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文章对东南亚华语的来源及形成过程等作了简单梳理，指出目前亟需开展相关的实证研究。本文以中国的早期国语为参照，从“一致性”与“差异性”两个方面对早期东南亚华语的基本样貌作了初步描写，并从东南亚华语、普通话以及全球华语史等三个角度，简要阐明了东南亚华语早期样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 关键词] 东南亚华语；东南亚华语史；早期国语

一 引言：东南亚华语的形成

周清海（2002a）¹曾经指出，新马华语是“无中生有”的，这一点与中国早期国语经过一个漫长而又明晰的发展过程大不相同。至于新马华语从哪里来，以及什么时间来的等问题，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初步共识。

第一，关于华语的来源。这一点，人们多从民国时期的民族共同语（即本文所说的“早期国语”）的影响及扩散角度立论，认为华语源于早期国语。比如，邱克威（2012）²指出，就华语与主流共同语的互动来看，有三波重要的影响时期，而其中的第一波就是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影响；李宇明（2016）³认为，清末以降，国语运动迭兴，以新国音、新词汇、新语体为代表的国语教育，伴随着反对封建、昌明学术、复兴民族的社会大潮，从中国内地兴起，逐渐波及港澳、台湾及海外华人社会。这是汉民族共同语（国语）的第一波扩散。

李宇明（2017）⁴还进一步指出，大华语之现今状态，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建设和传播历史密切相关；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海外华人社区也在一直跟队而行。周清海（2016）⁵也谈到，1949 年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一些人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他们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形成了当地华人的“华语”“华文”。

第二，关于华语出现或形成的时间。徐大明、王晓梅（2009）⁶指出，马来西亚华语的出现几乎与中国的“国语运动”同步；李如龙（2013）⁷认为，海外形成华人的通语—华语，大体与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和民国以来国语运动的开展是同步的。此外，邱克威（2012）²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而郭诗玲、高虹（2016）⁸则更加明确地指出，“华语”是到了 20 世纪才在新马慢慢出现的。徐威雄（2012）⁹把 1917 年至 1920 年受到中国国语运动的影响作为当地华语形成的最主要因素，指出“这股从 1917 年到 1919 年的国语运动，藉着五四运动的震撼而远传南洋，适时地推高南洋各地的国语普及”。

第三，关于华语的形成途径。郭熙（2017）¹⁰认为，马来西亚华语的形成与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及中国早期国语的推广分不开。这里实际上指出了两点：一是马来西亚华语源自中国的早期国语，二是后者主要借助教育在当地推进。郭诗玲、高虹（2016）⁸也指出，华语是一小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带进新马学堂的语言。周清海（2016）⁵的表述更加全面，指出从中国大陆迁移到东南亚定居的知识分子是用“国语”“国文”办教育、写作和办报的。换言之，就是他们通过办教育、写作和办报等把中国的早期国语带到了东南亚，而这三者自然也就成了早期国语在东南亚传播的主要途径。

根据已有相关论述，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东南亚华语来自中国，基本与中国早期国语的形成时间同步，是当时的汉民族共同语在海外传播的结果。然而，以上所述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相当粗略的认识，还缺少具体史实及语言事实的支持。具体而言，第一点提及的人相对较多，但基本都是“点到为止”，既未作出历史事实的系统梳理，也未进行立足于语言事实的全面验证，因此难免流于空泛；第二点目前更是难成确论，这里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早期国语形成于何时，中国学术界目前并未达成共识（刁晏斌2006）¹¹，二是对于东南亚华语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较少，难以令人信服；第三点大致与上一点相同，虽然人们已经较多提及汉民族共同语教育在海外的推行以及东南亚当地的国语教育对华语形成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系统或局部的实证研究，至于另外两个方面即写作与办报，则连提及的人都很少，更遑论进一步的研究了。

总之，“东南亚华语的形成”是“东南亚华语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它还没能真正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学术话题，相关研究明显滞后。而随着华语研究的持续进行与不断深入，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则日益凸显。我们认为，现在是着手进行这方面系统研究的时候了。

