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通过20 世纪初新加坡华文报纸语料与中国同时期报刊语料的对比考察， 来了解初期新马华语的基本样貌， 明确其与中国早期国语之间的 “大同” 和 “小异”， 并对其造成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 在此基础上， 文章分别从新马华语研究、 普通话研究和全球华语史研究三个方面讨论了本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新马华语； 马新华语史； 词汇； 语法

一、 引言

刘华、 郭熙指出， 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海外华语分布的详细调查资料， 华语现状的描写多偏重理论分析， 所用语料大多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总结， 多从经验出发， 比较单薄¹。 这一认识虽然是着眼于华语的共时研究， 但对于更加 “ 单薄” 的华语历时研究而言， 也是切中要害的。 李计伟更加具体地认为， “华语的形成与发展” 这个话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与研究， 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历时材料²。

目前， 就相关问题， 我们有以下三点认识：

其一， 相对于开展得较好的华语共时研究而言， 历时研究成为一个明显的短板³， 因而亟待补齐， 使相关研究尽快开展起来；

其二， 华语的历时研究应该以 “华语的形成与发展” 为对象，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其形成阶段即前端的研究， 因为这是整个历时研究的 “起始平台”；

其三， 当今的华语研究很大程度上还是受限于语料， 而对于历时研究而言尤其如此， 这一现状亟待改变。

在以上认识下， 近期我们致力于华语形成初期的 “早期华语” 研究， 主要做法是爬梳该时期的当地语料， 了解其基本的语言面貌， 再与同时期的中国国家通用语 （我们在研究中一般称之为 “早期国语” ） 进行比较， 由二者的异同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而本文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我们的 “初心” 就是试图找到充分的语言事实， 形成一个对于新马华语形成初期基本样貌的初步认识。

我们之所以选择以 “新马华语” 为研究对象， 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因为在华语形成之初 （按现在的一般认识， 基本与中国的新白话同步， 均为 20 世纪初 “五四” 前后），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本为一体， 均属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联邦； 二是按现在的一般认识， 新马是海外华语传承最好、 发展过程最为完整的地区， 也正因为这一点， 有人提出了 “马新华语史” 的概念⁴。

在以往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不同程度地论及新马华语的来源问题， 其中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移植说”， 即认为新马华语是由中国的早期国语整体 “移植”或 “搬迁” 而来⁵； 另外， 许多具体讨论也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观点提供了具体语言事实的支持。 比如周清海指出， “各华语区保留了 ‘国语’ 的许多特点， 受‘国语’ 的影响是巨大的”⁶； 李计伟、 张翠玲从新、 马华语中选择了名词后缀“儿” 及名词 “当儿” 的使用及 “向 NP＋VP” 结构中 VP 的多样性等五个词汇语法现象进行考察， 指出它们均来自 “早期现代汉语” （按即早期国语）， 以此来证明东南亚华语的作为传承语的保守性⁷； 王晓梅也指出， 马来西亚华语 “较” 字差比句承继了早期国语的用法⁸。 正是基于以上论述， 以及笔者自己的研究和认识， 我们趋向于把全球华语界定为 “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⁹， 而新马华语自然就是 “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新马华人共同语”， 同时也是早期国语的域外社会／地域／功能变体¹⁰。

在这样的认识下， 也就确定了我们调查新马华语早期样貌的基本做法： 以早期国语为参照， 比较二者的异同。 相同之处即共性表现， 由此一方面可以证明早期华语系由早期国语 “移植” 而来的基本事实， 另一方面借此也可以了解和掌握早期华语的基本样貌； 不同之处即早期华语的个性特征， 由此可以了解其作为“变体” 之 “变”， 也就是其在本地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发展变化。 以上相对于早期国语的 “不变” 与 “变” 相加， 就构成了早期华语的基本样貌。 所以， 在下边的事实梳理部分， 我们分别以 “ 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共性表现”“初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 为题。

本文所用的基本语料， 是 1919 年前后在新加坡出版的两份影响极大的华文报纸， 一是 《新国民日报》 （下文简称 《新》 ）， 二是 《叻报》 （下文简称《叻》 ）； 此外， 我们选择瀚堂近代报刊库 （ https://www.neohytung.com/ ） 中的语料作为早期国语的代表， 来进行两者之间的对比。

二、 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共性表现

本部分中， 我们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 来对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共性表现进行调查和举例说明。

（一） 词汇上的共性

如前所述， 人们在对当代华语某些词汇、 语法特点及表现溯源时， 往往都与早期国语联系起来， 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有一点可能没有说清楚： 当代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 而二者之间的一致性是因为前者对早期华语相同用法的沿续所致。 换言之， 当代华语与早期国语的相同表现其实来自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的共性特征。 举例来说， 有人认为， 海外华语中普遍使用的致使动词和目的连词 “俾” 是对 “近代国语” 的继承¹¹， 如果准确地说， 应该是早期国语中经常使用的致使动词和目的连词 “俾” 首先进入早期华语， 然后一直保留至今。 类似 “俾” 这样早期在两地共用的古语词十分常见， 而这也就构成了早期国语／华语共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比如， 以下三例中的 “甫” “但” 和 “遂”：

（1） 前日二时许， 有某妇携年甫四龄之女孩， 路经留医院附近。 （ 《新》1919.10.15）

（2） 我并不是替法人吹牛皮， 我但反对那过于偏见反对留法的。 （ 《新》1920.7.1）

（3） 闻说本坡洋衣工人， 因近来汇水骤降百物昂贵之影响， 遂要求资本家增加工值， 藉资弥补。 （ 《新》 1919.10.29）

以上三例中的 “甫” 是时间副词， 义同 “刚 （刚） ”； “但” 是范围副词，义同 “只”； 而 “遂” 则是连词， 义同 “于是 （就） ”。 早期国语中， 能看到以上三词的很多用例， 如：

