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华语研究界与教学界沟通不足， 缺少互鉴， 这一状况应及早改变。 文章先从华语及其研究看华语文教学， 讨论了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两方面的问题； 再从华语文教学看华语及其研究， 认为前者解释了华语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且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和内容。 华语研究与华语文教学应当互为资源， 学界应该在更宽阔的视野和背景下， 来考虑和看待华语研究以及华语文教学问题。

关键词: 华语； 华语研究； 华语文教学

目前， “华语” 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学术概念， 与之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 扎实推进，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就 “研究” 和 “教学” 而言， 华语既是研究的对象， 同时也是教学的对象和媒介， 因此二者之间关系密切， 理应相互关照、 支撑和促进， 以求共同发展与提高； 然而，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二者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脱节， 即相互独立、 各自发展， 由此就带来了一些问题， 对各自的健康、 全面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是应该引起华语研究界和教学界注意和重视的。 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讨论， 以就教于方家通人。

一 从华语及其研究看华语文教学

从华语及其研究看华语文教学 以下两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1. 关于华语文教学的标准问题

郭熙 （2015）¹ 提出了汉语教育的 “三大分野说”， 即分为国语教学（针对中国人的国家通用语言教学）、 华文教学 （针对海外华人的民族语言教学） 和中文教学 （针对其他外国人的外国语教学）。 按此观点， 华语文教学在汉语教育中三分天下有其一， 所以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目前，把华语文教学独立出来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而一些研究者也是在这一框架下讨论相关问题， 比如华语文教学的标准就是其中之一。

陆俭明 （2017）² 指出， “大华语” 是 “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 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 有一定的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 李泉 （2015）³ 提出， 国内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和文字标准均宜采用“双轨制”， 即在语言标准上， 国内采取 “普通话” 和 “地方普通话”双标准； 海外采取 “普通话” 和 “大华语” 双标准； 而徐杰、 董思聪（2013）⁴ 则提倡 “宽式国际汉语”， 认为在语音方面应该把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微调为 “ 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 后来， 董思聪、 徐杰（2022）⁵ 又进一步提出在词汇标准方面， 把 “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微调为 “以北京话词汇为基础词汇”。

然而， 上述观点在华语文教学界似乎还只停留在 “认识” 层面，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以及相关的研究中尚无充分的反映， 其具体表现， 就是一些人的 “标准观” 仍然停留在以前 “ 传统” 的认识层面或阶段，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以及评价教学效果等的唯一依据。

从华语及其研究的角度来看， 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 华语事实丰富多样， 其中不少已经超出传统的普通话标准， 此时由后者来看待、 要求或 “规范” 前者， 于是就经常得出 “偏误” 的结论， 而我们在一些相关的偏误研究中， 确实看到不少这样的分析。

比如， 有一篇以马来西亚华人普通话偏误为考察对象的论文， 举了以下一个例子：

因为我是好人， 我要保持我的礼貌， 保持我的规矩。

作者的分析是， “规矩” 不能 “保持”， 可以 “遵守”， 因此认为这属于 “词汇使用不当”。 （赵榆， 2018）⁶

以上就是按普通话标准分析的结果， 因此与普通话的事实大致相合， 但与华语的语用实际相去甚远。

华语中， “保持” 一词 “移植” 了英语 keep 的一些意义， 因此其使用范围远大于普通话。 英语中， 动词 keep 有 “ 保留、 保存， 保管、存放， （使） 保持、 持续， 知道而不说出、 保守秘密， 做记录、 记载，照顾、 供养， 保护、 保卫， 履行、 信守” 等含义 （见 《朗文英汉双解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2 年版）。 以上所分析的 “误例”，其中 “保持” 用的就是 “外来移植义”， 这一点可以通过其英语对译形式显示出来：

Because I am a good man， I want to keep my manners and keep my rules.

