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一般所说的“欧化”都是立足于白话文的，其实文言也有欧化的问题，所以不仅有欧化白话，同时也有欧化文言，二者都是指在印欧语特别是英语的影响下产生或发展起来的语言样态。欧化文言集“崇古”和“趋今”于一身，凸显异质性和杂糅性。建立欧化文言的知识框架并全面、系统地考察其形成与发展的内部机制和外部动因，及其在汉语发展，尤其是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是能够拓展和深化欧化汉语的研究，使之在已有基础上趋于全面、均衡；二是有助于促进文言本身，特别是其历时发展的研究；三是有助于推进并完善汉语史研究。

关键词： 欧化文言 文言史 汉语史

〇 引言

对于汉语研究者而言，“欧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王力（1943［2014］）¹最早对欧化语法进行了专题研究，而从语言学角度比较集中的讨论，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众多的论文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有对某一类汉语欧化语法事实的讨论²，有对汉语欧化语法研究情况的综述³，有对某位作家作品中欧化语法现象的考察⁴，以及对触发欧化语法现象机制和理论的探讨等⁵。研究成果除了单篇的论文外，也有一些更有分量的专著，由题目大致可以窥见其主要内容，如顾百里（Cornelius C. Kubler）的《现代汉语书面语欧化语法研究》（台北学生书店，1985年）、谢耀基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香港光明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贺阳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崔山佳的《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巴蜀书社，2013年）以及马春华的《汉语欧化结构的立体考察》（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等。

已有研究对于了解汉语欧化的真实面貌、认识现代汉语的形成路径以及研究语言接触理论等都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不够均衡，主要集中在语法，词汇部分相对薄弱，其他方面（如修辞等）还较少涉及；二是基本只有共时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历时研究，仅就现代汉语阶段而言，不同时期欧化的目标、方式、程度、来源、数量及其与汉语自源形式的关系等，也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有较大的差异；三是理论的建构尚有不足，比如文学界立足于汉语的现代化及其与文学现代化的关系来定位、分析和审视欧化现象，外语学界立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甚至翻译史，关注与研究欧化现象，而语言学界更多地只是就语言现象本身、多少有些“就事论事”式地进行相关研究，总体而言缺乏更高层次（如对汉语面貌的总体改变、对汉语发展史的重要影响等）上的把握；四是已有的外来词语工具书不但数量较少，而且收词范围较为有限，此外时间上也相对滞后，目前还没有集中收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外来词语引进“第三次浪潮”中产生词语的外来语词典。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还有一个我们认为也非常重要的不足，这就是罕有欧化现象的分文体研究。就现有的欧化文本来说，既有现代白话范围内的，也有数量巨大的欧化文言文本，比如清末民初就有许多中外翻译家、翻译机构和译介西学的重要期刊，产出了大量科技、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的文言译本（详见冯志杰2011）⁶。以林纾的翻译小说为例，据钱锺书（1981：103）⁷考察：“林译作品今日可知者，凡一八四种，单行本一三七种，未刊二十三种，八种存稿本。”可见其数量巨大。其实，对书面语来说，都有欧化的问题，但是就已有研究来看，所谓欧化，“默认”的对象就是白话，因此所有成果也都集中于此；至于欧化文言，目前尚未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建立起来，更遑论相关研究了。

我们认为，建立“欧化文言”概念非常有必要，理由至少有以下几个：

首先，数量庞大的受欧化影响的文言文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称形式；

其次，目前我们的汉语欧化研究只是“半覆盖”，将欧化文言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对汉语欧化现象的全覆盖；

再次，欧化文言是文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文言自身及其历时发展，以及汉语史的完整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曾经讨论过汉语的外来形式问题，认为它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纯”外来的形式，其所指既涵盖外来词语和外来句式，也包括文字、语音以及属于语言使用范围的修辞等；二是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形式或用法，或者是汉语中某些固有形式由于受外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刁晏斌2009）⁸。本文即在此范围内使用“欧化”这一指称形式。

