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语“三观”

提要:文章在全球华语学的视角和框架下,立足于跟华语语言观密切相关的理论建设,主要着眼于“本体”及其研究,对华语研究中已初步形成的三种观念和思想,即祖语观、资源观和历时观进行讨论,对这三个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与探索提出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华语;祖语;语言资源;历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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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规模的华语研究自从20 世纪末开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其理论思考与探索,祝晓宏、周同燕(2017)¹结合近十年来的研究把上述思考与探索概括为华语名称的确立、研究方法论的追求、华文教学性质的廓清、华语社区的提出以及华语规范观的演变等多项内容。 本文主要着眼于华语的“本体”及其研究,立足于华语语言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三个方面,即华语的祖语观、资源观和历时观,简称“三观”,来对相关认识作一简要回顾,对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提出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祖语观

20 世纪末,国外的 heritage language 概念开始引入我国,进入本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陆续展开。 在国内,先后产生多种不同的翻译形式,如“遗产语言” “传承语言” “祖籍传承语”“祖裔语言”“祖裔语”“继承语”“祖语”等。 美国学者费什曼把 heritage language分为三类,其中的第一类是移民 heritage language,所举的例子就是华裔使用的汉语(高虹 2010)²,这样,就把海外华裔使用的汉语(华语)定位为heritage languag,而此后的相关研究均在这一基础上展开。

到目前为止,对 heritage languag 阐述得最全面、最完整的是郭熙(2017)³。 在众多的译名中,郭文选取“祖语”,并特别说明是用其字面上的“祖传语言”之义,即指“社会主体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 文章认为,“祖语”之名结合能力更强,更易构成概念链术语群,而此类术语的语义透明度也比较高,容易“见字明义”。 郭文指出,海外华语作为祖语,在性质上具有历史性、象征性和资源性,另外具有边缘性和需要学习的特点,它的传承类型有完全传承、传承中断和完全隔绝三种。 郭文还指出,祖语和祖语传承的复杂性带来其传承研究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家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祖语问题。

时至今日,把华语定位为祖语的“祖语观”已经初步形成,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在华语文教学以及社会语言学范畴内进行的,而着眼或立足于华语作为祖语的本体研究基本还属空白。 然而,在我们看来,祖语观不仅是给华语定位,同时也给认识华语带来了新的视角,而由此也必然带来新的思考和新的认识。 以下围绕三个方面,对此进行初步讨论。

1.1 关于华语的原祖语问题

郭熙(2017)³指出,祖语有原祖语,也有变异或本土化后的祖语。 毫无疑问,海外华语应属于后者,即变异或本土化后的祖语。 在我们看来,前者应该是后者的基础,其意义可以按“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见《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 来理解。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海外华语“基础”的原祖语是什么? 就现在所见,主要有两种认识与表述,均见于给华语所下的定义。 一种是“单基础论”,代表者为郭熙。 郭熙(2010)⁴ 表示,“我们现在倾向于把‘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言’”,2010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就采用了这一定义⁵。 另一种是“双基础论”,以李宇明为代表。 李宇明(2014)⁶的华语定义是“以普通话/ 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后以序言形式写入 2016 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大词典》中。 至于“国语”的具体所指,李宇明(2017)⁷明确为等于“上世纪前半叶的老国语+当今的台湾国语”。

笔者曾经撰文专门讨论华语的基础问题,虽然也持“单基础观”,但与郭熙的观点不同。 我们的华语定义是“以传统国语为基础、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 (刁晏斌(2015)⁸),此后还从较多的角度与方面对此作过进一步的论证(刁晏斌 2018a)⁹;而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根据近年来对东南亚华语特别是其历史的考察研究,把华语简约地定义为“以传统国语为基础的华人共同语”。 这里的“传统国语” 与前引李宇明(2017)⁷的“上世纪前半叶的老国语”所指相同,而它才是华语的原祖语。

明确华语的原祖语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明确它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对于华语研究非常重要。 总体而言,是确立华语的基础,进而给它确立一个基本的“底色”和“背景”,同时也是一个“框架”,而这一切实际上就是从一个方面或角度解决其“定位” 问题。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研究对象的定位无疑非常重要。 具体而言,如果着眼于华语本体研究,明确以上一点会带来以下两点益处:

其一,着眼于历时,可以为华语形成及发展演变研究确立一个起始点,而对于华语的历时研究来说,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其二,着眼于共时,可以为华语研究确立一个整体上的参照物,或者是增加一个新视角,并对很多语言现象(主要是目前大量存在的反映华语与早期国语一致性的现象)提供统一的解释。

1.2 关于华语的保守性问题

华语作为祖语,必然与原祖语保持很高程度的一致性,而关于这一点,已有一些研究作了初步的事实证明,如施春宏(2015)¹⁰通过大量事实指出,相对于普通话,泰式华文词语的“历史”色彩较浓,具体表现是其字义或词义显得比普通话要“古旧”一些,一些在普通话词汇系统中被看作历史词或准历史词的词语,在泰式华文中的使用仍比较普遍,而有的在中国大陆已废弃不用的词在泰式华文中仍在使用。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早期国语(按即原祖语)的存留现象。 此外,再如刁晏斌、侯润婕(2016)¹¹以全球华语通用的三套餐食类名词,即“早饭、午饭、晚饭”“早餐、午餐、晚餐”和“早膳、午膳、晚膳”为对象,对其在早期国语之前、早期国语中,以及当代普通话和华语中的使用情况分别进行考察,证明全球华语具有早期国语这一共同基础;李计伟(2018)¹²比较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华语中“帮忙”一词与普通话的异同,指出其主要源自早期现代汉语(按即早期国语)。

对于上述现象,李计伟、张翠玲(2019)¹³引用国外理论从传承语(按即祖语)的保守性角度来加以解释。 文章指出,相对于祖籍国的对应语言(按即普通话),传承语在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让今天的一些海外华语变体保留了当前普通话中已经消亡的一些词汇、语法特征。 文中选择当前新、马华语若干明显的词汇、语法现象,将之与早期国语和南洋早期华文报刊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了当今东南亚华语的某些词汇、语法特征源自传承语的保守性。 所谓“保守”,其实是因为传承语使用者对祖籍国所使用的语言没那么敏感了,祖籍国语言发生变化后,传承语使用者依然保守着之前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并把它传给下一代。 文中认为,传承语的保守性是海外华语特色形成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一点却未引起充分关注,文中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没有认清海外华语的传承语性质,二是对海外华语的历时发展或者说早期国语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了解不够,三是对百年来现代汉语的变化事实不够清楚。

祖语观不仅给华语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可能开辟新的领域或带来新的内容,比如就上述“保守性”而言,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华语的历史及现实面貌?具体在哪些方面具有哪些表现? 各方面(如语音、词汇、语法等)的表现是只有共性,还是既具共性又有个性? 它跟其他因素(比如下文讨论的变异性)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关系对其有何影响? 总之,由上述一连串问号足可以说明,这方面确实大有可为,并且应该成为华语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1.3 关于华语的变异性问题

前边我们讨论了华语作为祖语的保守性,然而“保守” 并非一成不变。 实际的情况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华语在其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终成为如上所说的“变异或本土化后的祖语”。 综观整个华语研究,其重心和主体部分正在于其变异性,目的是多方面发掘其作为社会/ 地域/ 功能变体的诸多特点及表现,而这正是其变异性存在的最好证明。

在祖语观下,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上述变异性及其表现依然会是一个重点,具体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及持续:一是对各种变异现象进行更加充分、细致、深入的观察与描写,二是对其形成原因作出合理、充分的解释。 相对而言,后一方面更加富有理论色彩与内涵,并且以前关注不够,因此应该成为重要的着力点。 比如,上引郭熙(2017)³所列祖语的两个特点之一是“需要学习”,而具体的学习内容是祖语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语用)、祖语所负载的文化和祖语书面语。 只要是学习,就必然会有一个目标的确定以及最终是否达到的问题,而这一点对学习的结果影响甚大。 吴福祥(2007)¹⁴论及语言不完全习得引起的变异问题,而已有的一些研究也把华语的某些特点与华语习得的不完全联系起来。 比如,祝晓宏(2018)¹⁵把泰国华语变异分为文化传承变异与华语习得变异两类,而李计伟、张翠玲(2019)¹³也谈及由传承语不完全习得所造成的华语变化。 考虑到在相关研究中,“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华语的某些特点的形成与固化既与祖语的“学习”有关,同时也与对它的“习得” 有关,所以这里使用“不完全学习/ 习得”这一指称形式。 我们认为,这种不完全学习/ 习得与华语变异之间的确有着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

