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考察和分析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汉语中不同音节的词使用频率的差异；第二，各阶段新生词语的音节形式。本文通过五个表格，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统计数据。

关键词 现代汉语史 词 音节 语言变化

关于音节问题，人们的一般共识是，汉语词汇的发展呈明显的双音化趋势，现代汉语词汇以双音节为主。一些人还用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一点，例如张国宪（1996）¹说：“据统计，《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收名词1621个，其中复音词(绝大多数为双音节)1379个，约占85%，而单音节词仅占15%。”王化鹏（2000）²说：“《汉语拼音词汇》J部收词1492个，其中双音节词约占89.4%，单音词约占7.6%，余为三音节和四音节以上词。陆志韦《北京单音词词汇》收单音词四千左右，而北京话常用词大约有七万多个，这中间的比例仅占6%。”

但是，这似乎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本师马庆株先生在邢公畹主编(1994)³中说：“现代汉语的词，从数量上看，是双音节的占优势；从使用频度上看，是单音节的占优势；综合地看，是单双音节并重。”

汤志祥(2001)⁴就祖国大陆和港台的“共用词语”进行了统计，结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当代汉语中，双音节词所占的比例最大，大约居四成，分别是单音节词的10倍，三音节词语的20倍，四音节词语的40倍。但是，单音节词在高频词中占绝对优势，使用频率最高，在累计词频数等于或少于55%之前，单音节词的累计数一直大于双音节词语，即单音节词在使用频率最高的阶段，一直比双音节词语活跃；只有到了累计频率等于或大于60%之时，双音节词语的累计数字才开始超过单音节词语，并保持这样的依靠优势一直到覆盖面达到95%以上。

现代汉语词汇在音节形式方面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不同阶段中不同音节形式的词使用频率不同；二是不同阶段中新产生的词语在音节形式方面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在以下的考察中，我们根据自己对现代汉语的分期(刁晏斌，1992、2000)⁵⁶，大致按以下四个阶段来分别进行，这四个阶段是：

第一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第二阶段：194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

第三阶段：十年“文革”(1966年—1976年)；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至今，即新时期(1978年至今)。

一 不同音节的词使用频率的差异

为了证明不同音节形式的词在不同阶段中使用频率的差异，我们进行了以下两项抽样的调查统计，一是每阶段各选两种文体，各抽取其中的一部分，大约含500-600个词，来看各种音节形式在这些词中所占的比例；二是选择10对单、双音节对立的同义词，考察其在不同阶段语料中的使用频率。

1. 第一项考察

我们首先以《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四篇(组)分别刊于现代汉语四个不同阶段的报道为考察对象，这四篇(组)报道是：

1931年9月20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1954年6月4日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道；

1972年2月22日关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报道；

1991年7月28日对香港赈济华东水灾义演的报道。

表1

时间	单音节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以上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第一阶段	250	51.2	231	47.3	7	1.4	0	0	0	0
第二阶段	159	36.8	248	57.4	20	4.6	4	0.9	1	0.2
第三阶段	157	30.3	325	62.7	16	3	12	2.3	8	1.5
第四阶段	217	33.4	396	61	28	4.3	8	1.2	0	0

由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单音节词基本呈递减的趋势，而双音节词呈递增的趋势；

第二，三音节及三音节以上的词也呈递增的趋势；

第三，第四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上述趋势停止，甚至略有回落，特别是单音节词的使用比例略有上升，而双音节词的使用略有下降。

我们又在每一阶段各随机选取一篇(部)小说，取其开头二、三页，仍然包含四五百个词，考察各种音节形式的词的分布情况，这些小说是鲁迅的《故乡》(1921年)、马忆湘的《朝阳花》(1961年)、陆品山的《远航札记》(1976年)和周梅森的《国家公诉》(2002年)。

表2

时间	单音节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以上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第一阶段	311	61.2	189	37.2	8	1.6	0	0	0	0
第二阶段	296	58	196	38.4	18	3.5	0	0	0	0
第三阶段	262	44.7	286	48.8	26	4.4	11	1.9	1	0.17
第四阶段	266	53.7	209	42.2	12	2.4	3	0.6	5	1

表2反映的不同音节形式的词的使用频率及其变化与表一相当一致，只是第四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变化更大一些。

2. 第二项考察

我们进行第二项考察时，取舍的标准基本同于第一项，比如“妻”，“娶妻、老妻、某某之妻”等均不计入。以下是基于我们的约有600万字，包括多种文体的现代汉语史语料库的考察结果。

表3

同义词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忘记—忘	85—230	50—433	79—114	20—209
担任—任	15—13	35—7	59—12	41—9
熟悉—熟	17—21	87—41	68—22	46—20
加以—加	55—16	140—20	62—21	48—6
依靠—靠	27—221	142—346	130—117	10—106
时候—时	1841—2375	2240—831	787—1472	562—1914
肩膀—肩	44—85	73—127	80—119	36—74
鼻子—鼻	79—64	142—2	86—3	69—6
妻子—妻	48—71	126—8	10—0	72—5
曾经—曾	107—327	106—77	104—197	79—265

