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华语研究的“六角观”用于港式中文研究，产生了“大六角”与“小六角”的概念。 “华、国、方、外、普、古”视角在港式中文研究中具有各自独特的内涵及研究注意事项。港式中文研究中“国角”缺失严重，大量的语言用例证明“国角”之于港式中文研究的有效性、重要性。在今后的港式中文研究中，上述六角的使用还应在细化和深化上多下功夫。

关键词： 全球华语；港式中文；早期国语；“六角观”

引 言

本文所讨论的港式中文，是“以标准中文为主体，带有部分文言色彩，并且深受粤语和英语的影响，在词汇系统、词义理解、结构组合、句式特点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跟标准中文有所不同，主要在香港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书面语”¹。在当今的全球华语研究中，人们越来越趋向于把港式中文作为香港言语子社区的代表性书面语言形式，比如不久前出版的《全球华语语法·香港卷》就是如此²。

标题中的“视角”，主要是指观察问题的角度，具体而言，就是在进行港式中文研究时，对其进行观察与分析的角度和立足点。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第一次对视角问题进行全面思考、系统表述的是邢福义的“两个三角”理论³，而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的是“普、方、古”大三角。根据邢先生后来的表述，它的具体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普角”指现代汉语共同语的语法事实，就此而言，普通话语法是其最基本的研究对象，因此，“大三角”中的“普角”是“基角”，它撑开“方角”与“古角”；其二，“方角”指现代汉语里的方言事实，它的功用是进行“普—方”验证，即立足于普通话，横看方言，考察所研究的对象在方言里有什么样的表现，以方言印证普通话；其三，“古角”指汉语里跟现代相对的古代、近代语法事实，它的功用是“普—古”验证，即立足于今，上看古代、近代汉语，考察所研究的对象在古代、近代汉语里有什么样的表现，以古印证今⁴。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外，香港学者田小琳主要立足于香港言语社区语言实际，在上述三角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外角”，提出了“普—方—古—外”四个视角⁵，后来把它上升到“比较原则”高度，用于讨论香港社区词与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的关系，以及分析香港社区词构词的修辞特点⁶。差不多与田小琳同时，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王晓梅立足于当地华语研究，提出了“古、方、普、外”四个研究视角，并由此对一些具体现象进行了探源分析⁷。笔者近期着眼于全球华语，在上述四角的基础上，提出还应再增加指称华语的“华角”和指称民国时期全国共同语书面语（为了与当今的台湾“国语”相区别，我们一般称之为“早期国语”）的“国角”，并对其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讨论，最终形成“华、国、方、外、普、古”六角观⁸。

按我们“华语三分”的观点，即把全球华语划分为普通话圈、台港澳国语圈和海外华语圈⁹，上述六角的适用范围是普通话圈以外的后两者。然而，六角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因此可以称之为“大六角”，即从理论上来说，它可以覆盖整个华 / 国语圈各种语言现象的研究，但却未必能够完整、充分地反映它们各自的具体语言面貌和满足其具体的实际研究需求，所以在具体到某一研究对象时，还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最终形成更具针对性、适用性及可操作性的“小六角”。由此引起的变化或调整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具体到某一言语子社区时由“大”到“小”，比如在香港，“方角”主要是指粤语，而“外角”主要是指英语；二是具体到某一研究对象时由“多”到“少”，即有的语言现象与六角中的某一或某几个可能确实无关，此时后者即为“无效角”，在具体研究中应予排除，比如一般而言，来自外语的形式就无法从“古角”进行观察、比较和解释。

因为香港在国 / 华语圈中只是一个局部，所以对于港式中文研究而言，上述“大六角”在具体运用时自然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当然也可以作某些补充和完善，从而形成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小六角”。本文中，我们就立足于港式中文及其研究，对其“小六角”进行说明和讨论。

一、港式中文研究的“小六角”

本节中，我们结合港式中文及其研究实际，对上述六个视角逐一介绍和说明。

（一）“华角”

