社会的言语社区”²。与两岸四地等语言对比研究最直接相关的，是徐文在全球华语社区下，分出了子社区，如新马华语社区等。这一观念很快被部分学者接受，用于区分和指称研究对象，如苏金智( 2010) 。

就最终形成的认识以及造成的结果来看，田、徐二人基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即出发点不同，但却导向了一个共同的观念以及研究方向。

形成言语社区的观念，可以把相关研究纳入社会语言学的范畴内，用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视角和方法，更多地结合社会因素来考察和分析各地语言的变异及其相互交融，从而使这一研究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更有学术意义和价值。另外，在社区语言的观念下，各地相关的差异除了属于地域变体、社会变体外，同时也是社区变体，由此就多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观察、理解、把握和表述各地语言的差异及其原因、性质等。比如，以前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港澳”或“台港澳”并称，并且有意无意地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来与内地普通话进行某些方面的对比，这样，在重视三地语言共性的时候，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它们的个性特征。其实，三地分属于三个不同的言语社区，三地语言是民族共同语下的三个不同的社区变体，所以自然会有一些区别。

(2) 全球华语观念

“华语”之名古已有之，但最初都出现在记述“外夷”的史料，是相对于“番话”而言的，而当今的相关讨论则是为了在已有的“普通话”、“国语”以及“华语”等名称中选择一个可以用于更大指称范围的合适形式。选择结果是多数人比较认同“华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重瑜³认为: “‘华语’一词最为清楚、明确，涵盖面也最广，指的是华人的共同语，包括了汉满蒙回藏及其他的少数民族，又超越了地缘上的限制。因此，以‘华语’一词概括普通话及国语可以说是清楚又周全，更何况‘华文’一词已被广泛地使用了。”

郭熙⁴给华语下的定义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言”。正是在此涵义下，不少人又在“华语”之上加了一个“全球”，这是一个说明性的补充，使“华语”的所指范围更加明确。与此密切相关联的，还有陆俭明⁵提出的“大华语”概念。

有人认为，上述华语概念有着重要的超疆域的意义，对汉语成为国际语言也有推波助澜之效，因而是一个簇新的现代化的概念，是一个汉语走向世界的恰如其分的新名称。还有人认为，华语概念的提出，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各地华语的关系，有助于加深对各地华语现象的认识，有助于促进世界华人的沟通，也有助于强化世界华人的认同感。

对于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来说，全球华语观念的提出和确立，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内容。一是华语本身的研究，如它的内涵与外延、标准与层次、历史与发展、规划与规范等; 二是由此可以把更多华语社区的语言及其使用纳入研究范围，同时也可以为某一或某几个华语社区自身及相互对比的研究确立更多的参照对象。

第二，扩大研究视野，获取新的研究视角。祝晓宏⁶认为，华语除了作为一个概念和研究对象外，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视角，即从全球视野来看待各地华语，特别是对核心区华语——汉语( 普通话) 的观照。由此，就把两岸四地的局部性研究推而广之，不仅可以整体把握研究对象，更可以给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定性、定位。

第三，增加研究的理论内涵。全球华语观念与言语社区观念关系密切，比较而言，后者主要着眼于个体( 某一言语社区或子社区) ，可以看作是由个体再到全体( 整个华语社区) ; 而前者则先着眼于整体，再由整体及于个体。二者合一，正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用于两岸四地语言差异与融合研究的完整理论体系和操作框架，并且还可以不断用研究中获取的新知补充、完善已有的认识，进而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1.3 出版了有份量的新型工具书

进行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方便沟通与交流，而当今最有效的沟通交流工具，主要就是词语工具书。因此，从一开始人们就非常重视两地或多地之间词语对比工具书的编纂，并且这实际上也已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之一。