李宇明（2009）¹²呼吁，应当组织力量研究不同华人社区的语言状况，特别是历史上形成的华人社区所使用的有特色的华语，应进行深入的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调查。我们认为，这样的调查应当在共时与历时两个平面同时展开。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拟对东南亚华语的早期样貌进行初步考察和分析。我们的具体做法是，以创刊初期的《新国民日报》（以下简称《新》）为对象，来进行具体语言事实的调查与梳理。《新》于 1919年 10 月 1 日在新加坡创刊，是当时马来亚联邦的重要华文报章，可以作为早期东南亚华语的代表性语料。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工作，对早期东南亚华语及其使用状况达成初步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华语事实无比丰富，一篇文章的容量极为有限，所以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本文主要立足于最具典型性与代表性的词汇，来进行初步的调查。

二 东南亚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

如上所述，东南亚华语来自中国的早期国语，因此二者之间必然保有极高的一致性，以下结合具体语言事实加以说明。

（一）总体面貌的一致性

要讨论东南亚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首先需要对后者的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周光庆（2001）¹³认为五四时期的白话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以口语为基本，二是融进欧化成分，三是留用古语成分，四是选收方言词语。刁晏斌（2018）¹⁴则从比较宏观、偏于“风格”的角度，归纳了早期国语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古雅色彩突出，二是外来特征明显。除以上两点外，如果再从“表达”的角度看，早期国语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多样性。所谓多样性，即如周清海（2014）¹⁵所说，现代汉语标准语是一种“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的语言，而华语的“古今杂糅，南北混合”现象更甚于现代汉语。上述观点虽然是针对“现代”而言的，但是这一状貌与特点正是由“早期”发展而来，所以这一表述对于早期国语以及早期华语而言，无疑更加切合实际。以下，我们就主要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及其表现。

具体而言，“古今杂糅”¹⁶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就宏观而言，文言及“准文言”形式与后起的通俗白话形式并存；二是就微观而言，一篇之中，甚至一段之中、一句之中，二者的糅合也属常态。

宏观方面，就《新》而言，文、白并存的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白”的用例如癡鸠（即该报主编张叔耐）为该报创刊所作《例言》中的一段：

（1）其实本报为了一点小事情，不得不暂时停版，这也是不得已，想诸君早已知道了，如今也不用再讲。但是本报死而复生，也不是一遭了，今番却几乎连个姓名都保不稳，所以今番得与诸君重复携手，也算是本报特别的一个新纪元。（《新》1919–10–01）

该报同一天还刊登了同一作者所写的时评《戏剧式之北方议和》，风格一变，完全是另一种面貌：

（2）我尝观乎旧剧焉，装秦桧者出场，而众人皆骂，然骂者自骂，而秦桧则洋洋动止自若也。今日之王揖唐，无以异于是。安福系为国家害虫聚结之所，王揖唐为害虫中之巨蠹。伪政府之人物，虽累累皆害虫，要亦何至以巨蠹充代表哉！曰惟巨蠹乃不欲议和，惟不欲议和者，乃可以充议和代表。（《新》1919–10–01）

我们用作对比的是同时在中国上海出版、当时影响很大的《申报》（以下简称《申》），该报此时的基本面貌也是文、白并存，前者的用例如：

（3）此项裁兵，如何遣散亦当妥为之地，挥之使去，不啻驱之为匪也。我尝谓生计问题为裁兵之枢要，而尤须以实行清乡为裁兵之警备，庶游手有所归而无可藏匿，使各军长果澈底觉悟者，当不河汉斯言。（《申》1919–11–13）

后者的例子如：

（4）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同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编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申》1919–08–17）

微观方面，虽不乏较“纯”的白话表述，但是一般而言，更为常见的则是白话中有文言成分，形成一种融合性的“文白结合”型文体，即如以下这样的用例：

（5）粤妇某氏，寓芒果路某号，以手工度日，性勤俭，不好嬉笑，人咸啧啧称羡。（《新》1919–10–02）

（6）昨日下午六时许，有粤妇某氏，手抱一数月终年幼孩，路经大马路某街口，适遇某摩托车奔来，即将妇孩二人撞倒，妇负伤极重，血流如注，而孩亦登时因伤毙命，氏则由某差舁往医院，不知有性命之虞与否也。（《新》1919–11–01）