华语中， 类似 “ 超范围” 使用此词的用例相当常见， 以下酌举几例：

不过， 特丽莎梅已签发了内部指引， 要求在党内讨论的重要事项一律保持秘密。⁷

法庭……因此驳回控方的上诉， 裁决保持原判。

赛果并不能 “人人如愿、 皆大欢喜”， 所以希望选手们可以保持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的精神！

以上三例中的 “ 保持”， 大致分别与普通话的 “ 保守、 维持、 遵守” 相对应， 而类似的用例相当常见， 再如以下一些用例中的 “保持”与其宾语的组配形式， 也难以在普通话中看到：

（槟州政府） 在吉打居林国际机场课题上， 应向联邦政府强硬表达反对， 保持坚决立场。

人民对此所保持态度较为冷淡， 毕竟这计划的落实期限仍遥远。

坚持保护及传承中华文化及历史， 团结一致， 跨越族群， 保持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和谐。

再如， 与以上文章相类的另一篇论文中， 列出了以下一个 “误例”：

大家正在看表演呢， 他突然鼓掌起来。

作者对 “病因” 的分析是 “起来” 位置有误。 （仝金钟， 2012）⁸

此例涉及离合词的使用问题， 在这方面， 华语、 普通话之间往往存有较大差异。 比如就 “鼓掌” 一词而言， 按普通话的习惯， 如果表示“开始鼓掌” 或 “掌声响起” 义， 通常会使用 “鼓起掌来”， 即趋向于离析使用 “鼓掌” 和 “起来”； 而华语的习惯， 则是不作离析使用， 因此通常取 “鼓掌起来” 的形式。 以上的偏误分析以 “普” 度 “华”， 所以认为后者中 “起来” 的位置有误， 而不了解这本是华语的正常用法。

华语中， “起来” 的类似用法比较常见， 例如：

查丽娜虽是槟岛市政厅执法人员， 但说起来话委婉温柔。

同学们在这些领域中可以发现自己的长处， 建立信心起来。

（人们） 来一同起锅烹煮米粥， 然后用塑杯一个个打包起来，再进纸箱里准备运发出去。

他强调， 警方、 水务局及消拯局有必要联手起来定时检查消防栓。

我们认为， 造成上述分析的 “偏误”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坚持用普通话标准 “以不变应万变”， 其二是对华语文教学对象的语言使用情况了解不够， 甚至所知甚少。

以上问题并非只见于个别文章之中， 据我们了解， 这是具有一定，甚至相当普遍性的问题。 再如， 我们曾在 “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http： // hsk. blcu. edu. cn / ） 中进行初步调查， 也发现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例如：

通过 ｛CC 透过｝ 在校园里教室 ｛CC 课室｝ 里的交往， 可以帮助他们对男女的身份、 角色， 以及特质持有正确的认识与观念。［BC. ］

上句出自一位马来西亚籍考生的作文。 按句中的标识， 此句中一共有两处用词错误： 一是把 “通过” 写成 “透过”， 二是以 “课室” 取代了 “教室”。

其实， 普通话的介词 “通过” 在华语中有两个对应形式， 其中最常见的是 “通过”， 而在很多时候也会使用 “透过”， 以下各举一例：

民众可通过这种方式， 鼓励家人多运动。

在废除统一考试后， 学校仍可透过不同的方式达到具体效果。

华语中， “课室” 与 “教室” 也是如此， 二者也是等义关系， 就使用频率来看， 前者用得远比后者多， 我们在将近500 万字的光华网语料中进行调查， 二者之比为135 ∶42。 以下也各举一例：

计划中的两层楼高分校， 设有综合用途礼堂、 18 间教室、 音乐室及电脑室等。

中华小学拥有6 间课室， 4 间在楼下， 另2 间在楼上。

从华语的实际语情及其研究结果看华语文教学的标准问题， 我们的基本认识是， 坚持以普通话标准为唯一规范的 “刚性观” 会带来很多具体问题， 而选择如上引陆俭明 （2017）² 所说 “有一定弹性、 宽容度”的标准， 则更具客观性与合理性。 周清海 （2017）⁹ 指出： “汉语水平考试应该注重华语里语言的共同核心， 也可以考虑在重要的华语区举行的汉语水平分卷考试， 适当融入当地的一些语言现象。 语言师资的培训也应该适当地照顾各华语区的差异。” 汤志祥 （2019）¹⁰ 也认为， “各地华语教学既要遵循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也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当地的标准”。怎样能够把二者结合在一起， 找到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是摆在华教人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2. 关于华语教学的内容问题

