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在语法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现代汉语而言，历时有两个含义，即与共时相对的历时和共时中的历时，因而语法研究中的历时观照也就有了两个不同的视角。共时语法研究中的历时主要有探寻源头、解释原因、寻求证据、提供对照和作为研究内容本身这五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语法；共时；历时

共时是指语言发展某一阶段上的情况，而历时则是指语言演变、发展的过程。所谓共时研究，就是对整个语言系统或语言的某个结构部分（如语音、词汇、语法等）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状态的研究；而历时的研究，即对某些语言事实以及整个语言系统的历史发展的研究。简言之，共时是横切面，历时是纵剖面。就语法研究而言，共时研究就是从横的方向研究语法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断代层面的状况，而历时研究就是从纵的方向研究语法事实及语法系统自身的发展、演变的状况¹。

时至今日，在语法研究中把共时与历时结合起来，在共时平面的研究中进行历时的观照，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已经有了较多很好的实践。但是，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应当怎样准确理解共时和历时的内涵，而具体研究中的历时观照有哪些作用，应当如何进行等，都还不是特别明确，因而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本文拟就上述方面谈一谈我们的看法。

一 历时的两个含义和范围

谈到共时与历时的联系或结合的研究，人们通常只想到普通话与方言、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印证，多数人观念中的历时，通常还是着眼于比较久远的时间，基本上还是在“古”的范围之内，至少是在现代汉语的范围之外。这一点，邢福义说得最为明确：“‘大三角’的第三个角是古代近代汉语的语法事实。”“大三角里的‘古’，是跟‘今’相对的‘古’。‘今’指现代汉语，那么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都算是‘古’。在进行‘大三角’的事实验证时，‘古’角所用的语料固然可以是文言文，也可以是《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白话文作品中可以说明问题的现象。”²

其实，这并不是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全部；历时既可以指现代汉语以外的范围，也可以而且应当包括现代汉语以内的范围。前一方面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后一方面人们的注意还很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所以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先从理论上看。

于根元在谈到语言的运动时说：“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从纵的方面说，语言是历时的产物，运动才能形成历时。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语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部分又动态叠加的系统。”³

萧国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区别历时和共时很重要，但是注意共时中的历时，也很重要。从这个角度讲，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和沉淀着历时。就拿北京话来说，老舍的小说、侯宝林的相声被认为代表了半个世纪前北京话的风貌。王朔的小说、梁左的相声、冯小刚的影视剧所代表的北京话属当代北京口语。……两个时期的北京话的不同就是语言共时中所存在的历时差异。”⁴

我们对现代汉语内部的历时差异问题非常感兴趣，也进行过较多的专门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现代汉语史”这样一个现代汉语的新的分支学科，并从理论方面对其提出依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其核心内容是，语言与社会共变，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巨变不断，因此也拉动语言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⁵。

再从实际研究来看。

所谓共时与历时，并不是实质性的存在，而是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是人们为了进行研究而作出的划分。在汉语研究中，就大的共时平面来说，一般都认为有古代汉语、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三个。长期以来，人们对前两个平面的研究，往往是既包括共时的研究，也包括历时的研究，而很多时候二者经常是交织、融汇在一起的。所以，人们在描写某一现象时，经常会谈及它的产生和发展变化。在我们对现代汉语进行研究的实践中，在他人现代汉语的研究实践中，经常也都是这样做的（后边我们列举的一些事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汉语与古代和近代汉语一样，内部也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发展变化因素，而从认识语言和揭示规律的角度来说，只有这样的纵横交错、动静结合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

因此，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而言，历时应当有两个含义而不是一个，这样，在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就应当有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立足于整个汉语的历史发展进程，以现代汉语与古代和近代汉语相对比和联系，这可以说是一个“大”的视角；第二个视角则是立足于现代汉语内部，着眼于现代汉语内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对比和联系，相对于前者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小”的视角。大的视角固然重要，小的视角同样也不容忽视，它对于我们进行某些语法现象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有时也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二 共时研究中历时观照的作用

在现代汉语语法共时平面的研究中，哪些方面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历时的观照？怎样进行观照？这种观照的意义和作用何在？这些都是应当认真探究和总结的。

我们认为，共时研究中历时观照的意义和作用至少有以下五点。

（一）探寻源头

现代汉语的许多形式是由古代及近代汉语直接或间接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如果对现代汉语以前的情况不甚了解，有时就会影响到对现代汉语某一形式的认识的全面性、深入性和正确性。所以，人们在研究中经常把目光向前延伸，而这也就成了语法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联系、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

比如，邵敬敏在研究正反问句时，通过考察上海方言正反问句的类型以及近代汉语正反问句的使用情况，最终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根据方言材料和近代汉语材料，我们可以推测，上述北方话里的三种‘X不？’不是由‘X不X？’省略而来，而是古代汉语经过近代汉语一种遗留格式。这种古代汉语正反问的格式，不仅在南方一些方言中保留了来了，而且在北方方言中也有所反映，并已进入普通话范畴之中。”⁶