（4） 后知其来历， 乃为一农家之女， 年甫四岁， 其父母所居在四百码外。 （ 《申》 1919.6.1）¹²

（5） 吾人作此语， 非反对日本国民， 但反对日本少数人之政策。 其野心勃勃， 不独妨及中国和平， 且亦碍及日本真正利益。 （ 《申》 1919.9.20）

（6） 此后办法正在讨论， 学生会方面遂要求允其逐日派代表二人到教职会旁听， 以便得悉一切详情。 （ 《申》 1919.12.22）

除古语词外，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在一般词语的使用上也有极高的对应性，并且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比如， 以下是 “ 昨日” 的同素倒序词 “日昨” 以及与“举行” 同义的单音节词 “行” 的对应性用例：

（7a） 本泗中华学校， 由星洲聘请二位女教员事， 日昨已到海口， 不意又双双被移民厅扣留。 （ 《新》 1920.1.22）

（7b） 兹于日昨暑假， 并举行高初等毕业式， 陈列本学期各科成绩， 邀请各校董暨各学生家属参观， 到者甚众。 （ 《申》 1919.1.14）

（8a） 省一师范学校于午后一时， 行庆祝典礼， 省一中学， 亦于同时举行庆祝。 （ 《新》 1919.11.5）

（8b） 海宁路福寿里北区公学双十节给假二天上午九时师生齐集礼堂行庆祝礼。 （ 《申》 1919.10.12）

例 （8a） 前用 “行”， 后用 “举行”， 像这样同义单双音节词并用或 “ 舍双取单” 的情况， 早期华语中时能见到。 再如 “已经”， 除经常简省为 “已”， 有时也可以用 “经” 表示， 而这也在两地有共同的表现。 例如：

（9a） 各董提议举行周年纪念， 并开运动会， 全体赞成， 兹闻定于七月二日十点钟举行， 经发出礼柬邀请各界莅场参观。 （ 《新》 1920.7.1）

（9b） 本月二十五日为大帅寿辰， 早经发出征文启， 原为征求诗文以作纪念之意。 （ 《申》 1919.9.19）

早期国语中， “优美” 有时义同 “优秀”， 常用于描述 “成绩” 等， 而这也是两地共同的。 例如：

（10a） 闻简君报告沪会成绩极为优美， 最近有隐名子邮寄银则捐款三万元。 （ 《新》 1919.10.1）

（10b） 本处当将送到货样详加考验， 其货色是与来自外洋者相敌， 成绩甚为优美。 （ 《申》 1919.9.13）

再如， 以下两例中的 “阶级”， 均为 “阶段” 之义：

（11a） 对土和约， 今仍在预备阶级中。 （ 《申》 1920.1.12）

（11b） 所于各处分派宣讲员定期讲演自治利益， 以期自治思想之普及，此为一年期内预备阶级； 至于第二年期， 视地方多数之程度， 再据议定自治章程选举会员， 此为第二年期内实行阶级。 （ 《申》 1907.9.20）

早期华语中， 有很多类词缀极为活跃， 构成大量的某一词族， 比如 “ －家”就是如此。 以下一例中就含有三个 “家” 族词：

（12a） 能导吾国出产家、 制造家、 贩卖家于贸易市场， 使得经济发展之正轨。 （ 《新》 1919.11.20）

以上三词在早期国语中也都有用例， 如：

（12b） 中国税既烦重， 又无财政统系， 彼出产家虽欲不受外人重大之竞争， 不可得也。 （ 《申》 1917.5.6）

（12c） 制造家鉴于商务复活之现象， 亦必添购机器加增产额。 （ 《申》1915.11.14）

（12d） 凡市上所售中国墨水天然墨， 除东洋货外， 均系本厂之货， 惟贩卖家每欲改用自己牌号， 以臻名目繁多， 劣货易于混淆。 （ 《申》 1913.5.30）

与 “－家” 类似的再如 “－界”， 组合范围与表义范围均比较大， 而这也是早期两地语言的共同表现。 例如：

（13a） 兹由国历一月三十日起劵资照旧——男界一角， 女界免费。（ 《新》 1933.1.31）

（13b） 中国人乏冒险性， 男界然， 女界更甚。 （ 《申》 1916.10.4）

总之， 就词汇方面而言， 早期华语中使用的一般词语， 能够在早期国语中找到意思、 用法完全相对应的用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量而普遍存在的情况。

（二） 语法上的共性

除词汇方面外，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的共性特征在语法方面同样也有充分的表现， 以下举例加以证明。

早期华语中， 很多词的使用范围很广， 词的兼类或活用现象也比较常见， 这一点与早期国语完全一致。 比如， 以下是后来的名词 “障碍” 用为及物动词的例子：

（14a） 国亡而不思挽救， 国乱而不思整理， 障碍进化， 无益国家。（ 《新》 1920.1.12）

（14b） 夫障碍共和， 即天下公敌； 保卫治安， 乃吾人重任。 （ 《申》1912.3.26）

早期两地语言中， “之” 均保留文言用法， 即用做句子成分或用于小句的主谓词组之间， 即文言语法中的 “取消独立性” 用法， 而这自然也是两地共性的一个表现。 例如：