20 余年来，相关的词语工具书已经出版了不少，而更多的新词语工具书等也都不乏这方面的内容，甚至像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最新修订版对此也有所反映。但是，已有的工具书收词数量多少不一，释义质量良莠不齐，由此也招致了不少批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述情况有所改观，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编纂出版了若干种有份量的新型工具书。一部是由北京语言大学与台北中华语文研习所合编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共收录字、词、语 45000 条，其中两岸共用的条目 42700 条，大陆通用条目1300 条，台湾通用条目1000 条，另外多义项条目中大陆特有义项的条目有 550 条，台湾特有义项的条目370 条。词典的简体字本和繁体字本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该词典的特点是注重描写性、通用性和实用性，同、异并收，规模较大，对于语言的规范运用以及语言教学和学习等价值较大，但是由于比较注重传统规范，所以对新词新义收录不够，因此对两岸语言及其运用的实际差异反映不足。另一部是邹嘉彦、游汝杰编著的《21 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此词典第一次以“华语”为对象，收词范围广泛，语料鲜活，释义使人时有别开生面之感，不足之处是收词太少，只有 1500 余条，原因是以收录 2000 年以后产生的新词为主，仅在个别地区流行的新词基本不选，且收词偏重于社会生活类。

在前一部词典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的是由李宇明主编的《全球华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2010 年) 。该词典编写阵容强大，分为大陆、港澳、台湾、新马、其他等五个编写组，每组都有审订、主持各一人，以及三至五位成员，其中多有名家宿学。与前一本词典的六地( 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上海、北京) 相比，该词典扩大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所收词条也扩大到10000 条。

以上两部词典收词范围虽然是“华语”，但无疑都是以两岸四地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因此首先属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两部工具书都是上述两种新观念的产物，因而不仅有很强的实用意义，同时也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思考

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虽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以下就其主要方面，结合我们的思考进行讨论和说明。

2.1 关于称名问题

上述四地中某一地区语言称名问题最多的，是台湾现行通用语，即一般所说的“国语”。然而，有的台湾学者不用“国语”而用“华语”，有的用“台湾腔普通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就我们所见，其他的称名还有: 台湾国语、台湾化国语、台湾官话、台湾普通话、台湾话、台湾华语文、台湾腔、台湾书面语。这些称名有的不准确，比如“台湾腔”像是指口语而实际上指书面语; 有的有歧义，比如“台湾话”，有时也指所谓的“台语”即闽南话; 而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则是适用性差、流通面窄。香港语言的指称形式一定程度上也有这样的问题。

名称问题就已经比较复杂了，此外还有名、实关系的问题: 有时即使是同一个名称，大家的理解和表述可能并不相同，由此就造成了所指不相同现象，而这就越发使问题复杂化了。除前边提到的“台湾话”外，再如“港式中文”是研究香港书面语及其与内地差异时经常用到的一个称名，有人表述为“是以粤方言为基本框架，加上若干惯用的书面语字句及英语单词混杂而成”，而有人则把它定义为: “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

称名复杂化，与研究者众多且来源复杂有直接关系，然而，作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研究对象的名称应当尽可能统一。就相关研究来说，应当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一是整个全球华语社区的一致性; 二是与其他语言及方言的区别; 三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区别。

根据上述要点，最好统一为“地名 + 华语”和“地名 + 华文”形式，称为“香港华语”、“台湾华文”等，前者指口语，后者指书面语。

2.2 关于均衡性问题

这里主要是指研究对象的均衡问题。如前所述，虽然研究内容与初期相比有所丰富、拓展和加深，但是依然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

一是不同语言社区之间的均衡问题。目前的状况是大陆与台湾对比研究最多，内地与香港次之，内地与澳门最少( 一是澳门语言“本体”的研究少，二是与内地或其他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少) 。虽然澳门地小人少、与香港语言共性大，但是，澳门语言毕竟也有它的特点。澳门使用三文( 中文、葡文、英文) 四语( 普通话、粤语、葡语、英语) ，情况相当复杂，它有着别样的历史发展道路，由此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及语言特点。比如“葡式中文”受葡语影响，在用词、造句、行文等方面都好像是从葡文直截翻译来的中文作品，特色明显，但是研究不多。

