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摘要：本文主要着眼于近代汉语语法与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的不同之处，由三者的比较中抽绎出某些结论。近代汉语语法与古代汉语语法的最大不同是：1.新的语法手段的出现、大量运用和定型化。2.句子形式的进一步完善。3.新的句子形式的出现和发展。4.旧有形式的改变、消失。近代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要区别是：1.某些句子形式远比现代汉语繁复芜杂 2.许多方面远不如现代汉语完备。由此可见，近代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就是“繁”，具体说来，则是精密与粗疏并存，丰富多彩与芜杂不精并存，完备与不完备并存。

关键词：近代；汉语；语法特点

近代汉语作为古今汉语之间承上启下的一个发展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本文在近代汉语的诸多方面中，提取语法一项进行一些探讨。

和古代汉语相比，近代汉语语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¹：

1. 新的语法手段的出现、大量运用和定型化。

古代汉语中，没有可以称为“词尾”的东西，到近代汉语中，这样的东西出现了。

“了”最初是一个动词,义为“完了”或“了结”，所以《广雅·释诂四》说：“了，讫也”。后来，经过逐渐的虚化，它成了一个表示完成的词尾，这在唐及唐以后的作品中用得很普遍。

与“了”相似的还有“着”和“得”。

古代汉语中，人称代词最初没有单复数之别，战国以后，陆续出现了几个表示复数的词，如“侪”、“等”等。但是，它们本身仍有实际意义，因而是实词，不是词尾。到近代汉语中，才产生了专门用来表示复数的词尾“们”（曾先后写作“弭、伟、葱、满、门、每”等）。

“头”、“子”、“儿”最初也都是实词，在近代汉语中，分别都虚化成名词的词尾，而“的”、“地”则成了形容词或副词的词尾。

象这样一些纯语法手段的出现，标志着汉语语言形态及表达方式的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它给人们的语言运用和接受带来了更大的方便。

2. 句子形式的进一步完善。

古人在语言运用中，强调“辞达而已”，以简要为贵，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文句大都比较短小简洁，极少结构复杂的长句。这样，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一些句式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往往使意思的表达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如被动句，这是古代汉语中很常用的一种句子形式。最初，较多的时候是采取意合的方法，即以主动的形式表示被动的意思。例如：

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

句中的两个“伐”意思并不一样，否则的话，这句话就不可理解了。后一个是“被伐”的意思。尽管东汉末的何休在为《公羊》作注时指明二者有“长言”、“短言”之别，可这毕竟不是语言形式本身所能告诉人们的。由此可见，这种非形式化的被动式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后来，一些具有形式上的标志的被动式陆续出现，但至少仍有两点比较明显的局限：

首先是文句短小，容量有限，这样，一句之中所能给出的最大信息量也就很有限了。比如有的句子无法交待行为的主动者，而有的又缺乏时间、地点、情态、程度、结果等方面的修饰或限制。

其次是表意有时不明确。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或是多义共用一词，或是某些词语的省略。象下边的句子，并非个别的用例：

万乘之国被围于赵。（《战国策·齐策)

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同上)

前一句，因为“于”既可以引进主动者，更常用于引进处所，所以，这句是“被赵围”（事实上是这样的），还是“在赵被围”，就不好分辨了；第二句因为省略了表示被动的“于”（闻于寡人之耳）；使得被动关系也不十分明确。

近代汉语中沿用了用“被”字的被动句，与古代汉语被动句相比，近代汉语“被”字句的最大发展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句子成分的复杂化。这既包括原有成分进一步的复杂化，也包括出现了原来没有的成分。例如：

唐璧初时不肯，被丈人一连数日，再三解劝，撺掇他早往京师听调。（话本《裴晋公义还原配》）

马超带酒战败，被魏将张辽遂夺了阳关。（《三国志平话·卷下》）

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五灯会元》卷三)

三句中，后两句分别是动词带了宾语和补语，第一句，动词不但带了状语，而且它本身又是一个由兼语式构成的复杂结构。

其次是新的形式的出现。“把”字句是近代汉语中开始大量使用的一种句子形式（详后），有不少“把”字句还与“被”字句合为一句，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²。例如：

两个人在屋中计议，不想被跟小姐的乳母从窗外经过，将这些话一一俱各听去（《三侠五义》三十五回)

还有相当数量的句子采取了“被—句子”的形式：

遂被袁达扯了国书，杀了燕使。（《七国春秋平话》卷上)

