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大汉语”的角度考察汉语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存在普通话、台港澳国语与海外华语三条发展线索,今后会在趋同与存异这两个趋势下进一步发展。趋同即为“融合”,结果是造成各地的差异成分不断减少、共同部分不断增加;存异则是各个变体在趋同发展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有个性,维护其作为“变体”的基本特征。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的研究首先应解决“做什么”与“怎样做”的问题,要在研究观念的更新发展与研究内容的拓展加深两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关键词] 大汉语;现代汉语;国语;华语

按语言学界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时期,不过时间并非固定在1919年,而是此前及此后(特别是此后)的几年。因此,如果取一个整数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正好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时间。百年是一个整数,也是一个大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顾过往,瞻望未来,而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立足当下,进一步做好相关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现代汉语学”进一步走向昌明,臻于完善。

按一般的认识,“现代汉语”有广、狭二义,前者包括普通话和方言,而后者仅指普通话。本文的所指范围与此有所不同,我们取的是“大汉语”的概念及范围。“大汉语”作为已有概念,就我们目前所见,最早系由朱广祁提出:“港台与大陆的词语差异,还给予我们另一个启迪。对‘汉语’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我们都应该以开拓的眼光来作新的界定。只把大陆的汉语看成是汉语是狭窄的,只把港台和大陆的汉语看成是汉语同样也是狭窄的。美国英语是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是英语,同样,全世界所有汉语社区的语言也都是汉语。所谓‘现代汉语’,事实上应该包括大陆汉语、港澳台汉语、东南亚汉语、西欧汉语、北美汉语等,或许我们可以叫它做‘大汉语’。”¹

此后,这一概念时见使用,比如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在讨论新词新语规范的基本原则时,提出的几个原则中就有一个是“大汉语的原则”,并将其归纳为“大汉语观”²;也有人就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强调:“要树立‘大汉语’的观念。要从‘大汉语’的观念出发,研究新词语。无论是来自普通话的,还是来自方言的;无论是来自海外的,还是来自港台的,都要一视同仁。”³

与上述“大汉语”基本相同的概念,还有吴英成于2003年开始使用的“全球华语”⁴,以及陆俭明2004年提出的“大华语”⁵。考虑到与本文论题“百年现代汉语”的适配性,我们立足于“大汉语”来展开讨论,但是在具体的引用中,也不排斥使用其他同义指称形式。

笔者曾经在“全球华语”(如果按本文的概念,就是大汉语)的框架下,将其组成要素归纳为一个具有较强内部一致性、边界比较清楚的三层次或四层次的概念和指称系统,具体如下(图1)⁶:

图1 大汉语/全球华语构成及关系图

本文就在这一框架下对百年现代汉语“瞻前顾后”,目的之一是了解与揭示其来龙去脉。就“前”而言,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汉语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即在一百年间她循着怎样的路径发展到今天;就“后”来说,则是其今后向哪里去,也就是对其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作一基本的预测。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本文的主体内容,此外,我们还会以此为基础,来讨论怎样加强和完善相关研究。

一、百年现代汉语回顾:三条发展线索

笔者长期从事“现代汉语史”,即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研究。早在十余年前,笔者曾经构拟了一个包含两条线索的现代汉语发展线路图,不过,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大汉语之内,普通话、国语与华语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样,她的发展线索就应当是三条,而不是两条。结合近年来笔者自己以及同行们对台港澳地区民族共同语以及海外华语的研究,我们绘制了新的升级版百年汉语发展线路图(图2):

图2 升级版百年汉语发展线路图

上图显示的基本信息是:

其一,华语的起点同于国语,早于普通话;

其二,华语与国语的起伏变化均小于普通话,二者之间更具一致性;

其三,我们预测(虚线部分显示),三条线索在今后的发展中会进一步相互靠拢,特别是国语和华语会加大向普通话倾斜的力度。

以下,我们就在图2的基础上,对百年现代汉语的三条发展线索逐一进行梳理。

(一)线索一: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

如上所言,本文作者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其实,在上述“三足鼎立”的框架下,这一研究更加准确的表述应当是“普通话史”,而这无疑是百年汉语发展最重要的线索。这一线索可以简单概括为:

现代书面汉语在革命化与通俗化的诉求下,经过初步达成、初步改造与彻底改造三个阶段,最终铸成其口语化的突出特点。上述特点在词汇方面表现为古雅词语少、方俗词语多,显示现代书面汉语偏向俗常、偏离庄典的文体特征。⁷

