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在已有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对华语研究的视角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与阐述，提出了华语研究的六个视角，即华语、早期国语、方言、外语、普通话和古代及近代汉语。主体内容围绕增加华语和早期国语两个视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展开。论文的"余论"部分谈及对上述六个视角的认识，包括它们各自的属性、功能及特点，将来可能的发展，以及对普通话研究的启发等。

关键词：华语 华语研究 普通话

一、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大三角”到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

在汉语语言学界特别是语法学界，谈到“三角”，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著名语法学家邢福义先生。邢福义(1990)¹第一次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进行了系统阐述。文中指出：“近年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有很大的进展。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不是采用静态的孤立分析法，而是越来越注意采用动态的比较分析法，对语法事实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在多角度的考察里，两个‘三角’的考察特别值得重视。“这里的两个"三角”分别指的是A角即语表形式、语里意义和语用价值(简称“表、里、值”)小三角，和B角即普通话、方言、古汉语(简称"普、方、古")大三角。二者的具体内容，前者是"表里辨察：由表察里，由里究表，表里互证”“考究语值：考察和研究语里相同而语表互异 不同说法的语用价值”；后者是"横看方言：立足于普通话，看所研究现象在方言里有什么样的表现”“上看古汉：立足于现代汉语，看所研究的现象在古代汉语里有什么样的表现”。华萍(按即邢福义)(1991)²对大三角增加了“以方证普"和"以古证今"的说明，则进一步交代了“方"角和"古"角的功用。另外，该文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研究思路重视研究的主体性，力求避免现象阐释的孤立感和单调感。它表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由静态研究前进到了动态研究的阶段。”

由以上的简单叙述，我们可以对上述两个三角、特别是大三角的具体内涵作一简要归纳与总结：

第一，这是立足并服务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第二，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它重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立足于对语法现象进行阐释；第三，从方法及方法论的角度看，它属于动态的比较分析法，强调对语法事实进行多角度的考察。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概括，即如张邱林(2009)³所说：““两个三角’的灵魂是动态的多角比较。”

总体而言，两个三角理论和方法体大思精、内涵极为丰富，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深人探究，而本文只立足于大三角，结合华语研究的实际和需求，来进行初步的探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说"华语"的具体所指，是全球华语或大华语中除普通话以外的部分，而这也是许多学者惯常的做法，即在具体的研究中把华语作为与汉语/普通话对立的概念和所指范围，来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其实，一般的研究在上述范围内往往还会进一步缩小：即人们通常所做的华语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保存最为完好、发展最为充分，因而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新马华语，而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做法。

站在本文的立场，我们可以就大三角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作为立足并服务于现代汉语研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它是否也适用于华语研究？

第二，它是否适用于“语法”以外其他方面的研究？

第三，它有无必要和可能再作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

其实，对于以上三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部分肯定的答案，而这也使我们看到了大三角理论与实践的巨大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关于第一个问题，邢福义本人就作出了部分肯定的回答，他(2005)⁴曾举新加坡华语中的以"才"充"再"现象为例，讨论其所受源方言的潜性影响，并且提出以下极富思辨性和启发性的观点：“针对源方言的潜性影响，从“世界华语’或‘华语世界’的视野上研究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观察、发现和考虑哪些问题必须解决，是值得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其实，重视华语与方言关系的学者大有人在，比如有人明确指出：“我们的预设为新马华语的根基来自方言，因此方言一直影响着华语，这是新马华语的共同之处。"(郭诗玲、高虹2016)⁵

我们所见，以方言及古汉语与华语互证，或者是结合这两方面因素对华语现象进行分析讨论的论著很多，前者再如陈重瑜(1988)⁶分门别类地列出大量体现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的现象，其中很多都指明其方言来源;王晓梅、何元建(2016)⁷考察了马来西亚华语疑问句尾极为常用的“的”,指出其能够出现在四类疑问句式中，而这主要是受到当地粤方言两个方面的影响；潘秋平(2019)⁸设"从方言接触的角度看新加坡华语的‘会””一节，考察指出通过对闽南话的"会"进行语义复制，新加坡华语的"会"产生了许多普通话所没有的功能。后者如王文豪(2020)⁹在讨论海外华语"俾"字句的来源及演变时，分别对比考察了上古、中古及近代汉语的“俾"字句，来明确前者的来源及发展；邓思颖(2021)¹⁰在讨论华语"扎根”一词的用法来源及变化时，也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它的历史。