“被”字句的最大发展，是出现了不表示被动的句子：

当日亦着人捕捉，不知缘何被他逃回京来。（《杨家府演义》卷二)

这样的“被”的运用，大致只是为了表示或突出一种对某人来说是不幸或不如意的意味。³

经过这样的发展变化，“被”字句无论是表意范围的拓展，还是所表达意思的丰富及复杂程度，都远非古代的被动句所能比。

3. 新的句子形式的出现和发展。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句子就是“把”字句。“把”字句产生于近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最早的用例见于三国时的汉译佛经中，但它的大量运用和迅速发展，却是在唐五代以后。⁴

总的说来，这种新兴的句式，既突出了动作的对象，又突出了动作本身，因而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形式，而它本身也成了汉语中最具有特色的句子形式之一。正因为如此，王力先生才把它的产生称为汉语语法的“一大进步”。⁵

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我国，稍后，开始有了佛经的翻译。译经时，也引进了古代汉语中所没有的某些句式。比如，许多佛经的开始一句都是“如是我闻”，大意无非是“我听到的是这样的”。还有，佛教的讲唱文学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形式，如变文的结尾处常有“乃为诗曰”之类的话，用的虽是古词，句子形式却是新的。这样的形式，都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手段，构成了近代汉语纷繁复杂，异彩纷呈的全貌的一个侧面。

4. 旧有形式的改变、消失。

就近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对比而言，变化最多、最显著的，还是古代汉语中的某些形式的改变或消失。比如语序，古代汉语中有几种情况下宾语是要放在动词前边的（如否定句、疑问句中的代词宾语等）。到了近代汉语，这样的规矩就不存在了。

古代汉语中，有所谓的“使动用法”。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用法虽有其独特的作用，但它本身也有不足。这种不足有时能使表情达意的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并且妨碍人们对文句迅速、准确地理解。

不足之一是只能表示某一结果，但却不能交待出达到这一结果所采取的手段方式，从意思的表达来说，这当然是不够全面的。比如，“买臣深怨，常欲死之”（《汉书·朱买臣传》)这句话，“死之”就是“使之死”，至于如何使之死，就看不出来了。可实际上，致人于死地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象杀死、毒死、打死、吊死、淹死、折磨死、害死等都是。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汉代以后，产生了用一个动词性词组来表示出动作及其结果的“使成式”，这是古代汉语自身发展的一个进步。例如“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史记·张丞相列传》）就是用“击走常山王”代替了“走常山王”。

但是，使成式并不多见，常用的还是使动用法。使动用法的最终消失，被另外的形式所取代，是在近代汉语中。例如：

樊元遂入殿，将吕家三千口家属杀得似羊卧道，目绽口开，七横八纵，如排算子。（《前汉书平话》卷下)

夏侯惇被颜良赶的袍松玉带，盔落红缨。（明杂剧《义勇辞金》）

象这样的由“得（的）”引进结果补语的句子，是古代的使动用法或使成式所无法比拟的。

不足之二是使动用法是以一般的动宾形式来表达特殊的动宾关系的，因而，它与一般的动宾式在形式上就重合了，并且，重合的还不止这两种,比如还有“意动用法”、“为动用法”等。这样，有时难免就不易区分，从而给人们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一定的困难。例如，“往见盗跖”（《庄子·盗跖》)与“见其二子焉”（《论语·微子》）形式相同，表意却不相同。后者是使动用法，意为“使其二子出见”，这在古注中说得是很明白的，而古注之所以要对这句加以说明，正好反映了这句话本身的不明确性。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汉语语法和古代汉语语法之间，繁与简的对比是相当明显和强烈的。总的说来，近代汉语语法在古代汉语语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复杂化、精密化和多样化等方面产生了质的飞跃。这个进步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近代汉语语法与古代相比，在某些方面已经是“面目全非”了。

以下，我们再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对比来看近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远比它与古代汉语的关系近，因为现代汉语是由近代汉语直接继承和发展而来的，这之中并没有由文言到白话那样大的变迁。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并不认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处于同一平面，而把它看成近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⁶。

但是，这样一个事实也是不容否认的：现代汉语无论在词汇上、语法上，还是在语音上，都有不同于近代汉语，当然更不同于古代汉语的一系列特点，这一点，是我们以下讨论的前提和依据。

就语法方面来说，现代汉语在继承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又有了巨大的发展，这就使二者之间又产生了某些差异，而其中最大的差异可以概括为两点：

