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区词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与内涵的重要学术概念，文章总结并评价了此概念提出近30 年来相关研究的进展及所取得的成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目标与方向：一是建立多维度的层次观，二是处理好分类问题，三是进一步厘清社区词跟其他类词的关系，四是加强历时层面的动态研究，五是进行更加全面、多元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社区词；社会语言学；全球华语学

香港学者田小琳在《现代汉语词汇的特点》（1993）一文中，提出“社区词”这一新概念。社区词指的是“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适应和反映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¹。社区词的提出基础和依据是“使用汉语的人群，并非生活在一致的社会形态内。如果划分一下，中国内地是最大的社区，还有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以外的，还有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华人社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就会有一些社区词在不同的社区流通”²。

近30 年来，“社区词”这一概念最初以香港词汇特点为切入点，作为词汇学术语而提出，后来随着全球华语研究的兴起，进而发展为描写全球华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的、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范围不断拓展，认识不断加深。时至今日，社区词已经成为全球华语学研究中最具理论色彩与探索、思考空间的一个重要问题，非常值得回顾与总结、规划与展望，从而继续做大做强，为全球华语学乃至于普通语言学做出属于中国学者的更大贡献。

一 已有研究述评

自从提出社区词概念后，田小琳就笔耕不辍，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详后），而学界也积极跟进，有关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极有必要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

田静、苏新春（2019）把社区词研究分为在新词研讨中提出概念、理论建构与研究拓展三个阶段，并将研究视角归纳为普通话标准视角和大华语标准视角，认为在不同视角下，社区词的指称范围及其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和大华语词汇系统中的具体定位都有区别³。简而言之，前者属于“传统”汉语词汇范畴内的研究，最终使社区词成为与外来词、方言词以及古语词等并列的一个新的词汇类聚；而后者则立足并着眼于大华语及全球华语学，乃至于普通语言学，不仅对社区词进行了新的阐释，同时也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下面就根据上面划分出的“两个视角”，对相关探索进行介绍和讨论。

（一）普通话标准视角下的研究

田静、苏新春（2019）对从 1993 年正式提出社区词概念一直到2011 年“社区词”收入《语言学名词2011》期间田小琳的相关研究及其贡献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³。在这一阶段中，无论田小琳先生本人还是其他学者，绝大多数人的研究都是以普通话词汇为标准，并在这一视角下展开的。田小琳《关于词汇学术语社区词的命名》（2016）一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其社区词研究主要内容和思想的总结。文章指出，社区词命名的根基，首先要考虑它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定位，即社区词与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从古今中外四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汉语一般词汇的来源；其次要考虑社区词跟其他词汇学术语的区别，即它不是方言词，也不是社会方言；最后要考虑社区词命名的选择，由此进一步明确其内涵与特点，即社区词与特有词语、区域词语、文化词、新词新语等都有明显的不同⁴。不过，田小琳的“社区”仅指社会区域，她对这一概念的表述是：“翻查《应用汉语词典》，‘社区’的意思是一定的地区社会，特指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活动范围内的地区’。再查《现代汉语词典》，‘社区的意思是‘社会上以某种特征划分的居住区：旧金山华人社区’。我想‘社区词’正用的是这两本词典里解释的基本意义。”⁵她虽然把社区词译为community words，但其社区词中用的却并非社会语言学中community 的完整意义，换言之，她并非是在社会语言学的概念范围内使用“社区”一词。

田小琳之外，很多学者也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对社区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最终使之成为一个广为人知，并被普遍接受的学术概念。另外，一些学者还在上述范围内使用其他指称形式进行了相类或相关的研究，例如陈瑞端、汤志祥（1999）提到“单区域独用词语”概念⁶，汤志祥（2001）还提出“区域词”，并进行了分类⁷；汪惠迪（1999）使用了“特有词语”的指称形式⁸，还编写出版了《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时代出版社，1999）。李行健主编的《两岸差异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14）也把台湾地区与大陆不同的词语称为特有词语，并收释了大量此类词语。

（二）大华语标准视角下的研究

大华语标准视角下的研究中，有两篇论文具有开创性意义和价值，把社区词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