这样的形式也与当时中国报章一般的表述方式一脉相承，甚至如出一辙，例如：

（7）但外间人言啧啧，均说厅长喜打人，确不确虽未可知，而揆之民国法律，打人事万不宜有。又如今日卢军使发言时，厅长在旁拍桌，似亦非对长官所宜有。（《申》1919–01–08）

（8）现在，受伤之女已舁往天赐庄医院医治，警厅及县署均派探四出兜凶手，传闻已在开门外渡僧桥缉获一人。（《申》1919–10–07）

总之，就上述“多样性”而言，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如出一辙，而这正好可以证明二者同出一源，本为一体。周清海（2002b）¹⁷指出，新加坡人接触的书面语，在新加坡与中国建交以前，并不是中国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而是五四前后期的汉语书面语，这一论断可以从上述事实得到证明。

（二）具体表现的一致性

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的一致性，除了可以从总体面貌上进行比较与说明外，还可以而且应该就更多的具体表现来作进一步的考察与验证。某些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一些具体事实，已经证明当今华语与早期国语的某些一致性，而当今华语的这些表现正是早期华语的延续。例如，李计伟（2018）¹⁸指出，新马华语中的“帮忙＋ NP 对象”等结构的主要来源是早期现代汉语（按即本文所说的早期国语，下同）；王彩云（2016）¹⁹对马来西亚华语虚词“从”“把”“和”“不但”“既然”的一些独特表现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表现在早期现代汉语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以下，我们以词汇为例，来做一些初步的调查和验证。

首先由构词入手。刁晏斌（2020）²⁰指出，马来西亚华语中，以“礼”为语素构成的词特别多，如“首映礼、推介礼、推展礼、颁奖礼、开幕礼、闭幕礼、动工礼、动土礼、分手礼、毕业礼、入学礼、升旗礼、授旗礼、开球礼、奠基礼、殡仪礼、启用礼、就职礼、宣誓礼”，而同样的意思，普通话则多用“－式/ 典礼/ 仪式”来表示。其实，华语中的上述形式有一些是经由“早期国语→早期华语→当代华语”一脉相承而来，有一些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类推仿造。

早期华语中，常见的“礼”族词如“庆祝礼、开幕礼、结婚礼、下水礼、毕业礼、休业礼”等，它们在《新》中都见使用，而早期国语的此类用例，如：

（9）十时至十二时，行开幕礼，官商各界到者四五百人，而尤以银行洋行中人为多。（《申》1919–06–04）

（10）前日上午，举行暑假休业式，兼行第六届毕业礼。（《申》1919–07–24）²¹

早期华语中，“员”缀词语相当常见，比如《新》1920 年 2 月 2 日刊登的广告“吉兰丹华侨商会九年职员一览表”，所用指称形式计有“名誉总理、正总理、副总理”，以及“监督员、财政员、查账员、书记员、交际员、庶务员、翻译员、纠仪员、评议员”，由此可见各“员”之多。此外，我们在该报中看到的还有“视学员、劝捐员、收股员、筹备员、演讲员、司仪员、司礼员、撰述员、征求员、干事员、起草员、办事员、评判员、服务员、通讯员、驾驶员、视察员、侦缉员、摄影员、税务员、卖货员、赞助员、司账员、指导员、陪审员、会考员、主考员、督练员、调查员、清洁员、巡查员、购办员、起稿员、交涉员、粮食管理员、校员、访员、团员、医员”等。

我们在汇集数百种清末至民初的报纸和刊物，包含 3000 多万笔记录的“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对以上各“员”一一检索，发现它们均有用例，另有“救急员（国语中有‘急救员’）、咨访员、司理电车牌照员”未检索到。此外，早期国语中没有检索到用例的还有一个“华语帮办员”，则很有启发性：“帮办员”早期国语中有用例，这说明“华语帮办员”应属“二次造词”，结合当地的社会及语言状况，这应该是一个“华语区域特有词语”或“社区词”（见下）。