华语的形成和发展， 与华语文教学的关系极为密切， 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后者的直接产物。 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及其后裔而言，华语主要由学习而获得， 而学习的结果对各地华语基本面貌会产生极大影响， 华语的很多变异也由此而生。 因此， 正可以由华语及其使用情况来反观华语教学， 明其得失， 特别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郭熙 （2010）¹¹ 对新加坡德明中学等 41 所学校的 41 名 15 ～ 16 岁的土生土长、 华文水平优良的中四学生所进行的华语词语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 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华语的实际使用情况来探讨华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并且寻求解决之道。 调查结果显示， 在新加坡， 华语似乎遵循已有的以下一些规律： 用 “小词” 换 “大词”， 例如那些有细微差别的动词像 “扛、 提、 端、 拎” 等采用更大的形式 “拿”； 用英语替换， 如 “挑选” 用 chose， “ 遗失” 用 lost； 或者用句法手段， 例如“掰” 用 “用手弄开” 等。 关于 “小词”， 文中列举了更多在调查对象中已经退出使用的表示细致动作的动词， 如 “ 提、 扛、 端、 举、 拎、捅、 拧、 啃、 劈、 摘、 捆、 搓、 剥、 拌、 搂、 涮、 剁、 留心、 咽、 挣、赊、 揭、 馊、 挑选、 遗失、 罩、 裹、 嚼、 掰”。 文中对此的认识是 “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 中学生使用的华语更多的是学来的， 而不是习得的， 或许是回避策略所致”。 这里的 “回避” 当然是指在华语文教学中有意避开了这类表示细致动作的动词。

据我们对新马地区华语实际使用情况的了解， 上述 “用小词换大词” 的做法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这一方面证明了郭文调查结果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从华语的语用实际看出华语文教学在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 我们曾以大词 “拿” 为例， 以 “ 拿着” 为关键词，在华文媒体中进行检索， 得到了以下一些用例 （我们把与 “拿” 相对应的普通话常用词附在句末）：

岸上有五十多名当地民众拿着标语示威抗议。 ——举、 打

那时候已经下大雨了， 他们都拿着伞， 看了好感动。 ——打

在包扎过后， 目前其实是拿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 所以算是举步维艰。 ——拄

调完吉他后， 我就是跟他们借来玩， 就拿着吉他跟他们唱歌，然后他们会坐在那里听。 ——抱

突然有一名机舱服务员闪身而出， 手上拿着一个点了蜡烛的椰子生日蛋糕。 ——捧、 端

（他） 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巨大与沉重的旅行袋。 ——提、 拎

这样的现象不仅限于 “拿”， 也不仅限于动词， 我们循着这一线索归纳了新马华语中一种非常普遍的词汇使用现象 “舍小取大”， 结合更多的实际用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讨论 （刁晏斌， 2022a¹²、 b¹³）。 可以设想， 如果在华语文教学中能够不 “回避” 小词， 而是予以足够的重视， 那在这些华语文学习者的手中， 华语词汇的使用状况就会发生较大的改变。

华语中， 不少词语的感情色彩与普通话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比如周清海、 萧国政 （1999）¹⁴ 就指出， “遣送” 和 “一小撮” 在普通话中有贬义， 而在新加坡华语中则是中性的， 文中所举的例子分别是 “ （上帝） 把他的儿子耶稣遣送人间” 和 “ 只剩下一小撮人站在门口”。 再如， 黄妙芸 （2010）¹⁵ 列出 “褒义与贬义” 一项， 具体谈到， “聆听” 在普通话是褒义， 尊敬用词， 用于晚辈对长辈， 下级对上级； 马来西亚华语无此分别。 “亲临” 在普通话是褒义， 尊敬用词， 用于上级、 长辈亲自到某处； 马来西亚华语无此分别。 “检讨” 在普通话是贬义， 表示反省并检查缺点和错误； 马来西亚华语是中性词， 表示回顾反思。 此外，“迎合、 庞大、 倾巢而出、 蠢蠢欲动” 等， 普通话多用于贬义， 但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则是中性用法。