在这方面，最具全面性的是李计伟(2012)¹¹，该文直接以"“两个三角’理论与海外华语语法特点的发掘"为题，对前者在后者中的价值进行了举例性证明，其中大三角部分的例证是东南亚华语中特殊的"介词十X十起见"格式。此外，王晓梅(2020)¹²进一步从方法论角度，以三类有标差比句即"较"字句、“比"字句、“过"字句为例，主张从历时-共时、书面语-口语、共同语-方言三个维度分析马来西亚华语语法，也可以认为是对大三角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性发展，只是与李文一样，它也只限于语法方面。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产生并服务于普通话语法研究的大三角理论与方法，对华语研究同样也有高度的适配性，因此完全可以用之于华语语法的研究。

关于第二个问题，不少已有研究也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比如，在语音方面，陈重瑜(1993)¹³把新加坡华语因受方言人声影响而产生的短促调称为"第五声”，此后不少人也都关注这一语音现象，而对其与方言声调的关系也看得更清楚了；尚国文、周清海(2016)¹⁴系统考察新加坡华语的语音特征和语流音变情况，包括其声韵母、轻声和儿化的处理、叠音词的读音、连读变调等，并把受汉语南方方言影响列为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语音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是华语词汇研究。比如，周清海(2002)¹⁵在谈及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之间语素和词的差异时指出，前者采用方言语词，而以普通话的发音说出来，或者套用方言的构词法，而造出后者所无的词，此外还提及不少其他与方言及古代汉语有关的词汇现象；曾晓(2004)¹⁶在讨论泰国华语书面语的变异时，列出"方言的影响”一节,结合较多事例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说明;刘文辉、宗世海(2006)¹⁷筛选出351个印尼华语区域词语，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它的几个特点，其中前两个分别是多使用文言词语和选用闽、粤等方言词;潘碧丝(2012)¹⁸指出，在各种方言盛行的环境下，马来西亚华语不免吸收了许多方言词语，形成本地化的特色，而方言籍贯群体分布的地理环境不同，对各地华语的渗透也有所分别，由此也显示了马来西亚华语的独特性和创造性。

关于第三个问题，答案同样也是肯定的。早在两个三角理论提出后不久，华萍(1991)²就曾指出：“两个‘三角’的研究方法都只是粗线条的，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大三角是不是只限于普方古’？跟别种语言的比较，显然也是汉语语法研究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前一句说明该理论还有进一步延伸与发展的空间，而后一句实际上已经指出在大三角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外"角。只可惜，无论邢先生本人，还是其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再就此继续发展与前进。我们所见，倒是汉语史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可贵的探索，比如唐贤清、姜礼立、王巧明(2018)¹⁹就提出了汉语语法史的"“普方古民外’立体研究法”。这里的“普方古民外"就是考察与分析汉语历史语法现象的五个视角，在大三角的基础上增加了民族语言和外语两个视角，可以看作根据研究对象特点及语法发展事实而对前者所作的补充和完善，堪称前者的扩展版和升级版。

总之，在华语研究中，对以上三个问题中的前两个都作出了极为肯定的回答，虽然限于各种因素，相关内容多为"随文释义"式及举例式的，真正像现代汉语普通话那样“本体式"的研究还极为少见，但是其用于说明大三角具有移植到华语各方面研究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已经是比较充分的了。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又有研究对以上三个问题作出更加全面、深人的肯定性回答。田小琳(2018)²⁰结合香港言语社区实际，提出了"普-方-古-外"四个视角，把它作为"比较原则”，先是讨论其在现代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后来还以此为依据和线索，从这四个角度分析了香港社区词构词的修辞特点（田小琳2019)²¹。差不多与田小琳同时，王晓梅(2019)²²结合马来西亚华语实际，提出了“古、方、普、外"四个理论视角，分别指古代汉语(包括近代汉语)以及闽、粤、客等南方方言和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影响，而"普"则指当地华语与普通话的异同。文中分别从上述四个方面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及探源，显示了以上四个视角用于华语研究的充分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普通话大三角到华语四角，可以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李计伟(2012)¹¹把前者移植到华语研究中，证明了其与后者的适配性;田小琳(2018)²⁰则对前者作了有益的扩展和补充，具体而言一是由三角扩展为四角，二是由普通话扩展到港式中文，三是由语法扩展到词汇教学与研究。然而，总的来看，田氏四角是在邢氏三角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个“外"角(由其四角的排序大致也反映了这一点)，其"初心"是为了解决现代汉语词汇教学问题，因此带有比较明显的过渡和混合性质。相比之下，“王氏四角"则完全是根据马来西亚华语实际所作的重新思考与表述(其四角顺序的安排大致也能反映这一点)，因此是真正的"华语四角”，更能体现关于华语研究"视角"问题的最新思考、认识和进步，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一是可以用之于无论是华语的词汇、语音，还是语法的研究，二是除马来西亚华语外，同样也适用于新加坡、印尼等华人人口众多、华语变体自成一格的区域；