上述的“初步达成”,是指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早期国语初步形成,而它也成为日后三条线索的共同起点和来源。此期的汉语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古雅色彩突出,二是外来特征明显。这种欧化的、半文半白的“新文言”曾经广遭诟病,于是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改革,由此也就有了第二阶段的“初步改造”,其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此次改造虽然未对当时语言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从思想上、方向上为第三阶段的“彻底改造”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⁸。第三阶段的改造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章太对其具体内容作过以下的概括:

在以前文体改革的基础上,彻底完成文体改革,白话文完全替代文言文。具体任务有5项:书面语口语化,新闻、公文、布告等用白话文写作;汉字排版、书写横排、横写;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文风改革。⁹

以上是普通话比较宏观的形成过程¹⁰,伴随这一过程,是百年现代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笔者对此已经作过相对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表述¹¹。

讨论普通话的发展与形成,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词:分化与变迁。

所谓分化,起于对早期国语的偏离,而这也是普通话从无到有的真正起点。有人结合海峡两岸语言对比指出,“上世纪的40年代末是国语的发展被分隔在两个区域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时间点。大致从这一时期开始,‘国语’产生两个分支:一是大陆的‘国语’,后通称普通话;一是台湾的‘国语’,袭旧称未变,仍称国语。也可以说老派国语衍化为同一层次上相对的两个变体。”¹²

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时间的表述有一定偏差。郭熙指出,“如果说‘五四’文白之争的尾巴还只是给汉语后来的分化留下了一个诱因,而苏区的建立又埋下了以后分化的种子的话,那么中共延安根据地的建立以至整个解放区的扩大和蓬勃发展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趋明显化了。”¹³於贤德、顾向欣更是明确地说:“海峡两岸语言方面的差异并非是从全国解放、两岸处于隔绝状态之后才开始出现的,而是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跟国统区并存之时就开始形成,只是在后来这种差异被进一步强化了。”¹⁴

我们赞同这一观点,所以在“百年汉语发展线路图”中把普通话开始与国语分道扬镳的起始时间点确定在1924-1927年,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014年,笔者指导博士生吴亮完成了毕业论文《国语分化研究(1919-1949)》,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列举大量事实,证实了国语的分化,即普通话的萌芽确实始于此时,并且随着上述并存局面的持续以及红色政权的发展壮大而日趋深化¹⁵。

所谓变迁,则是上述分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国语”因分化而变迁,而变迁又造成了进一步的分化,由此就使得后来的普通话开启了自己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最终成为如上引所说“老派国语”的变体,即一个新的分支。这一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我们早在1992年提出要进行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变化研究时,就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¹⁶,即1919-1949年,1949-1966年,1966-1978年,1978年至今。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三阶段的划分,即“细分为四,粗分为三”,后者就是把二、三两个阶段合在一起¹⁷。现在,我们更常使用的是后一种划分。这样的阶段划分,当然是依据语言事实。比如,我们曾就很多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归纳出“有-无-有”和“多-少-多”模式,像一度广受关注的“程度副词+名词”以及“动宾+宾”现象等,就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如果再作更高层次的归纳,则是三个阶段“繁—简—繁”的发展¹⁸。

当然,百年汉语的发展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也有总体或局部的相反表现,这方面我们以普通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万能动词”“搞”在《人民日报》1946-2015年间使用情况的变化为例进行说明,如下(图3)¹⁹:

图3 动词“搞”使用情况变化图

上图显示,“搞”在三个阶段的使用中,“少-多-少”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2006年,笔者的《现代汉语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按上述四个或三个阶段(因考察对象不同而不同),对语音、词汇(含造词与构词、词形、词义及词的使用范围和外来词)、语法(含实词、虚词、词组和句子)以及修辞等方面的诸多现象,进行了共时平面的描写和历时平面的分阶段考察,为这里所说的“变迁”(也就是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大量具体事实的支持与支撑。此外,学界也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²⁰。