我们所见， 华语中与普通话感情色彩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比较常见， 再如以下的 “拉拢”、 “雷同” 和 “政客” 均不含贬义：

他叙述， 当时估计， 国会或微席赢得多数席， 并且需要拉拢伊斯兰党组成联合政府。

他提及， 虽然是首次成为州议员， 不过州议员与市议员的服务内容雷同， 因此也比较得心应手。

新一届议员在半圆形大会议厅开首次会议时， 有右派政客没有戴领带或穿西装出席， 遭到极左派领袖梅朗雄嘲讽。

上述现象的普遍存在， 同样可以在华语文教学中找到很大一部分原因。 在这方面， 陈琪 （2008）¹⁶ 给我们提供了事实支持。 文中谈到， 一项针对 “华文教学大专文凭课程” 64 名新加坡学员的调查显示， 有30% 的学生反映， 他们在学习华语词语时教师很少涉及讲解词语的褒贬义； 而20% 的学生反映， 在词语学习中教师从不教授相关内容。 文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新加坡与中国同形异色词语的产生，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人在使用华语时没有词语褒贬义的概念和语感，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新加坡华文教学中词语全面学习不足。

很显然， 因为华语生对华语词语感情色彩学习不足 （这当然是因为教学中相关内容的不足甚至完全缺失）， 最终造成相关知识部分甚至整体缺失， 从而形成一些词语的 “异色”。 关于这一点， 周清海 （2002）¹⁷指出： “我认为语言的变异， 有一部分是不完整的学习所造成的。 语言研究者、 教学者对语言里比较细微的差别， 如果不加注意， 不能在语言教学里充分达到教学效果， 就会引致语言变异。” 正因为如此， “要避免学习者不完全的学习， 语言教学中就必须注意语言细微的差异。 注意语言之间细微的差距， 可以减少语言变异， 或者防止语言变异”。

二　从华语文教学看华语及其研究

华语很多特点的形成， 与华语教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所以， 在华语研究中， 在寻求对其诸多特点进行归因和解释时， 华语教学往往 “居功至伟”， 因此不容忽视； 除此之外， 后者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 “功能”，不仅使得华语研究与华语文教学之间具有了非常密切的联系， 也使得从华语文教学看华语及其研究成为可能， 而且成为必需。 具体而言， 也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解释华语现象产生的原因

这一点与上文讨论的由华语及其研究看华语文教学内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华语中的很多 “变异” 现象可以从华语文教学的内容不足或缺失方面找到原因， 而反过来， 自然也可以从教学方面对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提供一种解释。

比如， 除上述的 “舍小取大” 现象外， 我们还归纳了华语词汇运用中 “舍今取古” 的倾向， 即在一对并存的古、 今同义词中， 普通话通常取 “今词”， 而华语却经常取 “古词” （刁晏斌， 2021）¹⁸。 以下均为这样的用例：

他也说， 教育部已经提供训练予教师， 并且提供新教材予学生， 所以学生及家长无须担心。 ——给

他说， 根据研究， 整个修复工程估计需要逾 1790 万令吉。 ——超过

博拉巴兰说， 母亲是家庭主妇， 平日帮忙照顾孙子， 而就读中四的妹妹， 因迫不及待要看甫出生的侄女， 没上课而在家等候。 ——刚

他表示， 自己可以说华语， 也使得他有能力及机会在赚钱的同时， 可以回馈社会。 ——和

以上四个例子基本都是记言性的， 由此可见， 在华语口语或口语性的句子中， 并不排斥 “古词” 的使用。 关于这一点， 周清海 （2008）¹⁹指出： “华语区的华语， 基本上是一种没有口语基础的语言。 因此， 华语口语里保留了许多书面语的词汇， 而华语区的人， 也分辨不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 至于为什么 “分辨不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 根本的原因还是应追溯到华语文教学。