（15） 到正式和议之停顿， 则因北方正为内阁内閧， 靳与安系有宣战之形势， 无暇及此。 （ 《新》 1919.11.25）

（16） 查新加坡之有各种会馆， 年数不多。 （ 《新》 1933.6.30）

（17） 召集临时参议院之停顿， 以各方意见不一致也。 （ 《 申 》1917.8.25）

（18） 然则中国之有金属货币， 始于何代耶？ （ 《大中华杂志》 1915 第 1卷第5 期）

另外， 主谓之间加 “之” 的形式还常用于标题， 这是很有时代特点的一种表达方式， 也是两地共有的。 例如：

（19） 国货之畅销 （ 《新》 1920.1.26）

（20） 慈善奖券之畅销 （ 《民国日报》 1918.8.15）

再如， 《新》 1920 年2 月28 日刊 《顾维钧态度改变之可疑》 一文， 同年 9 月30 日刊 《马六甲双十节提灯会之踊跃》 一文； 而 《申》 1918 年 4 月 21 日也有《半时两告火警之可疑》， 《大同报》 周刊1913 年第19 卷 43 期有 《国外纪闻： 日本渔业进款之踊跃》 一文， 两地之间都有对应性的用例。

再如，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中， 都有不少 “述＋宾＋ （于＋处所词） ” 形式，这也是二者共性的表现。 例如：

（21a） 三十一日纽约电， 中国阁员徐元 （译音） 现将由凡古佛启程回国， 宣言彼将得中政府助以一千万美金组织一银行于纽约， 而设分行于凡古佛。 （ 《新》 1919.11.5）

（21b） 一九一四年， 华章公司炼锑厂每月出额平均约二百余吨， 但机器今已增多， 且已设立分公司于纽约。 （ 《申》 1916.1.10）

早期华语中， 虚义动词经常使用， 有些颇具此期特点。 比如， 以下使用“为” 和 “从事” 的用例：

（22） 所遗留之战地， 往观察者不乏其人， 惟大都军人政客， 概观形势而已， 绝少有就战地之本身为科学之精密观察者。 ……记者曾与李君为长时间之谭话， 李君述叙大战与法国北部农业甚详。 （ 《新》 1919.10.7）

（23） （宝兴锡矿公司） 拟集合资本暹罗三万铢从事开采锡矿。 （ 《新》1919.11.29）

按， 上例 “为科学之精密观察” “ 为长时间之谭话” 的 “为” 均属虚义动词， 义同 “进行”； 下例 “从事” 按当今普通话的使用规则， 不可以带述宾词组做宾语， 而此时则不受这一限制。

同样的用法均见于早期国语。 例如：

（24） 俄国外相伊士威士归国途次， 道经柏林， 特与德国外相腓雍氏为长时间之会谈。 （ 《国风报》 1910 年第1 卷第10 期）

（25） 但锑之销路既佳， 市价既高， 世界他国自必从事开采锑矿， 迨出产既多， 价值自落。 （ 《申》 1917.10.10）

早期华语中， “程度副词＋形＋形容词” 结构极为常见， 在句中做谓语。 例如：

（26） 某街连日开演街戏， 观者人山人海， 极形热闹。 （ 《新》 1920.3.1）

（27） 故旧日官僚， 在黔省甚形发达， 且极有势力。 （ 《新》 1920.8.27）

（28） 伍廷芳对于粤东省长一席， 原拟俟时机成熟时， 亲自登场， 至上海四代表抵粤后， 一致赞成粤民公意举伍， 于时伍之意兴， 益形活泼。（ 《叻》 1919.9.25）

上述结构在早期国语中也同样常见， 与以上三例对应的用例如：

（29） 阿弟毋怖， 彼即能来， 然亦无所用之， 以地势高低极形不便， 而大石嵚崎老树苍郁， 尤非宜也。 （ 《大中华杂志》 1916 年第2 卷第6 期）

（30） 安东丝厂甚形发达， 所以购用本地蚕茧超过出口之数。 （ 《申》1919.5.24）

（31） 贵族之权力， 日盛一日， 暨乎亨利三世， 益形强大。 （ 《论衡》1913 年第 1 期）

有时， 该结构中的程度副词偶尔也可以由其他类的副词替代。 比如以下两例：

（32） （书报社） 办理颇称完善， 经费近形短绌。 （ 《新》 1919.11.26）

（33） 首两晚之节目， 庄谐并重， 讽勉兼施， 观者都形满意。 （ 《新》1933.5.30）

按， 以上二例中的 “近” 和 “都” 分别是时间副词和范围副词， 这样的形式也是来自早期国语， 甚至是其前发展阶段。 例如：

（34） 臣见该员讲求吏事， 人尚和平， 惟带此军多年， 营务近形松懈，调度亦难合宜， 未便迁就。 （ 《申》 1887.11.2）

（35） 即以东京而论， 其始亦甚朴陋， 当时于新桥停车场下车者， 觉其所有之建筑物都形朴陋。 （ 《申》 1912.2.22）

另外， 例 （32） 句中还有 “颇称完善”， 其中的 “称” 与这里的 “形” 表达相同的意思， 而这也能在早期国语中找到大量相同的用例。 例如：

（36） 中国人拥资极巨， 故所办学校及教育机关颇称完善， 且生活程度并不让于欧美人。 （ 《大中华杂志》 1916 年第2 卷第5 期）

与上述结构类似的是 “副词＋告＋动词”， 在早期华语中的产生时间似乎稍晚，用例也不及前者多。 例如：

（37） “梅花歌舞剧团” 昨晚又换新节目 首二场又告满座 （《新》1933.5.30）

（38） 中间曾两次总攻黑垣， 以无后援， 皆告挫败。 （《新》1933.5.30）

该形式同样也是来自早期国语。 例如：

（39） 不料今春中东铁路又告中断， 运俄之货亦遂停顿。 （ 《申》1918.6.9）

（40） 此间有大风雪， 全镇停止办事两日， 各报皆未出版， 铁路车务与商业皆告停顿。 （ 《申》 1921.3.17）

仅就以上所举的用例看， 早期华语语法与词汇一样， 也体现了充分而明显的“移植性”， 并由此而与早期国语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