(二)线索二:台港澳国语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在讨论全球华语的内部区域划分及其名称问题时,曾经提出四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兼顾内外”,具体包括以下两项内涵:其一是中国的内与外,即中国的两岸四地与此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其二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内与外,具体所指就是大陆与台港澳地区²¹。这一原则是我们把“大汉语”划分为三个部分的重要基础,由此也确定了它的三条发展线索。当然,把台港澳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中国大陆/内地的普通话以及“外国”的华语相对应,并非我们首创。陆俭明在讨论“大华语”的规范问题时就指出:“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境外华语、港澳台国语的规范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要提倡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作死的规定,不一定要求境外华语港澳台国语要不折不扣地完全接受普通话规范的限制,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²²十年之后,李泉也使用了同一指称形式:“我们不能认为只有说普通话和教普通话才是规范的,对海外华语、台港澳国语、世界各地的方言汉语等,不能轻视更不能轻弃。”²³

相对于线索一,这条线索的研究少了许多。我们对这一线索基本的认识与概括是:它的前端是以上所说的早期国语,后端就台湾地区而言,是随着国民党政府于二战后开始在此推广以及1949年败退台湾后直接带去的“国语”,它在当地的语境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此形成前后阶段之间的差异;就港澳地区而言,1949年以后与内地日益疏离,由此使得“国语”开启或加快了本地化的发展进程,并在整体上跟此前既已开始与早期国语分化、此时已经形成的普通话渐行渐远,最终成就了与后者明显不同、与台湾的“国语”更具一致性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如果也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的话,则是台港澳的国语对传统国语的“维持”,及其自身的“变化”。

这里的“维持”,是说台港澳国语对传统国语更多的是继承与维护,因而在总体精神及风格上都与之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在具体的语言现象上,更是大量保留与沿用早期的旧有形式。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给出证明,我们自己也作过相对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讨论。这里的“变化”,一是指一般语言在正常发展状态下的某些“自然”改变,如已有词语的退隐和新生词语的显现,以及某些形式或用法的变异等;二是以上所说的“本地化发展”,主要指受方言及外来语言因素影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些改变。两相比较,后者是主要的致变因素。比如在香港,在继承早期国语传统的基础上深受粤语与英语的双重影响,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港式中文”;而在澳门,也有所谓的“葡式中文”。

上述维持与变化,使台港澳国语在整体上与普通话形成了两个“距离”的差异:一是与早期国语的距离,普通话远大于台港澳国语;二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港澳国语远大于普通话²⁴。

相对于线索一的“单一”,本条线索因为包含国语社区的三个不同子社区语言变体,而显得比较复杂,虽然三者内部的一致性相当突出,但是各自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就后者而言,第一,是发展路径及重要时间节点不完全相同。台湾的情况如上所说,而香港的情况则如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所说:“……失去了与大陆书面汉语的联系,开始自行发展,慢慢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²⁵第二,是与早期国语的关系不完全相同。基本的表现是台湾近而港澳稍远,比如在语言文字标准与规范方面,戴红亮指出,“台湾的语言文字标准与民国时期很多标准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许多标准,如注音符号、《汉字常用字汇》以及标点符号、盲文点字等都是1945年前就已经制定了,后来主要是不断地修订和完善。”²⁶这一点,在香港显然难以做到。

至于澳门的情况,至今只能看到一些其与内地及港台关系的零星表述,比如程祥徽指出,“澳门的中文在大陆、港、台的包围中生存发展,既保留着传统的精华,也不排斥吸收新的成分。”²⁷“港澳本身由于前港英当局与澳葡当局实行疏离中国大陆的殖民政策,在汉字形体、乃至文字的运用和行文的风格上都是向台湾方面倾斜的。”²⁸柴俊星以公文为例指出,香港和澳门,比起台湾来说,在保留文言文方面没有台湾那样明显,但由于长期受英、葡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有一些西方语体的印迹²⁹;黄翊认为,澳门在接受英语(还有日语)影响方面几乎与香港同步,但不如香港那样丰富,也没有香港那样严重³⁰。

总体而言,百年现代汉语的台港澳国语线索存在的客观性毋庸置疑,但是具体的发展路径与走向、特别是港澳地区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及标志性的变化等,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晰,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深入调查与研究。

(三)线索三:海外华语的形成与发展

海外华语的研究历史不长,历时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所以我们仅能看到一些还缺乏实证研究支持的一般性表述。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最早提出“马新华语史”的概念,并且指出华族共同语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从清末官话到民初国语,可以1919年为限;第二是国语教育的普及阶段,一直到二战前后;第三则是战后至独立时期的“华语”转变与发展。这三个阶段,基本是沿着官话→国语→华语的历程,深烙在近代历史的脉络里³¹。另一位马来西亚学者邱克威也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讨论了当地华语形成的历史,指出其与整体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同步的,就其与共同语的互动来说,受到三波重要影响:一是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的影响,二是1970年以来台湾“国语”的影响,三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大陆普通话的影响。³²

