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语言中的排比辞格及其使用
摘要:无论是在汉语语言学还是社会语言学的目的下 “文革修辞”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革期间 排比辞格被当成了“扣帽子”、“打棍子”和“摆套子”的工具和手段 这最终造成了它的畸形“繁荣”。
关键词:文革;修辞;辞格
在语言学界,十年“文革”虽然早已远去,但是“文革语言”却已经成为一个经常提起的话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来说,对文革语言的研究目的不外乎以下二者:
其一,汉语语言学的目的,即了解当时的语言及语言运用情况。文革时期作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独立、独特的阶段1,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可以说,如果缺了这一阶段语言的研究,整个现代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史的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其二,社会语言学的目的,即借由语言及语言运用情况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至于文革本身。正如郭熙所说:“研究‘文革’的语言是社会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文革’语言给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是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革’用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貌”2。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对文革语言感兴趣,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们。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而修辞正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角度和重要的方面。相对于语言的其他方面来说,修辞与现实社会的联系要更为紧密,对社会生活和思潮等的反映往往也更为及时和充分,这是因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3,而无论是“题旨”还是“情境”,往往都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和时代方面的因素。
所以,我们选择“文革修辞”来进行系列的研究,由文革期间一些高频使用的辞格入手,进行考察和分析,本文中我们讨论的是“排比”。
排比是把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意思密切相关的段落、句子或句子成分并列使用,从而达到增强语势等目的的一种修辞手法。在整个文革期间的很多文体,特别是“批判”类和“表敬”类文章中,排比辞格的出现频率是相当高的。此期的表达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讲求“铺陈”,即一个意思或一种观点,经常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反复申说,在行文中的表现就是一串一串的语句触目即是,这已经成为文革时期语言表达的一个重要风格特点。排比辞格的大量运用,既是这一风格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对这一风格的形成和显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在一篇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人民日报》1969年8月25日),仅300余字的文章中,排比的用例就有以下几个: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贯穿着革命的大批判。我们批判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走资派和反革命两面派,批判了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批判了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促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2)必须指出:……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是危害革命事业的,是破坏革命团结的,是腐蚀人们革命意志的,要坚决加以克服。
(3)他们或者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或者用种种手法来腐蚀我们的新老干部和青少年;或者用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来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破坏斗、批、改;或者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或者利用封建宗教迷信,妄图破坏各民族的团结。
按并列使用的成分所属语法单位的不同,排比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句子成分的排比,例如(本文用例均取自《人民日报》,以下我们只标出版日期):
(4)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会有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就会成为最革命、最勇敢、最聪明的人,就能够不怕苦,不怕死,不怕鬼,不怕魅,坚贞不屈,无所畏惧。(1967.1.11)
(5)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1967.2.23)
(6)人人欢喜若狂,奔走相告,他们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革命派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鞭策。(1967.3.8)
第二种是句子的排比,最为多见的是承前省略主语的无主句。例如:
(7)我们发扬了鲁迅的革命造反精神,不怕孤立,不怕威胁,不怕围攻,不怕造谣中伤,不怕明枪暗箭,不怕戴“反革命”帽子,不怕丢脑袋,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拚死的斗争。(1967.2.26)
(8)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毛主席的革命实践,都是最高的指示,最光辉的榜样。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决照办。要事事照办,时时照办,处处照办;自己照办,发动群众照办;老老实实地照办,雷厉风行地照办。(1967.8.13)
按,以上是单句的排比,以下则是复句的排比:
(9)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同志就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我们的队伍就会团结得象钢铁一般,拖不垮,打不烂,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会擦亮眼睛,明辨是非,就会揭穿阶级敌人一切挑拨离间的阴谋,就会及时地去掉队伍内部的杂质,使我们的队伍健康地发展、壮大。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能战胜一切凶恶的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红旗插遍一切社会领域!(1967.2.14)
第三种是句群的排比,在形式上显示为段落的排比,例如:
(10)不打倒“私”字,就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不打倒“私”字,就不能真正夺权;即使夺了权,这个权也还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权。
不打倒“私”字,我们就不能成为彻底的革命者。
打倒“私”字,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当前特别要活学活用“老三篇”和“新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整顿党的作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
打倒“私”字,必须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打倒“私”字,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实行和工农相结合,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67.3.3)
以上是一个相对简短的例子,以下的用例则还要复杂一些,因为排比中还套着排比:
(11)这次氢弹试验成功,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科学战线上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粉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科学战线上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次氢弹试验成功,是我军指战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工作者,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果!是“抓革命,促生产”,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成果!
这次氢弹试验成功,又一次证明,用伟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最勇敢、最聪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就能造出物质上的原子弹、氢弹,就能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就能永远无敌于天下!
这次氢弹试验成功,是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相互勾结妄图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更加沉重的打击。对于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对于正在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色列侵略的阿拉伯人民,对于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1967.6.18)
以上是有相同提示语的排比。至于不用相同提示语的排比,就更为多见了,通常都是四字格并列的形式,例如:
(12)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爽爽快快,毫不含糊,不搞折衷,不和稀泥;一扫过去那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下的拘拘束束,忸忸怩怩,吞吞吐吐的臭东西。(1967.2.8)
(13)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联合起来,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1967.3.8)
(14)美帝国主义头子约翰逊最近发表了他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这个国情咨文,调子低沉,无精打采,避实就虚,藏头露尾。(1968.1.23)
(15)看,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正是苏修集团把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变成了毒草丛生,霉菌遍地,群魔乱舞,妖雾弥漫的世界。(1968.2.2)
在大量使用的排比句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复现率是比较高的,甚至是相当高的,这样的形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套子”,如“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等,因其常用,后来分别都有了自己的数字简缩形式。
高复现率的排比形式再如:
(16)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1967.4.23)
(17)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不仅敢于“打击一小撮”,而且敢于“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1967.4.23)
(18)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1967.6.8)
(19)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集中地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公交战线千百万职工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激励,最大的鞭策。(1967.12.16)
文革期间,排比辞格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使用频率,主要是因为它被人们当成了以下几种用途的工具和手段:
一是“扣帽子”,这是文革“笔法”之一。“帽子”经常不是一个,而是一串,或者说,是由一串小“帽子”,构成了一个大“帽子”,而这个大“帽子”在表达形式上,往往就取排比的形式。例如:
(20)无政府主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1967.3.8)
二是“打棍子”,这也是文革“笔法”之一。同成串的“帽子”一样,“棍子”也经常是一“棍”接一“棍”的“连环棍”,形式上经常也用排比,上举用例很多即为此类,再如:
(21)(他们)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公敌!他们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罄竹难书!(1967.4.22)
三是“摆套子”,这也可以看作文革“笔法”之一。在此期所有的排比用例中,人云亦云、作为“套子”来使用的恐怕是最多的,除了上举的用例外,再如:
(22)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1969.4.25)
甚至,像以下这样的表达,也未尝不是“套子”:
(23)对犯有一般错误和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干部逐个进行分析,既看他们的错误,又看他们的成绩;既看现在,又看过去;既看他们的一时一事,又看他们的一贯表现;既看他们犯错误的主观原因,又看他们犯错误的客观原因。(1967.3.9)
以上三个方面,促成了文革期间排比辞格的畸形发展和“繁荣”,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