如果套用前述邢福义关于“大三角”的认识，则这里所讨论“华角”的具体内涵是指港式中文语言事实，因此也可以缩小范围称之为“港角”，它是六角中的基角。已有研究着眼并立足于此，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和归纳，比如“社区词”概念的提出及与之相关的研究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¹⁰。田小琳由“普、方、古、外”比较原则出发，探讨香港社区词¹¹构词的修辞特点，具体事实和结论是“用普通话语素构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通用性”“吸收少数粤方言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本地色彩”“吸收古汉语语素构词及文言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传统性”“吸收外来词和组造字母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开放性”⁶。

笔者在讨论华语六角时，立足于三重属性和功能来谈增加“华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这三重属性和功能就是本体视角、外向视角和内向视角⁸。本体视角的研究如上述田小琳对香港社区词修辞特点的讨论，其实主要是解决立足点的问题；外向视角是立足于港式中文观察外的其他所有研究对象，而内向视角则是颠倒过来，即港式中文与非港式中文互为观察和比较对象。在港式中文研究的华语视角下，以上三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薄弱之处，甚至弥补缺漏之处。比如第一方面，很多相关研究只是立足于普通话，把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均当作港式中文的特点和“变异”，有时得出的结论既不准确也有失客观¹²；后两个方面基本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在具体的研究中甚至经常缺失，所以以下就此略作讨论。

笔者在进行华语研究时，经常将其与台湾“国语”或港式中文进行观察和比较，感觉收获颇多，比如近期在研究华语“是时候 VP”句时，石定栩等讨论英语对香港书面语影响时所举的一组用例¹³，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参照和比较角度，而由此也看到了华语与港式中文在这一句式上的一致性。此外，我们也把港式中文作为一个重要的立足点¹⁴，这就是利用港式中文的外向视角功能。至于内向视角，在以往的港式中文研究中缺失最为严重。比如，有人撰文指出，由于长期受到英语影响，香港书面汉语的句法结构出现不少变异，包括直接借用的结构形式、仿照英语结构构造的短语以及句法功能变化了的词汇等¹⁵，并在文中举了很多例子，比如以下“怀疑”“相信”二词的“欧化”用例：

（1）这两名男子怀疑与“基地”恐怖组织网络和策动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的恐怖组织有关。

（2）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称，行动相信是涉及攻击一个塔利班重要领导目标。

其实，如果由“华角”的内向视角观察，这样的用例并非港式中文所独有，因而也就难说是它的特点了。据我们初步调查，类似用例在华 / 国语圈的更大范围内均有分布。以下各举一个马来西亚华语的用例：

（3）在各区治安队围捕下，2 名未得逞的男子最终落网，2 人怀疑与近期威省偷鞋案有关。（光华网，2016- 06- 06）

（4）有空服员批评公司不近人情，而即时解雇相信是为免工会可即时发起罢工行动。 （光华网，2018- 09- 27）

总之，“华角”对于港式中文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是由此进一步明确其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二是提示应该加强由内到外（外向）和由外到内（内向）的双向考察，从而对其进行更好、更全面的观察、分析和解释；三是以往的研究中整体性缺失，所以亟待“补课”。

（二）“国角”

“国角”的具体内涵，就是由此考察、分析华语中的某些现象，并对其做出解释。“国角”的设立，反映了我们对华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认识：早期国语传播到海外，成为当地的华语；经过“本地化”的发展过程，形成当今的华语⁹，所以早期国语是华语的基础¹⁶。我们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增加“国角”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前者的理由一是来自华语发展的具体事实，二是来自基于具体事实的某些分析阐述；后者则主要指出在华语研究中由于“国角”缺失所造成的问题与不足⁸。