陈琪(2008)¹⁶在分析新加坡华语词汇变异的原因时,列出“词语全面学习不足的影响”一条,涉及的语言事实是,华语与普通话有一些同形异色(即感情色彩不同)词语,其产生原因主要是新加坡人在使用华语时没有词语褒贬义的概念和语感,而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华文教学中词语全面学习不足,即教师不讲或很少讲相关内容。 郭熙(2010b)¹⁷则从另一个角度作了类似的调查:哪些词在新加坡趋向于不用,其中包括一些表示细致动作的动词,例如“提、扛、端、举、拎、捅、拧、啃、劈、摘、捆、搓、剥、拌、搂、涮、剁、留心、咽、挣、赊、揭、馊、挑选、遗失、罩、裹、嚼、掰”等。 文中谈到,“同时我们也关心这些词语不用后它们的替代方式。 在新加坡,似乎都在遵循已有的以下一些规律:用‘ 小词’ 换‘ 大词’,例如那些有细微差别的动作动词像‘扛、提、端、拎’等采用更大的形式‘拿’;用英语替换,如‘挑选’用 chose,‘遗失’用 lost,或者用句法手段,例如‘掰’用‘用手弄开’等。”文中还认为,这样的词语及其使用状况是“学”来的。

吴菲(2016)¹⁸对语言不完全习得及其所造成的“偏离” 进行了讨论,文中指出:“广义上说,不论单语者的一语,还是双语者的一语或二语,不完全习得是任何发展中语法的典型特征。 就是说,学习者在实现完全语言发展(有时达到本族语水平)之前,可以几种方式偏离稳定的、充分发展的成年人语言能力。”另外,文中还指出,“不完全习得也可能出现‘石化’,指二语者相对于具有相似认知能力的成年单语本族语者在某些语法属性上无法达到本族语水平。”

如果对以上引语稍加改造或迁移,就可以用之于本部分的论题:

其一,可以把“稳定的、充分发展的成年人语言能力” 理解为原祖语,而“ 本族语水平”则可以理解为祖语的表达水平,这样,上述不完全学习/ 习得的结果,就表现为对原祖语一定程度的偏离;

其二,上述偏离现象确有很多已经“石化”,即固化为华语独具特色的部分,并成为它的部分“区别性特征”;

然而,祖语通过学习/ 习得才能获得,而不完全学习/ 习得会造成其变异,这一点现在仅仅有人偶尔提及,远未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由此就给华语变异性研究带来新的空间和内容。 因其涉及范围远比单一的本体研究要广,并且相关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不完全学习/ 习得造成的华语变异并非个别现象),所以这一研究具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祖语观对于全面、正确认识华语意义重大。 我们一方面可以用它来指导华语研究,另一方面也应该而且能够用相关研究成果来为“泊来”的祖语理论贡献华语知识及华人智慧,并使之更趋完善。

二、资源观

把语言当作一种资源,国内虽然早在40 年前就有人提及(邱质朴1981)¹⁹,但是真正形成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语言的“资源观”,却是近些年的事情。 赵世举(2010)²⁰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当今时代,语言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语言是资源,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最具活力的生长点,是软实力,是新产业、新职业的母机,是民族的血脉和纽带,是国脉之所系。”在这样的认识下,相关研究日渐增多,范围也扩大到华语、少数民族语以及方言等。 刘华、郭熙(2012)²¹认为,华语不只是全世界华人的母语,也是所在国的一种资源。 最近,郭熙又进一步指出:“海外华语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语言资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社会语言学需要搜集整理这些资源,需要描写语言生活的各种事实和各地的华语——包括当下的和历史上的,需要在描写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解释。”²²此外,郭熙、王文豪(2018)²³ 还从祖语传承的角度论证其资源性,并且进一步强调,作为资源的华语既属于华人社会,实际上也属于所在国家和地区;在讨论未来的华语研究时,也把海外华语资源库建设列为一项重要任务。