以下再看一般词语。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2006）²²在讨论港式中文“开幕”一词的表义范围和使用范围均大于普通话时指出，香港 20 世纪20 年代的《工商日报》中已有“书院开幕”“店铺开幕”的搭配形式，而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1928 年）中就有“生活开幕”的用法，可见，香港是沿用了“开幕”过去的用法，而内地则缩小了使用范围，所以产生了差异。其实，不只香港沿用了过去的用法，东南亚华语也是如此，《新》中就有大量的此类用例，如：

（11）（本银行）布置均已就绪，业经临时董事部议决，于十月一日开幕。（《新》1919–10–06）

（12）广州海珠铁桥，定于今（十八）日上午，举行开幕礼，礼仪将极隆重。（《新》1933–02–15）

以下再举几个早期国语的同样用例：

（13）英界大新街口春桂戏园现已落成。园主李春来慎重角色，各外延请，故尚未开幕。闻本月二十前后必能开演云。（《申》1907–08–22）

（14）广肇女学第一校昨日午后二时开幕。（《申》1919–09–11）

再如动词“形”，古有“形成、产生”以及“流露、显示”等义，此义早期国语中常用，多取“程度副词（单音节）+ 形 + 形容词（双音节）”的形式，构成一个陈述性的四字格，这样的用例，如：

（15）最近更有三原失守之说，军府各要人极形愤激。（《申》1919–03–03）

（16）津邑地狭人稠，兵燹后房地益形腾贵。（《申》1919–11–24）早期华语中，这一形式也很常见，与以上各例构成基本对应关系的用例如：

（17）某街连日开演街戏，观者人山人海，极形热闹。（《新》1920–03–01）

（18）前方军事，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益形和缓。（《新》1933–06–20）

早期华语中，词的同素异序现象（AB-BA）比较普遍，其中有一些BA 后来已经较少使用或退隐，而《新》中这样的形式却很常见，如“议决、输灌、利便、发散、铺店、经已、燃点、日昨、高跳、女妇、平和、良善、用费、加增、疗治、唱演、惯习、担承、议商、单简、晨早、加增、延蔓、获拿、运搬、康健、通流、加添、助援、输运、省节、乘搭、置放、快愉、运命、联对、要索、挤拥、激刺、乏缺、算核、改更、述叙、走出、迟延、住居、习练、派委、弹子、规法”等，它们在早期国语中也基本都有使用。二者对应的用例，如：

（19a）际兹节届中秋，凡属饼行，多预制各式月饼发售，以供社会酬应之需。（《新》1919–10–01）

（19b）闻章宗祥此次归国，因在东京临行时受留学生之辱骂，意颇沮丧，故抵津后将其家属安顿在天津，独自来京，暂住总布胡同魏某之宅，连日在京酬应颇忙。（《申》1919–05–07）

（20a）（房屋）经已修改，不日告竣矣。（《新》1920–01–12）

（20b）且已发出函件约九百封，遍达全国省议会商会青年会等，以期鼓励会务一致进行，及提倡各处设立支会，现得有报告，经已着手倡办者至少有三处，即湖北山东湖南是也。（《申》1919–03–07）

与上述同素异序词有些类似的，还有单、双音节词并行的情况，这在早期华语中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其中单音节词的较多使用反映了此时期文白相融的语体特点，而究其原因，仍是对早期国语同一习惯的延续。例如（我们把与单音节词相对应的双音节词附于句末）：

（21a）然北伪府久惯倒行逆施，安能采此中正之说哉。（《新》1919–11–01）――采取

（21b）普通会议之原则，凡审查会对于议案有可否之权，今对等开议，若采此办法，殊失对等之精神。（《申》1919–02–06）

（22a）敝号开设在马真律门牌四十七号，专办参茸生药发行。（《新》1920 –01–12）――办理

（22b）又于交通部内设有一清理处，专办各路赈目总清事务。（《申》1919–11–03）

早期华语中，有很多词与当代普通话形同实异，存在意义和用法的明显差异，但是却与早期国语完全一致，如：

（23a）各学校于经学一科，久已废除，乃国文科试验，则专以四书命题，教授与试验，背道而驰。（《新》1920–01–12）――考试

（23b）其预科试验科目，为国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理化、博物，讲习科试验科目为教育、国文、数学、应用图画。（《申》1919–06–26）

