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全球华语本体研究应以“差异”与“融合”为两翼，然而后者的研究严重不足，因此亟待加强。 立足于普通话常用词“闺密／蜜”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扩散，对全球华语的融合事实进行了案例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对华语融合及其研究极为重要的三个问题：融合形式的传播路径、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融合度。

关键词： “闺密／蜜”； 普通话； 华语融合

一、引言

中国的华语研究者汤志祥指出：“我们迎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全球华语大发展、大融合、大变化的时代”¹，而新加坡的周清海则以上述“大融合”为重要依据,把现代汉语分为两个发展阶段²，后来周先生又着眼并立足于更大的范围,明确指出,“汉语的大融合是当前现代汉语和国语/华语的现状”³。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早在华语研究开始之初,就有人触及其融合问题,后来相关研究虽偶有所见,但做得远远不够:一是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各种“差异”的研究;二是“方向”比较单一,多为普通话的单向输入,而少有其输出以及双向、多向互动的研究。现今,虽华语融合研究已扩展到全球华语的范围,但上述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在当今“大融合”的形势下显得愈发突出。当然,也有人已经认识到普通话并非“只进不出”,比如我们从语言规划和工具书收词的选择和确定,以及一般日常词语等方面考察台湾地区“国语”⁴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表现⁵;后来又以 2016 年十大流行语中的“洪荒之力”与“蓝瘦香菇”在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区的使用情况为例,讨论了台港澳“国语”与华语向普通话靠拢问题⁶;洪爽调查了 2019—2021 年“十大网络用语”等在香港地区中文书面语的使用情况,考察其与普通话的融合状况。⁷

以下酌引几段着眼于不同角度的相关表述:

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华语也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⁸

各地华语的差异会越来越小,我认为这是各地华语的一种“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全部向普通话靠拢。⁹

到了新世纪,普通话对全球的影响急遽增强。¹⁰

与改革开放初期比较,当代华语新词原创地有北移的趋势。¹¹

以上“靠拢”“影响”以及“北移”,自然都是立足于普通话的输出,而“互动”则强调了各地华语之间的双向或多向交流。但是,这样的认识目前基本还处于“简单表述”以及“个别举例”阶段,因缺少更多具体事实的支撑而难成确论。

本文就是在这一认识下,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对全球华语“普通话”“国语”“华语”的划分⁶,立足于普通话对台港澳“国语”与海外华语圈的影响,以“闺密/蜜”一词的传播和使用情况为例,来做一相对全面的调查,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希望由此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全球华语融合问题的关注,进而投入其中,进行更多的研究。

据李平介绍,台湾地区新媒体“读+”立足于以台湾大学生为主要使用群体的论坛 Dcard(狄卡),抓取其近8年间累积的 391 万篇论坛文章,并对照网络大数据专业网站“网络温度计 DailyView”提供的大陆用语声量榜,确定了历年来 Dcard 上流行的大陆用语,最终“闺蜜、立马、特好/特别好、网红、颜值、小姐姐、在线、奇葩、信息、好评、套路、老司机、学霸、佛系、视频”位列前15名。¹²据我们初步调查和了解,以上15个大陆普通话词语不仅在台湾线上及线下保有很高或较高的使用频率,就是在国语/华语圈的其他地区,基本也都并不陌生。换言之,它们已经由普通话的单点词语,成为多点共用的词语了,而由此也提供了当前全球华语融合特别是普通话输出的“批量”证据。

本文限于篇幅,仅以位居上述 15个词语首位的“闺蜜”为例,来进行调查分析。此词有“闺密”和“闺蜜”两个词形,二者一直并存并用,所以本文记作“闺密/蜜”。本文调查在全球华语的背景下和范围内进行,但为行文简便,下文简称为“华语”。

二、普通话“闺密/蜜”的使用情况

普通话中,“闺密/蜜”是大致产生于本世纪初的一个新词,《现代汉语词典》从2012年第6版开始收录“闺密”和“闺蜜”两个词形,前者释义为“闺中密友,是女性对亲密女友的称呼。现多作闺蜜”,后者释义为“同“闺密”。¹³

以下是我们搜索到的二者在媒体中出现时间最早的各两个用例:

(1)然而,最贴心的“闺密”也会成为最闹心的“死敌”,转眼间,两个小女人便拉开了一场势不两立的较量。(《温州晚报》,2005年9月1日)

(2)在所有明星博客中点击量过千万的“老徐”的博客,不仅会陆续“博出”新片进展,曾在博客上露脸的几位美女“闺密”(闺中密友的简称)也将在《梦想照进现实》中逐个亮相。(《大河报》,2006年2月25日)

(3)跟闺蜜 A逛街,和闺蜜 B讲心事,与闺蜜C说隐私……而眼下,我的闺蜜起码排到了 N,有些字母每周见,有些字母数年一见。(《北京青年报》,2005年10月31日)

(4)从来不红脸的“闺蜜”们可以为一堂课吵得不可开交。(《中国教师报》,2006年9月6日)

由以上“闺密/蜜”多加引号,以及例(2)加括注说明其义,大致可知这些基本属于使用之初的用例。由《现汉》释义及以上用例的时间分布来看,是先有“闺密”后有“闺蜜”,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以下一例或许可以说明:

(5)闺密,也叫闺蜜,顾名思义,指的是女人香闺中那些分享秘密的“蜜糖儿”。(《安徽市场报》,2009年11月22日)