第一篇是邵敬敏、刘宗保的《华语社区词的典型性及其鉴定标准》（2011）⁹，该文对社区词理论完善与发展的最大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明确了社区词的社会语言学属性。文章指出：“社区词的本质既有地域的，也有社会的。两者都是它的重要属性，不过社会性更是它的本质属性。换言之，社区词反映出来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该区域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特征，不过它们的背后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信仰、军事、法律等因素在支撑着，因此它是一个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概念。”⁹

第二，建立了系统的社区词历时观。以前的社区词研究主要着眼于共时，而邵敬敏、刘宗保（2011）⁹则立足于历时，着眼于社区词的互动（即互相渗透、影响及融合），通过一组概念及概念间的关系来进行阐述，其中主要包括跨区使用的“跨社区词”和接近于一般词语的“泛社区词”。文章指出，“社区词→跨社区词→泛社区词→一般词语”形成一个渐变的连续统。在此基础上，文章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不同社区的高频接触，必然会导致语言的交融，从而造成社区词数量的减少以及典型性的减弱；反之，不同社区的互不来往，必然会导致语言的分离，造成社区词数量的剧增以及典型性的增强。由此得出结论：不同社区接触的频度、力度决定着社区词的质与量⁹。这种历时观的建立非常重要，把社区词纳入到了整个词汇动态发展的链条之中，从而拓展了研究视野和范围，更重要的，是把相关研究带入了全球华语史的范畴之内。

田静、苏新春（2019）在此基础上指出，在大华语标准视角下，社区词中的“社区”有了更为合适的、明确的对应概念——言语社区；而在普通话标准视角下，这一对应概念则是指社会区域，即“以社会形态来划分的区域”³。

第二篇是施春宏的《从泰式华文的用词特征看华文社区词问题》（2015）¹⁰，该文立足于泰国言语社区的用词特点，站在全球华语学、乃至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对社区词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思考，其对社区词理论完善与发展的最大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认识的进一步提高。施文把社区词界定为“形式上是普通话词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或者“形式上是通用语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认为这样社区词就由华语社区词拓展到了具有全球华语学、乃至于普通语言学意义的通用语社区词¹⁰。这一界定既能将社区词跟方言词相区别，又能将社区词跟通用词相区别，因而更能揭示社区词的本质。因此就把对社区词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层次与高度。

第二，内容的进一步扩展。施文由社区词进而提出“社区表达系统”概念，认为华语社区的语言研究不只是社区词问题，而是整个社区语言表达系统问题，即还有“社区语音、社区语法、社区语用、社区修辞、社区语体、社区文体”等¹⁰。我们认为，这是对社区词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使之由传统的“词汇”层面进入“语言”的整个范畴，其实质即如施文所说，不仅是研究内容的变化，而且必然带来研究观念、分析模式、调查方法、研究结论的调整和更新。我们认为，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这一观念得到学界的全面认同和贯彻，很可能会对全球华语以及全球华语学的研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综合来看大华语标准视角下的整体研究成果，从“社会区域”到“言语社区”，从词汇学概念到社会语言学概念，从共时到历时，给社区词理论内涵及进一步研究带来的变化与发展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视角与立场的转变。徐大明、王晓梅（2009）¹¹最早引进国外的“言语社区”理论并结合汉语/华语实际对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华语社区”的新概念，并将其表述为“一个依托全球华人社会的言语社区”¹¹。从此以后，人们对“社区词”中“社区”的认识，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是飞跃，由此整个社区词研究就从田静、苏新春（2019）³所说的普通话标准视角转向大华语标准视角，这代表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研究内容由汉语词汇本体转向社会语言学以及全球华语学。

二是对社区词内涵认识的发展。田静、苏新春（2019）在大华语标准视角下，把社区词的内涵由田小琳（1993）的“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适应和反映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调整为了“指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所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差异，而产生或使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华语社区，反映所在社区特色，但不能通用于整个大华语圈的词语”³。在后者提及的一个或几个华语社区以至于大华语圈，均能体现出对社区词内涵认识的发展。