据我们以及其他同行的研究， 华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大量保留了中华民国时期国家通用语言书面语 （即一般研究中所说的 “早期国语”） 中的常用形式， 由此， 也与很大程度上已经弃用这些形式的普通话形成差异。 关于这一点， 很多论著已经涉及， 比如李计伟、 张翠玲（2019）²⁰， 王彩云 （2016）²¹， 刁晏斌 （2022c）²² 等， 以下再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比如 “开幕”， 《全球华语大词典》 所列义项二是 “开始营业， 开张”。 我们所见， 一些讨论华语词汇 “变异” 的文章也经常以此词为例， 说明华语与普通话的差异。 其实， “开幕” 的这一意义和用法正是来自早期国语。

后者的用例如：

现在因中央银行开幕， 政府以法国庚子赔款担保发行新债三千万元。 （《布尔塞维克》 1929 年第 2 卷第 6 期）

医院开幕以后， 他们做的事真令人不由得说他们傻。 （《晨报副刊》 1922 年 8 月 31 日）

然则事实上每天只见到戏馆， 歌场， 艺院的开幕， 限电与节电又在那里呢？ （《申报》 1943 年 5 月 29 日）

再如， 华语中 “更加” 有时义同 “再加上”， 此义未见相关工具书收录， 但是偶有这样的用例出现， 如：

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名先天性脑麻痹患者， 原本已行动不便， 其后更加中风， 儿子更因车祸逝世。

他强调， 这些毒贩的枪械是用来防身， 不是用来制造恐袭， 更加不是国内的武装组织， 所以不可以和恐怖分子做比较。

其实这一意义和用法也是来自早期国语， 后者中相同的用例如：

当这会成立之初， 会员分为三种： 守不嫖不赌不娶妾的为甲种会员……此外更加守不吸烟不饮酒不吃肉的为丙种会员。 （《少年世界》 1920 年第 1 期）

历年以来， 冯在陕西蹂躏搜括， 不遗余力， 更加天灾频仍， 饥馑迭荐， 陕民之苦甲于全国。 （《申报》 1930 年 11 月 13 日）

上述现象的大量存在， 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在华语文教学中找到解释。 朱寿清 （2013）²³ 指出， 20 世纪50 年代以前， 多数民众只把新加坡当作暂时的侨居之地， 未把当地作为效忠对象。 各源流学校的教材几乎都来自新加坡之外。 华校引用中国教材， 教师很多也来自中国。 徐威雄（2012）²⁴ 把华族共同语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第二阶段是1919 年至二战的国语教育普及阶段。 至于本阶段华语文教育所用教材的具体情况， 很多论著多有涉及， 比如徐杰、 王惠 （2004）²⁵ 就新加坡的情况指出： “新加坡是在没有普通话口语基础， 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推广华语的， 其长期用作学校教材的书面语也是五四时期的书面语。”颜长城 （1996）²⁶ 立足于菲律宾的情况指出： “华侨教育时期， 侨校的学生都是华籍， 侨校实际上就是中国教育的延伸， 因为侨校的课程、 教材完全遵照中国的体制。 当时学生的中文程度， 并不逊于中国学生， 侨生回国升学衔接不成问题， 华文教育鼎盛一时， 程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 因此可以说， 正是这样一代又一代人的 “ 所学即所用”“所用即所学”， 才使得华语文在很大程度上与早期国语一脉相承。

2. 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和内容

这方面， 可能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树立这样的意识， 留心遇到的各种语言现象， 并以之为线索， 就有可能形成可供研究的各种问题， 从而推动华语研究向前发展。

