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语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摘要： 要真正重视并深入开展 “文革语言 ”研究 首先需要解决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问题。 “文革语言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汉语语言学本身而言 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的角度 “文革语言 ”研究都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领域 并且为现代汉语研究增添许多新的内容。二是对社会语言学而言 “文革语言 ”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甚至 “文革语言 ”本身的很多内容也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中。三是对 “文革学 ”及 “文革史 ”而言 “文革语言 ”研究理应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甚至可以构成隶属于前者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关键词： “文革语言 ”；“文革学 ”；“文革史 ”；社会语言学

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 30多年了，而在语言学界和文化、社会学界，有巨大内涵和重大研究价值的 “文革语言 ”概念的提出也有很长时间了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首次提出“文革语言 ”者恐不可考。但 《人民日报》数据库显示，它的首见时间是 1984年 8月 9日 ）。但是，时至今日，相关的研究一直未能真正全面地展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笔者认为，要真正重视 “文革语言 ”的研究，首先需要对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和认识，而本文就打算在这一方面略作申说。

从总体上说，“文革语言 ”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是把特点突出的 “文革语言 ”作为一个未知的领域加以探索，以获得新知，即发掘、了解更多的语言事实，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进而总结规律。二是由此促进其他相关学科和领域研究的开展和深入。以上两点，基本就是“文革语言 ”研究工作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所在。下边从三个方面择要来谈。

一 对汉语语言学而言

“文革语言 ”是现代汉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是现代汉语史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19年至 1949年，第二阶段是 1949年至1966年，第三阶段是 1966年至 1976年，第四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 ）中的一个¹。所以，“文革语言 ”的研究，应当作为整个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其意义和价值。以下我们从共时和历时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讨论。

1．共时的角度

所谓共时的角度，即是将现代汉语作为一个共时的平面，对它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研究角度。“文化大革命 ”时期的语言中有许多独特的现象，如果不对它们进行考察、描写和分析，我们的现代汉语研究就很难达到上述要求。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对“文革语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和研究，自然也就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

以修辞为例略加说明。从总体上看，人们对“文革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恶 ”，即对汉语及其正常运用的扭曲和破坏这一方面，为数极少的修辞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按王希杰所提出的零度与偏离理论来看，在人们视野范围内的 “文革修辞 ”自然是对修辞零度的一种负偏离，而就整个现代汉语修辞而言，它也很可能在总体上代表了修辞负偏离的“极点” （至少有一些人会这样认为 ）。那么，“文革语言”修辞的负偏离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换句话说，“文革语言 ”有哪些低下俗恶的表现，这些表现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到目前为止，学界显然对此还所知甚少。而缺少了这方面事实的了解和认识，也就很难说对整个现代汉语修辞的了解和认识是全面的。

其实还不仅仅是如上所说的负偏离问题，以目前对“文革修辞”的了解和认识而言，如果从修辞的内涵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等方面来考察，客观地说“文革语言”也还不是一无是处，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地方。比如某些辞格 （如排比、呼告等 ）在大量、高频的使用中，也有所创造和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文化大革命 ”时期语言的特点或特色，因此也值得认真总结。

不仅是修辞，在笔者的考察和研究范围内，社会用字、词汇、语法以及表达方式等，基本上也是如此。

2．历时的角度

所谓历时的角度，即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角度或称现代汉语史的角度 （1992年，笔者在国内外首次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并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把这一研究概括、升华为“现代汉语史”）。这里主要强调两点：

第一，“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现代汉语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是整个发展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缺少了这一部分的研究，史的线索和脉络就会中断，完整的现代汉语史也就难以成立了。

第二，研究显示，有许多语言项目在 “文化大革命”时期步入了“歧途 ”，经过 “拨乱反正 ”以后又重新“回归”，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比如一些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轮回 ”。但是，情况也并不都是如此，也有许多项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正常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这样，它们承上启下的作用就非常明显了。例如，我们考察过动词“做 ”带非名词性宾语在各阶段的使用情况，结果见表1²：

表1 “做 ”带非名词性宾语的现代汉语使用情况

| 时间 | 第一阶段 1919-1949 | 第二阶段 1949-1966 | 第三阶段 1966-1976 | 第四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 |

| :——- | :—————– | :—————– | :—————– | :—————— |

| 用例数 | 20 | 34 | 119 | 116 |

| 百分比 % | 3.2 | 5.2 | 16.1 | 28.8 |

上表清楚地显示，“做 ”带非名词性宾语的用例不断增加、持续上升，即使是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这一趋势也没有改变。