华语资源观的建立,给华语及其研究带来了新的认识和变化,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全球华语是一种独特的、丰富的、宝贵的语言资源

关于这一点,徐杰、王惠(2004)²⁴指出:“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和文化枢纽,华语如同英语一样早已超越了国界,已经变成了跟月亮、星星、空气一样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源。”李行健(2013)²⁵也曾就海峡两岸的语言状况认为,当前两岸的语言和文字差异,是分隔在两个不同地区中各自发展的结果。 这些发展中的差异,应看作不同社区的群体对民族共同语发展的贡献,也是我们民族共同语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可贵资源。 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从共时层面来说,当代汉语因有上述差异而更加丰富。 两岸四地当下的民族共同语合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共时平面,所有现象和用法的总合构成了当代“大汉语”的共时全貌,这一全貌远比任何一地汉语的单一面貌更为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形式和内涵上都达到了一个包罗四地的“最大值”,它不仅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而且也为更多新理论、新方法的运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现实需求。 对两岸四地众多语言现象的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一方面为当代的语言研究者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进行多样性研究并产出高水平成果的非常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同时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刁晏斌2016a)²⁶。 以上表述如果扩大到整个全球华语,应该也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到华语是一种独特、丰富、宝贵的资源,对于其研究而言无疑非常重要:套用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的一句流行口号,那就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是的,得天独厚的华语资源无疑就是一片广阔天地,华语研究者正可以在此大有作为,为世界语言学作出属于华语、来自华人的独特贡献。

2.2 确立了一个华语研究的最新、最大范围

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²⁷按存在形式把海外华语资源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类,前者指可以看到的资源,量大类多,具体包括华文文献(书籍、文稿、侨批、书信、报纸、教材等)、语言景观(华文遗迹、碑刻、楹联、标牌、标语等)、传统音像制品及信息化产品等;后者指不能从形式上看到但客观存在的资源,主要包括各地华语变体、各地华语传承人士心中的“故事”、谚谣及各种传唱语言艺术作品等。 以上两个方面统而观之,实际上就确定了一个资源观下的华语研究范围。 与已有的比较“传统”的语言研究相比,这一范围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有益扩展:

其一,扩展了“华语”的内涵,使之不仅限于语言要素及结构本身,而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大华语”;

其二,扩展了华语的载体范围,由此可以对其进行全面、无死角的汇集,从而可以展现更多的华语事实;

其三,扩展了华语研究的任务及目标范围,使之接近于、甚至达到了最大化以及全覆盖。

在上述范围内进行对比查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已有华语研究的进展及不足,而这无疑有助于发现、明确新的用力方向以及找到新的增长点。 比如华语语言景观,以前虽然也偶有涉及(如邱克威2013)²⁸,但总体上比较沉寂,因此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 王晓梅(2020)²⁹指出,海外华语研究可以借助语言景观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范围,文章提出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前者主要涉及华语使用与认同研究,以及历时的语言景观变化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变迁;后者则主要关注华语变异研究。 另外,王文还总结了华语景观研究的三个特点,即语料新、方法新、观念新,认为海外华语研究与语言景观研究可以互相补充,美美与共。

如果说,以上所列各种语言资源是静态存在的话,那么语言生活则是一种动态资源,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由此也会给华语研究带来新的内容。 比如,着眼于语言生活,语言接触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在不同的言语社区具体表现并不相同。 比如在马来西亚,洪丽芬、黄曼凌(2019)³⁰指出,当地华人一般会说华语、英语和马来语,也广泛使用祖籍方言或地方方言。 华人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中有多种语言群,包括华语、马来语、英语或其他语言群。 当地华人在社会活动中与不同语言群不时接触,耳濡目染中,他们在谈话中往往不经意地混杂使用不同的语言。 这种多语混杂的状况,就是一种独特的、活的资源,并且给当地华语带来一些独特的表现,而这自然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王晓梅(2019)³¹用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华语(无论是词汇、语音还是语法)研究都应该充分考虑“古、方、普、外”四个视角,以解释各地华语特征的结构特点与形成原因,并建构华语研究的理论视角,其中对“外”角的强调,就是充分考虑到了当地语言接触的现实及其特点。 我们曾经调查马来西亚华语与英语的接触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独特的“外来移植义”,比如动词“拿”受英语动词 take 的影响产生了传统所无的“申请、申领,获得”等义(刁晏斌2021a)³²,而“干粮”常用作“干的蔬菜、豆类、海味等副食品的统称”也是因对译英语“dry food”而产生的当地特色新义(刁晏斌2021b)³³,这样的研究无疑在以往一般词汇调查与对比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再如,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²⁷指出,海外华语存在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中,有的即将消失,是一笔值得抢救的资源。 对于值得抢救的语言资源,自然需要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与研究,而这也是华语研究的一个新任务。