（24a）但身体之发达，非身体各部分同时发展，骨格发达最早亦最速，筋力次之。（《新》1920–03–05）――发展

（24b）凡熟悉铁路事情之人，莫不知中国将来铁路营业之发达必冠于世界。（《申》1919–09–28）

以下一些在《新》中出现、对今天的一般读者而言已经相当陌生的词语，均在晚清民国初期的报刊中出现过，如：

树乳、电影戏、汇水、店伴、手车、脚车、雌威、铁线路、在地、丑业、花界、食点、唱碟、财部，外部、农部、教长、军府、职教员、员生、拜一 / 二 / 三 / 四 / 五、甲必丹、依葛、峇厘、雪水、警差、地基、落车、土生、唛头、唛、摩托载货车、摩托脚踏车、蜜酒、私寨、巴仙、报穷、我侨、同侨、侨众、巴士车、工手、探差、出街、妙手儿、首饰品、琵琶仔

其中有一些即使在早期国语中也不常用，像指称扒手的“妙手儿”，指称地下妓院和歌妓的“私寨”与“琵琶仔”。这些早期国语中的罕用词也能在早期华语中出现，更能说明二者之间的一致性。²³

总之，因为早期华语是中国早期国语的域外“移植”，甚至是整体“搬迁”而来²⁴²⁵¹⁴，所以前者才在总体上保留了后者的基本面貌，并由此而使得二者之间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可以在词汇及其使用上得到充分、完全的证明。²⁶

至于为什么会产生上述一致性，汪鲸、戴洁茹（2015）²⁷从语言主体即使用者的角度给出了一个答案：“迟至 19 世纪末期，新加坡华人仍然视清政府为政治和文化效忠对象，是具有正统地位的‘国朝’，并习惯于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期望作为‘臣民’为‘朝廷贡献心力。”需要补充的是，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东南亚华人的这种心态依旧，即如《新》创刊“例言”在谈到办报宗旨时所指出的，要“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引诱吾们侨胞，使人人脑筋里印着极大的爱情，这爱情是什么，便是中华民国四个字。”可以断言，这种“爱国之情”正是“语言向心力”的根本动因，而上述一致性则正是其外在的具体表现。

三 东南亚华语与早期国语的差异性

李行健、仇志群（2014）²⁸指出，“台湾国语”虽然是老国语（按即我们所说的早期国语）的变体，但并不是对后者的“一仍旧贯”。这一点对东南亚早期华语也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虽然具有普遍的一致性，但二者却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完全重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些变化性与差异性，由此就使得前者与后者在“大同”的基础上也存在一些“小异”，而“大同”与“小异”相加，才是早期华语作为早期国语域外变体的真实、完整面貌。

早期东南亚华语与早期国语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²⁹，关于这一点，卢绍昌（1984）³⁰指出，“至于词汇方面，基本的词汇应该跟中国的基本词汇一样。可是特殊的词汇，譬如，地区性特有的事物，中国没有的，必须自己创造。人类应用语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创造性地应用语言的。我们应用‘华语’也在创造自己的词汇”。这里所说“自己的词汇”大致就是上述“小异”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志祥（2005）³¹称之为“华语区域特有词语”，其具体所指是存在于华语的母体 ( 以内地为代表的主体性语言 ) 与它的子体 ( 流行于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等地的分体性语言 ) 聚合而成的整个语言集团里那部分带有明显地区特征的差异性词语，文中也调查、列举了一些这样的词语。上文提到的“华语帮办员”，应该就属于此类词语。

本部分的做法是，在《新》的“本坡要闻”和“南洋要闻”栏目以及广告中，搜集那些“陌生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词语，通过在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检索，调查其在早期国语中的使用情况，然后得出相关结论。

初步可以明确为东南亚华语特有词语的，大致有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早期国语中的检索结果为0。比如《新》刊登的两则广告：

（25）星加坡松柏街门牌七号，兹有楼下二三楼全间铺壳招人承顶，如四方诸公有合意者，请移玉面商。（《新》1919–11–01）

（26）现要聘一能造面包（罗知）者，薪金从优。（《新》1920–01–31）

以上“铺壳”和“罗知”在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均无用例。前者经我们初步调查，系潮州方言词，大致意指可作店铺的空房；后者是马来文 roti 的闽南话音译，义指面包³²，所以句中用来给“面包”作注，而这也表明“面包”并非当地当时普遍、常用的词。