第二，是对马来西亚华语的构成及各种影响因素的系统归纳和总结，反映了其对华语历史及现状的较为全面、完整的认识；

第三，其目的是构建研究全球华语的理论视角，因此深具"全球华语学"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二、从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到六个视角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大三角到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具体表现一是由普通话语法移植、扩展到华语各要素的研究，由此无疑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取更多的效益；二是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外语视角，这样一方面对华语动态发展的归因更加全面，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其考察、描写和解释的覆盖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反哺普通话研究，而这也间接回应了上引华萍(1991)²对于大三角之外的“外"角的思考。

那么，华语研究的"普-方-古-外"或"古、方、普、外"四个视角是否属于“终极"结果，可以或已经止于至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我们认为，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再向前一步，具体而言就是再增加"华语"和"早期国语"两个视角（以下简称"华角”与"国角”)，而这也就是本小节标题所说的“从华语研究的四个视角到六个视角”。

关于华语研究四个视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可以不必再说，以下主要就新增两个视角的理由作出说明。

1.增加华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这里所说的华角，具有三重属性和功能，而这也就说明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属性和功能之一是"本体视角”

如前所述，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法研究的大三角中第一个角是"普角”,邢福义（1996）²³对此的解释是"以’普’为基角，撑开‘方’角与‘古’角，从而形成语法事实验证的一个‘大三角””。不过，邢先生似乎并未解释这个"基角"的"基"是何义，我们的理解可能是"基本”,也可能是"基础”,或者是"基本十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华语研究而言，同样也应该有一个“基角”，用它来“撑起"其他各角。按我们的上述理解，所谓"基角”,就是"基本角"或"基础角”,或者是”(基本十基础)角”，而无论按哪种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立足点。华萍(1991)²称普角为a角，方角为b角，古角为c角，这里的称名和排序其实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甚至强调了普角的主体或本体地位。

按我们的理解，所谓本体视角，至少可以明确或规定以下几点：

其一是立足点。关于这一点，上引邢福义(1990)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就是立足于普通话/现代汉语，那么同理可证，华语视角就是立足于华语本体。

其二是研究诉求。方、古二角虽说是"看所研究现象在方言/古代汉语里有什么样的表现”，但这是为了“以方证普"和"以古证今”；同样，华语其他各角也是为了“以X证华”。

其三是研究的取舍。大三角以普通话研究的需求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针对性地选择方言或古代汉语的相关内容来证明前者；华语研究同样也是如此，根据具体需求选择比较对象（即不同视角)，来为自己服务。

总之，对于普通话研究而言，当然应该立足于普通话;那么对于华语研究而言，当然也应立足于华语。所以，与大三角类比，在华语的研究视角中，同样也应该有华语这个基角，来对以上三点加以明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增设华角的目的之一：主体视角不可缺失。

当然，如果仅仅是基于以上考虑的话，那么增加华角的理由似乎还比较“空”，因而不具有特别大的说服力；另外，因为未能与华语及其研究的实际结合起来，所以也看不出其基于具体研究的现实必要性。所以，下面我们再结合具体实际进行讨论。

就当下的总体情况而言，在华语研究中占主流或主体地位的，是以汉语(普通话)视角来观察华语，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对比、寻找普通话在某一方面与华语的不同，然后以这些不同的形式或用法为对象，来进行讨论和分析。比如在研究成果最多的词汇方面，大家关注的多为同形异义、同义异形，以及此有彼无和此无彼有等，无可否认，这里的“同"异"和"有"“无”,都是立足于普通话并以之为标准，因而都是在普通话视角下观察华语的结果。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发现程序”，借此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一些"显性"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华语研究开始之初，就为人们所经常使用。但是，到了华语研究已经持续进行30多年并且取得长足进步的今天，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在一定甚至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范围，有时还容易得出某些有失客观、真实的结论。