2.3 华语研究成果也是资源

我们认为,不仅华语是资源,华语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资源,这或许是对华语资源观的一种合理延伸。 如果说,前者是“原生资源” 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再生资源” 或“二次资源”,应该而且值得大力开发与充分利用。

邢福义、汪国胜(2012)³⁴指出,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理论目标是“通过对华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力求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的新的见解,丰富汉语语法理论。 通过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察,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这里,明确指出华语语法研究在理论上的两个诉求:一是丰富汉语语法理论,二是得出关于语言发展的新认识。 从“汉语” 到“语言”,这显然是从具体语言学到普通语言学这样由低到高的两个层次,以下我们主要立足于前一方面展开讨论,附带也会谈及后一方面。

郭熙(2006)³⁵指出,“显然,华语的研究,尤其是着眼于空间维度推移上的华语研究,将是我们观察汉语标准语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我们对标准规范化过程的一个检验的机会。”这里把华语研究作为观察“汉语标准语”即普通话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我们看来就是把前者作为一种研究资源加以利用。 刁晏斌(2019)³⁶认为,除了由普通话看华语外,还应当确立另外一个视角,这就是由华语看普通话,由此会给后者的研究带来极大助益:在共时方面,有助于对普通话基本面貌及特点的了解与认识,有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在历时方面,有助于理清百年汉语的发展线索,有助于进一步明晰普通话形成及发展的过程,有助于具体现象的历时研究。 这里“由华语看普通话” 的“华语”,既包括华语的具体事实,也包括由对其梳理、归纳而得出的认识,即华语研究成果,它们都可以作为普通话一个方面的重要研究资源。

具体而言,比如李行健(2013)²⁵ 着眼于海峡两岸词汇差异的“显著” 程度,提出了“显性差异”与“隐性差异”概念,后者指两岸词语在义项、色彩、搭配、应用频率、方言和异形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当进行海峡两岸词汇的“微观对比研究”,主张把对比“触角”下探和内移,深入到词内部的语素和义素层面(刁晏斌 2016b)³⁷。 后来,我们把这一思想推及华语词汇对比研究³⁸。 例如“投诉”一词,其在普通话中具有[ +侵害][ +申诉][+对部门]这三个义素(语义特征),而在华语中它们却有一定程度的衰减甚至于脱落,这样其实际义素就是[ ±侵害] [ ±申诉] [ ±对部门],而这也就是两区之间的隐性差异。

我们也曾把这一方法用于普通话词义发展变化研究,比如“沦陷”一词,当下有很多用法都是围绕一个与原义位不同的新义位,或者是在这一新义位统制之下的“ 义位变体”,即由指某一地方未能守住而被敌人占领,到义指未能守住正确的、正常的、本真的境况或状态,由此陷入不正确、不正常、非本真,甚至是违规、犯罪的“ 病态” 状况与境地。新、旧义位相比,至少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由专指到泛指,二是由具体到抽象,三是因属修辞性引申(比喻)而具有的形象色彩。 当然,新旧义位之间也有不变因而相同的一面,这就是[+遭受][+贬损][—如意](刁晏斌 2018b)³⁹。

除此之外,这样的微观对比研究还可以用于普通话同义词语之间的对比,以及工具书的释义等,由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词义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在“语言”层面,“社区词” 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社区词概念最早由香港学者田小琳根据香港社区的语言现实提出(田小琳 1995)⁴⁰,后来进入“大华语标准视角下的研究”(田静、苏新春2019)⁴¹,而施春宏(2015)¹⁰把社区词界定为“形式上是普通话词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或者“形式上是通用语而在某个社区流通”的词,并认为这样就由华语社区词拓展到具有普通语言学意义的通用语社区词;并且,这样的表述既能将社区词跟方言词相区别,又能将它跟通用词相区别,因而更能揭示社区词的本质。 这样,施文就把对社区词的认识提高到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由此就使得起于华语研究的社区词概念及相关理论成为对普通语言学的贡献。