把上述认识带入港式中文及其研究，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早期国语也是港式中文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有人已经论及，比如石定栩等指出：“以1919 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契机的白话文运动，必然对全国的书面语产生深远的影响，香港的书面语也不能例外。此后的几十年间，香港书面语的发展大致与内地书面汉语同步，无论中小学语文课本，还是文学作品、报纸新闻，基本上用的是标准汉语书面语。”¹ 这里的“标准汉语书面语”指的当然就是早期国语。比如语文课本，从中一至中五所选的语体文，多出自“五四”前后名家之手，而且若干作家的作品，竟被选用了 4 至 12 篇¹⁷。

第二，在此方面，不少人的认识多有模糊不清甚至错误之处。比如，有人认为香港使用的汉语是大陆使用的汉语的一种特殊变体¹⁸；也有人指出，港式中文以标准中文为底子，融有粤方言语句，夹用英文语句，兼或有文言语句¹⁹。前者“大陆使用的汉语”具体所指虽然比较含糊，但是在文中却非常明确地指向了普通话；后者中的“标准中文”也是如此，因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把讨论对象明确为“港式中文与普通话”。实际的情况是，“港式中文”之名虽然产生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这种书面语形式却是久已存在，起码比现在意义的“普通话”产生得要早²⁰，因此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变体”¹⁶。

第三，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由于“国角”的缺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港式中文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并且由此形成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因此在港式中文的具体研究中引进“国角”具有相当的急迫性。比如，有人在讨论香港汉语书面语的语法特点时，论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联词语的使用，包括标准汉语中成对出现的关联词语的单独出现和超常呼应；二是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三是指称标记的缺省和用法扩大。作者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来自英语的影响以及香港语言用户的创新²¹。

在我们看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研究中的“国角”缺失所致。大量的语言事实调查证明，以上内容在早期国语中均为常态化表现，用例很多，因此这些形式的产生或许与英语影响有关，但是把它们当作香港语言用户的创新，却是张冠李戴²²。

下文中，我们将用一节的篇幅来进一步证明“国角”之于港式中文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方角”

在港式中文研究中，“方角”从未缺失，主要具体化为粤方言，或可称之为“粤角”。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对港式中文的表述还是一般性的讨论，几乎都会论及。就前者而言，有人指出：“港式中文以汉语为母体，以粤方言为基础，糅合了不少外来和本土的语言成分，表现出多元的文化来。”²³就后者而言，有人认为：“香港粤语口语对香港书面语的影响和渗透，是全方位的、立体的，绝对不可低估。”²⁴

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粤语是港式中文研究中“方角”的主体，或者是最主要的立足点，但“粤角”并不能整体上等同于“方角”，这主要是因为除粤语之外的其他某些方言，也可能是港式中文的影响因素之一，所以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可能就要考虑得更加全面、细致一些。关于这一点，汤志祥等指出，香港在整个社会生活层面压倒性的交际语言依然是粤语，另外还包括有中国南部的方言——潮语（包括厦门话、海南话等闽语方言）、客家语、吴语（主要是上海话和宁波话）以及其他地区方言²⁵。再如，有人就“香港话”中的上海话因素指出：“因为 1949 年有一大批上海人迁到了香港，其中不少人后来在香港发了财，有的还成了大老板，例如邵逸夫、包玉刚等。所以，上海词语自然也就成了香港人模仿的对象。久而久之，香港话里就夹杂进了上海词语。”²⁶

因此，在港式中文研究中，对于“方角”而言，基本的原则和注意事项应该是“立足粤语、兼顾其他”。

（四）“外角”

与“方角”一样，在港式中文研究中，“外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视角，它也基本未曾缺失。这一点仅从港式中文的界定就可以证明，比如“港式中文是受粤语干扰，受英语干扰形成的”²⁷；“粤语（主要是口语）、英语（包括口语和书面语）、文言文（书面语） 这三股势力，渗透到标准中文里，就演变成为港式中文了”²⁴。在很多具体现象的研究中，人们也经常把目光聚焦在英语影响上，比如有人指出“香港的汉语由于近百年来与英语长期共处，出现了英语语法借用现象，这些语法借用现象主要有两方面”，其中列出的第一点是“套用某些英语句式和词序”，所举的例子及说明是“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说中国人特有一种绝对服从的个性。”（“我想没有人会反对说＋另一句子”是英语特有的句式。）“基本上，西方民主政府是三权分立的。”（把“基本上”这类副词置句首而不置句中是受英语的词序影响）²⁸。