这样的历时探讨，既追溯了“X不？”这一形式的源头，同时也支持了其并非是由“X不X？”省略相同的“X”而来的这一观点。

对现代汉语某些形式源头的探寻有时可以纠正一些“成说”，从而达到新的认识。比如人称代词带定语（如“同桌的你”、“梦中的他”）现象，从王力先生开始都认为不是中国的传统用法，而是“五四”以后新产生的一种欧化的形式，但是有人注意到早在近代汉语中，就已经出现过这样的用例⁷，最近更是有人通过现代汉语以前不同时期相当多的用例，证明了这一形式“实实在在是典型的汉语传统的句法”⁸，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再如，有人认为在现代汉语中有一条由“介宾＋动”向“动宾”演化的规律，认为“用油漆涂”与“涂油漆”之间就有来源关系，类似的例子再如“在上海作战”——“战上海”等⁹。按，如果着眼于历史，这很显然是颠倒了两种形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规律恐怕难以成立。

（二）解释原因

即解释现代某些形式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如果仅从共时的平面出发，现代汉语中有一些形式的产生很难解释，由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可能就会受到怀疑，而如果从历时入手，有时就可以很好地对它们进行解释。比如，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时可以看到“因为……因此”的用法，前后关系词语都包含“因”，对此，邢福义从古代汉语中“因”的两个作用（即标示原因，相当于“因为”和标示结果或行为的后续，相当于“因此／于是”）入手，指出这两个“因”在近代汉语中依然活跃，并考察其在《红楼梦》中的使用情况，另外指出在别的白话作品中还有“因……因”以及“因为……因”的用法，最后的结论是上述用法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在过渡转换时段上产生的“混合”现象，而现代汉语中的“因为……因此”则是古代－近代用法的延展，因而是可以成立的¹。

以上是着眼于现代汉语与古代及近代汉语的联系而进行的共时历时相结合的研究，而如果着眼于现代汉语内部，同样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考察和分析。我们看到有一些论著在谈到现代汉语的语法规范时，经常会举“一匹猫”为例，比如以下一段话：“现代汉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如‘一匹猫’这种语法虽然见于名家笔下，但是它不是一般用例，就不能承认是规范的。”¹⁰

按，这里的“名家”指的应当是鲁迅。这种形式能否承认其规范性，不能按现在的标准，而必须用历时的眼光，去考察当时的使用情况。在鲁迅的作品中，“匹”与“猫”的搭配形式多次出现。例如：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狗·猫·鼠》）

可恶的是一匹大黑猫，常在矮墙上恶狠狠地看，这却要防的。（鲁迅《兔和猫》）

而在同时代其他人的作品中，同样也不乏这样的用例，例如：

那些鱼，那些鸭子，以及那一匹花猫，同她在一处流去。（沈从文《虎雏》）

君实再忍不住了，睁开眼来，看见娴娴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茅盾《创造》）

不仅是“匹”与“猫”的搭配，在鲁迅的部分作品中，我们还看到了以下可能也会被某些人认为“不规范”的“匹＋名词”形式：

一匹猹、一匹很肥大的黑狗、一匹小鸡、一匹老虎、一匹隐鼠、一匹鸵鸟

在其他人的笔下，我们见到的与“匹”搭配使用的动物名词还有以下一些：

狗熊、鱼、耕牛、野牛、驴、麒麟、骆驼、牲畜、狼、狐狸、老虎、羊、兽、小虫、小生物、蚂蚁、白鸽、蝇子、雏鸡、乌鸦、松鼠、小兔、小东西（指动物）

对于“匹”在初期现代汉语中使用范围如此之广这一现象，我们有以下的认识：

第一，汉语传统用法中，“匹”只用于马等和布匹绸缎，因此，上述用法很可能不是自源的，而是他源的。

第二，察考近代以来与汉语有比较密切联系（即对汉语影响比较大）的外国语言，结果发现，这样的用法与日语非常一致。日语用于动物的数量数词（相当于汉语的量词）“匹”的使用范围相当广，主要用于计量一些较小的动物，如兽、鱼、虫等，相当于汉语的“匹、只、尾、条”等¹¹。日本《国语辞典》所举的例子有“三匹马、十五匹老鼠、猫五匹、三匹小狗、金鱼二匹、一匹狼、一匹蛇”等。以下是一个实际的用例：

石原仇视中华民族，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亲自登上钓鱼岛宣示日本主权，公开支持台湾独立，恶毒鼓吹中国应该分裂成六个国家，至今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被日本政界称作“一匹狼”，可谓劣迹斑斑。（人民日报1999.11.25）

第三，在我们考察的作家中，鲁迅作品中这样的用例最多，这应当也是受日语影响的一个证明，其他曾经留学日本的作家（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品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类似的用例，同样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说，“一匹猫”这样的形式是有其产生原因和背景的，认为它是不规范的形式，显然是在“以今度古”，这样是既不客观也不准确的。