在相关的表述中,新加坡学者周清海说得比较清晰具体:“194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之中不少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上海、南京、福建等地移去台湾。华人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形成了当地华人的‘华语’‘华文’。”³³中国学者李宇明则着眼于本土,从语言“扩散”的角度立论:“清末以降,国语运动迭兴,以新国音、新词汇、新语体为代表的国语教育,伴随着反对封建、昌明学术、复兴民族的社会大潮,从中国内地兴起,逐渐波及港澳、台湾及海外华人社会。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国语)的第一波扩散。”³⁴

我们根据已有表述,加上自己的初步调查,把这条线索简单描述为“早期华语的形成:由中国大陆到南洋;全球华语的初步形成:由港台到全球,以及普通话与华语的双向互动。”³⁵李宇明立足各区华语变体的阶段性发展,也作过以下表述:“各地华语变体的产生或形成时间以及演进速度等差异很大,总体而言可以认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指出新马印尼文莱华语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认为“北美华语正在形成,而欧洲华语仅略具雏形。”³⁶

我们近期通过对早期东南亚华语(1919-1933年)的两项研究,初步证明:其一,此期华语与中国的早期国语具有极高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也有一些地域性的特点,可以描述为“整体搬迁+局部改造”,其具体发展过程是:整体引进(中国原创文本)+当地自创(总体模仿+个别调整)+本地化发展(在早期国语的基础上添加方言词汇和语法、本地所用外族语言的借词和语法,以及对早期国语的无意识“偏离”即误用等);其二,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东南亚华语本身也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为中性化、本土化、欧化和规范化³⁷。

目前,我们对这条线索的初步认识是:

第一,在大汉语的架构下,确实存在海外华语的形成与发展这样一条线索,并且整体而言它目前仍处于这一过程之中;

第二,这一线索内涵丰富,“完成时”与“进行时”甚至“初始时”等多种状态并存、交织,值得分别考察、深入开掘;

第三,因为涉及范围广阔,包含变体众多,加之形成过程各异,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所以它在三条线索中最为复杂,研究的难度也最大,同时也最具挑战性。

二、百年现代汉语前瞻:趋同与存异

上一小节对百年现代汉语的过往作了简单回顾,以下则是对其发展前程的瞻望,我们认为,这也是本论题的应有之义。

李宇明曾经指出,大华语有两种发展趋势。其一是“继续分化”,像“大英语”分化为“复数”形式一样,最终也分化为不同的华语;其二是不断接近,逐渐“趋近趋同”,并认为后者表现出一定优势:当前不同华语社区的语言交流较之过去空前频繁,书报互通,人员互面,电视互看,语言软件互用³⁸。几年以后,李先生又进一步明确与强调上述观点,指出“各华语社区语言上的相互吸收借鉴呈明显态势”³⁹。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划分既有事实基础,也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但是二者并非择一关系,另外也不应该绝对化,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一)发展趋势之一:趋同

很显然,“趋同”对应的是上引李宇明所说第二种发展趋势,这样一种趋势及相关的发展变化,一般的研究者多以“融合”来指称。一段时间以来,“融合”成为普通话与台港澳国语以及海外华语对比研究的高频词之一,周清海指出:“随着交往的频繁,中国传媒和互联网的影响,现代汉语和华语之间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开始进入了汉语融合的年代。”⁴⁰在另一篇文章中,周先生把“汉语融合的年代”表述为“汉语大融合的时代”,并认为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力不断发展,增加了华语区之间交流的机会⁴¹。

上述融合即趋同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开始,主要是普通话大量吸收后两者的各种成分,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普通话中已经或趋于退隐,但在国语/华语中依然活跃的早期国语形式和用法,而这也作为新时期以来引人注目的新语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与热情,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后一阶段主要集中在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以来,此期普通话由前期以单向输入为主,转向输入与输出并重;就国语/华语而言,则是由前期以单向输出为主,转向输出与输入并重。