我们认为,从“闺密”到“闺蜜”的变化属于当代常见的“借音赋形”¹⁴,即借用“密”的音而创造“闺蜜”这一新词形,由此就可以既保有原义,同时又增加了“甜蜜”“美好”的“附加义”¹⁵。这是当代汉语中极富时代特色的一种造词方式,与之同类的再如从“制造”衍生出来的“质造”和“智造”¹⁶。

“闺密/蜜”从产生开始就比较流行,在“天涯论坛”中调查显示,此词在 2006到2007年使用频率较高,而以下用例都能不同程度地证明这一点:

(6)剧中的旷美娇、袁寒雪、桃金梅,虽不是姐妹,但胜似姐妹,她们连衣服都要穿得一模一样,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是“闺蜜”。(《淇滨晚报》,2007年11月6日)

(7)在新生词汇中,“闺密”是使用率较高的一个。它既有闺中密友的意思,又透着一股子温暖和芬芳。(《汕头特区晚报》,2009年8月10日)

2010年前后,“闺密/蜜”的使用频率迅速上升,不仅开始见于高规范度的《人民日报》,还经常作为书名、电影名等,例如2010年凤凰出版社的图书《闺蜜》,2011年上映的同名电视剧和微电影,以及上海公演的同名昆剧。一直到今天,此词的使用频率依然很高,我们2022年7月11日“百度一下”,结果显示,“闺密”的使用量约5850万个,而“闺蜜”则高达约1亿个¹⁷。不过,以上两个数字并不能够完整显示“闺密”与“闺蜜”的实际频率差异,为此我们在 BCC 语料库的“对话”子库(取自微博和影视字幕,该词用量大)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二者的数量比是 1331:15320。由此,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闺密/蜜”已经成为当代普通话常用词;二是“闺蜜”因为内涵更加丰富而后来居上。

在频繁、大量的使用中,“闺蜜/蜜”的用法开始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组合中使用,造出系列新词语。我们所见,较早出现的是“男闺密”,例如:

(8)能有这样的男闺密,我现在很是庆幸当时的距离,感谢那时我们之间的互相憎恨和厌恶,它成就了我们现在的友谊。(《北京青年报》,2006年5月25日)

有了“男闺蜜”,原有的“闺蜜”有时就不得不加以性别区分,于是又产生了“女闺蜜”。杨振兰称这样的词为“被迫产生”的反义词¹⁸,而王伟丽、张志毅则称之为“同场逆推仿造新词”¹⁹。例如:

(9)婚姻事业两不误的黄磊分享了自己的婚姻秘诀,“婚后绝不交女闺蜜”。(《内蒙古晨报》,2014年4月1日)

下例中的“闺蜜门”,则是利用当代十分流行的表示“丑闻”“事件”等的词语模“X门”而构成的新词:

(10)尽管深陷“闺蜜门”的朴槿惠在当天的贺电中对特朗普赢得大选表示了祝贺,并希望韩美两国今后在解决朝鲜问题和发展韩美同盟关系上继续加强合作,但也难掩韩国社会的紧张和恐慌情绪。(《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19日)

2016年,韩国媒体曝光了时任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的干政事件,此事不仅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总统下台,就是在中国也引发媒体的持续关注,并由此而衍生出“干政门”“崔顺实门”“亲信门”等新词语,而“闺蜜门”也是其中之一,该词还曾入选2016年度中国十大新词语。

除此之外,我们所见还有“闺蜜日”“闺蜜节”“闺密照”“闺密圈”“闺蜜群”“闺密版”“闺密情”“闺蜜房”“闺蜜饼”“闺蜜照”“闺蜜行”“闺密女人”“闺蜜好友”“闺密地图”“闺蜜旅行”“闺密部落”“超级闺密”“铁杆闺蜜”“职场闺密”“非常闺密”“男性闺蜜”“女性闺蜜”“红颜闺蜜”“同性闺蜜”“异性闺蜜”等新词语。

其二,降格使用,即简缩为语素,以“密/蜜”为语素,跟其他成分组合构成新词,例(11)就非常有意思:

(11)很多人都说计生办主任难做,而让男同胞担任计生办主任则更难。而小谷围计生办主任吴高波却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如鱼得水,不仅成为了村(居)、学妇女主任们的“男闺密”,更被不少育龄妇女亲切地称呼为“波波密”。(《番禺日报》,2013年3月26日)

类似“波波密”这样的形式,再如从“铁杆闺蜜”“铁闺蜜”来的“铁蜜”,指称男闺蜜的“男蜜”,与之相对的“女蜜”,以及闺蜜之间互称的“小蜜”等。在这方面,“gay 蜜”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它利用英文单词 gay(同性恋者)与“闺”相近的读音,对其替换而成,造成一个“中西合璧词”,大概在2007年的网络论坛中开始使用,后来也扩大范围,以下是我们所见最早的媒体用例:

(12)本期的娱乐关系学,就要研究这样一群“有着生化武器般的嘴,却有一颗少女的心”的男子——我们女人称他们叫 GAY 蜜。(《东莞时报》,2011年11月21日)

以下一例把此词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

(13)GAY蜜,相当于闺蜜,只不过身份是男同志。也就是可以当兄弟又可以当姐妹的亲密异性友人,可以理解为蓝颜知己。(《鄂尔多斯晚报》,2013年3月14日)

在高频使用中,发生变化的不仅有用法,也有“闺蜜/蜜”的意义,主要是扩大指称范围,具体也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扩大对象范围,有时可泛指女性,例如:

(14)天津最具专业性的女性网站,去这里已经成为了天津闺密们上网要做的第一件事。(《假日100天》,2008年8月8日)

(15)闺密悄悄变美有何秘密武器(《半岛都市报》,2010年7月6日)