1. 近代汉语的某些句式远比现代汉语繁复芜杂。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字句。以下，我们按句子成分的顺序分别来谈。

述语。“把”字句又名“处置式”，这是由句中述语的“处置性”而得名的⁷。处置的行为是动词才能具有的，因而，现代汉语中，“把”字句的述语总要由动词充当。但是，在近代汉语中，非动词性的词组也可以充当述语。例如：

大率人情处，自己事时甚著紧，把他人便全不相干。（《朱子语类·论语十三》）

（高氏）交周氏去灶前捉把劈柴斧头把小二脑门上一斧，脑浆流出死了。（话本《错认尸》)

象这样本身并无处置性的述语，在近代汉语中并不是个别的。

现代汉语的“把”字句，除韵文外，述语动词前后总要带别的成分，不能是单个的动词，近代汉语中，大多的用例虽然也是这样，但相反的用例也是存在的，例如：

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水浒传》十二回)

老身见你是金枝玉叶，须不把你作践。（话本《十三郎五岁朝天》）

宾语。有一类复指性的宾语，是近代汉语中特有的：

大人不知，恰才一个人，把这妇人恰待要勒死他，恰好撞着小人，救了他性命。（元杂剧《货郎担》第三折)

（老太太）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儿赏他们。（《红楼梦》二十六回)

状语。近代汉语中，“把”字句中可以用动词性的状语，而这在现代汉语中则极少见到。例如：

西门庆分付贵四，先把抬轿子的每人一碗酒，四个烧饼，一盘子熟肉，散发停当。（《金瓶梅》四十八回)

包兴将自己内里青绸夹袍蛇退皮脱下来，暂当几贯铜钱。（《三侠五义》第三回）

现代汉语中，人们在谈到“把”字句的规则时，都不会忘记这样一点：否定副词只能用在“把”的前边，不能用在后边，而在近代汉语中，却没有这样的限制：

（你娘）把我们的人都不大看在眼里。（《红楼梦》六十五回)

我们对几部作品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在《元人杂剧选》和《金瓶梅》中，否定性状语用于“把”后的句子大大多于用于“把”前的，到了《红楼梦》中，二者的数量基本持平，到了《儿女英雄传》中，用于“把”前的才占了优势。

不仅是否定性的状语，几乎所有的状语都有可前可后的两个位置，而现代汉语中，却不大有这样的灵活性，因为状语通常只有一个位置。所以，象下边的句子就只能出现在近代汉语中：

把张小闲他们五个，初八日晚夕，在桂春姐屋里都拿的去了。（《金瓶梅》十九回)

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砍伐了去，将何为记？”（《水浒传》四十八回)

“把”字结构。现代汉语中，能做“把”字结构中“把”的宾语的，一般仅限于代词、名词以及名词性词组，而在近代汉语中，却没有这样的限制。例如：

婆婆耐不住，从头将打先生，骂媒人，触夫主，毁公婆一一告诉一遍。（话本《快嘴李翠莲记》)

讲到妇德最难，要把初一、十五吃长斋，和尚庙里去挂袍，姑子庙里去添斗，借着出善会热闹热闹，撒和撒和认做妇德，那就误了大事了。（《儿女英雄传》二十七回)

方位结构在近代汉语中也时常用作“把”的宾语，这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也是不允许的。例如：

（萧玉仙）便将带来驻防的二三千多兵内拣那识字多的选了十个。（《儒林外史》四十回)

有时，“把”的宾语后边还带有补充，说明性的“追加成分”⁸，现代汉语中，也不见有这样的用例。例如：

西门庆把那些解到的人犯，也有奸情的、斗殴的、赌博的、盗窃的，一一重审一番。（《金瓶梅》五十五回)

今将第三子倪廷玺，年方一十六岁，因日食无措，夫妻商议，情愿出继与鲍文卿为义子。(《儒林外史》二十五回)

关于“把”的宾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定”和“无定”。现代汉语中，“把”的宾语都是有定的，即都是已知的某一确定的人或物；近代汉语中，大多数用例也如此但也有不少无定的用例：

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下来…宝玉便将这个灯递给一个小丫头捧着。（《红楼梦》四十五回)

月娘道：“你做一个摆布，与他弄好了便好，把些香愿也许许，我是许了赛神。”（《金瓶梅》五十三回)

“把”字结构在现代汉语中通常是位于主语和述语之间的，而在近代汉语中，有时却放在了主语的前边：

李勉至此，把你他万分亲热。（话本《李沂公穷邸遇侠客》）

把我这个小象，姐姐带到姐姐屋里去。（《儿女英雄传》二十九回)