我们以见于前述的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一些现象为例对此进行说明。

该语料库中汇集了不少 “帮忙” 一词的偏误用例 （主要出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学生之手）， 如：

父亲一生很快乐， 注重友情， 乐意帮助 ｛CC 帮忙｝ 朋友， 大家对他都有好评。

并 ［F 並］ 答 ［Y 荅］ 应帮助 ｛CC 帮忙｝ 他照顾 ［F 顧］ 孩子……

诸 ［F 諸］ 葛亮是帮助 ｛CC 帮忙｝ 刘备打天下的军师。

从 ｛CC 在｝ 我七岁开始， 除了上学以外， 回到家里还要帮｛CC1 帮忙｝ 妈妈煮饭、 洗衣和照顾幼小的弟妹。

为了彻底帮助 ｛CC 帮忙｝ 青少年度 ［B 渡］ 过这个叛逆和旺盛时期， 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怀 ｛CQ 和｝ 呵护。

按该语料库制作者的观点， 以上各例中的 “帮忙” 用得均不符合普通话的规范， 所以被分别改为 “帮助” 和 “帮”。 但是， 当某一或某些地区的学生大面积出现同样的问题时， 我们就应该多问几个 “为什么”， 并且考虑把它当作一个有可能成为研究对象的问题来调查和分析的可能性。 其实， 就 “帮忙” 一词来说， 这样的工作已经有人做过了。李计伟 （2018）²⁷ 对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语中的 “帮忙 + NP对象” 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指出它们并非受英语影响或传承语习得偏误所致， 亦非受新时期现代汉语变异影响而产生， 其主要来源是早期现代汉语 （即早期国语）。

当然， 我们不能确定李计伟 （2018）²⁷ 的研究就是循着我们这里所说的从华语文教学到华语研究这样的 “发现程序”， 但是， 我们有理由相信， 由此确实可以找到许多可以在华语中进行全面调查、 深入研究的课题。

以下再看一组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例子：

每个人小时候， 当然还不太清楚做 ｛CC 搞｝ 什么就对， 做｛CC 搞｝ 什么就不对。

按我们家庭的习惯 ｛CD 上｝ 我们一起做 ｛CC 搞｝ 礼拜。

以上二例中的 “搞” 被认为使用不当， 所以被改为 “做”， 而以下各例中的 “搞” 则未做任何改动：

课外时间我们搞有趣的活动， 大家相处得 ｛CC 地｝ 很和睦。

我记得， 我小时 ［F 時］ 候， 爸爸经常到外边去搞工程， 只能一个月回来休息一两次就足够了 ｛CJZR｝。

我学校前面有一家商店就是专门搞这个的。

我认为还是要每个人应该尽量努力搞出来成绩就是了。

每个事情或每个工作都要同心合力， 才能使工作搞得 ｛CC的｝ 好， 搞得有一定的成就。

比方说， 工作中有一个谁也不愿意搞的业务——把研修生遣送回去。

按普通话的语感和实际的使用情况， 以上 “搞什么” “搞礼拜” 固然用得有问题； 而其他各例中， 除了 “搞有趣的活动” 可能 “勉强合格” 外， 其他各例中的 “搞” 用得都不太顺畅， 或者是不太合乎一般的习惯与语感。 那么， 这里边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曾经谈到， 随着普通话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 堪称普通话 “标志性” 词的虚义动词 “ 搞” 在国语/ 华语区的使用量增加很多 （刁晏斌， 2018）²⁸， 其基本表现就是以前用得较少的 “搞” 现在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使用频率、 扩大了使用范围。 我们相信， 上述华语学生 “搞” 的使用情况就与此相关， 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出现了 “放开使用” 后 “不太会用” 的尴尬状况， 由此， 造成了不太合乎普通话语感及实际表现的用例产生。

以马来西亚华语为例， 以下是我们在当地华文媒体中检索到的近期用例：

脸书继早前升级其直播功能， 可能又有新 “搞作”。 教主扎克伯格在示范直播时， 被眼尖的网民看到他的个人账户拥有不少新功能， 手机更多出一个黄色的应用程式， 怀疑它是脸书即将面世的“兄弟”， 并会将现时的界面大大革新。