再比如，我们曾经在现代汉语史的视角下讨论过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问题，发现在建国前的解放区和建国后的全国范围内，从现代汉语的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军事词语不断泛化，被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到了第四阶段，泛化现象开始萎缩 ³。

以上两个例子都不是个别现象。

总之，无论是“歧途 ”还是 “正途 ”，“文革语言 ”研究对于现代汉语历时发展演变研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 对社会语言学而言

汉语语言学以外，“文革语言 ”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之所以在给现代汉语史分期的时候把十年 “文化大革命 ”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它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而这些与其他阶段的差异主要就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语言发展变化的影响而造成的。所以，这一阶段划分既可以说是现代汉语史角度的分期，同时也可以说是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分期。

对于社会语言学而言，“文革语言 ”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后者对前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后者的一些研究本身也可以归入前者的研究中，成为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1．对社会语言学的促进作用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 （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 ）的角度去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⁴而英国学者 R·A·郝德森则说：“我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联系社会研究语言的一门学科’，意在表明社会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一部分 ”⁵。虽然不同的人给社会语言学下了许多不同的定义，但是多数人所划定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却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差别，用陈原的表述就是，“我们的社会语言学将从两个领域去进行探索：第一个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将引起语言（诸因素 ）的变化，其中包括社会语境对语言要素的影响；第二个领域是，从语言 （诸因素）的变化探究社会 （诸因素 ）的变化。”⁶对此美国语言学家布莱特说得更为简明扼要：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在于描述语言和社会结构的共变⁷。

语言与社会的共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由语言看社会和由社会看语言，而这也就成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两个角度或方面。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或方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及其运用的发展变化都是一个可供剖析的最佳样本。

关于前一个角度，郭熙说，“‘文革’语言给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是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所以，“研究‘文革’的语言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工作 ”⁸。笔者的研究，虽然目的不在于把语言状况当做一面镜子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及“文化大革命 ”本身，但是就对此期语言及其运用情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比社会语言学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给后者的研究提供大量的材料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者提供了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由社会看语言也一直是笔者进行 “文革语言 ”研究的一个角度。当今的语言研究，已经走上了描写与解释的结合之路，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同样也能体现出这一点。我们在描写和分析某一语言现象的同时，还要寻求对其产生以及发展变化原因的解释而社会因素往往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即我们经常会探讨 “文化大革命 ”时期这一特定的社会条件对语言及其运用的影响。所以，从后一个角度来说，“文革语言”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相似度与相关度是最高的，因而对后者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也是最大的。

2．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

以上表述并不是想要打破 “文革语言 ”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界限，从而混同二者。实际上，由于学科属性不同，研究目的不同，二者在研究内容的选择和取舍上还是有差异的。但即使如此，它们也还是有一部分重合的，因此，“文革语言 ”研究对社会语言学研究来说，就可以直接起到充实和补充的作用。

笔者以对 “文化大革命 ”期间外来词语使用情况的考察研究为例。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外来词语的使用处于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谷底，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整体的数量减少，一些在前后阶段都有用例的词语此期却已经退隐。外来词语在 “文革 ”期间出现“空缺 ”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一是使用了替代形式，主要是用意译替代音译。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种比较明显的排斥音译倾向；而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显然延续甚至强化了这一观念。在反对“崇洋媚外”、批判“封资修黑货 ”的大背景下，那些有浓厚异域色彩的音译外来词语，自然是能不用就不用了。二是表达内容的制约。比如 “白兰地、波尔卡、布丁、伊甸园 ”等，虽然并无相应的音译形式，但是仍然不见用例。关于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有些外来词语所代表的事物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或趋于消失，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集体规避：某些外来词语不仅在形式上有浓厚的异域色彩，在内容上更可以直接归之于 “资产阶级 ”或“修正主义”的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等，那人们就唯恐避之不及，自然更不会去使用了。比如 “伊甸园、罗曼蒂克”等，大致就是如此⁹。

这样的研究内容，如果冠以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来词语使用情况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之类的名目，归之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丝毫不会给人以牵强之感，而在 “文革语言 ”研究中，类似的内容为数众多。