三是研究内容的扩展。田静、苏新春（2019）就社区词的研究内容指出，在普通话标准视角下，绝大多数研究是以普通话词汇为标准，分析与论述多围绕与普通话词汇的对比展开，而在大华语观的指导下，部分研究已经开始呈现出面向整个大华语圈的趋势，针对某一华语区或多个华语区词汇状态的描写性研究逐渐增多³，例如施春宏（2015）¹⁰、邓思颖（2020）¹²。正是主要着眼于上述发展，施春宏（2015）指出：“社区词概念的提出，是词汇学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为进一步认识语言调节和语言变异的内涵及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但深化了人们对词汇系统的构成及运动方式的认识，而且深化了人们对语言交际过程和方式的认识。”¹⁰

四是社区词历时观的建立，进一步启发、引导学界从历时角度对社区词进行探索。我们所见，已有一些相关论著面世。例如，施春宏（2015）认为，社区词这样一些概念的定位显然是立足于跟通用语的“异”而不是“同”，但“异”中却有“同”的基础，而且“异”和“同”之间还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¹⁰。这种相互转化，无疑是在历时的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再如，盛玉麒（2012）¹³探讨了香港社区词的构成理据以及在内地的认知与传播情况。文中提出了“通用词的社区词化”概念，即通用词在某一言语社区获得了独特的新义，作者认为这符合语言发展的“应用规律”¹³。这样的认识不仅为社区词的生成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同时也是极富历时意义的表述。

二 关于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社区词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大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新的进展甚至于突破：

（一）建立社区词的多维度层次观

我们认为，这一点以前的研究重视不够，甚至一定程度上有所忽略。具体而言，我们所说的层次观大致包含以下几个不同的维度：

首先，着眼于不同的言语社区，大致可以作如下层次划分：

第一层次，分为普通话社区词与非普通话社区词。第二层次，分为中国大陆的普通话社区词、港澳台地区的“国语”社区词和海外华语社区词。第三层次，在第二层次下进一步划分，如“国语”社区下分香港、澳门、台湾社区词；海外华语社区下则分为东南亚华语、北美华语、欧洲华语社区词等。第四层次，在第三层次下进一步划分，如东南亚华语社区下分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社区词等。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还有可能分到第五层次，即某一单一社区词的进一步划分，比如马来西亚华语，其内部南马、中马和北马也有一些差异，邱克威（2013）曾就此作过简单的说明¹⁴。

其次，着眼于社区词的内涵及特点等，大致可以分为典型和非典型两类，也可以在二者之间再加上次典型一类，详见下文讨论。

最后，着眼于对象范围，可以参照上述施文的观点，将社区词研究分为小范围（仅指词汇）、中范围（包含语言的各个要素）和大范围（包括语用、修辞、语体和文体等）三个层次。

（二）处理好分类问题

田小琳（2004）以“流通范围”为依据，将社区词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指能在各地区语言交流中被规范词吸收的社区词，后者是只能在本社区流通的社区词⁵。同样是以“流通范围”为依据，也同样分为广义和狭义，田静、苏新春（2019）划分的两种社区词的所指范围又有不同：前者指不能通用于所有华语社区的社区词，后者则为单区独用的社区词³。邵敬敏、刘宗保（2011）依据跟方言词等有无关系，将社区词分为“典型社区词”与“非典型社区词（准社区词）”两类，前者涉及形义均异、义同形异、形同义异三个方面，后者指处于跟方言词、外来词、文言词交叉地带的社区词⁹。邓思颖（2020）把社区词按“核心”和“边缘”分为两类，前者直接因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不同而产生，后者则与上述因素只有间接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关系，纯粹因地域差异而产生区别¹²，这样的划分标准或许可以表述为“社区性”的强弱及有无。

对于社区词的分类问题，我们谈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单一的分类标准只能从一个方面认识社区词，这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目前已有认识的纷歧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鉴于以上一点，“复合”的标准以及多角度的分类是必要的。如果能把上述不同的标准合在一起，再加上其他可能的标准（如历时标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和归类，肯定会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和认识社区词。比如，按照复合的标准，有助于了解和认识某些社区词的“多栖”属性，例如着眼于某一社区词的方源属性，则会认识到社区词也兼属于方言词；如果某一社区词系古代词语的留存，则会认识到社区词有时也属于古语词。这样，我们也就大可不必纠结于它们到底属于哪一类词、不属于哪一类词了。由此出发，必将有助于建立多维、全面，乃至于立体的社区词观。