有时，在连动式或兼语式中，“把”字结构是修饰第二个动词的，但却可以放在第一个动词前，这在现代汉语中也是不允许的。例如;

行至马嵬驿，六军不肯进发，把那贵妃使高力士将去佛堂后田地里缢杀了。（《宣和遗事》六集)

在现代汉语中，这句就只能说成“使高力士把那贵妃……”。

这样，近代汉语“把”字句中的“把”字结构实际上就有三个位置了，如此的灵活性在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因为它在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个位置。

除上述不同外，近代汉语“把”字句与现代汉语还有两点重要的差异：

一是近代汉语中，许多“把”字句都有相应的省略式，这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存在的⁹。例如：

（那妇人）只得从头招说，将那时放帘子因打着西门庆起，并做衣裳入马通奸，一一地说，（）次后来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设局下药，王婆怎的教唆拨置，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水浒传》二十六回)

延挨了两日，人情两尽，只把（）当厅责了他四十，论了个递解原籍徐州为民。（《金瓶梅》二十六回)

我把你这个带角的蚯蚓、有鳞的泥鳅（ ）！（《西游记》四十六回)

（庞光）便将庞吉与孙荣廖天成在书房如何定计，恐包三公子不应，故此叫小人假扮包兴，告诉三公子只管应承，自有相爷相救，别的小人一概不知（）。包公叫他画了供。（《三侠五义》四十八回)

以上四例，分别是省略“把”，“把”的宾语和述语动词的，其中只有第三句这样的用例偶尔能在现代的某些方言中见到。

二是现代汉语“把”字句通常都是“把—受事—述语”式的，但在近代汉语中，还有一种“把—施事—述语”式的句子：

一日，大尹把许宣一一招供明白，都做在白娘子身上。（话本《白娘子永镇雷锋塔》）

这种句子的进一步发展，又产生了另一类句子：

今日之上，把只煮熟的鸭子飞了。（《儿女英雄传》十五回)

到这里，“把”字句已经不再表示处置了，它只被用来强调一种不幸的、不如意的意味。类似的用例，现代汉语中也有，但数量远不如近代汉语中多。

如此纷纭复杂的形式和用法，远非现代汉语所能比。那么，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知道，语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又能产生新的形式，而新旧形式大致都有一个并存的阶段。此外，再加上那些时代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样，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有时就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日积月累中，出现上述情况就不足为怪了。

类似的还不止“把”字句，其他的如“被”字句，受事主语句，兼语句等，也都是这样的。

一般认为，语法总的发展趋势是由简单到复杂，但由上边的分析看，也有相反的情况，即由复杂到简单。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当一种形式达到了繁杂无比，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时，就必然会给表达和接受带来许多麻烦，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向简化的方向发展，即向简明实用、便于掌握的方向发展。

2. 近代汉语语法在某些方面远不如现代汉语完备。

首先，现代汉语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语法手段。比如一批新的词尾的出现，它们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其作用主要表现在既扩大了词类的灵活性，同时又能标明某些词所属的词类。这样的词尾主要有“者”、“家”、“式”、“型”、“性”、“化”等。

其次，现代汉语的表达进一步向复杂化、多样化发展，由此就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表达形式，从而使表达更加细致、全面。与近代汉语相比，所有这些都大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手段，使汉语结构的精密化、句式的完备化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和境界，这无疑是汉语语法的又一次巨大的进步，乃至于飞跃。

近代汉语语法在古代汉语语法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全面、充分的发展，它的句式远比古代汉语完备，结构远比古代汉语严密和复杂，而语法手段也丰富多样，富有变化。如果说古代汉语语法象九曲黄河，总也摆脱不了约束，那么近代汉语语法就如同汪洋大海一样横无际崖，内涵巨大。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代汉语语法的“繁”本身就包含一个矛盾，这就是它的芜杂。由于它的全面发展和迅速膨胀，有时就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比如出现了不少“不规范”的用法）。在这方面，可以说近代汉语语法是走到古代汉语语法的另一个极端了，即繁复有余而简约不足。

另外，人们的思想和思维能力的不断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都对语言表达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由这一点来看，近代汉语语法的发展又是不够的，在许多方面它还是粗疏的，不完备的，是“犹有所待”的。也正因为有上述两点不足，近代汉语语法才向着简约和详备这两个方向变化发展，最终形成了更加完美的现代汉语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