由表3，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有相当一部分词在整个现代阶段中，都是单音节词的使用频率绝对或基本上高于同义的双音节词，前者如“忘、肩”，后者如“时、靠、曾”等；

第二，一部分单音节词的使用频率在第三阶段达到最低，然后小幅度地反弹，从而形成了由高到低，再由低向上的一条发展曲线，这样的词有“鼻、妻”等；

第三，大部分双音节词在第一阶段的使用频率都比较低，如“担任、熟悉”等；

第四，有一些单双音节同义词的使用比例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样的词如“担任—任、肩膀—肩”等。

3. 两项考察所反映的实际情况

以上三个表，具有相当的共同性，大致反映了以下几个事实。

第一，很多单音节词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同义的双音节词，这充分证明了前述的现代汉语的词是单、双音节并重的。

第二，第一阶段中，单音节词的使用频率在总体上高于后几个阶段，所以，我们见到有大量的通常只在第一阶段中才出现的用例，如：

（1）你稍微的加一点思索，便可知道我所付与你的，都是答应你的要求。（《冰心文集》第一卷)

按，此例现在通常只能表述为“稍加思索”，“稍加”基本已经凝固成词，“加”基本不能单用。

（2）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鲁迅《祝福》)

（3）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她的眼光变了，里面并没有爱情，只有一种深的苦恼。(巴金《玫瑰花的香》)

当然，上引各例中的单音节词并不是当时唯一可用的形式，实际上，同义的双音形式往往也在使用，甚至在同一人的同一篇作品中，也会出现并用的情况，例如：

（5A）土块的香味一股一股地冲进他的鼻里。（巴金《还乡》)

（5B）我拾起花来，拿到我的鼻子上，一种淡淡香味慢慢地沁入了我的画里。（巴金《玫瑰花的香》)

（6A）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朱自清《温州的踪迹》)

（6B）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同上)

以上两组用例中的“鼻”和“鼻子”、“绿”和“绿色”完全可以互换。

第三，单音节词使用频率由高到低，再小幅度反弹，最有史的内涵，并且也与整个现代汉语史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第四阶段的汉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复旧”，而一些单音词的重新启用或使用频率提高，正是这一特点在一个方面的表现。

我们以“妻”为例。“妻”在第一阶段中单独使用的例子比较多，例如：

（7）他底妻坐在灶后，怀里抱着她刚满五周的男小孩。(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只在某些第一阶段就开始写作的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个别的类似用例，例如：

（8）方太太——四十岁，方老板的妻。（老舍《方珍珠》)

到了第三阶段，这样的例子不见了，而到了第四阶段，却又出现了：

（9）爸爸声明，他可以与妈妈一组，但不管我和妻。（王蒙《坚硬的稀粥》)

第四阶段其他单音节词的用例再如：

（10）林一洲执拗地把烟再三伸到他鼻前，李东宝只好接过去，一手攥一支。(王朔《修改后发表》)

（11）“去去去，边儿呆着去”，被她猜出来了我有点窘，红着脸问她：“那你想怎么样嘛？”(石磊、七格、袁敏《上海人的幸福生活》)

（12）地上滔出一道乳色的雾，高及我的胸，妻子的肩，女儿的额。（佚名《乐园》）

二 各阶段新生词语音节形式分析

在现代汉语的第一阶段，除了有较多数量的双音节词继续产生外，三音节词开始异军突起，成为新生词相当多见的一种音节形式。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⁷认为：“词的继续双音化并且开始多音化，是五四以后汉语构词的一个新的发展”，“如果说汉语中双音词的开始大量产生是戊戌—辛亥时期的事，那么三音节词的开始大量产生就是五四以后的事了”。本书列举了“五四”以后四十年间新产生的词393个，其中双音节词194个，三音节词195个，四音节词只有4个。

本阶段，由于几种句法造词法的大量使用，造出了数量众多的双音节词，这些句法造词法主要是：

述宾式，如“容共、清党、叛党、交心”等，其中还有一些是动宾式词组的简缩，如“抵抗日本—抗日、整顿作风—整风”等；

动补式，如“爆破、推进、改进、削弱、摧毁”等；

状中式，如“左倾、冬训、扩建、抢救、挺进”等；

定中式，如“红区、边区、解放区、儿童团、雇农”等。

本阶段中三音节词大量产生，主要是因为某些词缀的大量使用，其中使用最多的如“性、化”等，关于词缀的问题，我们下边还要讨论。另一个方面，还有为数众多的双音词参与造词，这也是此期三音节词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词如“多数党、青年团、供给制、土地证、沦陷区、细菌战、地雷战”等。

另外，四音节词在第一阶段中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主要的造词方式及增长原因同于三音节词，即某些双音节词缀(如“主义”)的使用，以及“双音词/语素+双音词/语素”的形式，如“官僚主义、逃跑主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战略防御、群众路线”等。