所以，讨论港式中文研究中的“外角”问题，需要注意的问题不是防止缺失或者强调应予重视，而是应在“深入”和“细致”方面多加注意并作出更多新的努力。比如，邵敬敏等指出：“中文或说汉语中出现英文，通常笼统地被称之为‘中英夹杂’，或‘汉英夹杂’。其实，这种情况相当复杂，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区别‘混用’‘杂用’和‘夹用’这三种不同的语言现象。”²⁹这实际上是强调英语视角下的进一步细分，从一个方面或角度把对相关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引向深入。此外再如，田小琳也指出，“除了英语，日语在香港也有基础，日资在香港拥有相当多的金融商贸机构，有一个时期香港人学日语的不比学普通话的少。从英语和其他语言中吸收外来词，在香港广泛流通，是香港语言的一个特色”³⁰。由此看出“外角”中不仅只是“英角”。以下一段话则又可以带给我们新的思考：“香港方言的外来词，可以说在中国各方言中，数量是最最丰富，品种也是最最繁复的，因此香港方言无疑应该是研究现代汉语外来词的最佳对象。”¹ 由此给我们的启发是：就外来词而言，它进入港式中文应该有两个渠道或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引进，二是经由香港方言（即粤语）间接进入，二者自应区别对待，而由此自然也给港式中文外来词语的观察和研究带来了新的角度和新的内容。

（五）“普角”

无论邢福义的“大三角”，还是田小琳、王晓梅的“四角”，“普角”都是重要视角之一，在以往的港式中文研究中，此角也从未缺失。有的研究直接将港式中文与普通话进行对比，如“香港由于港式中文在词语方面自成系统，往往表现出跟汉语普通话不大一致的地方”³¹；更多的则是以“通用中文”指称普通话，并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例如“（港式中文）在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与通用中文都有不同之处”³²。“（港式中文）其语序也与通用中文颇有差异。”³³这样的表述无疑都是基于普通话视角的观察所得。

基于以上的讨论，关于港式中文研究的“普角”，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结合上文对“国角”的认识，港式中文与普通话之间并非“本体”与“变体”的关系，而是同为早期国语的变体，因此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参照角”。

第二，以往研究中，“普角”只用于共时层面的观察和对比，其实也可以而且应该延伸到历时层面。比如，普通话也是由早期国语发展而来，而与此直接相关的“现代汉语史”研究也已持续多年，成果颇丰，其中很多可资港式中文及其历时发展研究借鉴。

第三，“普角”的使用质量还有提高的空间。有些港式中文研究者身处香港或普通话圈以外，对普通话了解可能不够多，这样在从“普角”观察港式中文并与之对比时，就有可能出现问题；而即使是普通话圈的研究者，有时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出现同样的问题，这是在使用“普角”时应当充分注意的。比如，有一篇讨论香港汉语书面语（按即港式中文）语法特点的论文，谈及关联词语常缺省后一个，认为是受英语影响所致²¹，而有人则指出，汉语既有前用“只要”，后接“就 / 便”的句子，也有只用“只要”，不用“就 / 便”的句子³⁴。

（六）“古角”