比如，有人提出海峡两岸词汇的"隐性差异"问题，指出其既比较复杂，也比较隐蔽(李行健2013)²⁴，我们循着这一线索，探究了华语与普通话之间同样存在的这一问题（刁晏斌 202la²⁵、b²⁶、c²⁷)，结果就发现了大量在单一的普通话视角下难以发现的华、普差异现象，而此前它们从未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由此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与不足。

下面以工具书的释义为例进行说明。比如"毙命”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丧命（含贬义)”，而《全球华语大词典》则是"丧命；死亡(多含贬义)”。后者虽然在括注中增加了一个“多”,似乎是增加了一些相对性，但是仍与事实不符：华语中，“毙命"属于相当典型的中性词。我们曾就此作过一项简单的调查：在马来西亚著名华文媒体光华网近年的近400万字语料中，共有“毙命”的用例65个，全部用于中性的表达（刁晏斌2021c)²⁷。

以下是马来西亚《光明日报》的用例：

根据现场观察，在电表不远处有一滩积水，积水处有2只青蛙及一只壁虎毙命。(2016.6.7)

据悉，女童在屋里惊慌失措，久久打不开铁门，只好逃到二楼等待救援，她和母 亲毙命在房间床下。（2017.6.15)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类似的情况比较普遍，如果单纯只靠普通话视角而不借助华语视角，不去具体观察和了解华语的实际语用状况，它们就很难进入研究视野，进而成为研究对象，而由此必然造成研究范围的窄化，以及某些结论和认识的失真或错误。

在华语研究中仅以普通话为视角，或者华语视角的缺失，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这一点从有人对华语或“大华语"所作的界定就可以看出来。前者如有人认为"华语是我国普通话的区域性变体”(梁冬青2006)²⁸；后者如有人指出"大华语"是"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的宽容度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语”（陆俭明2015)²⁹。以上认为华语是普通话的地域性变体以及认为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包括"有一定的宽容度"等，都曾经是学界比较普遍的认识(不少人直至今天仍然如此认为)，而这些显然都是华语研究仅立足于普通话视角的认识基础。

周清海(2017)³⁰指出，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人们研究华语的基本做法是：“过去研究华语的共同倾向是从普通话的立场来单向地看待语言变异。在这种研究模式下，研究者“挑出’华语中与普通话不同的语料加以讨论，认为这些就是不同地区华语的特点。“李计伟(2018)³¹也有类似的表述：“从方法论上讲，我们谈论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某个华语变体的特色，大都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采用普(通话)-华(语)对比的方法来描写该华语变体;凡为该华语变体所用而普通话不用或者极少使用者，均视为该华语变体的特色。“由此得出的结论，有时就会出现以上所说“有失客观、真实"的问题，即如李文所说，“中国大陆地区之外的华语变体的某些特色可能就是直承早期现代汉语而来，只是这些特色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消失了。”由此，推动普通话的对比与参照，自然就会造成观察、认识华语的某些"盲点”，而这也是我们倡导建立华语研究的华语视角的最重要原因和理由。

除了作为本体视角外，华语视角还具有另外两个重要属性与功能，这就是“外向视角"与"内向视角”,它们也是华角得以成立与存在的重要理由。

外向视角

所谓外向视角，就是立足于华语，观察其他客体或对象。在现实的条件和研究水平下，这一客体或对象主要就是普通话。在华语及相关研究中，“华语视角"已经作为一个固定概念提出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比如，郭熙(2006)³²题为《论华语视角下的中国语言规划》，文中指出：“从当今汉语国际传播以及跨国、跨境使用情况看，汉语视角下的语言规划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中国的语言规划从汉语视角走向华语视角，是历史的必然。“郭文列出了华语视角下语言规划的几个明显特点：一是适用范围的广泛性;二是各华语区的合作性;三是一体化和多样性并存；四是华语资源的共享性;五是短线规划和长线规划并存;六是具有层次性。另外，文中还讨论了华语视角下语言规划的可行性，以及华语视角下语言规划在当前的任务。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宏观的华语视角，与之类似的再如姚敏(2019)³³讨论了“大华语"视角下的汉语国际传播策略问题。