以上二例中,前一例的“闺密”与“女性”相对应,而后一例正文中有“对女人而言”,都说明已经义有所转。

二是由指人到指物,似乎还不普遍,带有一定的修辞意味,主要见于标题。例如:

(16)当网络成为女人的“闺密”(《解放日报》,2008年11月28日)

此例正文中有“互联网正迅速成为女人们最棒的朋友”,则把这里“闺密”的意思说得很清楚。以下一例表达的也是此义:

(17)我的闺蜜———工行信用卡(《莱芜日报》,2014年7月16日)

上述普通话中“闺密/蜜”的使用情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由“闺中密友”简缩而来,集简约性和新颖性于一身,而又通过借音赋形创造内涵丰富的新词形“闺蜜”,使得以上二“性”得到进一步强化与突显;第二,产生时间虽然不长,但迅速传播,覆盖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²⁰,最终进入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词典》,正式获得普通话“词籍”;第三,在一段时间内的集中、高频使用下,用法与意义均有一定程度的拓展。

以上三点,是“闺密/蜜”得以向国语/华语圈输出与传播扩散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三、台港澳“国语”“闺密/蜜”的使用情况

以下我们主要以台湾地区为代表,调查“闺密/蜜”的使用情况。

汤志祥把大陆主体华语吸收的海外华语词语分三个层级,即开始进入、已经进入和融入¹;而刁晏斌则着眼于使用情况,把大陆特有词语进入台湾地区“国语”的过程概括为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借用”“自用”和“化用”。²¹所谓“借用”,就是连原词语带语境一起引进,因而可以称之为直接的搬用,这是词语融合的第一步;所谓“自用”,则指脱离对方语境的自主性使用,这是在第一步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所谓“化用”,即变化性使用,包括意义及用法等的发展变化,是融合的高级阶段,同时也表明该词语已经融入对方的词汇系统。下面我们大致就按以上三步来调查分析“闺密/蜜”在台湾地区的引进和使用情况。

就“闺蜜/密”在台湾地区的使用情况来看,不仅在网络世界,就是在现实世界,也已经完成了从“借用”到“化用”的全过程,从而成为一个地道的“台湾词”了。以下是我们在台湾地区媒体中检索到的第一个用例:²²

(18)报导称,几乎是瞬间,一个身着花裙子,助理或是“闺密”模样的女孩从人群里飞奔过去,冲徐静蕾喋喋不休的说话。(《世界日报》,2007年7月13日G08 版/大陆影艺)

包含例(18)的报道开头标有“本报北京讯”,而此例句首也有“报导称”,另外本文所属版块为“大陆影艺”,所以此例显属第一阶段的借用。

以下一例明显也是如此:

(19)这些未婚男女通常都是学历高、职位高和收入高的“三高”男女。一位长相清秀的李小姐说,“我放假第一天就约好闺密(闺中密友)到婚介所挂号了”。(《联合报》,2009年10月8日 A12版/两岸)

此例是关于大陆黄金周报道中的一句,前有“综合大陆媒体报导”的说明。句中的“闺密”出现在引语中,并且加括注,显然是担心该报读者不知其意,说明此时该词的知晓度并不高。

例(19)之所以用“闺中密友”作注,是因为它是台湾地区原来一直使用的同义形式,例如:

(20)郭玉铃甚至成为璩美凤的亲信至交、悅大厦的闺中密友。(《联合报》,2002年1月4日)

调查显示,“闺蜜”出现的时间比“闺密”略晚(这一点与普通话一致),以下是我们所见最早一例,也有明显的大陆背景:

(21)不过董洁和潘粵明都是低调的人,婚礼也不会大肆操办,只是宴请一些亲朋好友和圈內的“闺蜜”。(《世界日报》,2008年7年16日G10版/大陆影艺)

与上引各例不同,以下二例都脱离了大陆语境,大致表明“闺密/蜜”已经进入自用的第二阶段:

(22)郭品超坦言,陈怡蓉在他心中是个很难把的“怪咖”,但是这种女生“别具风味”。但在陈怡蓉眼里,郭品超却是“闺密”,闺中密友!(《联合报》,2012年3月8日 C2版/星话题)

(23)吴佩慈为甜心帮正名,说成员们仅是一般的闺蜜。(《自由时报》,2012年8月22日)

我们通过台湾地区“联合知识库”对“闺密”和“闺蜜”进行使用频率调查,后者也是后来居上,包含它的资料共 1371 条,而前者的数据则是864 条,这一点基本也与普通话一致。另外,我们还对此词的同义原形“闺中密友”在《联合报》中的使用情况作了对比调查,以“闺密”在该报首次使用的2009年为界,1951—2008年“闺中密友”共251例,而2009年以来50 例(最近一例出现在2020年1月2日,之后不见使用)。以上“闺中密友”前多后少甚至从有到无的事实说明,它的使用空间逐步被引进的集简约性与新颖性于一身的同义简缩形式“闺密/蜜”挤占了。

以下,我们就以更为常见的“闺蜜”为对象,对其在台湾地区的使用情况作进一步的调查说明。

上文谈及,“闺蜜”在普通话中有时义有所转,可泛指女性,这一点在台湾“国语”中也有反映,比如:

(24)闺蜜出游首选 黛安芬全新“夏日自在系列”(中华新闻云,2020年6月29日)

此广告标题下的正文中有诸如“德国百年內衣品牌黛安芬 Triumph 为了让女性都能轻盈舒适地享受夏日美好时光,推出全新‘夏日自在系列’”;“低调浪漫的印花风格让女孩们可以无痕”;“无接缝,自在不受束缚,尽情享受夏日活动”等内容。很显然,标题中的“闺蜜”与正文的“女性”“女孩们”所指相同。