不少男士为求婚搞尽脑汁， 租用直升机、 出动亲戚朋友等大排场手法层出不穷。

虽然土团党的莫哈末法立一击即中， 但在伊党的搞局下， 多数票只有 524 张。

以上 “搞作”、 “搞尽脑汁” 和 “搞局” 似乎不见于普通话； 而以下各例的 “搞”， 如果按普通话的标准， 虽然不能说是 “错” 的， 但起码是 “不地道” 的：

他披露， 如今中国的发展越来越进步， 市场也很大， 只要把中文给搞好， 一定对我国有所贡献。

市政府于二月至八月， 采取免收泊车费行动， 以图吸引更多人士往市区活动或办事务， 搞旺市区及增加人潮。

他坦言要搞包机从中国直飞斗湖并不困难， 只要两三个月就可以搞定。

组织难免会出现许多不同的意见， 但需要的是一起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并非将问题扩大， 或将问题复杂化， 甚至搞情绪。

他也说， 州政府正和联邦政府搞着贷款的安排。

以上事实说明， 上述华语生作文中出现的问题， 至少在华语核心区的马来西亚， 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换言之， 同样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学生的作文中， 其实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华语现象。 那么， 如果从华语研究的角度， 我们可否就此做一点工作或事情？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初步能够想到的， 至少有以下几个维度或着力点。

第一， 在当今的全球华语 “大融合” 阶段 （汤志祥， 2009²⁹； 周清海， 2016³⁰）， 特别是已经进入 “以普通话输出为主” 的阶段后 （刁晏斌， 2023³¹），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华语研究中投注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而上述华语 “搞” 的使用现状或许就提供了一个观察华语融合的最佳窗口， 因此可以展开相关的调查。

第二， 我们目前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搞” 在华语区提高使用频率、 扩大使用范围之后， 出现了一些其本身之前所无、 与普通话也有所不同的新形式、 新用法，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 这需要通过较大规模的事实调查和梳理， 并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这方面也有很多工作可做。

第三， 如果以上两点属于语言事实调查研究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还有一定的理论开拓空间。 比如， 有人曾经归纳过语言融合的基本过程和步骤， 分为开始进入、 已经进入和融入三个阶段 （汤志祥， 2009²⁹）， 而我们则表述为借用、 自用和化用 （刁晏斌， 2016³²）， 这样的归纳可能比较适合那些 “从无到有” 的形式或用法， 至于对像 “搞” 这样 “从少到多” 的词， 似乎不太适合， 那么与此相适合的 “模型” 应该是怎样的？ 这就是一个带有较强理论性的课题。 再如，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提出 “融合度” 的概念 （刁晏斌， 2023³¹）， 那么， “搞” 的融合度怎样界定和描写， 其判定依据是什么？ 这同样也是一个很有理论内涵的问题， 而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 我们很可能也会对融合度这一概念产生一些新的认识。

三 结语

以上我们分别由 “从华语及其研究看华语文教学” 和 “从华语文教学看华语及其研究” 两个方面， 讨论了华语及其研究与华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 基本的认识是二者密切相关， 所以应该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

邱质朴 （1981）³³ 指出： “语言教学可能是语言学实用价值最广阔的领域。 汉语面向世界的推广工作是汉语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认识是， 一方面， 华语文教学既是汉语/ 华语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 同时它也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华语研究的资源； 另一方面， 华语研究成果本身也是资源 （刁晏斌、 周连英， 2021）³⁴， 它同样也是既可用于华语研究， 更可以而且应该用于华语文教学。

周清海 （2016）³⁰ 指出： “这个汉语大融合的时代， 给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要求我们以更大的、 更宽阔的视野， 去看待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问题。” 时至今日， 我们确实应该在更大、 更宽阔的视野下， 来考虑和看待华语研究以及华语文教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