三、历时观

这里所说的历时观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华语的历时观,二是华语研究的历时观,以下分别讨论。

3.1 华语的历时观

所谓华语的历时观,简言之就是坚信华语有史,并主张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于这一点,邱克威(2012)⁴²明确指出:“首先从历史来看,马来西亚华语从大陆母体中分离出来置于一个全然不同环境中发展已有上百年历史,这期间产生的差异必然很大。”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徐威雄(2012)⁴³提出了“马新华语史”概念,后来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探讨从 1919 年直到二战前马新华语的推广与演进(徐威雄2020)⁴⁴。 刁晏斌(2017a)⁴⁵则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华语史”概念,认为其是马新华语史的“扩展版”和“升级版”,文中列出了“普通话史+国/ 华语史= 全球华语史”等式,指出全球华语的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其背后则有很强的规律性和丰富的理论内涵。

近些年的华语研究中,属于或涉及华语史的成果虽然很少,但无疑已经起步,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比如,邱克威(2014)⁴⁶调查了“五四” 时期新加坡报纸《叻报》一些词语的特点,讨论了其词汇史价值,并且归纳、强调了具体研究的四个考察视角:一是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动态考察视角,二是近现代汉语词汇形成中方言与官话二系互动的考察视角,三是新马华语词汇形成的历史考察视角,四是民国国语运动对新马华人华语词汇应用影响的考察视角。 刘晓梅(2016)⁴⁷针对《全球华语词典》语料库的建设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全球华语词典》的编纂不光要依据共时的静态语料库,还要依据历时的动态语料库,可以考虑各区域分为早期(20 世纪 40 年代及以前)、中期(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近期(20 世纪80 年代至今)。”这一建议无疑也是基于对华语历时发展的认识,并且已经开始涉及其阶段性及分期问题。 此外,再如车淑娅、周琼(2018)⁴⁸对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中的时点时间词进行了研究,显属华语史前端的举例性剖析;而李计伟(2018)¹²则立足于当下,考察普通话、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语以及中国台湾“国语”在动词“帮忙”用法上存在的共时差异以及该结构在普通话中的历时变化,最终的结论是华语“帮忙+NP 对象”等结构均来自传统国语,这自然也是着眼于历时的回溯性研究。

最近,由笔者担任中文主编的国际双语学术期刊“ Global Chinese” (《全球华语》)2021 年第1 期开设“华语史”专栏,共发表了四篇相关论文。 一篇是邱克威的《1930 年代“大众语”在新马的宣传及其对国语推广的影响》,讨论了早期华语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属于比较宏观的考察与论述;另外三篇则由语言事实入手,来对具体的发展演变进行举例性的描写与分析。 刁晏斌的《东南亚华语初期发展变化考察——以〈新国民日报〉为例》以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新国民日报》为对象,以 1919 年末—1920年初和1933 年为两个时间点,进行了二者之间多个语言项目发展变化的对比性调查;李权的《早期东南亚华语的几种数量表达形式及其发展》以新加坡《叻报》为例,从时间、金额等方面对1919 年前后东南亚华语的数量表达形式进行了考察与梳理;卢月丽的《新马华语“被”字式历时考察》分阶段考察了华语“被” 字式百年来的简化与繁化两种发展变化路径与取向,试图由此来以小观大、借斑窥豹,再现华语的发展与演进历史。

在华语的历时观下,我们的基本认识是,相对于大量的共时研究而言,其历时研究确实少之又少,因此,今后有必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切实的、更大的努力:一是把华语历时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二是在华语共时研究中加入历时视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二者的真正结合。 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明确以下几点:

其一,华语史的长度基本与普通话史相当,但因其长期孤悬海外,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其发展演变事项比普通话更加丰富,是独特、宝贵的语言资源,值得花大气力去发掘和利用;

其二,现在,在语言研究中坚持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早已成为共识,但是其在华语研究中的表现却不尽人意,因此亟待加强;