此外，也有相对比较微观的外向华语视角。祝晓宏(2011)³⁴指出，“华语不仅是一个包容性强的概念或是研究对象，更是一种研究视角”。在这一视角下，祝文考察了常用“插"类词的语义变异、历时变化和跨区域传播情况。文章认为，华语视角应该是汉语视角的一种有益补充。作为视角的华语，侧重从全球视野来看待各地华语，特别是对核心区华语-汉语的观照。这里，实际上已经明确指出了华语视角的最主要功能：作为汉语(普通话)的一种有益补充，用于对后者的观照。上述观点得到郭熙(2012)³⁵的认同，该文调查了包括"讲话、发言、演讲(讲演)、演说、分享"等的“讲话"类词群在普通话与华语中的差异，认为这些差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华语的机会，也给我们观察和研究汉语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刁晏斌(2019)³⁶以“论普通话研究的国语/华语视角"为题，就后者的研究能为前者带来哪些助益，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此外，李计伟、张翠玲(2019)³⁷也指出，今天的一些海外华语变体保留了当前普通话中已经消亡的一些词汇语法特征，这是海外华语变体特色形成的一个重要成因，同时这也让海外华语成为我们考察百年来现代汉语演变的一个重要视角。

内向视角

除了上述外向视角，华语视角还是一种内向视角。华语本身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不太具有完全的内部一致性，由此决定，我们所讨论的华语视角还应包括在不同的华语子社区之间由此及彼以及由彼及此互相观察的内向视角，这也是华语视角内涵的应有之义。

李宇明(2017)³⁸指出：“大华语拥有多个华语变体，最重要的是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北美华语正在形成，欧洲华语略有雏形。“按李文所说，所谓非普通话的华语，已经具备三种形态：业已形成的台湾的"国语”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正在形成的北美华语，以及略有雏形的欧洲华语。从华语研究的角度来说，三种形态之间，自然也有相互比较、参照的需要以及可能。另外，即使以上三种形态的某一种，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对内具有一致性、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上述内部视角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从而进行华语内部更多对象或客体之间的比较，而这实际上也给华语研究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是进一步深化、细化华语研究的必由之路之一。

刁晏斌、梁小柔(2022)³⁹论及不同华语区的内部差异问题，正是基于上述细化的华语内向视角观察的结果。比如，同为东南亚地区，马来西亚华语中"浏览网站/页"等的"浏览"经常被“游览"取代，即如以下这样的用例：

新闻部所举办的张挂国旗装饰比赛已经在进行中，并且继续开放接受报名，公众可以透过电台消息或上网游览新闻部网址索取参赛资料。（《亚洲时报》2016.8.13)

但是，在与马来西亚仅一水之隔的新加坡，这样的用例就极少见到，而在同样属于近邻的印尼的华语中，则基本不见使用。

总之，在华语研究中，华语视角首先是一个"本体视角”，其次是“外向视角"和"内向视角”，而三者合一，才能完整显示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增加国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如前所述，国角的"国"指的是中国的早期国语，即20世纪初至40年代的共同语，而国角的具体内涵，就是由此考察、分析华语某些现象，并对其作出解释。国角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对华语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认识：早期国语传播到海外，成为当地的华语；经过"本地化"的发展过程，形成当今的华语（刁晏斌 2018）⁴⁰。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早期国语是华语的基础（刁晏斌2015)⁴¹。所以，国角是基于对"华语基础”的认识所作的设定。