有人着眼于后一阶段,作出以下表述:“从20世纪末到现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第三个时期,即华语社区相互影响的时期。”⁴²上引周清海所说“汉语融合的年代”、“汉语大融合的时代”,也主要是就后一阶段而言。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语言事实比比皆是,比如有人相当详细地统计并说明了“手机”和“互联网”在华人社区由异到同的全过程⁴³;而我们通过对当今台湾的语言规划、工具书收词、科技术语选择和确定以及一般的日常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融合已经由最初主要是大陆向台湾靠拢,发展到目前基本均衡的双向互动交流,并且正在加速向真正意义和更高层次上的双向互动发展⁴⁴。

在这一基础之上,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高,汉语必然向着“大同”的目标继续迈进。周明朗指出,“全球华语大同”主要表现为汉语全球化的三大发展特征:第一,全球华人大多放弃方言,转用普通话;第二,世界各国的各级学校采用普通话、汉语拼音、简化字为华语教育的标准;第三,中国在全球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所孔子课堂,大力推广国际汉语教育⁴⁵。以上三个方面,其实也正是大汉语趋同发展趋势的强大推力和有力保障,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和背景下,“汉语大融合的时代”必将持续下去并向纵深发展。

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趋同的结果是什么、终点在哪里? 我们认为,所谓趋同或融合,最终只是造成差异成分减少、共同部分增加,但是永远不会造成不同变体之间的完全重合。我们可以想见的情形是:

第一,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阶段,各个变体之间趋同发展的范围会比较广、速度也会比较快,但是,当这一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之后,可能就会趋于缓慢,这一点与一般人类语言发展的“节奏”应该是一致的。

第二,虽然趋同就是增加相同部分、减少差异,但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看,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大同小异”;就像普通话圈包括各种“地方普通话”一样,大汉语的各个变体与主体语之间、各变体之间也会在一定的甚至很大程度上“和而不同”。

第三,趋同发展的结果,是使得各变体获得“最大公约数”,即来自不同变体的同义形式并存,但是在具体主体、场景下的使用中,会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幼稚园”与“幼儿园”,“数字”与“数位”等,基本都是如此。

第四,受不同言语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环境等的制约和影响,上述发展趋势必然是不均衡的;另外,如果国际及地区环境出现大的改变,也有可能加速或延缓这一发展进程⁴⁶。

(二)发展趋势之二:存异

这里的“存异”,是指大汉语的各个变体在趋同发展的同时,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已有特点,维护其作为“变体”的基本特征。上文指出,大汉语的趋同发展永远不会造成不同变体之间的完全重合,主要是因为:李宇明所说的第一种趋势,即“继续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和延续,但是却不至于像“大英语”分化为“复数”形式一样(洪历建(2004)⁴⁷),因此也不会最终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华语⁴⁸。

我们把“存异”列为大汉语的发展趋势之一,主要是基于对以下各种因素的考虑:

第一,趋同只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具体到不同的言语社区,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可能有较大的差异。比如,有人就此指出:“至于新加坡,由于跟中国大陆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对华语的认同和简体汉字的普遍使用,所以在词语方面有比较强的趋同性。”⁴⁹所以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各变体之间必然会呈现有同有异的局面,而不会是同样的“远近亲疏”。另外,即使去除以上政治等因素,语言发展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也可能有一些小的违离,比如各言语社区还会不断有新的差异现象产生,由此也有可能形成各变体之间新的差异。

第二,就各变体自身而言,往往会有一些独有的特点,并由此而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差异。比如,仅就与方言的关系而言,李如龙指出:“进入港澳通语的是粤方言词,进入台湾通语的是闽方言词,进入新马通语的闽语词多、粤语词少,进入泰国华语的主要是闽语潮州方言词。”⁵⁰香港受英语的影响大,而澳门除了英语外,还有葡语的影响;至于东南亚各国,则除了英语的影响外,还深受本地主流民族语言的影响,如马来语、泰语等。此外,再如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社区词”⁵¹,比如马来西亚的“拿督、土团党、受封宴、首席主簿官”等,它们中的很多都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而其他言语社区却可能少用甚至不用。以上主要是就书面语而言,如果再加上口语,情况会更加复杂,同时也会有更多的歧异参互情况,并有可能使趋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比如,“安娣”是目前马来西亚普遍使用的社会称谓语,却未见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等地⁵²。我们认为,这个起于口语且已开始向书面语发展的称谓语就有可能长期存留于马来西亚华语中,从而成为其独具特点的称谓语形式。