其三,已有的尝试性初步研究,一方面证明华语的历时内涵非常丰富,另一方面也证明其研究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其四,总体而言,华语历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拓荒”性质,更容易出成果、出方法、出理论,并且一定会成为华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极。

3.2 华语研究的历时观

华语的历时观必然会在华语研究中反映和体现出来,因此以上所说有一些也可以归结为华语研究的历时观。 不过,除上述内容外,侧重于“研究观”,还有两个方面需要加以明确和强调:一是整体的历时观,二是具体研究中的历时观。

就前者而言,是在华语的语言观及语言研究观中,把历时因素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同样也把历时考察或结合历时的共时分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而在华语规律的总结、理论的归纳和升华中,同样也应有属于历时的一席之地。 赵世举(2017)⁴⁹倡导“整体华语观”,具体而言就是要强化全球华语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全面地看待华语。 其具体要义有三:一是充分重视不同社区华语的渊源,多从历史联系中去分析和解决华语的理解和使用中的各种问题;二是充分重视全球华语的现实整体性和联系性,多从全球华语整体视角去考察不同社区华语的异同,客观对待和正确处理差异性;三是充分把握华语发展的互动性和趋同性,顺应全球华语的融合发展。 以上三点有两点明确立足于历时,而这就是华语研究整体历时观的具体体现。 郭熙、刘慧、李计伟(2020)²⁷在总结华语资源研究的学术意义时,提到“有助于拓宽汉语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加强华语研究的历时纵深”,这一表述同样也反映了作者的华语研究历时观。

就后者来说,则主要是指在具体研究中,应充分注意华语历时发展以及与参照对象普通话关系及其变化的特殊性。 刁晏斌(2020)⁵⁰由大陆与台湾民族共同语的“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入手,提出了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研究的历时观问题。 “历史差异” 是指过去的差异,而“现实差异”则是指当下的差异,在两岸语言由差异走向融合的条件和背景下,二者的内涵、范围等并不相同,而这正是两岸语言及其关系的历时发展所致。 以上观点强调在共时状况的对比研究中关注历时发展,而在历时发展研究中还应关注当下甚至“即时”的状况,这同样也适用于华语研究,并且有理由构成其具体研究历时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华语研究中,一般都以普通话为参照,指出其与后者的诸多差异,并以之为华语的变异表现或重要特征。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随着语言的发展,上述差异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 比如,周清海(2002)⁵¹论及新加坡华语的诸多变异现象,其中包括“休养、帮忙、提名、挑衅、备战、作废、挑战”等词经常带宾语,下边引用陆俭明先生的观点说这些动词在中国普通话里都是不及物动词,都不能带宾语。 然而,时至今日,在普通话中,像“提名、挑衅、备战、挑战”作为及物动词使用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就是“休养、帮忙、作废” 带宾语的用例也并非不可能,以下各举一例:

全国检察机关第十五期先进工作者休假团在四川集体休假,休养身心,相互切磋,立志再创佳绩。 (检察日报 2012. 8. 13)

卡普里莱斯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先后向国家选举委员会和最高法院提交要求作废选举结果的申请。 (新华网 2013. 8. 8)

2018 年6 月,李伟以帮忙孩子入学、询问醉驾案情为由,以请客送礼、打点费的借口共索要了两万余元。 (扬子晚报 2019. 1. 20)

也就是说,上引周文所谈大致属于“过去”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解或者淡化了,由此就体现了二者差异的历时发展变化,而对此类现象的关注、发掘以及适当加以呈现,就是华语具体研究中的历时观的直接体现。

如果说,以上是差不多20 年前的研究,其所反映的事实可能已经不够典型,那么我们再举一个近期的例子。 方清明、温慧雯(2017)⁵² 谈到,《全球华语大词典》收“调涨” 一词,义为“调整涨价,上调价格”,标注使用区域为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然而在大陆普通话和泰国华语里,此词已经比较常见。 这样,立足于当下,上述台、马与普通话的有无之别就基本不存在了。 再如虚义动词“搞”,堪称普通话的“标志性”动词,使用频率极高,但在华语中一度很少使用,且多用于贬义,而在全球华语“大融合” 的背景下(周清海 2016)⁵³,近年来情况已经变化,具体表现就是中性用例日渐增多,以下举几个马来西亚华语用例:

他也揶揄林冠英只会操弄政治,却不会把握机会和趋势,把槟州政治搞好。(《光华日报》2017. 10. 3)

多年来很多人问,搞舞狮活动有什么意义? 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多年来都出钱出力的搞这项活动? (《亚洲时报》2019. 3. 12)

这是不是人家说的,搞零售的过江龙斗不过地头蛇,就不得而知了。 (《星洲日报》2019. 12. 18)

在华语研究的历时观下,我们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华语的共时状况是其历时发展的结果,所以要研究前者,离不开后者的关照与支持,换言之,历时观首先应当作为一种学术理念贯穿整个研究过程,而历时也应作为一个观察华语面貌及其特征的固定视角。

其二,既要研究“过去的差异”,更要关注“现在的差异”,应建立语言差异的动态观和发展观,这样的观念必然把华语研究引向“当下”及“实时”,而不是停留在某一“过去”的共时层面,这一点首先应在语料的汇集与选取上体现出来。

其三,华语与普通话“过去的差异” 由分化而来,而“现在的差异” 则是融合所致,研究中应当注意二者之间的对比与参照,从而真正建立起差异与融合并重的“两翼”模式。

其四,“过去的差异” 与“现在的差异” 相比,不仅有如上所说的具体项目及范围缩小,如果说这是“下降”模式的话,那么同时还有某些新差异产生的局部“上升” 模式:比如产生于某一言语社区、其他社区所无的新词语、新用法等。 由此给出的启发与提示是,历时并非单一的线索,发展也有不同的表现,而对不同线索与表现的全面关注,必然为华语历时研究带来更大、更多的收获。

四、结语

以上我们立足于华语本体研究,结合已有认识,对属于其理论建设的三个方面,即华语的祖语观、资源观和历时观,谈了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关于祖语观,海外华语的原祖语是什么?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华语从哪里来,而已有的相关认识不无偏颇之处。 我们认为,华语的原祖语只能是上世纪前半叶的早期国语,由此华语的定义也应改为“以早期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 另外,在祖语观下可以看到,当今华语的一些重要特点来自其作为祖语所具有的保守性;而对于其变异性,则可以从祖语学习/习得的不完全性角度寻求一种新的解释。 关于资源观,通过对资源种类及载体等的梳理和认识,能够确立一个华语研究的最新、最大范围,在此基础上可以对照已有研究,清楚地看到其不足及薄弱环节,进而有针对性地加强,并寻找华语研究新的增长点。 另外,我们还对华语资源观作了一定的延伸:认为不仅华语是资源,华语研究成果也是一种资源,可以用之于华语以外其他方面(主要是普通话)的研究。 关于历时观,为了能够认识及阐述得更加全面一些,我们划分为华语的历时观和华语研究的历时观,分别加以说明,并且指出由此引发的一些应有思想和意识,以及如何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加以体现。

刁晏斌(2012)⁵⁴首次提出了“全球华语学”概念,后来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与说明,指出它是以全球华人共同语为研究对象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研究领域分为共时和历时、理论和应用、微观和宏观等三个相互对立、依存的方面,其任务是描写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其发展规律、发掘理论、总结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刁晏斌2017b)⁵⁵,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着眼并立足于华语理论建设的。 王晓梅(2017)⁵⁶指出,就研究趋势来说,对于全球华语的本体描写将从宏观走向微观,而且在与普通话比较的过程中提炼语法、词汇与语音变异的机制,积累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丰富语言接触理论、语言变异理论等,揭示了华语研究由事实走向理论的路径。 纵观近年的华语研究,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上述发展趋势,但总体而言犹有所待,而实际上我们本来有理由、也有条件做得更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为此,我们倡导和呼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更大的切实努力:

其一,“本体”研究者积极参与华语研究,不应局限于简单的、浅表性的“比较”或“对比”,而是对华语各方面的特点及其规律进行本体研究式的充分考察与细致分析,从而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

其二,增强华语研究的理论意识,一是尝试使用更多的有可能带来新认识的新理论、新方法,二是在华语研究实践中不断总结规律,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使之系统化;

其三,重量级学者积极参与其中,通过自己的探索与实践,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并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