以下我们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增加国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正"的方面，一是来自华语发展的具体事实，二是来自基于具体事实的某些论述。就前者而言，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指出或进一步明确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周清海(2016)⁴²谈及，香港报纸独用的“称"“逾"“遂"“故”，甚至“人妖"“吊诡”等词都见于1936年出版的《国语辞典》，这些词新加坡和其他华语区也用，都是“国语"现象的存留；王彩云(2016)⁴³对华语“从"“把"“和"“不但"“既然"等虚词的表义及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指出其与普通话相比有搭配成分异常、连接成分不同、使用的冗余与缺省、连用成分的异常、跟其他词语的混用等表现，而这些都可以在早期现代汉语中找到踪迹;李计伟(2018)³¹指出，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以及台湾"国语”中常见的"帮忙十NP对象"等结构为当前普通话所无，而这些用法在早期国语中均较为常见，进入新中国之后在普通话中逐渐衰退，当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中该结构的主要来源就是早期国语。此外，再如刁晏斌(2021d)⁴⁴以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为例，以1919 年末至1920年初和1933年为两个时间点(文中称为"前期"和"后期”)，对早期华语的发展进行调查，其中包括虚义动词"作"使用情况的变化，其基本表现是前期用得较少，而后期则比较常用，而这一表现完全是"跟住"早期国语的结果，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目前，不少学者把上引李宇明(2017)³⁸所说已经形成的华语(主要是新马华语)的来源直接指向早期国语，笔者曾以“早期华语的形成：由中国大陆到南洋”为小标题，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阐述（刁晏斌2018)⁴⁰，以下再酌引几段相关表述：

华语从中国本土移植出来而扎根海外，力求净化并适当保持自已的相对独立性。(田惠刚1994)⁴⁵

新马华语是从中国移植到新马，并从新马的土壤中吸受养分逐渐形成的。（汪惠迪2009)⁴⁶

新马先辈怀着浓重的方言背景来学习1919年的北方话，他们所习得的这种“方言式华语"兼"1919年华语”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因而让新马的华语既带有“方言味”，也带有1919年北方话（尤其是书面语)的“古早味”，再加上是多语环境，于是形成有异于中国现代普通话的“新马华语”。(郭诗玲、高虹2016)⁵

1949 年前曾出现过一次向中印半岛的华人迁移。这些迁移出去的华人，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带出去的语言就是所谓的“老国语”。他们给华语区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发展形成了当地的华语、华文。（周清海2020)⁴⁷

把以上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早期国语与华语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母体，而后者是前者的变体。正因为如此，建立华语研究中的早期国语视角，是顺理成章的、极为合理的事情。

“反"的方面，主要是看在华语研究中由于国角缺失所造成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是有可能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我们所见，有一些华语论著就因未能从早期国语的角度对研究对象加以审视，或者是作一些考察分析，从而造成结论失当。比如，有人以“者"缀为例，探讨马来西亚华语词缀的变异性，文中分节讨论了“业者"和“有者”，以及一些普通话"不用"或“一般场合下不说"的“低频"及“特色"形式，最后把以上三个方面均归结为马来西亚华语变异所致(赵敏2018)⁴⁸。其实，这些"者"缀词语与早期国语具有高度一致性，其与普通话的诸多差异，并非文中所说的"在高频使用下的词汇化和语义扩展”，而是对早期国语的传承。再如，有人在讨论新加坡华语中“分别"的意义和用法时，指出其可以做宾语(如"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分别？““没有分别”)，认为这个用法可能是受台湾"国语"影响，因为在后者中这样的用法是很普遍的（周烈婷1999)⁴⁹。其实，这也是早期国语原有的意义和用法，当今台湾"国语"中之所以很普遍，正是对前者的保留与沿用，而普通话一般不这样用，则是其发展变化所致。随着早期国语在南洋地区的扩散与传播，这也成为当地华语的基本意义和用法。(刁晏斌2020)⁵⁰

第二是有可能对某些语言现象的归因不完全。这也是时能见到的因为早期国语视角缺失而造成的问题，比如有人着眼于马来西亚华语介词与普通话的差异，从使用频率和使用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统计、描写与分析，在后一方面涉及"从、往、往着、向、自、自从、在、把、对、比"等介词的独特用法，在分析上述用法的产生原因时，谈到欧化和普通话以及方言的影响、语言的类推作用、同类词语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词义的多寡等，唯独没有提及早期国语相同用法的存留（王彩云2015)⁵¹。其实，该文讨论的很多现象在早期国语中均有用例，有些属于其常规用法，所以文中的归因分析忽略了华语介词上述现象产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此外，归因不完全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有人在讨论港式中文的语法特点时，列举了关联词语的使用、零形回指用法对标准汉语中存在的制约条件的突破以及指称标记的使用三方面情况，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来自英语的影响和其他方面的创新(石定栩、王冬梅2006)⁵²，而我们则通过早期国语中大量存在的同类用例证明，这些表现可能与英语等的影响有关，但未必是香港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主要源自对早期国语的继承(刁晏斌2007）⁵³。这里指出的问题是，上文略过了早期国语这一环节，把所讨论现象的产生直接归因于当下所受英语的影响等，而不是发生在早期国语中然后延续到港式中文，这其实也是一种归因不完全的表现。