第三,存异是为了满足多样化表达的需求。当今社会日趋多样化,并且在各个方面均有反映,语言自然也不例外。周明朗指出,“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全球华语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语言生活需要,不足以表达人们的各种身份认同,所以需要诸如大都会华语、闽南腔华语、矫枉过正腔华语等标准华语的变体来满足华语世界的语言生活。”周先生认为,“全球英语”正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而“全球强势语言发展的规律应该具有共性。我们可以从世界英语的发展轨迹推测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⁵³这里所说的趋势,当然是“分”而不是“合”。另外,就当下已经发生的融合事实来看,多数都属于引进同义形式,换言之主要是为了丰富表达手段,或者说是满足多样化表达的需求。这样,其与原有形式之间就是“并存”而不是“兼并”,即从其他言语社区引进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并未完全取代本社区原有形式,而在具体的使用中,也往往不是“无差别”的。

我们认为,上述现象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再比如,有人指出,新马的“高过你”,也在普通话区替代了“比你高”的说法;新马华语的量词“粒”(一粒球、一粒苹果),逐渐让位给“个”,“一拨人”和“一批人”也有互相消长的现象⁵⁴。根据我们的语感和初步调查,在普通话区,“高过你”之类的比较句虽然能够见到或听到,但是更为常用的,却仍是原有的“比你高”;而在新马华语中量词“粒”和“拨”也还很常见⁵⁵。

第四,学界的认识及其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我们所见,不少国外的华语学者力主维护各变体的独立性,并保持其特点。比如,新加坡学者周清海引用了当时在新加坡任教的徐杰的一段话:“‘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是一套简单而且稳定的共同核心语言要素,它本身不是任何一种具体自然语言,而是一组语言特征,它存在于大同小异的各汉语变体之中,所有的汉语共同语区域变体一起组成一个没有家长的语言大家庭:北京汉语、广州汉语、上海汉语、新加坡华语、台湾华语、纽约唐人街华语。既要维持大同,又要尊重小异,应该给予汉语共同语的各地特色以充分的地位和完整的尊严”⁵⁶。周先生对此明确表示支持,并认为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这一“新理念”⁵⁷。后来,徐杰等人进一步推动上述观念,甚至建议“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定义标准在语音方面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⁵⁸

国/境内学者虽然多数并未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相关研究中,在涉及标准或规范的时候,“尊重”、“包容”、“兼顾”以及“协调”等都成了常用词,这本身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此外,在国际中文教育学界,人们也在设计相应的策略,比如有人指出:“国内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和文字标准均宜采用‘双轨制’。语言标准上,国内采取‘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双标准,海外采取‘普通话’和‘大华语’双标准。”⁵⁹可以想见,这样的标准的实施,必然成为存异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关于以上两种趋势的地位和关系,有人作过以下的表述:“总的趋势是趋同。各地华语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各地华语的一种‘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全部向普通话靠拢。当然,各地华语中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还是会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趋同,一方面是在变异地维持”⁶⁰。这里所说的“维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异”。不过,我们认为,上述“越来越小”不宜作绝对化的理解,另外“有所保留”的也不只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应该还包括语音、语法等其他方面。

三、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研究:敢问路在何方?

伴随着百年现代汉语的前进步伐,我们的现代汉语研究差不多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回顾过去,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面对大汉语及其研究的新形势、新任务,如果完全固守“传统”,则可能就会显现出一定的甚至较大的局限性。

立足于百年现代汉语的回顾与前瞻,在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研究开始之际,除了已有相关研究在各个方面持续健康地发展外,还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一是研究观念的更新,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一)研究观念的更新与确立

我们认为,需要建立、加强或更新一些研究观念,从而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满足实际需求并更好地指导研究实践。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观。“语言资源”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语言资源观下,大汉语的三足鼎立现象及其丰富内涵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许嘉璐曾经指出:“两岸语言文字的差异,就是分头演变之果,是特定历史环境之使然,其实也是对汉语汉字的传承和丰富,都应该得到尊重、珍惜。”⁶¹程祥徽认为,蓝青官话一方面不是纯正的北京话,但另一方面却使北京话得到了补充,使之变得更加丰富、更有表现力。今日中国各方言区流通的普通话、台湾“国语”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华语,正是这种更加丰富、更有表现力的语言⁶²。贾益民则这样写道:“海外华侨华人……作为海外华语生活的实践者、创造者,在悠久的语言生活历史中创造了丰富而重要的华语资源,比如对汉语的补充、丰富,对汉语方言的传承,对外来语的吸收、改造,对住在国语言的影响等。”⁶³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明确指出,“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和文化纽带,华语如同英语一样早已超越了国界,已经变成了跟月亮、星星和空气一样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源。”⁶⁴