三、 初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

以上我们从不同的方面举例说明， 初期新马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具有极大的共性， 但是我们却并不能由此得出前者完全原封不动 “照搬” 后者的结论。 总体而言， 即使着眼于新马华语的初始阶段， 也已有一些本地化因素加入， 由此造成二者在大同的基础上也有小异，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初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

具体而言， 造成小异或初期新马华语个性特征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 “社区词” 的加入

社区词是 “由于社会背景不同， 社会制度不同， 社会的政治、 经济、 文化生活不同， 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 而产生的适应和反映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¹³”。 华语形成之初， 有数量可观的新马社区词直接进入， 并由此而使得其词汇面貌与早期国语有所不同。 例如：

（41） 坡元价格如旧 （ 《新》 1919.10.4）

（42） 今因有要事回唐， 现吉祥楼银口项货出入， 暂归陈瑞成签字盖章方为有效。 （ 《新》 1919.11.1）

（43） 讵料新妇尚未到埠， 而余某已在大亚齐与土生华妇 （俗呼 “半老妺” ） 结婚矣。 （ 《新》 1919.10.21）

按， 以上三例中， 第一例的 “坡元” 是 “新加坡／星嘉坡元” 的简称， 初期新马华语中常见， 而瀚堂数据库中仅有十位数的用例， 且都是在报道外汇牌价时使用， 首例见于1922 年， 晚于例 （41）， 因此应该属于 “引用”； 第二例 “回唐”的 “唐” 指 “唐山”， 此词 《汉语大词典》 释为 “华侨对祖国的习称”， 举的首例书证是许地山的 《商人妇》， 这篇小说发表于 1921 年， 正是以南洋 （新加坡）为背景， 而此处用的是简称形式， 则表明 “唐山” 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常用词。 关于第三例中的 “土生华妇”， 王晓梅、 庄晓龄、 汤志祥编著 《马来西亚华语特有词语词典》 （联营出版有限公司 2022 年版， 以下简称 《特有》 ） 收 “ 土生华人”， 释义为 “英殖民地时期等同于海峡华人， 也指华人与土著妇女通婚之后的子女”； 再查该词典的 “海峡华人” 条， 义指在英国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华人。 因此， 无论 “土生华妇” 是哪个意思， 它应该都是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社区词。

类似的词语还有很多。 再如：

（44） 直寄邮票叻银六角至新嘉坡土库街韦廉士医生药局。 （ 《叻》1918.2.1）

（45） 本公司为保获华侨商业财产起见， 实备丰足资本。 经在中国政府注册并在海峡殖民地政府存案， 缴存本叻政府保证金壹拾万元， 专受水火保险及置业。 （ 《叻》 1919.2.5）

（46） 前因欧战发生， 本坡所公布之戒烟律， 今定于五月十二日起取消之。 （ 《叻》 1919.5.15）

以上 “叻银” 即指例 （41） 的 “坡元”， “海峡殖民地政府” 指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 而 “本叻” “本坡” 均为当地人自指新加坡的简约形式， “戒烟律”是当地政府发布的戒烟律令。

（二） 方言词语的植入

当代新马华语研究者在对某些现象溯源时， 往往会指出当地闽、 粤、 客、 琼等方言的影响， 而这一影响早在初期华语中即有较为充分的表现， 主要仍在词汇方面。 比如， 以上例 （43） 中 “土生华妇” 括注 “俗呼 ‘ 半老妺’ ” 应该即为一例。 其他用例再如：

（47） 外科搽洗除毒水 统治外科各症即搽即愈各毒肿痊腐烂痕痒诸般各虚妙药 每大樽四角 小樽二角 （ 《叻》 1919.6.5）

（48） 印度摩托脚车， 轻便宽式两匹半马力。 殖民地款式两匹马力 足力款式 七匹马力 （ 《叻》 1919.2.1）

（49） 金业工人罢工记 荷官答应增薪 头家板下面孔 （ 《叻》 1919.5.9）

《全球华语大词典》 （下简称 《华语》 ） 中， 列出 “樽” 的第二个义项为“ 瓶子” ，并指出其源自粤方言，用于新马等地；*《特有》*收“ 脚车” ，释义为 “脚踏车”， 并指出其源自闽南方言； 谢栋元 《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词典》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收 “头家”， 释义为 “掌柜的， 老板”， 另外陈正统 《闽南话漳腔辞典》 （中华书局2007 年版） 也收此词。

进入早期华语中的方言词语为数不少， 特别是日常生活词语， 以下再举几个广告中的用例：

（50） 始创不二价 统办环球货品 新到双旗标靓生油 （ 《叻》 1919.2.1）

（51） 此竹吉力共有四款 每包价银六角五占 三角六占 一角八占及七占（ 《叻》 1919.2.1）

（52） 兹因志有别， 图愿将草厝一间及全盘家私什物顶与吴晚记刘玉支二人承受。 （ 《叻》 1919.6.24）

以上三例中， “靓” 为粤语词， 义同 “好” （见饶秉才 《广州话词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占” 义同 “几分钱” 的 “分”， 来自闽语 （见 《汉语方言大词典》 ）； 最后一例中的 “草厝” 和 “家私” 分别指草屋和家具， 也是来自闽语 （见 《汉语方言大词典》 ）。