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情况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以下，我们对熊忠武主编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中所收的词条进行统计。该辞典共收1949年到1988年间流行的词语3034条，采取按年编排的方式，所以很方便我们进行不同阶段的统计和对比。但是，该辞典选词语限于“流行”的范围，而不管它们是不是新产生的，所以也收了不少“旧词”，如“北京、党员”等；另外，它也不限于“词”的范围，也收了一些“语”，如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结合、内外交流”“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等都收作一个词条。

表4

时间	单音节		双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五音节以上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数量	%
1949—1966	4	0.34	176	15.1	247	21.2	354	30.4	383	32.9
1967—1977	12	1.6	133	17.3	248	32.3	241	31.4	133	17.3
1978 1988	12	1.1	432	39.1	351	31.8	274	24.8	34	3.1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流行语”的范围内，主体是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词语，单音词因其容量的限制而很难在实际运用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表达一个新的概念或动作行为等，所以出现频率非常的低，而五音节及五音节以上的词语在兴盛了一阵子以后，使用的频率也变得相当低了。

仅由上表，还不能反映近十几年来产生的新词语的音节结构情况，所以，我们还要再作一些补充。

陈淑敏(1995)⁸根据于根元主编的《1991汉语新词语》和《1992汉语新词语》(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993)所收的新词语738条为对象，进行统计，所得的结果是：双音节277个，比例为35.38%；三音节159个，比例为20.31%；四音节299个，占38.18%；五音节及其以上的48个，占6.13%。

杨晓黎(1996)⁹根据韩明安《新词语大词典》（1977—1990)统计，该词典共收词5439条，其中四音节词达到2154条，占总数的39.6%。另外，杨氏还根据周洪波《汉语新词语的结构与搭配》中所分析的3034条新词语及提供的数据进行统计，得出的结果是：双音节占34.2%，三音节占23.5%，四音节占37.6%，五音节占4.4%。而周氏的结论是：“四音节词语的大量产生，是新词语发展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林伦伦、朱永错、顾向荣编著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花城出版社，2000)进行了统计，该词典共收1978年到2000年间产生的新词语1800余条，去掉字母词，共有1707条，统计结果如下：

表5

音节数	1	2	3	4	5	6	7	8	10	12
数量	15	677	442	438	87	32	10	1	1	1
百分比	0.88	39.6	25.9	25.7	5.1	1.9	0.59	0.23	0.059	0.059

由上表可以看到，第四阶段中，双音节依然是最能产的音节形式，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向一直没有改变，双音节始终是汉语韵律结构中的标准音步（冯胜利，1997）¹⁰。所以，有大量的新词依然会选择双音节的形式，这样的词如“接轨、机制、回扣、紧俏”等。

第二，本阶段的新生词语中，仿词占了相当的比例，据我们的统计，仿词占新词语总数的17.3%（刁晏斌，1995）¹¹，这个比例是相当不低的。仿词大都是仿照已有的双音节词的，如“国策—市策、热点—凉点、廉政—廉商、学风—教风”等。

第三，新词语的另一种常用的造成方式是简缩，我们统计的比例是占总数的28.5%（刁晏斌，1995）¹¹，简缩其实就是尽可能地把一个比较长、比较复杂的形式变为双音节的形式，如果双音节形式实在容纳不下原形词语的意义，才会考虑采用三音节以及三音节以上的形式。所以，双音节的简缩词语最为常见，例如“计划生育—计生、降低利息—降息、研究开发—研发、关心爱护—关爱”等。

但是，相对于三音节和四音节形式来说，本阶段中的双音节词所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而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由双音节形式本身来看，有的传统的双音化格式已经趋于弱化，比如一些“词缀+单音节”或“单音节+词缀”的形式，就是如此，这样的词缀如“阿、第、初、品、儿、头”等。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却在于多音节词的造成机制本身。

当今造词，主要是以已有词语为材料，而在已有词语中，双音节词无疑是一种最多见的形式，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词典》所收的56000余个词中，双音节词有34732个（许德楠，1990）¹²，达到了62%强。就构造方式来说，新词语最常的，就是“修饰限定者+被修饰限定者”的模式，音节模式就是2+2、1+2、2+1等，其中第一种最多见，所以现阶段中四音节新词语特别多，后两种都是构成三音节词语，所以，当今三音节词语也非常多见。

用已有词语造词，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某些已有词的高频使用，并由此而形成了为数不少的“××词族”，如“绿色—、—工程、—意识、—效应、—中心”等，每一个词族都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几百个新词语。

此外，还有一些原有的词缀依然十分活跃，如“—性、—化、老—”等；又有一些新产生的类词缀，或者叫词缀化的语素，如“—热、—星、—族、—屋、—城、大—、软—、硬—”等，它们与已有词语(仍以双音节词为多)，也都构成了大量的“×词族”，其中以三音节词为多。

在整个现代汉语中，新产生的单音节极少，就第四阶段而言，为数极少的单音节词大致有两种情况或来源，一是音译词，如“酷、泊、秀”等，二是方言词，如“侃、宰、炒、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