二是研究内容的均衡问题。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此后涉及面虽然不断扩大，及于语音、文字、语法、修辞等，但是迄今为止仍然尚未形成对各个方面的“全覆盖”。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均衡，这就是基本上只有共时而没有历时研究。姚德怀⁷指出，研究各华语地区语言现象异同的重要性，“归根结柢便是内地、台湾、香港以及各华语地区的汉语/华语近百年来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最终又怎样达到各地区当代华语的现况”。这里实际上是指出有两种“史”的研究值得重视: 一种是近百年来整个汉语/华语的历史，另一种是前者架构下各华语地区汉语/华语的历史。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

2.3 关于系统性问题

这个问题大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研究内容的系统性，二是知识体系的系统性。

所谓研究内容的系统性，就是应当按某一方面对象或内容的系统来进行全面的研究。比如词汇，它的系统性就表现在应当涵盖能够形成对其完整认识的所有方面: 如词素与词的构成、词的结构形式、词义( 包括理性义、语法义和色彩义) 及其类聚( 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等)以及发展演变，等等。总之，一般的词汇学概论之类的著作都会提供一个体系，而它所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内容，都可以用之于两岸四地语言来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才是有体系的。当然，实现这样的要求会遇到一些困扰，因为按一般的认识，各华语社区的语言现状及其应用是“大同小异”，这样在有些( 甚至很多) “项目”上可能会因其相同或相近而无“话”可说，或者可说的“话”不多。其实，作为语言的对比( 或称比较) 研究，目的应当有二: 一是求异，一是求同，二者都有意义和价值。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基本还没有系统地对各地之间语言的所有方面都“摸”一遍，而通常只是选择一些比较显豁的差异点来进行集中讨论，这样做当然难以形成一个系统，并且很可能连真正有哪些异同，也未能研究清楚。

再说知识体系的系统性。两岸四地或相关的语言对比研究已经进行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给它定位以及进行系统的表述。我们初步的想法是，在全球华语的观念下，相关的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分支学科? 一个分支学科的建立，大致要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有固定的研究范围及内容，二是有自己的理论支撑或体系，三是有独自的适用研究方法。现在看来，这几点已经初步具备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全球华语学”这样一个新的语言研究分支学科的条件。

2.4 关于理论性问题

何自然等⁸曾指出: “未来的研究需要更系统地、更大量地收集语言资料，并对资料做语言类型、规限、共性、关系等重大问题的分析，努力与国外语言学的学术研究接轨，争取在世界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很显然，我们现在还远未做到这一点。

这里的理论性大致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对已有理论的使用，二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从研究中总结新理论，或者是对已有理论加以补充、完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虽然我们的研究在理论性方面已有明显进步，但是“重描写、轻解释”的传统研究观影响仍在。

就理论的使用来说，以下几个方面应当有更多的体现: 一是语言接触理论。由以往的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及于同一语言不同社区变体之间的接触。二是语言对比( 比较) 理论，这基本也是由不同语言之间而及于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之间。三是语言发展理论。历史语言学中关于语言发展变化的某些原理不会过时，但是更应该关注当代的语言发展及变异理论。四是语言规范理论。规范语言学的研究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这些应当在研究中有所体现。五是语言本体研究理论。特别应当注重对当今词汇、语法等研究中比较常用的理论的借鉴和吸收。

就理论创新来说，还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更加有意识地思考、归纳和总结: 一是关于华语的系统理论。华语的概念已经确立，相关的研究也展开多年，所以也应该有配套的理论，特别是着眼于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的理论。二是语言预测及相关的理论。“语言预测学”或“预测语言学”的概念早已提出，但是相关的具体研究和理论建树却不多。对于华语研究来说，预测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和新的增长点，可以由具体的研究实践抽绎出相关的理论来。