除词汇外， 有一些方言语法形式也进入早期华语。 例如：

（53） 后来他们越讲越大声， 不知不觉句句送入我耳朵里。 （ 《新》1919.11.17）

前例的 “ （越） 大声” 大致是来自粤语， 刘丹青指出， 粤语的类型学特点之一是 “形＋名” 或 “形＋量” 结构充当形容词谓语， 文中所举的前者用例如 “好彩 （运气好） ” “快手 （手脚快） ” 等¹⁴； 而麦耘、 谭步云 《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版） 中， 就举了 “佢个人讲嘢好大声嘅” （他这人说话声音大得很） 的例子， 正可与上例进行比较¹⁵。

（三） 外来词语的进入

使早期华语词汇面貌与早期国语有所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外语的影响， 主要是外来词语的进入。 比如以下两例：

（54） 金业罢工事， 于上月廿号， 经各东主将工人支去上期银数， 列单报知甲必丹。 （ 《叻》 1919.6.5）

《华语》 收 “甲必丹” 一词， 释义有二， 一是 “殖民地时期负责管理华侨事务的华侨的头衔”， 二是 “某些地区授予华侨领袖的勋衔”， 并指明用于马来西亚等地； 《特有》 此词释义相同， 另注明系英语 captain 的音译。 查瀚堂数据库， 此词的用例不多， 第一例见于1881 年 12 月 23 日的 《申报》， 即 “其岛主不过如南洋诸岛之甲必丹， 为土人之领袖， 管其争讼之事”， 时间晚上例， 大致也指明其来源及使用范围信息。

（55） 诸君欲知详细请询函或移玉至勿朥士巴沙律门牌七十九号， 亚丹尼葛蚋药房接洽可也。 （ 《叻》 1919.2.9）

《特有》 收 “律”， 释义为 “路”， 指出其为英语 road 的音译。 早期华语中，表示此义的 “律” 很常用， 我们见到的再如 “ 井里汶呀律、 龙门律、 梧措律”等。 另外， 这个 “律” 有时还写成 “吕”， 如 “ （麦成） 寓活活希吕， 门牌五号”（ 《叻》 1919.6.5）。

类似的用例还有很多。 再如：

（56） 敝号有运货摩多打车一架。 （ 《新》 1920 年 9 月 10）

（57） 麒麟麦酒乃是日本最上等之蜜酒矣。 （ 《叻》 1918.8.15）

（58） 华人林某来函一摩托啰里车， 欲将之改为摩托巴斯车。 （ 《叻》1920.12.9）

按， 以上三例中， 第一例的 “摩多打车” 应为英语 motor car 的音译加义标形式， 义指 “汽车”； 第二例的 “蜜酒” 即英语 beer 的音译， 与同句中的 “麦酒”都是指 “啤酒”； 第三例中 “啰里车” 是英语 lorry 的音译加义标形式， 义即 “卡车”， 下边的 “巴斯” 对译英语的 bus， “巴斯车” 也是音译加义标形式， 义指公共汽车。

以上， 我们分三个方面说明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相比增加的 “异质” 成分。其实， 以上几个因素有时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如上文讨论的 “甲必丹”， 就既是一个外来音译词， 同时应该也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当地社区词。 以下一例中的 “太平局绅” 大致也是如此：

（59） 兹据三州府宪报登载， 谓督宪养君， 已委任华商朱和乐君为槟屿太平局绅。 （ 《叻》 1919.6.24）

《特有》 收 “太平局绅”， 释义为 “马来统治者赐封的勋衔之一”， 并指出系英语 justice of the peace 的意译。 由此可见， 这也是一个外来的而非本土产生的社区词。

以下一例中的 “羔丕” 也是外来词， 但是有方言背景：

（60） 有甲乙两叻产华人， 不知因何， 在牛车水戏园街尾羔丕茶桌用武。（ 《叻》 1919.4.21）

《特有》 未收 “羔丕”， 但是收了与之同音的 “ 呸 （gāopī） ”， 指出其为源自英语 coffee 的闽南方言音译， 这样自然就把外来词与方言联系到一起了。 此外， 本例中还有 “叻产华人”， 应该也是一个社区词。

另外， 早期华语中， 以上三类词往往与来自国语的同义词同时使用。 例如，以上讨论的 “樽”， 《叻》 1919 年2 月1 日的一则广告中有 “本公司专造各款玻璃樽及特别汽水樽发行”， 而当天的另一则广告则有 “每大瓶叻银一元四角 小瓶叻银七角五占”。

再如以下二例：

（61） 本园兹要雇工除草， 倘有愿为包工者， 要包锄全园一千余依葛（英亩）， 或分段数百依葛。 （ 《叻》 1919.9.6）

（62） 在利芳麦多律有树胶及果树种地一方， 与该路学校相近， 面积三亩四分三。 （ 《叻》 1919.6.24）

按， 前一例以国语通用的 “英亩” 给音译形式 “依葛” 作注， 而后一例前用“利芳麦多律”， 后句在指称同一对象时用的是 “ 该路”， 这自然也是 “ 律” 与“路” 并用于一句之中。

简单归纳一下： 以早期国语为参照， 早期新马华语的个性特征主要在词汇方面， 具体有以下两个表现： 一是 “多” 出来一些早期国语中没有的词， 二是使用与早期国语不同的词， 二者合一， 就构成了其在词汇上与早期国语的同中之异。