第三，已有研究的分类都采取的是“二分法”，这种分类方法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相对而言，“三分法”或许是更加合理的选择。施春宏（2015）指出，社区词跟方言词等一样，都是一个原型范畴，因而都有典型成员、次典型成员、非典型成员之分。而且他还认为，在理解社区词时应当既立足于典型现象，同时也考察相关词群之间的过渡状态¹⁰。我们认为，这种“次典型”以及“过渡状态”的划分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具合理性。

第四，结合上述的层次观，还应考虑多角度的下位分类，在这方面，有人已经进行了尝试，比如邵敬敏、刘宗保（2011）就把典型社区词分为形义均异、义同形异、形同义异等三种类型⁹。循此以往，我们还可以在这方面作更多的探索，尝试从更多的角度进行分类，而每建立一个新的分类系统，我们对社区词的认识就会深入一步。

第五，分类只是深入研究的一个抓手或切入点，它并不是目的本身。确定不同的标准，划分不同的类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对社区词进行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而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分类之下，对社区词进行更加全面、细致与深入的调查研究。

（三）进一步厘清社区词跟其他类词的关系

从田小琳（1993）开始，很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讨论过社区词与方言词、外来词以及文言词等的区别，但是似乎仍然没能谈深谈透，所以李斐（2020）还特别强调“目前社区词的研究仍有较多可以深入的地方，例如对社区词与外来词、方言词、文言词的界限需要厘清”¹⁵。以社区词与方言词为例，由于不同的言语社区往往都有不同的方言背景，或者是分别受一种或多种不同方言的影响，所以社区词与方言词的界限问题就变得特别复杂，因此詹伯慧（2005）指出：“我认为在方言区内，社区词和方言词的关系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¹⁶

关于如何把这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建立“柔性观”，即认为词可以是“多属”的。比如，从来源角度看，一些社区词可能是方言词、外来词或文言词，而从流通或使用范围看，它们则可能是社区词。

第二，建立“动态观”，即认为词的属性可以是变化的。比如一个词在刚从方言或外语引进某一言语社区时，它的身份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而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使用范围的扩展及变化，就有可能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具体的认定可能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并非一成不变。

第三，建立“全局观”，即从全球华语的角度研究社区词。以前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着眼于局部，比如讨论社区词与方言词的区别，基本都是立足于香港社区词和粤方言词，这在“两文三语”的香港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语社区，可能就不完全如此了。所以，还应该扩大调查与对比研究的范围，在全局的背景与观照下来看局部的问题。

第四，建立“边界观”，即设定探讨问题的范围。对上述关系的讨论，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进行，目的是借由这种对比分析来进一步了解和认识社区词以及其他类词的特点，而不是试图给每一个词都贴上一个标签。

（四）加强历时层面的动态研究

加强历时层面的动态研究很有可能是社区词下一步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同时也是进一步补充完善社区词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进器。在当前阶段，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着眼点与着力点：

第一，大量的个案调查与研究。周清海（2017）认为，现在全球华语已经进入一个大融合时期¹⁷，这样的融合主要在词汇层面实现，而其中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或者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原因，就是社区词的转化或称之为社区词的泛社区化有大量的语言事实亟待发掘。举例来说，关于个人移动通讯设备的指称形式，各华语社区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分化到趋同的过程，换言之，一些社区词经历了从显现到退隐，以及个别社区词由跨社区词到泛社区词的过程，总之其中是有“史”的。邵敬敏、刘杰（2008）对1995 年以来“流动电话、手提电话、行动电话、随身电话、移动电话、无线电话、大哥大、手机”等在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和北京、上海使用情况的此消彼长，特别是“手机”的崛起并最后胜出的过程，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调查和解释¹⁸，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第二，社区词的产生、发展及转换的一般模式、规律及其表现，以及判定标准和依据等的研究。这个问题只是刚刚有人提及，离最终形成完整认识并达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我们把大陆特有词语进入台湾“国语”的过程概括为从“进入”到“融入”，具体包括由低到高的三个阶段：借用－自用－化用¹⁹。这样的表述是否具有更大的适用性，即是否可以用于整个华语范围内社区词的发展及转换？还需要通过大量的语言调查来证实或者证伪。