二是系统观。郭熙指出:“汉语在哪里? 汉语既存在于古代汉语中,也存在于现代汉语中;既存在于方言中,也存在于共同语中;既存在于中国的汉语中,也存在于海外的汉语中;既存在于中国国内汉民族的运用中,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的运用中。因此,只有对汉语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存在形式进行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汉语。”⁶⁵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系统观——大汉语系统观,而且这种观念应当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体现出来。如果分解开来,这里所说的系统观大致包含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大汉语的三大板块各为一个系统,其下还包含数量不等、同中有异的子系统,如国语系统就是由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三个子系统构成的;

其二,三大板块合而为一,构成一个大汉语系统。在上述系统观下,所有的相关研究均应在系统的框架下进行,而这就离不开上位系统对下位系统的统摄与规限,下位系统研究成果对上位系统的回馈与支持,以及同级系统相互之间的对比与观照。

三是历时观。时至今日,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语言研究模式早已成为惯例,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历时观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大汉语的存在和发展为历时观增添了新的内涵,而这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强调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大汉语的历时观。这里主要指的是,大汉语的百年发展由三条具体线索构成,而这三条线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大汉语史”。换言之,今天的大汉语三足鼎立的格局及其现实状态,是百年来的历时发展变化在共时平面的呈现。

其二,是立足于普通话的历时观。具体来说,一是普通话有史,这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普通话史”。二是当下的普通话研究中,对很多现象需要溯源(这属于历时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台港澳“国语”或海外华语。郭熙、祝晓宏指出:“海外华语表现出与汉语普通话的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异不少已成为普通话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来源。当代汉语许多新的语言现象都可以在海外华语中找到源头,各地的华语变体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丰富或影响汉语。”⁶⁶三是以非普通话为视角,来反观普通话的历时发展变化。李计伟就此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华语作为视角,我们同样无法发现现代汉语变化的一些事实。”⁶⁷

其三,是各变体的历时观。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首先提出“马新华语史”⁶⁸,这是立足于新加坡独立之前、马新一体时期的当地华人共同语而提出的概念,大致属于对一种变体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而这就是立足于某一变体的历时观的直接体现。前边我们提出了“普通话史”,相应地香港、澳门等也应有自己的“国语”发展史。海外华语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前所述,包括“完成时”与“进行时”甚至“初始时”,而无论处于哪种状态,都应该进行研究,而在研究中也都应该加入历时的视角。

其四,是不同变体之间的历时观。我们曾经讨论过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历时观问题,提出了“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这两个概念⁶⁹,前者大致是指“以前”(比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或之初)的差异,而后者则是指“当下”的差异。由于各变体之间业已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趋同发展,所以二者既有相互一致的一面,也有彼此歧异的一面。提出这两个概念,对上述趋同或存异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二)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加深

郭熙认为,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是在现有汉语研究基础上的一大拓展⁷⁰;而朱广祁早在提出“大汉语”概念时,就指出这方面还是汉语研究中的空白⁷¹。时至今日,情况当然有所改观,“大汉语”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有人对此作出以下的总结和评价:“中国开始华语研究虽然才30年,但已硕果累累,研究范围大大拓展,研究视野也至少经历了三次转移:从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语。华语研究的格局也为之一变:从对全球华语本身的了解、华文教学的讨论发展到调查全球华语生活并将其与国家语言战略、全球华人的命运发展联系为一体。”⁷²以上表述如果作为一种“趋势”来看,基本符合事实;但是如果认为已是既成事实并蔚为大观,则未免稍显乐观。

我们总的认识是,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任重道远”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这里的“拓展”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覆盖区域与覆盖内容的扩大,而后者则包括相对宏观的对全球华语起源与形成及其扩展分布路径等的考察,以及比较微观的对具体语言事项的显、隐以及发展变化的描写;“加深”则涉及“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华语及其研究理论基础的确定与深化、相关理论的应用、建设与创新等,后者则是寻找新的角度及手段,以求对相关语言事实作进一步的高清晰度或细颗粒度的考察、分析与描写⁷³。

站在百年之际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有必要深入思考大华语研究内容如何拓展与加深的问题,而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全面拓展、局部加深。