四、 初期新马华语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以上是本文的 “事实” 部分，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明确，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考察、 梳理， 进而了解早期新马华语的基本样貌？

以下就此进行初步的讨论。

（一） 对新马华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总体而言， 本项研究对东南亚华语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具体表现在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 以下分别讨论。

历时研究对华语共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简言之， 就是能够更好地把握东南亚华语总体的精神实质， 深入了解和解释其现实状貌， 有助于把相关研究引向深入。 以下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 来对此稍加说明。

第一个关键词是 “深入认识”。 邱克威指出： “各地华语词汇之间全面且合理的比较， 也有赖于理清各自词汇系统的历史脉络。 所以说词汇的历时考察对于共时描写与比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而 《叻报》 的词汇语料正可以在这一方面提供我们一个观察新马华语词汇历时演变的视窗。”¹⁶ 《叻》 具有这样的作用， 我们所考察的 《新》 以及其他许多历时语料， 同样也是如此。 只有多开几个这样的 “视窗”， 并借此进行全面、 细致的观察， 我们才有可能立足于当下， 全面认识当今华语总体面貌及具体形式和用法等的来龙去脉。

比如， 有人在讨论新加坡华语 “分别” 一词的意义和用法时， 指出其可以做宾语 （按即相当于普通话名词用法的 “区别” ）， 并认为这种用法在台湾现代汉语中很普遍， 所以可能是受了后者的影响¹⁷。 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 早期国语中，“分别” 的上述用法非常普遍。 例如：

（63） 这四句写出来若不用疑问符号， 便没有分别了。 （ 《新青年》1918.9.15）

（64） 张君是研究声韵的， 但是不知道寻常声韵学和古代声韵学的分别，又不明了声韵史的作用， 实在令人疑心得很。 （ 《新潮》 1919.10.30）

早期华语中， 情况基本也是如此， 类似的用例如：

（65） 外部的原因， 又有二种分别。 ……这两种的区别， 实际上是很难分明的。 （ 《新》 1919.11.17）¹⁸

我们由此得出的认识是： 东南亚华语中， “分别” 做宾语的用法确实比较常见， 而这是其从早期直至当下一以贯之的用法， 究其来源， 并非受到台湾现代汉语的影响¹⁹， 而是对早期国语相同用法的照搬与沿用。

第二个关键词是 “全面解释”。 邱克威认为， 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 除了共时层面的比较异同， 还应该追溯历时脉络探索其形成过程²⁰。 共时层面的横向比较是目前较多关注的， 然而不能只停留在差异的描写而不追溯形成差异的原因及其语言内外机制， 这就必然将我们的视线投向历时层面的探讨。 我们看到，当下的一些华语比较或对比研究中， 人们对很多 “变异” 现象进行了描写与分析， 但总体而言基本都限于共时层面， 这样虽然可能达到 “知其然”， 但是对其“所以然” 却往往关注不够， 或付之阙如， 从而未能对语言现象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 华语的历时考察， 特别是对其形成之初基本面貌的了解和认识， 往往会给某些语言现象的 “所以然” 提供一种解释， 而这样的解释必然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当今的某一或某些现象。

比如， 我们注意到， 当今东南亚华语中， 有些词的感情色彩与普通话不同。例如 “毙命”， 《现代汉语词典》 （第 7 版） 的释义是 “丧命 （含贬义） ”， 而这样的感情色彩在当今华语中并不存在， 它基本都是在中性义下使用的。 例如：

（66） 该女童昨早约7 时睡醒后发现全家人不在， 打开阳台爬上塑料椅探头时， 不慎失足从17 楼直坠而下毙命。 （马来西亚 《e 南洋》 2018.9.14）

此词当今的这种用法， 其实正是延续了早期的使用习惯， 早期的相同用例如：

（67） （学生） 即晕于地， 旋舁入医院调治无效， 因而毙命， 现在联合会公议在会内与古太一同时开会追悼， 以示崇拜。 （ 《新》 1919.10.28）

早期华语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早期国语中此词就是这样用的。 例如：

（68） 学生昨晨出发巡行街市时， 饮食难进， 炎日之下跪起匍匐， 身强者头昏目眩， 身弱者精竭力疲。 竟有一师范学生某， 于赴道署时在院西大街当场毙命， 临绝时犹大呼救国不止。 （ 《申》 1919.6.17）

第三个关键词是 “正确定位”。 这主要是针对具体研究中的一些偏差而言的。当下的华语研究中， “变异” 是一个常用词， 而一般论者所说的 “变异”， 基本都是着眼于跟普通话的对比， 即对那些与后者不同的意义、 形式或用法， 往往都名之曰 “变异”。 其实， 在我们看来， 如果着眼于历时， 这样的 “变异观” 差不多正好是颠倒的： 当今华语与普通话都由早期国语发展而来， 但是普通话的发展变化远比华语更大、 更多， 所以， 二者之间的很多差异， 对华语而言是继承与维持， 对普通话而言才是发展与变异。 这一点， 只要稍一结合历时的考察， 就非常清楚。 比如， 李玉红、 方清明指出， 普通话中 “事迹” 只具有积极语义韵， 而马来西亚华语里此词则包含积极、 中性、 消极三种语义韵， 而这也就是其所说的马来西亚华语名词语义韵的变异表现²¹。 其实， 华语之所以如此， 不是因为其 “变异”， 而恰恰是因为其 “不变” 所致。 早期国语中， “事迹” 以下这样的消极语义韵用例并不罕见：