2.5 关于工具书编纂问题

在两岸四地乃至整个华语的差异与融合研究中，工具书的研究编纂仍然是一个重头戏，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关于工具书的编纂，大致应该在“分”和“总”这两个方面努力: 分的方面，就是编纂更为全面、详尽的各地华语社区词语工具书; 总的方面，则是编纂更大规模的全球华语词典，收录更多的词语，以获取更大的功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一步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在品种上，除了词语词典外，还应该有用法词典，或者是它们与前者的结合; 在释义上，可以增加更为准确清晰的来源信息以及可能的发展演变过程信息等。这样的要求和努力，可以看作寻求由应用型工具书向研究型工具书的转变。

现在我们得知，作为《全球华语词典》续编的《全球华语大词典》已经列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而由两岸众多语文工作者参与、政府支持的《中华语文大辞典》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些都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2.6 关于语言规范问题

我们注意到，内地以外华语社区的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本地语言时，有时会涉及规范问题，此时往往要评议一些现象，指出它们“不规范”或属“语误”等。比如，香港曾有人收集当地中学各学科总数近一万九千道各类考试题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许多“语误”，并进而分析了它们的产生原因。再如，在“方言语法影响”类下，就谈到粤语语法如“有字句”、“比较句”、“双宾语句”等对教师拟题时造成一定的干扰; 在“英语语法影响”类下，则说“教师在拟题时往往沿袭英语的一些语法，例如倒置因果复句，滥用介词结构和被动句式，把连串的定语加在中心语之前，这些都破坏了中文的行文习惯”。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可以而且应当讨论，但是以下两点也应该充分注意。

一是规范标准问题。上述语言评判当然有其标准和依据，而研究者们对此基本也都有所表述和说明，这就是内地现行的普通话。以内地的普通话为标准来评判“港式中文”等，显然有一个错位。如前所述，陆俭明⁵提出“大华语”的概念，并定义为: “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的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这个定义本身可能还有可议之处，但是对其中的“弹性”和“宽容度”，相信没有人会有不同意见。简单地说，评议当地语言，只能以当地语言的规范为标准和依据，而不能完全以普通话为依归。

二是规范观问题。与以往相比，时至今日，人们的语言规范观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主要表现是由刚性观到柔性观，由静态观到动态观，由一元观到二元观，以及建立了层次观和服务观等。比如按动态观，语言是发展的，所以规范也要发展，这样就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所谓规范来评判所有语言现象，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现象( 或者如拉波夫所说的“进行中的变化”) ; 按层次观，则可以认为海外华语社区与内地普通话并不处于同一规范层次，所以也不能按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 而在“服务观”下，有人指出“交际值”( 即某一语言形式交际到位程度的高低) 是判断规范与否的重要依据，所以，评价“港式中文”等中的某些现象是否规范，重要的一点要看它是否能够满足交际的需求，而不是与“标准中文”的异同。

三、余论

今后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重点和努力方向，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即研究的层面，应用的层面和操作的层面。

应用的层面，目的是促使两岸四地人民对彼此语言的进一步认知和了解，从而方便交流、拉近距离。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要的如组织编写大规模、全覆盖的工具书，以及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等。操作的层面，比如联合培养以这方面为专业方向的研究生，真正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待条件成熟时成立联合研究机构等。

研究的层面，主要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和加深、提高学术含量，目的是真正全面、深入、细致地描写和分析两岸四地语言全部的同与不同，以及融合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位、定性，完成一个准确完整的表述。

与曾经的热闹相比，如今的两岸语言对比研究似乎冷清了不少，原因之一可能是在一些人看来已经“无话可说”，因而难以为继了。然而，在我们看来，有很多研究基本停留在相对简单的比较和说明层次，考察和涉及的范围也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而要改变这一状况，除了拾遗补缺外，还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比如实时跟踪研究彼岸多地最新的动态及发展，作出正确评估以及发展方向的预测等。另一方面，还应当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项目。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1 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招标指南中，均把相关领域研究内容列入其中，这是非常有益的，借由这样的重大项目，组成一个个研究团队，可以进行一个或多个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