关于全面拓展,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不少相关表述。比如,李宇明指出,应当组织力量研究不同华人社区的语言状况,特别是历史上形成的华人社区所使用的有特色的华语。应进行深入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调查,编写海外各地华语的对照手册,海外华语与普通话的对照手册等⁷⁴。若干年后,李宇明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提出了全球视角下华语研究的九个新课题,而每一个大课题又多是由若干小课题组成的,比如“如何协调各华语社区间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研究”、“每个华语社区如何纵向传承华语、如何协力向世界传播华语、如何建造汉语国际传播更多的传播源和接力站”等⁷⁵。这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从本体到应用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揭示了华语研究的内涵,也指出了其用力方向与发展目标。

另外,相关研究的理论诉求也提上日程,比如邢福义、汪国胜指出,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理论目标是“通过对华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力求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的新的见解,丰富汉语语法理论。通过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察,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⁷⁶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提及普通话,但是,一则普通话也是包含在大汉语之中的,二则上述课题或思想的推进与顺利进行自然也离不开普通话与非普通话之间的相互对比、观照,因此以上所引内容确确实实是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与表述。

如果说,以上内容都属于“知”的层面,那么剩下的自然就是“行”了,也就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上述设想和目标落到实处,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大汉语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⁷⁷。

关于局部加深,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它既关乎一些具体研究的数量、质量与水平,同时也对大汉语研究具有整体推进的作用。一般而言,以上课题或子课题都有可能和必要作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专题,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自然也是一种局部的加深;但是,以下我们将要讨论的,一是主要限于“本体”研究的范围,二是密切结合当下相关研究实际及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大致从中观层次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强调说明。

一是共时层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一般研究早已展开,基本集中在普通话与几个主要变体之间的对比研究,如普通话与东南亚华语之间的对比研究等。目前,上述方面已经成为大汉语研究的主体内容,但是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刘华、郭熙就此指出:“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海外华语分布的详细调查资料,现状的描写多偏重理论分析,所用语料大多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总结,多从经验出发,比较单薄。尚未见到概括整个东南亚华语的字词研究。另外,在方法上,大多是卡片式、个案式、专家经验式的研究,尚未进行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的统计研究。”⁷⁸

我们认为,以下五个方面是应当用力之处:系统性研究、本体性研究、创新性研究、综合性研究、即时性研究。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注重整体以及整体性的研究,跳出简单的“对比”范围与层次,注重研究内容拓展与方法创新,坚持从一点到多点、从局部到整体,共时与历时有机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互相支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进行语言实时状况的即时性研究⁷⁹。

二是历时层面的研究。在这方面,大致有两个立足点,也就是“两头”:早期和当下。

前者是指1949年以前,主要研究各条线索的起始及分化过程,以及共同语(即早期国语)与各个变体的基本状貌。周清海认为,对1949年以前的国语,现在的各地华语,无论词汇或语法现象,无论书面语或口语,都研究得很不足够⁸⁰,而这也正是需要加深的重要理由之一。需要加深这方面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无论共时还是历时研究,如果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早期状貌不弄清楚的话,那么会直接影响到对其后阶段的研究。而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这方面的缺失,确实已经对当下的共时研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⁸¹。

后者即当下的研究,我们之所以把它也归入历时,主要因为这属于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所说的“正在进行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赵世举指出:“华语的趋同大势为语言研究者和规划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中国作为华语的祖国和最大的华语社区,理应积极回应这项世界性的新课题,顺势而为,深化相关研究,开展力所能及的规划和协调,为促进全球华语协调发展、健康发展,积极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⁸²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应当关注各变体之间由差异走向融合的进程及表现。

上一小节中,我们从四个方面谈及对大汉语融合趋势的初步认识,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其一,融合是双向的,但在不同的时候和阶段有所侧重,就现阶段而言,普通话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单向引进发展到更多地输出,总体而言普通话与非普通话处于双向互动的新阶段。

其二,各国语及华语子变体与普通话的融合程度及过程不完全相同,由此而形成它们各自的特点,而其背后有着丰富多样的语言内外原因,在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对此进行把握与分析。

其三,融合趋势下,也有“不融合”现象存在,对此一定要多加关注:一方面,它是上述“存异”趋势得以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事实内涵与理论价值的课题,而以往却基本忽略,以至于我们对此所知甚少⁸³。

以上对大汉语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作了简单的预测。然而,我们更加关心的,却是今后“做什么”与“怎样做”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我们呼吁并期待学界同仁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与研究实践对此作出切实有力、完整全面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