第三是有可能遗漏一些重要现象，从而造成研究内容的缺失或不完整。上引周清海(2017)³⁰在谈到人们研究华语的基本做法后，进一步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这并不足以让我们看到各地华语的整体面貌。这种研究方法只告诉我们各地华语“变’了什么，却忽略了‘不变’的部分。‘不变’的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过于强调‘变’的部分容易出现以偏概全的毛病。“这里所说的“造成研究内容的缺失或不完整”，很大程度上就是“忽略了不变的部分"所致。我们认为，如果建立国角，看到早期国语中的某些现象，就会自然地“迁移"到当今华语，考察其具体语用情况，这样就有可能形成有价值的共时及历时研究，或者是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比如，刁晏斌(1999)⁵⁴讨论了早期国语中的欧化处所补语，举了如下的一些用例：

妇人滴下泪水在小孩底发上。(柔石《二月》)

七大人也将小乌龟的头拔下，从那身子里倒一点东西在掌心上。（鲁迅《离婚》)

当代华语中，类似的用例也比较常见，以下是马来西亚光华网的用例：

当局将发信予合法养殖场，警告他们切勿丢弃家禽残骸在垃圾槽，影响居民生活作息。(2015.9.15)

鼓起勇气执行改革决心，从新塑造新马来西亚的新气象；而不是浪费和消耗精力在毫无建设的议题。(2019.10.13)

如果能在以上二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拓展，一定会成为一项不错的研究，只可惜我们至今还极少见到由早期国语某些现象延伸到华语的研究案例。

总之，本文的观点是，无论华语自身还是早期国语，都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华语研究的重要视角，此二角再加上前述"普、方、古、外"或"古、方、普、外"四角，就构成了“华语六角”，借此可以较为全面地观察、分析华语，并能够形成对其各种构成和影响因素等更大面积和范围的覆盖。

三、小结及余论

以上我们对普通话大三角理论延伸、迁移到华语研究及其在后者中发展为四个视角的过程作了简要回顾，然后重点讨论了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华语视角与早期国语视角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合理性。简言之，华角具有“本体视角"“外向视角"和"内向视角"三重属性和功能，而这正是它的增补理由和存在价值；国角的意义和价值，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出，而它的真正提出依据，则是基于对华语形成及发展过程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全球华语观：全球华语是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

华语研究的视角问题非常重要，也相当复杂，需要逐渐理出一个头绪，以下我们再择要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

1.各角的属性、功能及特点

无论普通话的大三角，还是华语的六个视角，其提出的基本依据都是对普通话/华语各种影响因素的认识与归纳总结，而各种因素的影响力等的大小强弱并不相同，因此不可等量齐观。所以，建立"华语六角"后，还应对各角的功能、地位、作用等作进一步的思考、划分与界定。其实，我们在一些论著中已经看到相关的表述，比如邵敬敏、石定栩(2006)⁵⁵曾对港式中文所受各种影响作过以下分析：“标准中文是最根本的影响；粤语是全面的影响;英语是深刻的影响;文言是局部的影响;社区词和流行语以及其他方言则是有限的影响。”

上文指出，田氏四角与王氏四角的排列顺序不同，反映的是其与大三角的关系远近以及对研究对象及其特点等的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那么，增加两个视角之后，因素更多，情况自然又复杂不少，但是更有必要理出一个头绪。

以下按我们对各角的排序，对其定位及功能等作以下的描述：

华角：内涵最为丰富，首先是基本角、基础角，或(基本十基础)角，属本体视角，是华语研究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由此可以撑开其他各角；其次也具有跟其他视角相类的观察、对比与解释等功能，具体而言一是"外向”,主要是针对与之相对的普通话，二是"内向”，发生并作用于华语内部各子社区语言之间。

国角：因为早期国语是华语的基础，二者之间有很强的一致关系，所以定位为来源角。此角的功能与使用诉求主要有三：一是探源，即由此寻找华语现象的来源；二是求同，即证明华语现象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三是求异，由此发现或证明华语的本土化发展及其变异等。如果其他各角主要或基本是"共时角"的话，此角则主要或基本属于"历时角”。