（三）寻求证据

即把历时平面考察作为共时平面分析的一个方面的证据。这是共时历时结合得比较成功，也是人们经常关注和使用的一个方面，因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比如，朱德熙的《关于〈说“的”〉》一文，在简单分析了唐宋以来“底”和“地”的异同后，这样说道：“唐宋时期当‘底’和‘地’两种写法分得很清楚的时候，它们一定代表两个不同的语音形式。‘底’的读音跟‘地1’‘地2’不同，语法功能也和‘地1’‘地2’不同，一定是与‘地1’‘地2’无关的另外一个语素。我们说‘好的’的‘的’跟‘好好的’的‘的’是两个不同的语素，有的同志不相信。唐宋时期‘好的’写作‘好底’，‘好好的’写作‘好好地’，语音形式不同，语法功能也不同，显然是两个东西。历史事实支持我们的分析。”¹²另外，朱先生还有一篇文章，除了谈到唐宋时期的“地1”“地2”“底”外，还谈到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相同作用的词的不同读音和用法，来进一步证明北京话中同音形式的“的”确实应该分析成三个不同的“的”¹³。

邢福义认为“似X似的”应当分析为“似X｜似的”，在具体的论证中，用到了近代汉语的两点证据。一是以“我乃是邱鸣山火灵圣母是也”（《封神演义》）这样的“乃是→X（动宾）｜←是也（加强语气）”形式来证明“似X似的”也为同样格式的可能性；二是通过近代汉语中存在的“如X也似”“如X相似”“似X相似”来证明“X似的”不当为“似”的宾语，这样“似X似的”就只能分析为“似X｜似的”²。

（四）提供对照

即把对某一形式历时情况的考察和分析作为共时平面描写和叙述的对比和参照，以求鉴古知今。这种由古及今的研究和表述模式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比如，张谊生在进行多功能副词“才”的综合研究时，就考察了以下的问题：第一，汉语历史上的“才”与“纔”；第二，近代汉语副词“才”的特殊用法；第三，现代汉语副词“才”的语法意义；第四，现代汉语副词“才”的句式与搭配；第五，现代汉语副词“才”的共时比较。在第二部分的总结中，作者有以下一段话：“综上所述，近代汉语‘才’是一个用途广泛而又很有特色的副词，它有着一系列不同于现代汉语副词‘才’的语言特征。我们相信，分析和探讨这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无论是对汉语语法史的探索，还是对于现代汉语的研究；无论是对于近代文献的整理，还是对于相关辞书的编纂，都是很有必要的。”¹⁴

在语言研究中，人们一直十分重视通过对比来进行研究，比如吕叔湘就专门谈过现代汉语和古汉语对比，普通话和方言对比¹⁵，而在实践中，这也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我们在讨论虚义动词“加以”和“加”时，结合二者从古代到现代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及其对比，得到了以下几点认识：第一，现代汉语的“加”并非如一些人所说，是“加以”的省略形式（这是比较典型的只就共时平面考虑问题而得出的结论），而是古代形式的直接存留；第二，后起的“加以”虽然挤占了“加”的很大一部分使用空间，但是却并未使后者消失，现代汉语中，二者呈互补的分布¹⁶。

（五）作为研究内容本身

即在共时平面的研究中，把历时的考察作为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从而形成多维度、立体化的研究格局和模式。这样的研究，更多地体现在对“共时中的历时”的关注和探讨，即探讨某些语法现象在现代汉语阶段内部的发展变化。

如前所述，我们提出的现代汉语史是把现代汉语共时平面的历时发展作为研究内容的，而近年来，与此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见了。比如张伯江、方梅在讨论宾语和动量成分的语序（有“VMN”和“VNM”两种，前者如“进一趟城”，后者如“进城一趟”）时，谈到以下三个问题：制约语序的主要因素，两种形式的表意功能，半个世纪以来两种形式的变化。最后一方面通过老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和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二者使用情况的变化进行比较，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VMN的使用频率增高，N的词汇形式更加丰富；第二，VMN的组合能力增强；第三，借用量词的位置更加灵活¹⁷。再如邵敬敏在进行ABB式形容词的动态研究时，也分别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不同作家的作品，最后得出了这一形式有功能扩大的趋势这样的结论¹⁸；石毓智考察了“有没有VP”结构在当代汉语中的发展，既调查了张恨水、鲁迅、曹禺、老舍、巴金等人的大量作品，又对当代有影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调查，以证明“这类问句的使用范围在最近的二十年内迅速扩张”，并进一步从三个方面论证了“有没有＋VP”问句的产生是普通话内部语法系统演化的结果¹⁹。

张谊生在讨论“永远”的意义和用法时，有以下一段话：“上面我们从语法意义和句法功能两个方面对‘永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和归纳，这对于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永远’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的描写和归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是静态的、表象的描述，而没有从发展的、相互联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更没有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解释。”¹⁴这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共时研究中的历时观照和研究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