再如以下一组均采用音译以及“音译 + 义标”型指称汽车的词语：“摩多加、摩多较、摩多加车、毛多架车、毛多车、摩多电车”³³，此外还有系英语 Lorries 音译加义标的“罗厘车”，都是早期国语中所未见的。另外，早期华语中比较常见的“加非 / 羔啡茶店”早期国语中也未见用例。同样的词语再如“毛白霜”（法国作家，今通译作“莫伯桑”）、“烟精”（同文中与“烟鬼”并用，均指鸦片吸食者。同义词语还有“黑籍人士”“芙蓉仙子”）、“潮音剧”“雌雄婆”（阴阳女）、“卖茶妹”（妓女，又称“茶花”）、“竹板厝”（竹屋）、“西式屎坑尿坑”（西式座便）等。

第二种，早期国语中可以检索到个别用例，但在时间上要后于早期华语。例如：

（27）北政府对于学生早已结了不解仇了，这个冤仇怎样结的，大家也懂不来。 （《新》1919–10–23）

（28）火锯厂提议联合大公司之传闻 （《新》1919–10–29）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懂不来”和“火锯厂”均只有几例，以下是我们所见二者各自的最早用例。

（29）至于他所骂的所哭的话，谁也懂不来，但是各人以为事不干己，便谁也懒于过问。（《星期》1922–06–25）

（30）星州华商火锯厂联合大公司之建议 （《侨务》1924 年第 101 期）

以上例（27）中的“懂不来”是闽南话词语³⁴，而例（28）这一标题下的第一句话是“锯木厂（俗称火锯）”，则知应为由方言语素组（至于属于哪一方言，待考）“火锯”与共同语素“厂”构成的词。例（30）中的“星州（按即新加坡）则透露了此词的出处信息，即应为由东南亚华语引进而非早期国语自造的。

类似的再如“坡元”，义指新加坡元《，新》1919年10月4日的一则报道标题即用到此词，而中国内地则最早见于《申报》1922 年10 月7 日，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此词的“创制权”在东南亚。另外，像“神经友”（精神病患者）、“树胶公会”等大致也是如此，均是早期国语所见用例后于早期华语，可以初步确定为早期东南亚华语独创词语。

对于上述两种情况，我们有必要作出以下说明：在语言研究中，对于某种现象，向来是“说有易说无难”。因此，以上调查与得出的结论：第一，只限于《新》以及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这一范围；第二，即使在这一范围内，也只有相对性而没有绝对性。

以上所列举的词语多有方言背景，它们的有无是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差异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李如龙（2013）⁷指出，海外华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方言词进入通语词较多。一般的论者在谈及华语变体的产生原因时，总会重点谈及方言的影响，这当然有其客观依据。不过，我们认为，最能体现早期华语与早期国语差异性的，是那些排除了方言因素的词语，即与东南亚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特有地名、官员及机构名称，以及特定的人称、事物等，如“峇厘、大/ 小坡、本邦、本坡、该坡、本叻、叻地、坡督、吧督、督署、海峡殖民地、海峡政府、身税局、树乳拍卖场、总臬司、暗差长、荷警、华民官、粮食官、海面警察、土生华人、土生华妇、叻产华人、柅园、柅质、入籍费”等。以上这些词语大致属于上引卢绍昌（1984）³⁰所说比较典型的“自己的词汇”，同时也是更能反映东南亚华语变体词汇特点的“华语区域特有词语”或“社区词”。

上述词语都是用汉民族共同语的固有造词材料，按照一般构造方式造出的，其中最为集中的是一些与身份识别有关的词语族。例如“华”族词语，指称属于中国或当地华人的人或事物名称，我们看到的就有“华民、华工、华商、华贩、华妇、华女、华童、华军、华兵、华探、华警、华校、华亩、华药、华医、华文、华字、华式、华货、华盅、华店、华物、华塚、星华、马华”。再如专指各色人等的“人”族词语，像“华人、粤人、闽人、潮人、客人、琼人、印人、暹人、西人、欧人、番人、齐智人、塔米兰人、混种人、结宁人”等，都是早期华语中比较常用的指称形式。