以下一例也与普通话相对应,即由指人到指物:

(25)德国百年內衣品牌黛安芬 Triumph 作为最了解女性需求的贴身闺蜜,由内而外给予女人极致宠爱,让女性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刻与场合,皆能获得量身打造般的支持与呵护。(yam 蕃薯藤新闻网,2022年5月6日)

此例中“闺蜜”指的是 Triumph 品牌内衣。

以上用法就“类”来说,与普通话相同,因此可以看作依照后者的自用;但是就“例”来说,则是普通话所无,就此而言,又可以看作台湾地区的化用。或者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介于自用与化用之间的一种表现。

以下两例则属比较典型的化用,用于构成新词语:

(26)时尚品牌 Kipling 为迎接母亲节,推出5组母亲节闺蜜包组合,各种款式一应俱全。(中华新闻云,2020年4月21日)

(27)全民闺蜜 Hebe 田馥甄连续两年蝉联全球第一人参品牌正官庄女性产品代言人。(中华新闻云,2020年10月16日)

我们以“闺蜜包”和“全民闺蜜”为关键词在大陆“读秀”网站的报纸库中进行检索,前者没有用例,这初步可证它是一个台湾地区新词;后者仅在4篇文章中出现(其中一篇有明显的台湾地区背景),时间均比较晚近,大致说明其在台湾地区产生后,又开始“回流”大陆,由此就使得两岸词语的“交流链”进一步拉长。在台湾地区,由“闺蜜”构成的词语数量不少,我们所见还有“闺蜜机”“闺蜜案”“闺蜜友”“闺蜜帮”“闺蜜月”“闺蜜互动”“闺蜜级(的朋友)”“闺蜜姐妹”“闺蜜轻食”“交心闺蜜”“好友闺蜜”“假面闺蜜”“志工闺蜜”“潮玩闺蜜”“闺蜜写真照”等。

此外,台湾地区也引进了不少产生于普通话的“闺蜜”族新词语,如“男蜜”“女蜜”“gay 蜜”,以及“闺蜜群”“闺蜜日”“闺蜜节”“闺蜜情”“闺蜜好友”“闺蜜旅行”“异性闺蜜”等。以下各举一例两岸“闺蜜日”的用例:

(28)“闺蜜日”由来 2012年,著名情感心理作家、“新女学”思潮发起者苏芩提出了“3.22 闺蜜日”的概念,并联合近50家媒体在当日发起“关爱闺蜜”系列活动,由此,“闺蜜日”开始在网友中传播。(《成都商报》,2014年3月22日)

(29)佐登妮丝2015年底上市以来,为拓展企业形象与品牌,不断精进会员经营,包括去年大受欢迎的闺蜜日活动,成功提高会员兑换课程比率,会员回店消费课程数增加。(yam 蕃薯藤新闻网,2017年3月23日)

另外,普通话中并不特别常见的“男闺密/蜜”也进入台湾地区,以下二例分别属于借用与自用:

(30)由滕华涛执导,文章、白百何领衔主演的“疗愈系”电影《失恋三十三天》,脱胎于同名网络小说,情节幽默欢乐,且有“中国第一小男人”文章完美演绎最贱男闺密“王小贱”。(《联合报》,2011年11月13日A12版/两岸)

(31)你是否也有跟男闺蜜许下这样的约定?(yam 蕃薯藤新闻网,2015年12月13日)

不只是“男闺蜜”,“女闺蜜”在台湾地区也有用例,并因相对主体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例如:

(32)TVBS 欢乐台《女人我最大》邀请李新及朱海君来分享“另一半的女闺蜜”,李新说:“一个好的前女友跟女闺蜜,在男生结婚后,都要当自己死了。”(TVBS 新闻网,2019年8月22日)

(33)林筱路从头到尾都没有考取过驾照……………即便有两次教训她还是依然自我,不知悔改在酒驾后载着28岁的黃姓女闺蜜返回淡水住处。(eNews 新闻网,2022年6月21日)

以上二例中,前一例的相对主体是男性,所以此例的“女闺蜜”符合普通话原义,具有性别区分作用;而后一例的相对主体是女性,则“女”与“闺蜜”构成叠架性使用(与“凯旋而归”“提前预支”相类)²³,这可以看作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同属叠架性使用的还有下例中的“女性闺蜜”:

(34)正如女性闺蜜之间相聚一般,今年以轻松下午茶模式聚会。(《马祖日报》,2021年8月25日)

在台湾地区,甚至还出现了“男男闺蜜”“女女闺蜜”这样的形式,不仅创造了新的组合形式,并且由此也使得“闺蜜”的原有[+女性]义素趋于脫落,具有“泛性别化”的表现,因此也属化用。例如:

(35)大众对 Bromance,即男男闺蜜的关注呈爆发式增长,即使没有那么多浪漫成分,但男子和男子之间黏在一起的微妙感情线仍不断吸引着大众目光…………而2015年上半年,大众对女女闺蜜的瞩目甚至超过了 Bromance。(yam 蕃薯藤新闻网,2015年4月17日)

此外,像例(36)中的述宾组合“当闺蜜”,也是我们在普通话中没有见过的,大致也可归入化用之列:

(36)他们剧中超过360 场对手戏,阮经天可以说是被杨幂“打好打满”,难怪杨幂笑称“不敢和扶摇当闺蜜”。(《中时电子报》,2019年5月3日)

以下一例也是普通话中所无,但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语区都见使用:

(37)(李元玲)控诉男方在交往期间偷吃她的闺蜜,甚至威胁不准她公开两人恋情。(eNews 新闻网,2022年4月11日)

此例正文的图片说明是“李元玲晒出前男友照片控诉对方劈腿自己的闺蜜”,把“偷吃闺蜜”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这是一种修辞性的运用,我们称之为“关联替代”²⁴,即因为宾语中有“蜜”,凭借这种关联,所以才用“(偷)吃”替代了表示与闺蜜有染的动词“劈腿”。此外,我们所见还有“偷食闺蜜”。

以上事实说明,大陆新词“闺密/蜜”产生后不久即已“登台”,在台湾地区经历了完整的借用——自用——化用过程,并且在与原有同义形式“闺中密友”的竞争中胜出,目前已经完全“融入”其词汇系统,由此而成为两岸词汇融合的一个典型个案,其具体表现和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与普通话的一致性极强,从“闺密”和“闺蜜”引进时间的先后到使用频率的差异,以及与普通话意义和用法的高度一致性等,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第二,引进后也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变化,比如一些新的组合形式,以及上述叠架性使用、[+女性]义素趋于脱落等。

台湾地区以外,香港和澳门地区的“闺密/蜜”用得似乎都不太多。就香港而言,比如我们在大公网中就未检索到用例,而在新媒体网站也仅检索到 31 例。另外,香港似乎“闺密”用得多,而“闺蜜”用得少,这与普通话和台湾“国语”都不相同,比如我们在《明报》网进行新闻检索,二者之比为23:1。就具体的使用情况而言,香港也是多为自用,但意义及用法都不及台湾丰富多样,例如:

(38)阿Sa 及阿娇………展露出的时尚审美和穿搭技巧,为观众们送上全新的闺蜜穿搭攻略。(文汇网,2021年8月31日)

澳门的情况与香港大同小异,我们在《正报》网站进行检索,共检得23例,总体感觉数量不多,这一点与香港类似;但是在23例中,“闺密”与“闺蜜”的数量比是4:19,这一点则与香港不同。至于具体用法,也是多为比较简单的自用,例如:

(39)女事主为此向闺蜜倾诉心中苦闷,闺蜜听闻后愕然不已。(《澳门时报》,2020年5月14日)

(40)美女们衣着时尚,彼此兴奋交谈,不时拿出小镜子补妆,闺蜜、男友、父母等亲友团殷切地跟在一旁做后勤。(《正报》,2021年4月1日)

如果以“闺密/蜜”的上述各项使用指标为依据,排出台港澳三地“国语”与普通话的“接近率”,则是台湾最高,澳门次之,香港最低。

四、华语圈“闺密/蜜”的使用情况

周清海指出,新加坡华语是最接近普通话的语言²⁵,所以下面我们对华语圈“闺密/蜜”使用情况的调查就主要立足于新加坡华语,此外兼及马来西亚以及其他各华语区。

我们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调查对象,大致就可以了解此词的最早出现时间以及基本使用情况。以下是该报“闺密”的最早用例:²⁶

(41)张爱玲的性格大抵如此,如果没有炎樱这样无话不谈的闺密相伴,宁可席德进这样的“哑巴”随行。(《联合早报》,2008年7月8日)

此例出自本地作者之手,时间大致后于普通话二年,晚于台湾“国语”一年,但是已看不出有任何的二者背景/语境,所以基本可以肯定属于自用;而以下一例则给出解释,说明此时大致在引进之初:

(42)“闺密”,“闺中密友”的简称,说的当然是女人。(《联合早报》,2009年1月26日)

在新加坡,“闺蜜”的使用晚于“闺密”,这一点与普通话和台湾“国语”相同。以下是其第一个用例:

(43)伊丽莎白的另一个“影子”是夏洛蒂,大姐以外她最亲近的闺蜜。(《联合早报》,2011年1月17)

在新加坡也是“闺蜜”多而“闺密”少,《联合早报》2016年至今(该报网站只提供这一时间段的检索结果),含“闺密”的文章 129 篇,而含“闺蜜”的则有906篇。

前边谈到,普通话与台港澳“国语”中“闺密/蜜”均可指物,而新加坡也有这样的用例,如:

(44)不愿改变工作性质的老职员可以选择离职或转到别个部门。经验老到的分行主管变成了销售经理,与老顾客联络感情成了顺便,与销售数字却成了闺密。(《联合早报》,2019年6月6日)

另外,新加坡“闺密/蜜”的[+女性]义素有时也趋于脱落,此时大致义同“密友”,这一点与中国台湾地区比较接近,例如:

(45)费玉清和江蕙是数十年的老友､是闺蜜也是牌友。(《联合早报》,2018年9月28日)

(46)贯穿三段的是她与胞姐梅爱芳的亲情,与张国荣的“闺密”之情,与造型师刘培基等人的“父女”情。(《联合早报》,2021 年11月28日)

以下一例“闺蜜”加“红颜”修饰,也是与上述台湾地区的“女(性)闺蜜”同属叠架性使用:

(47)能够被她纳入知己的名单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唯一的红颜闺蜜。(《联合早报》,2020年6月15日)

前边谈到中国台湾地区的“偷吃……………闺蜜”,我们在新加坡也看到这样的用例:

(48)男友疑偷吃闺蜜 蕾哈娜临盆在即惊传分手(《联合早报》,2022年4月16日)

以下一例中的“拈连”用法,在其他国家、地区似乎尚未见到:

(49)两人几十年惺惺相惜并不断鼓励着对方,比女人的闺密还密。(《联合早报》,2012年5月17日)