讨论港式中文的论著，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及古代汉语的影响，如“（港式中文）是外语、古汉语、汉语方言、汉语标准共同语相互接触、渗透、交融的结果……港式中文的特殊之处在于保留了相当一部分标准中文已经不再使用的文言成分，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粤语成分而间接进入的”¹。除了这“相当一部分”经由粤语进入港式中文的文言成分外，那么“另外一部分”文言成分又是从何而来？有人指出：“香港的报刊书籍中，仍然很注意保留文言词语。在婚丧嫁娶中，请柬、讣告都有规范的文言用语。像恒生银行，还印出有关办各种喜事的专用文言词语用法的小宣传单，而殡仪馆有专人代拟讣告祭文，一律用文言写。”³⁵至于为什么如此，也有人给出了解释：“在港澳写作人和阅读人心目中，几乎形成一个共识或风气：半文半白的作品或兼用文言词语的作品常被认为具有古雅的风格，表明此类文章的作者是念过书、有文化的人。”³⁶

我们在讨论华语六角时，认为古代语言成分基本都是借助早期国语或方言进入华语，因此把“古角”看作“半角”⁸；但是，结合港式中文的实际，这一认识需要略作修正，因为由以上引述大致可以看出，它的文言成分很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经由粤方言、早期国语等间接进入，二是通过读书人的直接承继。至于何时是哪一种，哪些是哪一种，这倒是一个可以认真探究的课题，而这也有可能成为港式中文研究对“古角”、甚至整个华语六角研究做出的独特贡献。

把以上内容简单梳理一下：华语研究的“大六角”，可以具体化为港式中文研究的“小六角”，即“港角”（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充分利用）、“国角”（有待确立）、“粤角”（兼及其他方言）、“英角”（兼及其他语言，进一步细化、深化）、“普角”（调整认识，提高使用质量）和“古角”（更具重要性，一是古代成分多，二是有可能并非“半角”而是“全角”）。

二、立足于“国角”的事实考察

通过以上的简单讨论，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在以往的港式中文研究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是“国角”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首先要树立“国角”的概念和观念，然后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充分利用这一视角进行观察、分析和解释。本节中，我们就立足于此，举例性地进行一些考察分析。我们从一些论著中认定属于港式中文特有的词汇、语法现象入手，在早期国语中进行查证，从而证明其均为后者中已有，甚至是常用、普遍现象，由此来说明前者与后者之间的承继关系，同时也证明“国角”之于港式中文研究的有效性、重要性。

（一）词汇现象

有人谈到，香港沿用了一些大陆旧时使用的词语，其所列举的例词如“阁下、太太、国民、店员、东主、下人、管家、苦力、杂工、大班、徉行、协理、买办、银根、薪水、国学、国语、国文、告示、续弦、亲善、幼稚园、幼稚院、车马费、大师傅、原子笔、自来水笔、级任老师、接线生、侍应生”¹⁸。这些就是对早期国语词语的保留。类似的例子相当常见，但有一些研究者却因为“国角”的缺失而对此有所忽略，从而造成认识的偏差。例如，有人在文章中讨论了“窗花”一词，指出其在港式中文里既不是指剪纸，也不是指玻璃上的冰花，而是指安装在窗户上的“栏杆”“窗棂”。其所举的例子如：

（5）警员消防队拆开窗花，将房内母女救出。¹⁹

文中并未指出此义的来源，其实正是来自早期国语，这样的用法时能见到，例如：

（6）礼拜堂的窗户都发光，透过牠们的繁复窗花，彷佛许多小蜡烛似的，反衬得撑柱和尖顶在天空中更觉十分暗黑。（《晨报副刊》，1921- 12- 03）

（7）第二期，自一一七五年至一二○二年，这时的装饰，大部分是以风俗习惯为根据的，因为这样，窗也是狭小的，上面有弧形的拱门，雕刻着美丽的窗花（Vraoery）， 普 通 称 为 窗 花 板（PlateTracery）， 再 有 棱 形 的 屋 顶（GroinedVault），有单个的，有成对的，耸立在建筑物之巅，这时已经较前奢华，称为 Pointed Lancet Style。（《申报》，1933- 12- 05）