一 “欧化文言”的概念及其提出依据

就目前所见，最早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1919［2003：223—225］）⁹，文章主张“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文中还进一步强调说：“我们拿西洋文当做榜样，去摹仿他，正是极适当、极简便的办法，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胡适（1924［2003：24］）¹⁰也有相似的主张：“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傅、胡二人主要是立足／着眼于白话而言的，这一点近百年来一直都没有改变，即凡谈欧化，都是针对且仅限于白话文的。除了“欧化的白话文”和“欧化的白话”外，就我们所见，还有直接表述为“欧化白话”或“欧化白话文”的，前者如“经过不断的翻译磨合，大概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古白话逐渐退出传教士翻译的历史舞台，欧化白话开始登场”（袁进2007）¹¹；后者如“早在‘五四’之前，类似现代汉语的欧化白话文就在教会出版物中存在并延续下来”（尹延安2013：69—70）¹²。

我国历史上，文言与白话长期并存并用，白话文有欧化现象，那么文言有没有？答案是肯定的。曹而云（2006：114）¹³在对梁启超的新文体进行评论时指出：“‘新文体’之‘新’只是相对于未改造的文言和传统白话而已，它是介于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之间的混血语言。”这里把“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相对，同时也与“未改造的文言”即传统文言相对，这样也就基本明确了它的所指范围。与“欧化文言”所指相同但更早出现的，是“欧化的古文”。胡适（1923［1998：234］）¹⁴明确指出：“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还有的表述中虽然没有类似的提法，但实际上也指出了欧化文言存在的客观性，如“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钱锺书1981：39—40）¹⁵。

文言有其自身完整的发展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就设想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三个部分（江蓝生1988：序）¹⁶。王宁也认为：“汉语的书面语与口语既然分在两条线上发展，我们就不能说书面语的发展不是汉语史；而且，书面语的发展虽然比之口语相对缓慢，但就社会性而言，影响更为巨大。总之，文言也要有自己的发展史。”（谢序华2011：序）¹⁷文学界的一些相关研究也能为此提供佐证，比如王风（2001）¹⁸指出：“作为正式语体的文言文，到《新青年》时期，与传统文言相比早已面目全非。”这里的“面目全非”正是对文言发展变化的一种肯定与强调。我们通过初步考察，也得出以下基本认识：文言定型于战国时期，此后一直到明清，主要体现为系统内部的持续微调；近代以来，受外来语言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文言开始发生较大改变（刁晏斌2010）¹⁹。

王力（1944［2015：391］）²⁰指出，谈欧化离不开翻译，因为欧化的来源是翻译，顺着原文的词序比较省力，以致翻译作品最容易欧化。这样，如果从翻译史的角度出发，会有助于我们对汉语欧化问题形成较为完整、全面的认识。周作人在谈“关于编写中国翻译史的意见”时，划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落，六朝至唐之译佛经，其集体译述的方法恐大有可供学习之处，只见过梁任公、杨仁山文中稍有谈及，须着力去调查。第二段姑且说清末之译‘圣’经，以至《申报》馆、广学会等工作，别一枝则有制造局译书以至《时务报》时代。中间以严几道、林琴南为过渡，到达新文学，则为第三段落矣。”（钟叔河1998：789）²¹我们认为，周氏关于翻译史的构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欧化文言的发展史，如果不斤斤计较“欧化”的“欧”，则佛经翻译应当是欧化文言最早的大规模实践²²。王力（1957［2013：462］）²³从宏观上将佛典对汉语的影响概括为“句法的严密化”，并认为这种现象到唐代进入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概括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化零为整，使许多零星的小句结合为一个大句，使以前那种藕断丝连的语句变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沈锡伦（1989）²⁴将魏晋佛教文化对汉语句式的影响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判断句普遍使用系词“是”来连接主宾语，句末不再出现“也”“耳”“焉”等语气词；二是被字句结构趋于复杂化；三是把字句的出现；四是动态助词的出现。以上表述并非仅着眼或适用于古白话，在相当程度上也适用于文言，并且能够为传统文言的发展变化所证实。

除翻译外，欧化写作基本也是如此，比如梁启超（1920［2010：128］）²⁵就自述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向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李荣启（2003）²⁶对此有以下认识：“‘新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三合一，它在语言上较旧文体前进了一步，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的看法是，先有文言翻译，后有白话翻译，先有欧化文言写作，后有欧化白话写作。一言以蔽之，就是先有欧化文言，后有欧化白话。所以，要真正弄清汉语欧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特点和规律，理应“先入为主”，即先从欧化文言入手。