方角：华语产生并发展于方言语境，并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方言人群中使用，因此受方言的影响最大、最全面、最深刻、最复杂。我们把此角定位为最重要的影响角，其特点一是多元复杂，二是贯穿于华语的整个发展过程中。

外角：外语对华语的影响仅次于方言，所以外角也是重要的影响角，其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多元复杂、长时程等特点。

普角：普通话与华语是早期国语的两个不同的地域/功能/社会变体，二者之间基本是平行关系。我们把普角定位为华语的参照角。对华语研究而言，“参照”的内涵大致有二：一是求异，即像如上所述大多数人做的那样，看普通话与华语有哪些差异，并以此为研究对象；二是求同，看全球华语"大融合"时代华语与普通话怎样由差异走向融合。

古角：古角的确立虽然有相对应的充分事实基础，即华语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及近代汉语成分，由这个角度入手确实可以了解华语的部分特点，明确其来龙去脉等的部分事实，但是此角跟其他各角却有所不同，如果其他角都是“直接角"的话，那么此角只能是“间接角”。前者的意思是，各角所代表的语言事实都是直接进入华语，或对华语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后者指出的事实是，“古语"并非像方言、外语形式等那样直接进人或影响华语，而是保留在早期国语或方言等中，再随二者对华语的影响而产生影响⁵⁶，所以，如果其他角都是“全角"的话，那么此角最多只是“半角”。

2.关于六个视角的其他认识

如果从功能和使用的角度，我们对华语六角还有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每个视角各代表一个固定的华语观察和认识角度，因此都有可能作为具体研究的抓手。另一方面，每角各有特点，往往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与取舍，因此不可等量齐观。关于这一点，邢福义(1990)¹也曾指出：“两个‘三角’，特别是普方古大三角，并不是任何时候、研究任何问题都非要撑起来不可的。但是，无论如何，多角度的立体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的共同点，加强多角度的立体研究，会把研究工作推向纵深，这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视角的功能，就是由各种影响因素入手来观察某一或某些语言现象，从而对其进行动态、立体、多角度的分析与解释。然而，六角的关系并不是等距离的，而它们也不是同轻重的。就"古"角而言，它一定、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国角和方角重合，所以我们才称之为"半角”,而这也就是说，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中，涉及古角时，往往要与国角或方角结合起来统筹考虑。

其三，上述视角既有工具性，同时也有主体性，二者结合，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作为工具，各视角服务于华语研究;作为主体，则指的是每一视角所代表的一个方面的语言事实及其发展变化等也都可以作为华语研究的一项独立研究内容，甚至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此时，该视角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基角”，也需要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撑起其他各角，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比如，就华语中的各种外民族语言影响及其表现，我们就专门提出“国语/华语欧化"概念，并倡导对其作为一个专题来进行全面深人的研究。(刁晏斌2021e)⁵⁷

其四，关于视角问题还应继续探索，随着华语研究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人，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认识。比如，邓思颖(2018)⁵⁸提出全球华语词汇研究的参数分析，从时代、地域、方言、语体四个方面，为全球华语变体的描述，提供更准确的分类。文章以“点算”一词为例，结合上述四项参数，以动态的方式，考察全球华语变体的互动关系。上述“时代、地域、方言、语体"四个方面，是从另外角度的划分，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视角的意义和价值，而其中的“语体"就不在“华语六角"的范围之内。

3.关于普通话的研究视角问题

我们奉行华语研究的"双目标"观，即立足于华语，兼为普通话的研究服务。既然如此，那么在讨论了“华语六角"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自然就是，普通话的大三角观是否也可以由此受到启发，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与扩展？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即普通话的大三角也可以、甚至应该加以扩展，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语法研究扩展到整个语言或语言各要素的研究；二是由三角扩展到六角。以下就后一方面略作申说。

六角中的外角，上引华萍(1991)²已经谈及，而其背后当然是对普通话所受外来语言影响及其表现的认知，所以最有理由成为首先扩展的一个角；至于华角，上文已经谈及，其外向功能主要就是对普通话而言，而已有研究也证明了此角对于后者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刁晏斌2019)³⁶;至于国角，现在的基本认识是，普通话与华语一样，都是早期国语的变体，所以也极有必要建立普通话与早期国语之间的联系，而在具体研究中也经常需要由后者反观前者，为前者提供一个参照，以明确其对后者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