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两种辞格 反问和设问在“文革”修辞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有着极高的使用频率 形式上也比以往丰富而有变化 但是使用的范围非常狭窄 主要用于批判类的文章中。上述情况的造成原因 一是这两种辞格的效果与批判类文章的语用追求的高度一致 二是它们被当作了“扣帽子”和“打棍子”的工具。

关键词：文革；语言；修辞；辞格

一、引言

本文的内容，是我们所做的系列性“文革修辞”研究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文革时期的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第一，修辞活动与社会生活和社会风尚的关系密切。修辞往往能比语言的其他要素更充分、更直接地反映社会及社会生活，这主要是因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¹而与修辞现象有关的事项是非常复杂的，“包含了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写说者的心境以及写说者和听读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乃至其他种种关系”，²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生活以及社会思潮等。

第二，人们以往对相关问题关注得还很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修辞及相关问题研究得很少。我们所见，在研究文革语言的几十篇文章中，涉及修辞的似乎只有两篇：聂焱《“文革”言语对修辞“四个世界”的负偏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潭学纯《文革文学修辞策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这两篇文章中，前一篇属于总体评价性的，所谈内容和举例都超出了修辞的范围；而后一篇则是从文学角度立论的，与传统修辞学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

二是研究得不够深入。除上述两篇文章外，有一些其他的论著也偶尔涉及修辞问题，但往往都只是浮光掠影地、举例性地说几句，这离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们研究文革修辞的具体做法是，选取若干种在“文革”时期使用频率最高、变化最大的辞格，对其用法和功能等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从这样一个角度，对文革修辞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本文我们讨论的是“反问”和“设问”。

反问和设问是两种不同的辞格，我们着眼于二者的共同点，即都是无疑而问，而把它们放在一篇文章中分别讨论。“文革”中，这两种疑问形式都大受青睐，获得了大大高于以往的使用频率，并且形式多样，很能体现此期修辞以及辞格使用的某些特点。

二、反问

反问属于明知故问，它问而不答，只是用疑问的形式表达肯定的内容。与一般的表达形式相比，反问所表达的语气要强烈得多，所以又叫“激问”，这样就与文革时期的政论性文章，特别是“批判”类文章所经常追求的表达效果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所以使用频率非常高。比如，仅在篇幅并不太长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红旗》杂志1970年第1期）一篇文章中，反问的用例就有以下一些：

（1）我们需要一支队伍，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为了战斗。不打仗，难道把它当做仪仗队！单单依靠课堂灌，能造就出这样的队伍来吗？

（2）难道能说资产阶级的进攻不在我这个专业范围以内，就可以高高地塞起枕头来睡大觉了吗？

（3）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一提起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就火冒三丈呢？难道还不需要从思想深处挖一挖吗？

反问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形式，二者都很常见。以上三例中，前二例是肯定反问句，它表达的是否定的内容；后一例是否定反问句，表达的是肯定的意思。

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目的就是要把批判对象“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样，在语句的选择和行文的安排上，往往采取“连环”的形式，反复申说、套叠表述，语气咄咄逼人，可以称之为“连珠炮”。表现在反问的使用上，就是反问句的连用。这种情况也相当常见，例如：

（4）那种压迫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人民日报》1966-12-13）

（5）这不正是要我们向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印度反动派屈膝投降吗？这岂不是要我们放弃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吗？他所说的“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不正是含沙射影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好战”吗？（《人民日报》1966—12—15）

（6）前几时跳出了一个桑伟川，为《上海的早晨》翻案，不就是这种反攻的尝试吗？“四条汉子”不是在假别人之手，借反映现实为名，写反革命的剧本吗？在文科大学中，不就有人打着“五·七”教改队的旗帜，走着周扬办学的老路吗？（上海鲁迅纪念馆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学习鲁迅彻底批判“四条汉子”》）

（7）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对抗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红旗》1967-01）

（8）看，这不是为火线上的逃兵，向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唱赞歌吗？这与新老修正主义的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什么区别？这与汉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有什么两样？（《人民日报》1967-11-18）

有时，反问还会以排比的形式出现，这也是极富文革特色的，例如：

（9）难道工人、农民还要把反革命的国民党看做是自己的政党？难道工人、农民还要向屠杀他们的刽子手拱手作揖，高呼“万岁”？难道工人、农民还要替投降卖国的民族败类承担罪责？（《人民日报》1967-11-14）

（10）试问马列主义的党那有允许富农资本家入党的“党规党法”？如果那样，这个党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的党，那还有什么共产主义可谈？

试问马列主义的党那有允许叛变自首分子入党甚至担任中央委员的“党规党法”？如果那样，这个党岂不是成了搞“曲线救国”的汪精卫国民党？

试问马列主义的党那有允许怀着各种个人动机的人入党的“党规党法”？如果那样，这个党岂不是成了施舍慈善的团体和追求个人目的的交易所？

试问马列主义的党那有允许奸细、土匪、大烟鬼、宗教徒入党的“党规党法”？如果那样，这个党岂不成了黄金荣的青红帮？（《人民日报》1967-11-18）

按，最后一例，几乎把反问的使用推到了极致：并列的四句话中，连用了八个反问，而每一句中的“试问马列主义的党那（哪）有允许……”“如果那样，这个党岂不成了……”合在一起，又形成了有两套相同提示语的非常整齐的“双重排比”。