吕叔湘指出：“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场合，有完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掺和进去当时的口语的。”（刘坚1995：序）²⁷传统意义上的文言内部构成情况复杂多样，远非单一、均质的，除了自源性的口语成分外，还有他源性的外来因素，它们的融入或多或少降低了正宗文言的“纯度”，使得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驳杂”的面貌，而这正是文言的发展所致。长期以来，汉语史对文言的研究基本止于先秦时期，对其在汉代以后的整体面貌很少关注，而对其发展变化更是几乎付之阙如。基于以上认识，结合文言本身丰富的史的内涵、传统汉语史分期中面临的窘境以及构筑新汉语史等的实际需要，我们主张从历时的角度来考察文言的发展变化，重提“文言史”的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认证与说明，认为它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前者，有助于建构一个新的汉语史分类及学科划分体系；对于后者，有助于拓展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在一定范围内丰富汉语史研究的内容（刁晏斌2010）¹⁹。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一方面，汉语欧化的历史比较久远，另一方面，欧化也是造成文言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欧化文言有着完整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整个文言发展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专题进行专门的研究。

总之，在“文言史”的框架下，理应有欧化文言及“欧化文言史”的位置，相关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巨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

二 “欧化文言”的基本特征

总体而言，欧化文言中旧质要素与新质要素并存，前者反映了其与正宗文言的一致性，后者体现了其语言面貌的独特性。傅斯年（1919［2003：224］）²⁸对章士钊的“逻辑文”（按，属于比较典型的欧化文言文）做过以下表述：“《甲寅杂志》里章行严先生的文章，我一向不十分崇拜，他仍然用严几道的腔调，古典的润色，不过他有一种特长，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就是能学西洋词法，层次极深，一句话里的意思，一层一层的剥进，一层一层的露出，精密的思想，非这样复杂的文句组织，不能表现；决不是一个主词，一个谓词，结连上很少的‘用言’，能够圆满传达的。”²⁹

以上表述中，“严几道的腔调”和“古典的润色”说明章文属于文言而非白话的范畴²⁹；至于其“西洋词法”，以下一段话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实例：

故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既知终且不了，此时整理民族之事，即抑塞千端，烦冤万状，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终不外夫建国，是国家由解散而卒入于建设之一途。故不爱国云者，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不爱不可也。而欲爱之，决非徒然，愚为彷徨求得解决之道，曰尽其在我。故我之云者，请今之昌言国不足爱而国亡不足惧者先尸之矣。（《国家与我》）

其实，这段文字与传统文言的差异，不仅表现在“词法”即表达方式上，同时还表现在使用的具体语言形式和手段上，比如“收拾、民族、此时、整理、建国、国家、解散、建设、爱国、求得、解决”等双音节词的使用，以及表示“情况继续不变”的“仍然”³⁰，两个用于句首表示承接的“而”等。各种形式的交错并用，使得其语言样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杂糅”的特征。

张中行（2007：19）³¹指出，文言的长成和定形主要依靠三个条件：一是有相当严格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该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该系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崇古”和“趋今”的交融给相对稳定的正宗文言系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最能体现其特点的就是异于以上三个方面的一系列表现，以下我们仅从词汇和语法这两个方面进行举例性的说明。

（一）词汇方面

总的来说，欧化作用下的文言词汇系统在一定范围内基本实现了更新，这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

第一，大量使用外来新词语

主要包括意译词和音译词，此外还有一些日源借形词。意译词的分布范围很广，以科技翻译为例，据潘允中（1989：142）³²介绍，王征所译的《远西奇器图说录》中就有许多这类词，如“齿轮、滑车、风扇、螺丝、机车、起重、自鸣钟、自行车、轮盘、地球、重心、地平线、水库、比例、载重”，它们都是第一次在汉语中出现，并且一直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向熹（1993［2010：702］）³³列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印欧语的音译词，其中的“镑（pound）、打（dozen）、扑克（poker）、摩托（motor）、阿门（amen）、白兰地（brandy）、咖啡（coffee）”等都在欧化文言的典型文本如林译小说、新文体和逻辑文中出现³⁴。这些音译词大多都是用文言中的单个汉字或汉字的组合来进行记音，虽然字形没有发生变化，但汉字原有的意义在这些词中却发生了较大甚至彻底的改变。意译词和音译词之外，还有一些音译加汉语类名的形式，比如梁启超的新文体中就有“高特族（Goth）、福伦喀族（Frank）、撒逊族（Saxon）、阿里曼族（Alemani）”等。诸如这种汉语在前、英语在后对应起来共现的情况在新文体中十分常见，再如“市民（Citizen）、革命（Revolution）”等，融入了异质要素的文言在语符上更加多样化，同时也使其变得驳杂不纯，从而凸显其欧化特征。此外，潘允中（1989：157）³⁵还讨论了语音和语义均属于日语词汇系统的日源借形词，如“见习、手续、积极、消极、场合、取缔、取消”等，它们也多首见于一些欧化文言文本中。这些以不同的方式引进的外来新词语与传统文言中的词语存在明显的差异，是欧化文言“趋今”的典型表现。