此外，相对比较集中、常见的词语族再如以下几个。

侨：侨团、侨长、侨胞、侨商、侨生、侨童、侨产、侨界、侨史、同侨、吾侨、琼侨、闽侨、星侨

籍：潮籍、客籍、粤籍、琼籍、欧籍、荷籍、印籍、别籍、他籍

巫：巫人、巫妇、巫童、巫警、巫校、巫装、巫剧院

属：潮属、客属、粤属、琼属、英属、美属、荷属、印属

汪惠迪（2004）³⁵指出：“华语的基本词汇，尤其是核心词汇，无论两岸三地、新马、澳纽、美加或欧洲等华人社区，都基本上相同，但是，就非基本词汇而言，由于各地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地区词，即本土词语，差异就凸显出来了。”这种本土词语早在华语产生之初就已存在，并构成其作为早期国语海外变体的“变”的一面。总之，即便着眼于东南亚华语产生之初，其与早期国语的差异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由于受华语产生特殊性（即基本属于“整体移植”而来）的影响和制约，其具体表现并不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

陈恒汉（2018）³⁶认为，南洋华语是汉语在域外流播变异的真实面貌，反应了语言“走出去”后的演变状况，是一种正常的语言发展现象。南洋华语独有的特点为当地华人贴上共同的标签，但也烙上了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分析这些变异的成因，对研究汉语在海外的流播、发展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系统发掘上述本土化特征，分析其形成原因。由于此前这方面的研究极少，所以目前我们还远难形成相对全面的认识，这样也就难识早期华语的真实全貌，因此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亟待开展。

四 结语

以上我们主要立足于词汇，借由对上世纪 20 年代新加坡华文报纸《新国民日报》的调查，分别讨论了东南亚华语与中国早期国语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前者证明了二者之间的流与源关系，而后者则体现了东南亚华语的地域性特点，二者合一，大致反映了东南亚华语与早期国语之间的“大同”与“小异”，而这也就是它的基本样貌。就一致性而言，其造成原因即如上文所说，东南亚华语是从中国“移植”或“搬迁”过去的，二者是“变体”与“母体”的关系；就差异性而言，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方言词语（包括方言音译词）直接进入，二是社区词批量产生和使用。

朱德熙（1988）³⁷把新加坡华语与台湾国语、香港中文看作汉语标准语变体的样本，而郭熙（2006）³⁸则指出，“我们不能再忽略华语作为共同语在各地的变异形式。通过各地华语变异的研究，使我们已经有而且还会进一步有许多新的发现。”结合以上对东南亚华语早期样貌的初步考察，我们对其作为早期国语的海外变体样本这一点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同时也更加坚信这样的研究确实会有更多新的发现。刁晏斌（2020）²⁰讨论了当今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问题，其中就包括历时的拓展，而以上考察正是这一拓展的一次有益尝试。总体而言，这样的尝试以及相关工作是富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东南亚华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这既表现在共时研究方面，也表现在历时研究方面。就前者而言，“鉴古”才能“知今”，如果不了解华语的早期样貌，则对其现状的了解和认识自然也难以深入、全面；就后者而言，华语研究应以共时与历时为两翼，而早期的实时状况正是百年华语发展进程的起点，是东南亚华语史研究的“原始积累”部分，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起始性工作。

第二，对全球华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全球华语史”的概念由本文作者于2017 年正式提出，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证（刁晏斌，2017）³⁹, 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东南亚华语史是全球华语史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东南亚华语史也就是研究全球华语史，前者对后者意义重大，具体而言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起始阶段语言事实的梳理，二是理论基础的建构，三是方法与方法论的探索。

第三，对普通话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华语与普通话都是早期国语的地域 / 社会 / 功能变体，二者可以而且应该互为比较与参照的对象，无论立足于共时还是着眼于历时都是如此。对于普通话的历时发展及其研究而言，早期华语状况的考察与分析无疑为它开启一个窗口，提供了一个新的历时观察角度、一种新的问题发现路径，甚至是一种新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