（69） 杨许等五人反复不悛， 屡次称悔而屡次受人指使为此败德不法之事。 其所犯诈财诽毁伪造印章及诬告等罪， 事迹昭彰， 情节极劣。 （ 《申》1919.8.27）

至于中性义用法， 那就更为常见了。 例如：

（70） 法文西剧 《国王之葡萄架》， 其剧中事迹发生于法王鲁意十五时。（ 《申》 1919.12.5）

早期华语完全延续这样的用法。 例如：

（71） （某甲） 且晚间非与某某到某等街某火轮公司叉麻雀， 即到某街某娼寮打茶围……名誉之恶劣， 众人咸知， 前曾有某君投函贵报， 将其事迹宣告。 （ 《新》 1919.10.15）

（72） 今日新片有中国事迹 （ 《新》 1920.1.30）

我们曾经对台湾现代汉语中 “事迹” 一词的意义及用法进行过调查²²， 结果与上述华语的情况完全一致， 均与普通话形成鲜明对比， 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变” 的确实是普通话， 而不变的则是新马华语及台湾现代汉语。

以上讨论的是新马华语早期样貌研究对华语共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下面我们再简单讨论其对华语历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方面， 主要表现在对马新华语史的研究上： 这一研究本身就是对该史的知识建构。 如上所述， 徐威雄提出“马新华语史” 的概念， 但是其立足点并不在语言本身， 而是从历史、 文化等角度讨论本地华语的奠定原因和条件等⁴， 因此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史研究。另外， 其所形成的基本认识 （特别是华语形成以及发展的阶段划分） 一时也难成定论， 至于其他学者虽偶有表述， 但也都语焉不详。 总之， 马新华语史基本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李宇明认为， “大华语” 研究还处在 “观念萌生、 资料搜集” 的初始阶段， 很多判断还都是感性的， 因此很多命题最好作为 “假说” 来看²³。 在我们看来， 上述的马新华语史， 目前基本也是停留在 “假说” 的层次与范围， 而相关研究能够使假说变为现实， 使马新华语史由一个空洞的指称形式到具体的研究内容、 研究领域的必由之路， 因此对后者而言， 其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

我们认为， 在这方面， 可以采取 “两步走” 战略。 第一步， 就具体的问题进行多角度、 多方面的研究， 大致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某一或某些现象进行自下而上或从上到下的调查研究， 前者是指由当今入手梳理其来龙去脉，而后者则是理清其由早期到当下的发展线索； 二是由一种媒体或某一类语料入手， 进行某一特定阶段语言状况的调查， 在此基础上， 再进行不同阶段之间的对比， 从而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史的链条。 第二步， 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完成马新华语史的建构， 以及在该史框架下的进一步研究， 最终目标则是开辟新马华语研究的一个独立的分支领域， 而这也是为全球华语史的建构做出切实的贡献。

（二） 对普通话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郭熙指出， 华语的研究， 尤其是着眼于空间纬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 将是我们观察汉语标准语的一个重要窗口²⁴。 我们认为， 着眼于时间维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 同样也是观察标准汉语即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窗口， 特别是观察其历时发展变化的重要窗口， 而本项研究对普通话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主要就表现在历时方面。

刁晏斌指出， 普通话研究也应以台港澳语及海外华语为视角， 而由此为其历时研究带来的效益， 是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 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 有助于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²⁵。 现在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认为， 早期华语历史样貌的梳理与研究， 至少会给 “普通话史” 带来以下的帮助：

第一， 由于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具有上述巨大而普遍的一致性， 所以研究前者基本上也就是在研究后者， 因此了解和掌握了早期华语的基本样貌， 也就基本上掌握了早期国语 （或者称之为 “ 早期普通话” ） 的基本样貌， 而这对二者来说， 都是其历时发展的起点， 同时也都是其史的研究的第一步。

比如， 早期华语中， 动词 “发生” 的意义比较广泛， 能够搭配的对象众多，具体的用例如：

（73） 广州新发生之外国银行 （ 《新》 1919.10.1）

（74） 陈氏近日在厅， 因久失自由， 因而发生胃病。 （ 《新》 1919.10.6）

这样的用法不见于今天的普通话， 那么早期国语中情况如何？ 稍做调查， 我们就会发现， 其与早期华语用法完全相同， 比如以下是基本可以与以上二例相对应的形式：

（75） 雷发生式银行发生于十九世纪的中叶， 当时犹太人用极高的利息盘剥农民， 农民既没有信用可以借得到低利息的资本， 所以不得不俯首帖耳忍受这个痛苦。 雷发生见了这个情形， 所以特地办了一个银行来救济他们。（ 《解放与改造》 1920.3.1）

（76） 他知道病从口入， 从前吃鬼不慎， 常常发生胃病， 受累非浅。（ 《红杂志》 1924 年第 2 卷第 44 期）

翻看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检索的前几页， 就看到很多可以与 “发生” 搭配使用的词， 如 “ 感慨、 感想、 问题、 幻想、 文明、 风潮、 结果、 美感、 联系、 群众、 兴趣、 影响、 希望、 爱情、 不满、 痴想、 互斗、 分立” 等。

第二， 对比早期华语与当今普通话， 能够发现或明确后者发生了哪些、 什么样的变化， 即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史的研究线索。 以上我们讨论的 “ 事迹” 与“发生” 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以下再举一个指示代词 “这” 的例子。