第二，构词法和造词法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

除了大量的新兴外来词语外，构词法和造词法也深受欧化的冲击与影响，这里以曾经风靡一时的新文体为例进行说明。

新文体中，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附加式构词形式大量产生。传统的汉语合成词主要是句法造词，后来所说的词法造词数量的增加，主要起于欧化，既包括引进新的词缀、准词缀及类词缀，也包括旧有此类形式重获新生，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了使用范围与频率。比如“化”³⁶，以之为后缀的词有“感化、进化、同化、蜕化、退化、纯化、溶化、融化、虚化”等，而本文所讨论的“欧化”自然也属此类。除了单音节的“化”以外，双音节“主义”的构词能力也比较强，最为常见的是四音节，既有复现率比较高的凝固性形式，如“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专制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也有一些复现率较低的临时性组合，如“守旧主义、澳洲主义、乐利主义、互惠主义”等。四音节以上的形式如“麦坚尼主义、私经济主义、门户开放主义、自由贸易主义、保亚洲独立主义、与欧洲均势主义、强制共同经济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主义”等。以上形式的使用使得欧化文言和传统文言在词汇的音节长度上拉开了较大的距离。

其二，某些具体造词法的“勃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摹声法”。葛本仪（2001：94）³⁷讨论了与此相关的两种情况，其中一种是摹仿外族语言中某些词的声音来造词，即一般所说的音译。这种摹声法的涵盖范围相当广泛，以人名和国家或城市名为最多，前者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路得、倍根、笛卡儿、康德、达尔文、弥勒、赫胥黎、哥伦布”，后者如“加拿大、印度、西班牙、普鲁士、新加坡、纽约、柏林、伦敦、芝加哥、巴黎、日内瓦”。此外，还有货币名、百货名和称呼语等，如“佛（法）郎、先令、辨士、马克”“白兰地、扑克”“密司脱、安琪儿”等。

以上两点表现既与传统文言大异其趣，同时也开了现代汉语词汇新面貌的先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基本格局。

第三，双音化趋势明显、表现充分

同时也与传统文言以单音节词为主体的规制形成鲜明对比。欧化文言文本中大量使用双音词，钱锺书（1981：39—40）¹⁵就列举了林译小说中“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如“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前文所举逻辑文片断的用词情况也是如此。此外，再如新文体中的“变法、会议、政变、改革、过渡、自由、宗旨、教育、品格、竞争、关税、秩序、外交、方针、义务、外债”等，它们中的大多数均系传统汉语所无，后来直接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具体而言，比如在距新文体时间相对较近的桐城派古文中³⁸，除了“变法”“教育”和“宗旨”以外，其他词语均无用例。虽然两种文本都使用了这3个词语，但使用频率却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十万余字的桐城派古文中，三者分别有5例、2例和1例，百万余字的新文体中分别有81例、272例和129例。由以上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文言，欧化文言在词汇的双音化上有着更为广泛和突出的表现。

（二）语法方面

语法在语言诸要素中稳定性极强，旧质要素的退隐或者变异往往历时较长。然而，与正宗文言相比，欧化文言中不少语法现象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在不少方面表现出与前者相异、与现代汉语相通乃至相同的面貌与样态，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开启了白话语法欧化的先河。

王力（1943［2014：390—430］）³⁹讨论了现代白话中的欧化语法现象，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主语和系词的增加，句子的延长，可能式、被动式和记号的欧化，联结成分的欧化，新替代法和新称数法。上述类型在欧化文言中均有一定的表现，以下以逻辑文为例：