（8）全部建筑用钢骨水泥，外用白洋灰磨石。每面设五窗，均钢筋水泥窗花并经防空之处理。（《申报》，1947- 10- 04）

按，例（7）或许透露了“窗花”一词的来源信息。包含此例的文章题为《英国古代教堂之建筑特点》，署名项为“彭安译”，表明是一篇译文，并且几个关键词都附列英文原词语，由此显示“窗花”大致使用的是“外来移植义”，即来自英语意译³⁷。

再如，有人谈到，港式中文量词“间”后面搭配的名词很多，不太受限制，且使用频率很高，其用法和粤方言量词“间”如出一辙。这种名量搭配，充分显示了港式中文的粤语特色。文中列举的可与“间”搭配使用的名词有“咖啡店、餐厅、酒店、医院、银行、学院、会所、幼儿园、时装店、小洋房、建筑物、疗养院、夜总会、学校、俱乐部、酒吧、酒馆、公司、杂货店、薯条店、会计行、娱乐场所、工厂、小馆子、商业大厦、教会所、公寓、写字楼、旧书局、杂志社、画廊、的士高、集团”³⁸。这里把港式中文“间”的用法仅归因于粤语影响，可能并不全面，因为在早期国语中，类似的用例就时能见到³⁹。例如：

（9）倘若一间学校的图书馆，寄宿舍，游艺室办理不善，无论他的学制若何完备，那学校的尊严，早就丢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 01- 18）

（10）中国有几千间职业的旧戏院，而没有一间新剧戏院。（《独立漫画》，1935- 09- 25）

（11）日本人为防盟机投弹起见，特地在外侨集中营附近建造了两间工厂。（《申报》，1945- 11- 30）

我们甚至还看到“一间极美的地方”这样的组合形式：

（12）但华丽并不动他的心，他所想见的只是伊呵！最后他到了一间极美的地方，由镜中看出自己的容貌丑陋，豁然觉悟到公主所以爱他，并不是真正爱他。（《晨报副刊》，1922- 02- 15）

在我们的抽样调查中，还看到以下一些可以与“间”组合的词语，其中不少在上引文章列举的范围之内，如“酒店、公司、邮便电局、货仓、店铺、笔店、咖啡店、餐馆、餐厅、小学、小学堂、幼儿园、教堂、医院、诊所、戏院、电影院、百货商店、疗养院、酒吧间、会所、银行、工厂、书局”。

再比如，有一篇讨论香港人普通话词汇偏误的文章，把以下“说话”的例子看作“偏误”⁴⁰：

（13）这句说话是要我注意个人修养。

（14）说一些恭喜的说话。

（15）老师的说话很重要，多聆听是有用的。

（16）她和我讲了一番的说话。

按，这完全是立足于普通话并以之为规范标准所得出的结论，如果立足于香港，以及从“国角”观察，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因为不止在香港，在早期国语中，“说话”的常用义项之一就是名词义。

以下是见于《晨报副刊》的几个用例：

（17）战国时代的学问家以及游说之士，都喜欢引用故事以证成他们的说话。（1924- 07- 09）

（18）所谓“至诚无敌于天下”，岂是欺人的说话吗？（1923- 09- 15）

（19）他说：“倘你们不实行我这些教训，你无异是建屋于沙上，断不能抵抗人生的疾风狂雨。”他的说话正像科学家般斩钉截铁。（1925- 07- 07）

其他报刊的用例再如：

（20）此人听他适才那一番说话，虽然是出于酒后， 却也不像是无根蒂的。（《繁华杂志》，1914 年第 3 期）

（21）这不是空言无实的说话。 就心理学上看来， 我人的意识是时时刻刻变化 的 。 （《 北 京 大 学 学 生 周 刊 》，1920- 01- 18）

（22） 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 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 这又是没有常识的说话。（《布尔塞维克》，1927 年第 1 卷）

（二）语法现象

以下我们以两篇论文中讨论的现象为例，来说明“国角”对港式中文研究的适用性以及重要性。

一篇是讨论“就”的论文。文中列出了港式中文“就”的一种比较独特的用法：表达某个行为动作的针对性，针对的对象是前文提到的某件事情⁴¹。文中举的例子如下：

（23）另外，（对于政协成立 60 年），郑万通就表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者相辅相成，是两种最重要的民主形式，发展前景很好。