总体而言,新加坡华语在“闺密/蜜”的使用上与普通话比较接近,但是与台湾“国语”距离更小、一致性更高。

马来西亚华语中“闺密/蜜”的使用情况与新加坡大同小异,同样比较常见,普遍都是自用,而化用则并不多见。例如:

(50)谢佳见也坦言,只要交情够深厚,他愿意为闺蜜做任何事情…………并相信男女间有纯友谊,因为他就有认识超过20年且无话不谈的异性闺蜜。(《东方日报》,2021年5月27日)

(51)当一名潮男还停留在关注时尚美容塑身健身资讯时,女性朋友不视之为潮,只能当成“姐妹”,好一点就是闺蜜。(e南洋,2022年6月21日)

以上二例涉及“闺蜜”的泛性别化,前一例加“异性”修饰,而后一例则是无标记形式。

(52)44岁的麦克原本想把电影《闺蜜假期》(Girls Trip)的资讯转成简讯传给自己,提醒自己记得到电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光华网,2018年3月22日)

(53)在她苦苦要求下,阿娇只好带她去“亲眼见证”,闺蜜俩来个劈腿现场直击。(e南洋,2022年6月25日)

以上二例中,前一例对比华、英电影名,以“闺蜜”对译 Girls,大致属于意义泛化,而后一例中的“闺蜜俩”似乎只在普通话中见到。

除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外,“闺密/蜜”在其他海外华语区也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和使用,我们曾经调查柬埔寨、印尼、菲律宾、缅甸、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波兰、巴西、南非等地的华文媒体,都发现数量不等的该词用例,基本都属自用层次,以下酌举几例:

(54)曼谷绝对是一个适合闺蜜一起出走的地方!闺蜜游就是要疯狂购物,当然也要住得舒适,到底曼谷有什么住宿最适合闺蜜?(柬埔寨《星暹日报》,2018年1月11日)

(55)涉嫌考试作弊的淑明女子高中双胞胎姐妹和闺蜜门崔顺实之女郑宥拉都在一审判决之前就被学校退学。(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版,2021年8月25日)

(56)在日本女性的“闺蜜话题”(年轻女性之间谈论的私房话)中,常见的话题都是……(日本日经中文网,2016年5月30日)

(57)薛凯琪称方大同是闺蜜:他很可爱(西班牙《欧洲侨声报》,2014年11月17日)

(58)如今,德国的女性也对“水烟”喜爱有加,在遍布大街小巷的水烟吧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几位女性闺蜜围坐在一起,悠闲地谈天说地、分享水烟,你吸一口,我吸一口,按顺序传递。(德国《华商报》,2018年3月6日)

(59)饰演男闺蜜钱峰的吴彼凭借其诙谐的语言风格,被观众大赞幽默暖男。(加拿大《星岛日报》,2022年1月10日)

以上的后三例中,例(57)指的是男性闺蜜,却取无标记形式,而例(58)、例(59)则分别加上性别标记。

(60)在35年的演艺生涯中,加森拍过至少 75 部电影、300 多集电视剧,最广为人知的角色就是在HBO 剧集《欲望都市》中的“女主角 gay 蜜”——该剧女一号是萨拉·杰西卡·帕克饰演的纽约专栏作家“凯莉”,凯莉有3个闺蜜,而加森饰演她最好的男性朋友“布拉奇”。(美国《侨报》,2021年9月23日)

此例中用了即使在普通话和台湾“国语”中也并不多见的“gay 蜜”,而句中的“男性朋友”则是前者的同义形式。

就华语圈“闺密/蜜”的使用情况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覆盖范围比较大,几乎在相对比较主要的华语区均有分布,说明“闺密/蜜”已由最初的“普通话词”成为“全球华语词”;第二,各区的使用情况不平衡,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新马地区用得比较多,意义和用法也相对丰富,而其他地区则数量较少,意义和用法相对简单,另外借用的情况也相对多一些。

五、相关问题讨论

上文中,我们对“闺密/蜜”一词在华语各区的传播及使用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试图以小见大,来观察当今全球华语各子社区之间的“积极性融合”²⁷;另外也着眼于本文引言中所说以往相关研究主要立足于普通话“输入”的不足,以证明华语融合已经进入双向互动的新阶段。李行健认为,这种融合已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理论所讨论的融合,在语言学上是一个新课题,因此要加强对它的研究²⁸;而周清海也指出,这个融合和融合的过程,有太多的问题值得探讨²⁹。

以下,我们就华语融合的几个相关问题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融合形式的传播路径

在华语融合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某一融合现象的“原点”,也就是它的具体出处,这一点确定后,就可以调查其具体的传播及扩散路径了。就“闺密/蜜”一词而言,它的原点无疑是普通话,而它的传播路径则主要是借助网络,实现“空降式登陆”,在某一华语社区瞬间完成从无到有的转换。至于具体传播路径或“登陆”方式,则主要有普通话的“输出”与台港澳“国语”和华语圈的“引进”两种,以下分别讨论。

先说输出。据上引李平的介绍,“闺密/蜜”等15个大陆词语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地区网络流行,大陆网民的“推送”自然功不可没¹²,而这就是主动性的输出。如果说这还只是“民间”的自发行为,那么“官方”渠道也构成了输出的另一途径,比如当今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使用的词语“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渠道,比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普通话圈作者在“国语”/华语圈发表作品,这也促进了一些融合现象“走出去”。在我们搜集到的新加坡《联合早报》“闺蜜”的最早用例中,前三例中就有两例出自同一文章,作者“毛尖”,而该文也标注为“上海通讯”。查毛尖其人,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常在新加坡和中国的上海、香港和台北等城市报刊开设专栏。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台湾地区也看到毛尖作品中的“闺蜜”用例,二者分列于下:

(61)这种事情,劳驾闺蜜不靠谱,亲自动手烧个哥,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联合早报》,2012年2月23日)

(62)这种事情,劳驾闺蜜不靠谱,亲自动手烧个哥,所谓自己动手,牛羊满圈。(《联合报》,2012年4月8日//D3版/联合副刊)

以下再说引进。当今世界各地华文媒体的信息共享非常普遍,特别是各地华人和媒体都十分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其媒体刊文的整体或局部转载相当常见,由此就使得产生于中国的很多词语在短时间内传遍全球,这应该也是普通话由以前的输入为主到现在的输出为主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般地引进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随某一语篇整体引进,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标明整个语篇的出处,比如泰国《星暹日报》“闺蜜”的第一个用例,系出自《5岁娃报7个兴趣班》一文,而文末明确标注来源为“中新网”,即中国新闻网。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某一形式的引进之初,其后往往还会持续引进,从而推高某一形式的使用频率。这种本地与外来用例的“齐头并进”,体现了真正的“融合”及融合性的发展。比如以下一例:

(63)她在我的母校嘉定一中借读,并借住在她闺蜜的至亲之家,也是我挚友的家。(《马祖日报》,2012年12月30日)

此例文头有“2012-12-30 11:30:00 (原标题)赵小兰之父撰文忆爱妻朱木兰:一见钟情,许诺终生爱护/来源:中国新闻网/文/赵锡成”的标注。

第二种是局部引进,华文媒体的新闻报道等,很多是根据中国媒体新闻报道改写而成,在改写中保留了包含融合现象的片段,由此而造成局部性的引进,这种情况似乎更为常见。比如,上引例(21)文头即标为“本报上海讯”,而文中也有“据东方早报报导”“报道指出”这样的“明示”;笔者辗转找到 2008年7月15日《东方早报》/东方网的该报道,仔细比对,发现例(21)与原文句子完全相同。

以上“输出”和“引进”两种情况叠架在一起,有时就会比较复杂,需要认真对待。比如上引作者毛尖的两个用例,如果归为新加坡或中国台湾地区的自用用例,就会出现不小偏差;再如新加坡的含“闺密/蜜”文本,有的标明引自中国大陆,有的则标明来自中国台湾,这样就有可能产生“直接”“间接”的问题,即某一具体的组合形式到底是直接来自前者,还是直接来自后者,抑或是本地的自造,总之情况会比较复杂,需要做更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二)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

李行健立足于海峡两岸词汇,提出了“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概念,前者包括同名异实、异名同实、一方特有词语等,而后者则指词语义项、色彩、搭配、应用频率、方言和异形等方面的差异³⁰;刁晏斌则以马来西亚华语与普通话词汇对比为例,对后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³¹。现在,各地之间“闺密/蜜”一词的使用情况提示我们,不仅华语差异包括显性和隐性二类,就是它们之间的融合也应包括这样两种类型,即也有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前者主要指某一或某些现象在某一或某些区域从无到有或者从有到无,以及某个单区或双区现象最终成为多区现象等;后者则主要指在前者内部的,比较细微,因而较难引人注意的各种表现。以下主要就后者进行讨论。

在以往为数不多的融合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显性融合,即如周清海所说:“新马港台的‘高过你’,也在中国不少地方替代了‘比你高’的说法。新马华语的量词‘粒’(一粒球、一粒苹果),逐渐让位给‘个’,‘一拨人’和‘一批人’也有互相消长的现象。”⁸至于隐性融合,作为概念似乎还不见有人提出,而具体的相关研究也未见到。即以本文的考察内容而言,涉及的隐性融合现象,如普通话和多地华语中“闺密/蜜”所表示的“女性”义,就大致可归为此类。再如,上文谈及,同为“女(性)闺蜜”,但是在台湾地区因对应主体不同而有二义:如果是男性,此时“女(性)”有区分性别的作用;如果是女性,则为“叠架”式使用,此时“女(性)”基本成为羡余成分。普通话中似乎只有前一种情况,例如:

(64)八成职场女性渴望有“男闺蜜”——有时候,他们比女性闺蜜更能给出客观的建议,更能弥补对方性格的缺陷。(《吉林工人报》,2013年11月14日)

至于后一情况,以下再举一个澳门的用例:

(65)吴绮莉早前接受周刊访问时称,近期女儿结交女闺蜜来路不明。(《澳门时报》,2017年3月26日)

由此可以初步得出的结论是,融合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相同,还可能因为只接受了源现象的部分意义或用法,或者是接受后又产生新的发展,从而造成一方或多方之间的参互异同,而这也构成了隐性融合的一方面内容。

此外,上文中还几次谈及各地之间“闺密/蜜”数量的多少,这应该也是隐性融合的一项调查内容。

通过本文的事实梳理,我们对隐性融合的具体所指可以做出以下归纳与总结:

其一,是指一些细化的融合指标,比如处于上述融合三阶段中的哪一阶段,使用频率的高低,以及基本义以外的其他义(如“闺密/蜜”泛指女性以及指物)等。

其二,是指“大融合”基础上的“小融合”,即在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具有融合性特征与表现,比如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澳门地区在叠架用法上的一致性;或者如“国民闺蜜”又开始“回流”普通话,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二者的融合度。