三 对“文革学”或“文革史”而言

国外（主要是美国 ）的一些学者，对 “文化大革命”研究一直比较关注，有人几乎在 “文化大革命 ”运动进行的同时，就开始了相关的研究。随着毛泽东的过世和“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结束，当国内理论界着意远离那个时代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时，国外学界对毛泽东和 “文化大革命 ”的研究却越来越热起来，以至于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专门的中国研究学科－－“文革学 ”¹⁰，其中比较著名的研究者如费正清、麦克法夸尔、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相关著作，如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马若德）的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霍布斯鲍姆的 《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竹内实的 《文化大革命观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等。

然而，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有人呼吁要建立“文革学 ”¹¹，但是直到本世纪初，还有人说，“‘文革’过后几十年，在国外‘文革学’已经成为显学，在中国却问津者寡”¹²。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直有“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却在国外”的说法¹³。

其实，“文革学”虽然在我国还未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它的学科地位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应有的认可，但是相关的研究却也一直在进行，特别是 “文革史”的研究。比如，早在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严家其和高皋的 《“文化大革命 ”十年史》，当时反响十分强烈。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年一的 《大动乱的年代》，本书资料翔实、分析严谨，对“文化大革命 ”本身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而一版再版，并且还有英译本在海外发行。此外，类似的“文革史 ”著作再如金春明的 《“文化大革命 ”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年 ）和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后者也是多次加印，到2005年又出版了增订新版。

“文革史”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作为中共党史以及共和国史等的一部分。比如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 ）的第八章就是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内乱》，朱玉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的第三编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革史”以外的其他“文革学 ”专著并不太多我们所见的只有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 ），柳随年、吴群敢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谭宗级、郑谦 《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 ”史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 ），郑谦 《被 “革命 ”的教育：“文化大革命 ”中的 “教育革命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周全华 《“文化大革命”中的 “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

“文革学”的论文相对较多。如席宣的 《“文化大革命 ”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 10期）、《关于“文化大革命 ”起因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六十年代 “左 ”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 ”的爆发》（《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高正礼 《“文化大革命 ”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之刍议》（《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 6期 ）唐少杰 《“文化大革命 ”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叶昌友 《毛泽东晚年对“三大主义”的认识偏差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金一虹 《“铁姑娘 ”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等。

近年来，以“文化大革命 ”为题所作的学位论文也时能见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有以下六种：

张志明 《“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委员会研究》

周全华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

王朝晖 《美国对中国 “文化大革命 ”的研究：1966 －1969》

赖正维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福建老区问题》

张明军 《50、60年代我国政治体制的演变与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杜蒲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

此外，北京大学开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文化大革命’”的课程，而 “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的召开（见社会学吧2006年5月20日报道），似乎也预示着“文革学”以及“文革史”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研究。

在中文学科，早就有人提出了 “文革文学”的概念，而相关的研究也作了一些，仅笔者看到的专著就有杨健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杨鼎川 《狂乱的文学年代》（山东教育出版1993年）、《中国知青文学史》（工人出版社2003年）等。而时至今日，严格意义上的 “文革语言”研究专著却连一本也没有（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文艺风云书系”之一的 《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作者祝克懿。就本书的内容来看，主要是从语言风格的角度对样板戏进行了研究，属于文学与语言的交叉研究，与笔者所划定的内容范围，即“纯”语言学的研究还有较大的距离），论文的数量也很少，质量普遍也不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从“文革学”或“文革史”的目的出发来研究 “文革语言”，大致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文革语言”是“文化大革命 ”时期诸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理应成为 “文化大革命 ”研究的一部分内容，而缺少了这一部分内容，对 “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就很难说是全面的。

第二，语言既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因此，我们才完全可能由语言出发来研究社会文化。“文革语言 ”的研究，不仅可以为“文化大革命 ”研究提供一个从语言看社会的非常好的视角，同时也可以提供大量可供剖析的有价值的真实文本材料，而这些无疑都可以大大促进 “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深入进行。

第三，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文革学”以及“文革史”研究，有赖于它们的一些下位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研究的真正开展与深入进行，而“文革语言”的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下位的分支学科或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起隶属于“文革学”或“文革史”的“文革语言学”和“文革语言史”，而这也是笔者这一研究的“终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