文中指出：“我们断定该用法来自粤语，但粤语语法著作对这个用法却没有描写。”⁴¹

我们认为，以上所说证据不足，连作者自己也说这一用法未见于粤语语法著作，并且也没有举出粤语的同样用例，所以更见其武断。其实，据我们初步调查，上述大致同于普通话“就（对）此”义的用法，仍可能来自早期国语。上文作者所举的几个例子均为“就表示”，而我们就以此为关键词，在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看到不少类似的用法，以下是《申报》的几个用例：

（24）提倡小学用语体文，发端于北京教育部，禁止小学用文言文，令出自前大学院，申令小学不得用文言文，以加重学生负担，是教育部最近的公文，实与刘大白先生无涉，鄙人（马前小卒）更无能为力。汪先生以为部令应服从，请勿因刘先 生 和 鄙 人 之 故 而 就 表 示 不 服 。 （1934- 02- 21）

此例“就”与“而”共现，因此应该不是表示承接义，比较合理的理解，应为表示“就此（对此）”义，所以“而就表示不服”大致意为“而对此表示不服”。以下用例也可作如是观：

（25）许多美国人都以为在开始的时候，中国从此的所得的利益，实在比美国为多，因为美国资源丰富，在战时受到的损失又比较少一点。但是，有几家中国报纸就表示怀疑，说订这个商约的用意是美国对华的一种侵略。（1947- 02- 05）

（26）但在极大多数情形之下，总是国务院向他建议，经过适当步骤之后，他就表示赞同， 偶然有几个例外而已。（1948- 01- 27）

另一篇是讨论港式中文句法特点的论文。文章从词类与短语以及句法两个方面举了很多例子，把它们都看作“变异”⁴²，但其实它们基本都是“不变”的，即与早期国语一致。比如“词类与短语的特点”一节下有一小节是“名词当动词用”，所举的四个例子分别是“经验了我们不认为会出现的事情”“津贴巨资 / 老师饭钱”“外出午膳”和“与警方高层晚宴”，这四个词的上述动词用法就均见于早期国语。例如：

（27）他觉得在这一天内像经验了他一 生 涯 的 事 情 。（《 晨 报 副 刊 》，1925- 08- 17）

（28）此项学生系由常备军挑选，除该营月饷每名四两二钱应全数拨送，发给外仍按名津贴八钱。（《东方杂志》，1905- 02- 28）

（29）学生回家午膳或送饭者，须在十二点钟至一点钟之间，不得迟早。（《大公报》天津版，1903- 06- 06）

（30）四时半大使拜访戴院长，五时渝市长李宏锟回拜，八时李市长晚宴。 （《申报》汉口版，1938- 04- 13）

该文在第二节“句法特点”中，一共列举了三种现象。

其一是“有”字句，即后来引起很多人关注的“有＋VP”句，所举的例子有“有找到、脚有肿胀、有表示、有进行合并、有出庭应讯、才有宣布”，其中多数在早期国语中都有用例，如：

（31）你是一个绝迹的半人半马的怪物的遗存者！你有找到过“亚马孙族之女子”么？（《语丝》，1929- 03- 18）

（32）服此药后少则几日多则十余日，若牙龈觉稍有肿胀，即宜停服。（《申报》，1913- 12- 02）

（33）但是有钱的决不肯借给我，他们早行预防，早有表示，肯借给我的偏都没有钱，多和我一样。（《晨报副刊》，1924- 06- 09）

（34）广州中山大学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对于大学内容大加充实，农、医、法、文各科皆有进行，理科尤速。（《申报》，1926- 12- 24）