其三,是指“大融合”基础上的“小差异”,既包括融合中的不融合³²,也包括融合后新产生的差异。这一点看似超出了“融合”的范围,其实并未“越界”:总体而言,融合产生于差异(因为有差异然后才有融合),而在各地华语中融合并非整齐划一的发展变化,所以其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因而又会产生新的差异,比如上述台湾、澳门两地的叠架用法,就在整体上与普通话产生差异。总之,“差异中的融合”与“融合中的差异”颇具辩证色彩,也极富理论内涵,因此值得全面考察、深入分析。

我们曾经提出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差异与融合并重的“两翼”模式,并用之于后来的全球华语对比研究³³,就全球华语“事实”部分的研究而言,合理而完整的两翼模式应为“差异(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融合(显性融合与隐性融合)”,由此才能对华语语言事实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形成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

(三)关于融合度问题

在海峡两岸词汇比较研究中,有人提出“融合度”概念,仇志群对其提出依据及意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³⁴,而刁晏斌也有所讨论与阐发⁶。结合以上阐述和讨论,以及“闺密/蜜”一词在各华语区的使用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既有实践价值,更具理论内涵。具体而言,应该包括但可能并不限于以下五点。

第一,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融合度的具体所指就是华语融合的程度及其表现,它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完全用之于华语各圈以及各变体之间融合现象的研究,并且不仅限于词汇方面。建立融合度的概念和观念,实际上也就找到了一个深入认识与全面呈现各地华语相互融合实时状况的“抓手”和“工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以往限于、止于显性融合的研究模式,使得相关研究向深化和细化方向发展。比如,“传统”的融合研究经常以“有”“无”作为融合与否的判定依据,这无疑是比较粗疏的;而在融合度的观念下,就有必要和可能对“有”的现象所处的不同阶段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此作为判定融合程度的重要依据。比如在“借用”阶段,融合度就非常低,而到了“化用”阶段,则达到了较高甚至很高的融合度,由此就可以判定为已经完成融合过程,并最终融入对方词汇或语言体系。

第二,融合度首先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方面,“度”的差异在某一共时平面以静态面貌呈现出来,如以上所说的阶段性;另一方面,各区之间的融合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此使得原有的“度”也会产生新的变化,比如从“借用”阶段进入“自用”或“化用”阶段,甚至还有可能相对于“源现象”产生一些“溢出性”的变化,即发展出原本没有的意义或用法,如上述“女(性)闺蜜”的叠架性用法就是如此。由此,就把华语融合研究由以往的共时描写为主,引向对历时发展状况的实时关注,从而实现为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另外,循着这一方向,还有可能把华语融合研究进一步引向预测的方向,而在这方面,已经有人做了有益的尝试,如王晓梅、张欣怡就从理解度、接受度角度讨论了语言融合的预测问题。³⁵

第三,“度”本身是一个量的概念,融合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把华语融合研究引向定量的考察与分析,从而使之更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在这方面,也有人已经做过具体的工作,比如游汝杰就做过中国的上海、香港、台北三地和美国东部地区 30 多组外来词使用情况“接近率”(可以理解为“融合度”的另一种表述形式)的抽样调查,用以发现和说明不同地区之间融合程度的高低,其计算方法是:列出每两地每一个外来词的最常用和次常用形式,计算它们在每一地的使用频率的平均值,将每两地的平均值相加,除以2,即得出这两地的接近率。游汝杰的调查和计算结果显示,美国东部与中国上海的接近率最高,达到 45.87%;其次是与中国台北的接近率,为43.54%。¹¹我们认为,上述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完全可以用之于更大范围的华语融合现象调查与研究。³⁶

第四,由“度”的差异,还可以把华语融合研究引向“解释”的方向。上引仇志群对此所作的说明,认为借由融合度可以构建一个解释的理论框架,探索从这一角度解释词语渗入和被接纳的条件及可能性。³⁴总体而言,影响华语融合度的因素非常多,所以需要解释的现象和问题也就非常多,而通过不同方面影响因素的探究,自然能够把研究引向深入。比如,上文的调查显示,台湾“国语”与普通话的融合度相当高,而港澳地区则相对较低,个中原因就非常值得探究。以我们目前的了解,在众多相关原因中,方言因素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李志江指出:“因为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同出一源,二者的融合不以方言为媒介,词汇的互相渗透就更为直接。”³⁷至于港澳地区,日常口语交流主要是粤语,而书面表达多为“港式中文”“澳式中文”,甚至是“粤式中文”,因此对“闺密/蜜”这样的“日常生活用语”的引进和吸收,恐怕就难以像主要以“国语”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台湾地区那样直接、顺畅。³⁸

第五,融合度作为华语融合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极有可能为“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建构,甚至于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之前,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社区词”已经初步成为具有普通语言学性质的全球华语学重要概念³⁹,而根据我们现在的初步认识,融合度涉及的问题和因素远比社区词多而复杂,因此理论内涵更加丰富,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论前景更加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由融合度入手,能够引出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或者是把很多问题关联起来,从而把华语研究引向更多富有理论内涵的方向,而此时它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就远不止于概念本身了。比如,对同一融合现象,可以按不同融合度排出一个不同地区的等级序列,由此既可以显示不同言语社区或变体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同时也给相关分析解释留下很大空间,而这就是一个颇具理论内涵的问题。再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不同类型词语本身的“可融合度”并不相同,这也是影响融合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数字略语在普通话区大量使用、独具特色,但在台湾地区用得很少⁴⁰,且有的系从大陆引进,比如“三要三不要”⁴¹,但是总体而言与大陆的融合程度极低,而通观其他“国”/华语区,情况也是大致如此。这方面的探究,实际上把对融合度解释由语言现象的表现引向对其自身内涵和特点等的挖掘,这无疑也极富本体论意义和方法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