早期华语中， “这” 经常直接附着在其所指示的词语前边， 构成 “这＋名词”的形式。 例如：

（77） 使得看书的人， 见了这凡例， 便知道这书的内容， 将这书的宗旨组织， 统统都理会得了以后再看这书， 便心领神会， 再没扞格不通、 错解误会的病了。 （ 《新》 1919.10.1）

当然， 这一形式也并非东南亚华语所独创， 依然是来自早期国语的， 后者的相同用例如：

（78） 诸君要想懂个透彻， 请把这书仔细考查。 （ 《申》 1919.11.15）

当代普通话中， 除了一些单音节名词可以与 “这” 组合成凝固或半凝固单位（如 “这人、 这事、 这话” ）， 该形式从总体上说基本处于退隐状态， 而由此就提示我们， 可以而且应当从史的角度， 对其由显到隐的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

第三， 早期华语有时会给确定某一或某些形式的来源提供一定的线索或佐证， 对史的研究而言， 这自然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比如， 现在 “有” 经常用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之前， 构成 “有＋VP” 形式， 这一现象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 这一形式虽然古已有之， 但并不具有太大的能产性， 所以近代以来逐渐萎缩。 当代普通话中， 该形式重新活跃起来， 一般的认识是与台湾现代汉语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但是对其到底来自何处， 人们的意见却并不一致。

早期华语中， “有＋VP” 形式比较常见， 以下是同一天报纸中的两个用例：

（79） 闻该会每拜三晚， 都有请人演说， 想往听者必不乏人也。 （ 《新》1919.10.3）

（80） 上礼拜六日， 本埠有接到太平洋沿海岸之消息。 （同上）

李如龙指出，进入中国港澳通语的是粤方言词，进入中国台湾通语的是闽方言词，进入新马通语的闽语词多、 粤语词少， 进入泰国华语的主要是闽语潮州方言词²⁶。把以上事实与这一认识结合起来， 再加上一些已有关于这一形式来源的表述， 我们对当代普通话中 “有＋VP” 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即大概率是由闽南话进入华语／国语圈， 然后再随中国改革开放后 “引进” 的大潮， “北上” 进入普通话圈。

总之， 对于普通话的历时发展及其研究而言， 早期华语研究无疑为它打开了一扇窗户， 提供了一个新的历时观察角度、 一种新的问题发现路径， 甚至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三） 对全球华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把新马华语早期样貌研究定位为马新华语史的基础性工作， 换言之， 这一研究是马新华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由此， 也就使得这一研究具有了全球华语史的意义和价值。

“全球华语史” 是刁晏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 具体指 “以全球华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华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也是整个汉语／华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华语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全球华语的发展演变， 分析和解释造成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 在此基础上， 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²⁷”。 我们把这一分支学科的意义和价值归纳为以下几点²⁸：

其一， 确立一个观念视角， 由此可以进一步强调历时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并最终使之成为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 充实和丰富全球华语及全球华语学的内涵；

其三， 加强全球华语学的理论建设。

毫无疑问， 马新华语史是全球华语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视角下来看前者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 二者的研究内容重叠。 马新华语史的研究内容可以完全归入全球华语史研究之中， 成为它的一部分内容。 中国的早期国语首先在新马等东南亚地区传播， 而海外华语也首先在此地形成，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马新华语史就是全球华语史的开端和前端， 因此对前者的研究自然也就是对后者的研究。 如果从比较狭义的 “史” 的研究而言， 以及着眼于当前的实际 （全球华语史基本还停留在 “构想” 阶段）， 甚至前者可以认为是后者的 “第一桶金”， 因此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第二， 马新华语史研究是全球华语史研究的 “ 小样”， 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放大”。 二者在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甚至呈现方式上， 都具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性； 但是因为研究范围及对象均有大小与多少之别， 所以二者必然还会有较大的差异。 就后者而言， 李宇明指出， “大华语拥有多个华语变体， 最重要的是大陆的普通话、中国台湾现代汉语、中国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华语等，北美华语正在形成， 欧洲华语略有雏形²³”。 从重要变体 （已经形成） 到 “正在形成”， 再到 “略有雏形”， 反映了全球华语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而由此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宏观 “连续统”。

第三， 马新华语史研究是全球华语史研究的 “试点”。 上一点说明， 马新华语史与全球华语史是 “小样” 与 “放大” 的关系， 而这也就意味着， 前者有可能成为后者的试验性研究， 后者一方面既可以吸收其成功的经验， 也可以避免其有可能走的弯路； 另一方面， 随着研究范围与对象的扩大， 原有的理论与方法可能也会表现出某些局限性， 此时则会促使后续研究不断尝试使用新的理论与方法，而这也是 “试点” 的应有之义。 例如， 孙德平运用 “柯因内化” 理论²⁹， 根据柯因内化的过程、 阶段及其语言特征， 认为海外华语处于柯因内化的不同时期， 包括处于柯因内化前期的成长型华人社区共同语， 此时尚未形成成熟的柯因内语即华语 （例如欧洲、 美洲、 大洋洲、 非洲及部分亚洲华人社区的语言）， 以及处于柯因内化后期、 已经形成成熟柯因内语的成熟型华人社区 （如东南亚） 的华语³⁰。 孙文对处于柯因内化前期的英国华人通用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 归纳出它的四个特点， 并且指出这一研究有助于弥补学界对柯因内化前期海外华语特点研究之不足， 有利于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揭示海外华语的共性， 也便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海外华语的特点。 很显然， 柯因内化理论为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一方面， 柯因内化的不同阶段也是华语发展的不同阶段； 另一方面， 像新马华语这样成熟的华语变体自然也是柯因内化的结果。 所以， 这一理论应该而且可以用之于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史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