（35）前敌消息，官厅迭有宣布，惟大半 仍 恃 诸 沪 上 报 纸 。（《 申 报 》，1924- 09- 16）

其二是比较句，下分两小类，一是“不用比较词语的比较句”，所举的两个例子分别是“可媲美荷里活的大制作”和“领先民主党的戈尔”；二是“特殊的比较词语”，主要列出“……形容词＋过……”（如“港环保柴油贵过日本”）、“较（比较）……为＋形容词”（如“持乐观的企业较持悲观的为多”）和“……不够……”（如“不够对手快”）。

这些也是多数都见于早期国语，以下按上述顺序各举一例：

（36）何况周秦时代女子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增加了不少的贡献；更足以媲美前贤，或且过之呢。（《晨报副刊》，1922- 09- 24）

（37）各战线中，美军常领先着英军，昔日散布在七个海洋中的英帝国领土，今完全被美军侵入蹂躏。（《申报》，1944- 04- 11）

（38）今春所用原料肥丝贵过细丝。（《申报》，1921- 04- 15）

（39）这些地方的生活程度，比较德宾根为高，而美满的互助，又不如该地容易办得到。（《晨报副刊》，1924- 12- 28）

其三是双宾语，仅举了“提供他各项赞助”一个例子。早期国语中，“提供”带双宾语的用例比较常见，例如：

（40） 或许发见的现代科学上一要素，提供我们前人未发见的新原素。（《晨报副刊》，1924- 05- 24）

（41）最近中华书局为适应此种需要起见，特辑初中学生文库，凡二百五十五种，共订二百册。就中有提供学生治学方法者。（《申报》，1935- 03- 05）

（42）这里我们来提供你些意见，只是 给 你 作 参 考 吧 了 。（《 申 报 》，1936- 06- 28）

我们发现，确实有大量的港式中文形式和用法均见于早期国语，即使仅就已有研究中涉及的少数用例，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调查和证明工作一直进行下去。再如，有人指出，港式中文里“兼”具有连词功能, 可连结谓词性成分，表示递进⁴³，而这样的用例早期国语中时有所见，如：

（43）中国绸缎河南路各大绸号所售极多兼极好，老式货名曰苏累缎，改良货名曰绮霞缎。（《申报》，1915- 03- 20）

（44）徐莘园君，银坛宿将，负名已久；因为生就魁梧过人的身村，又兼极富演剧经验，扮饰军阀官僚，以及大腹贾之类的角色，更属维妙维肖，最见得神。（《申报》，1939- 09- 15）

结 语

我们把华语研究的“大六角”具体化为港式中文研究的“小六角”，对其逐一进行说明，然后针对以往研究中最为缺失的“国角”，用早期国语中的一些事实来矫正研究中不够准确、有失偏颇，甚至错误较为明显的结论，从而证明“国角”对港式中文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产生了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针对整个全球华语研究，我们提出了“六角观”，它的覆盖面最大，可以称之为“大六角”。但是，它大则大矣，却不够具体，甚至有时可能还显得比较粗疏；所以，我们在进行某一具体的华语言语子社区语言研究时，还应把它具体化为“小六角”。从“大六角”到“小六角”，是华语研究“视角观”的细化和深化，有助于华语研究趋向丰富化、精细化，由此拓展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空间。

第二，“国角”对港式中文的研究非常重要，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港式中文本身与早期国语关系可能比其他地区更为密切⁴⁴，二者承继关系明显；二是其他地区（如东南亚和台湾）的华语研究中，“国角”的观念实际上已经建立并且在具体运用中取得了一些研究实绩，而在港式中文研究中却基本阙如；三是港式中文的很多研究“偏误”均与“国角”缺失有关，所以亟待“补课”。

第三，在港式中文研究中，六角的使用还应在细化和深化上多下功夫。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对于某一现象，要尽可能从更多的视角进行观察分析，防止缺失和遗漏；二是随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角的具体功用和重要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三是普通话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充分”原则，即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六角的使用，即也应争取做到观察和解释的充分性，从而使各角发挥更大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