三、设问

设问是自问自答的一种修辞方式，在“文革”期间的各种文体中，用例都很常见，例如：

（11）XXX真的反对历史为当前政治服务吗？不，他从来都是用历史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人民日报》1966-12-15）

（12）是什么力量使我们天不怕，地不怕，能够在自然界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呢？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1969-01-3）

（13）文科大学是干什么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1970-01）

也有连珠发问、集中作答的用例，如：

（14）我们军队的最大战斗力是什么？是飞机吗？是大炮吗？是原子弹吗？不是，完全不是。我军的最大战斗力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人民日报》1967-07-31）

（15）“害怕”“实现中共的最低纲领”而“不怕”“实行三民主义”的“人家”是谁？是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吗？当然不是。害怕中国共产党最低纲领的只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人民日报》1967-11-14）

四、反问、设问合为一体

这样的形式似乎比单纯的反问和设问都更为常见，因而更能体现此期问句的一些特点。完整的形式由三个部分构成：先用反问形式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意思，然后再用答语从正面直接地肯定或否定，最后再作进一步的申说或补充。这一形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反问＋肯定／否定＋后续补充。例如：

（16）他们的权能够不夺吗？不能！绝对不能！他们的权，非夺不可！（《人民日报》1967-02-04）

按，此例如果只有“他们的权能够不夺吗”这一个反问句，否定的意思完整准确，而这里却要用“不能！绝对不能”来彰显前句的否定意思，接下来再从正面作进一步的强调：“他们的权，非夺不可”，从而完成了一个由否定到强调否定，再到进一步肯定，语意沉重急促，似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更多的用例中，第三部分往往是作出一个“定性”性的补充。“文革”时的批判类文章有“扣帽子、打棍子”之说，而这一部分通常就是扣上一顶“帽子”。例如：

（17）这能叫做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吗？不，不是，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人民日报》1967-01-18）

按，这里的“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无疑就是一顶“帽子”，以下各例也是如此。

（18）请问，在珍妃身上，还有一点爱国主义的影子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有的尽是臭不可闻的洋奴气，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赤裸裸的卖国主义。（《人民日报》1967-04-24）

（19）请问，这能够叫“批判”吗？不！这是假批判、真包庇！这是赤裸裸的反革命进攻！（《人民日报》1967-06-04）

如果说以上是“完足”形式的话，以下的用例就是“简省”的形式了：

（20）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人民日报》1967-09-08）

按，我们认为，此例略掉了中间的部分，如果把这一部分补出，该当是“不是（，根本／绝对不是）”之类。与完足形式相比，此类句子意思依然不变，“气势”也基本不减。以下的用例也是如此。

（21）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什么知识？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有的只是一套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学问”。（《人民日报》1969-01-09）

（22）革命和反革命之间，难道仅仅是“一念之差”、“差之毫厘”吗？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和那些可耻的叛徒，是根本对立的……这难道仅仅是什么“一念之差”的距离？不！这决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人民日报》1969-01-22）

按，此例前一句用两段的形式，而后一句则用了三段的形式，两相对比，最能说明问题。

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做是略掉“后续”部分的：

（23）你们疯狂反华，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野蛮殴打我国外交人员，不造你们的反，又怎么行呢？不行！一千个不行！一万个不行！（《人民日报》1967-02-11）

（24）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政权，阶级敌人要来夺了，我们能叫他夺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人民日报》1967-06-02）

以上二例，第二部分都用的是反复的形式，这样，从辞格运用的角度来说，就是多辞格的并用了。

五、小结

几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是数量相当多，使用频率相当高。我们在前边列出的同一篇文章中的三个用例，在一定程度上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试图寻找某些标记性的词语，作为关键词，来进行数量的统计。比如，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含有专门用于反问句的副词“难道”的文章共有2397篇，含有“岂不是”的有440篇，而它们在一篇文章中经常不止出现一次，这样，仅含有这两个标记词语的反问句就至少有3000个。再比如，含有以“吗？”结尾的句子的文章共有7783篇，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反问句或设问句。

二是使用范围狭窄。我们所见，此期的反问几乎都只用于批判类的文章中，这一点，由上举用例也可以看出。设问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单一，即也有用于批判类文章以外的，但是数量不多，另外基本也未超出政论性文章的范围。所以，把两方面的情况合在一起考察，使用范围狭窄这一特点是相当明显和突出的。

三是形式上有发展变化。我们指的是与以往和以后相比，此期的反问和设问在形式上以及使用上都有特点，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反问的连用，特别是与排比辞格的结合使用；表现之二是连珠发问，集中作答；表现之三是由反问与设问融合而形成的“三段论”模式。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上几种形式都有大量的用例，即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

谈完文革时期反问与设问及其使用的特点，我们再简单地讨论一下上述特点形成的原因。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上述两种问句形式，特别是反问本身所具有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问难反诘的语气，与文革时期的政论性文章，特别是“批判”类文章所致力追求的表达效果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就使得二者在这一类文章中获得了超高的使用频率，并且在这种频繁的使用中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发展和变化。

第二，如前所说，“文革”时的批判类文章最常用的手法之一是“扣帽子、打棍子”，而反问和设问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强力”手段之一。这一点，在反问以及反问与设问合为一体的句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