第三，进行富有理论色彩的探究和归纳总结。比如，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那些不能或难以转换的词，即基本只能在某一言语社区使用而不“外流”的最“核心”的词语，这样的词语或许是社区词的“底层”或“典型范畴”。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哪些社区词最容易由单区到多区使用，甚至转化为泛社区词，其原因是什么？以此为两端，再结合不同的中介或过渡状态，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连续统，这不但可以用于社区词发展变化的描写和解释，而且还可以用于对其发展变化的预测。另外，如果上述社区词的“底层”或“典型范畴”确实存在的话，那么自然还应该有与之相对立的“表层”或“非典型范畴”，以及居于二者之间的“中层”或“中间状态”，甚至还有可能作更进一步的细致划分，而这对于深入了解社区词，认识、分析和解释其发展变化，预测某一或某些社区词进一步的发展，无疑都会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五）进行更加全面、多元的理论探索

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借助不同的语言理论来对社区词进行剖析的论著，比如田静、苏新春（2018）从哈贝马斯的“文化间性”理论角度讨论了大华语（其中也包括社区词），指出社区词的文化间性主要有两种呈现形式：一种是其所反映、代表的文化事象，一是异质的，二是在某个或某几个社会区域中特有，在其他社会区域中没有完全对应物，这是显性的文化间性；另一种指社区词的理据性中体现的语言文化心理在某个或某几个社会区域中具有的特点在其他社会区域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是隐性的文化间性²⁰。这样的分析与表述，把社区词的研究引向了“文化”的角度和视野。再如，李丽、赵学清（2020）试图结合 Haugen 的语言生态理论以及 Steffensen &Fill 在Haugen 范式下的理论建构，讨论社区词理论对建构和谐语言生态的重要贡献²¹，文章虽然并未就此全面展开，但起码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打开了一个对社区词的观察窗口。

其实，着眼于不同的理论，或者是立足于不同的理论及研究基础，社区词的理论研究都是大有可为的。比如在词汇研究中，“核心词”是人们经常提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词汇系统的核心部分²²，而在方言研究中，有人提出了“特征词”的概念，指的是反映某方言个性的独有词语²³。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以及相关认识都可以用于社区词研究，特别是“特征词”。比照上述界定，首先搜集能够反映某言语社区独特个性的独有词语，进而归纳出不同社区词的核心词群，这样，我们或许就会对到底何为社区词具有进一步的、有可能比现在更加深入的认识。

詹伯慧（2005）呼吁，让“社区词”的理念在汉语词汇的研究中进一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¹⁶；田静、苏新春（2019）认为，社区词的研究既属于词汇学研究，又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同时还将贡献于全球华语学的研究³；而施春宏（2015）则开始从普通语言学的高度来对社区词进行思考与表述¹⁰。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是对全球华语学以及全球华语史的贡献，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还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三 结语

以上我们对社区词概念提出后的相关研究及其主要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进一步研究的思考与建议。本文写作完成后，我们看到了史有为（2021）对社区词新的认识与表述，下面酌引两段，由此可以窥见其与上文讨论的内容相互发明、相互补充之处²⁴：

社区词与方言词不是并列关系，也非从属关系。同理，借词性质的社区词与外来词也是从不同角度的提取与分类，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应跳出方言词、外来词的框框，从更新更广的角度去看待社区词，发现社区词成员的多样性。比如可以用社区词构成成分的属性去认识社区词，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路走得更宽广。

社区词突破了方言词与外来词的局限，又打通了社会语言学与本体语言学的界限。我们可以从社会与时空角度开拓词汇的演化途径，考察社区词如何产生，又如何扩展使用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