国家虽一时为强者所隐，而立国之权，犹操自我，我欲其国方也方之，我欲圆也圆之。（《国家与我》）——因重现而使主语增加

兹问题也，吾知京朝中人——至少亦宪政编查馆人— — 之无以答我也。（《问何种政府始能操纵议会》）——因插入语而使句子延长

而反对新刑律者，又不必不能与赞成之者同最大之政纲者也。（《论资政院议员当采政党部勒之法》）——表可能与否的能愿动词并列使用

元首既不由世袭，则凡历史所传，民之以革命、以立宪、或以谏诤，谋制其君之同势者，至此举无有。（《政本》）——使用欧化的联结成分（位于多项成分中的最后一项之前）

吾惟论调和之道，于今为宜，并不谓调和之机，即今已熟，前者乃学者之事，后者乃政家之事。（《调和立国论》）——使用新的替代法

上引用例远不足以反映欧化文言的语法全貌，以下再就两个方面进行举例性的说明。

一是新虚词的产生。

一般认为，印欧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前者主要通过介词、连词等显性语法手段将句子的各类成分连接起来，并通过这些显性标记来体现成分间的语义和句法关系；后者则与之相反，类似的形式标记相对较少，使用频率也不如前者高，往往以隐性的逻辑关系和语义关系来连接句子成分，主要通过成分自身的意义以及成分之间意义的关联来表达相应的语义和句法关系。

在印欧语的影响下，汉语中的虚词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使用了正宗文言中所没有的虚词。比如“对于”和“关于”，向熹（1993［2010：811］）⁴⁰认为，它们是“五四”以后产生的新介词，广泛应用于现代书面语和口语中，作用分别是引出对象和引进相关联的事物。这两个词在欧化文言文本中均已出现，例如：

其对于士女，必能葆其爱情，永永勿替，享天然之安乐，鄙人世金银之气。（林纾译《离恨天》）

一切政治皆赖机关而行，故欲行一事，先整备关于此事之机关。（梁启超《责任内阁与政治家》）

现代汉语中，“‘对于……’可以加‘的’修饰名词或动名词”，“关于”有“‘关于……的’＋名”的用法（吕叔湘1980［1999：183、240］）⁴¹。欧化文言文本中已经使用了相同的表达形式，只不过名词或动名词前多用与“的”功能相对应的“之”，例如：

能行竞争于秩序的，则其对于异种类之竞争必获优胜，否则劣败。（梁启超《开明专制论》）

同栏复有北京一电，言杨度、孙毓筠外四五名，已有关于国体之意见书，上于总统。（章士钊《共和平议》）

二是新格式的应用。

欧化源于翻译，精通外文且有一定翻译经验的人在写作时难免会受到西洋语言的影响，游学欧洲多年且精通英、德、法等语言的章士钊撰写的政论文中就掺杂着许多西洋的语法形式。这里分别以“于……（之）范围内”和“在……之下”为例进行说明。

前者的用例如：

余子争于可行之范围内，别筹他法，徐图挽救，潘说遂尔衣被不广。（《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

新文体中也不乏同样的用法，例如：

而人民获所保障，始能于法律所许之范围内安居乐业，则所收获足偿之而有余也。（梁启超《说政策》）

在此基础上，还产生了更具口语性及白话性的“在……范围内”，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欧化文言的“文言性”，例如：

以军法言，意义所及，止于军人，在军事范围内犯罪惩罚而已，非谓军人犯普通刑律，亦能借口于军事裁判，不到普通法廷也。（章士钊《论行政裁判》）

不止逻辑文中有这样的表现，林译小说和新文体中亦是如此，例如：

在吾小范围内，舍撒克逊音，不许更陈别调。（林纾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而右所举两项中，则惟海外侨民汇回本国之一项，在国民生计范围内可称为真收人耳。（梁启超《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

由介词“在”组成的框式结构“在……下”，在现代汉语中除了表示空间外，还可以用来表示事物的前提条件，含有限制的意味，表达此义时嵌入成分中常有“情况、前提、条件”等词（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1982：528）⁴²。我们在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没有发现这种或类似于这种（“在N之下”）表限制义的用例，而逻辑文中有不少与此类似的形式，例如：

在此形式之下，国家之主权乃握于国民多数之手也。（章士钊《平民政治之真诠》）

新文体中也大量使用了同样的格式，例如：

盖在此种社会之下，诚哉舍家族外无所以为国也。（梁启超《论政治能力》）

它们都不是用来表示方位，而是表示事情发生的条件或前提，且“在”的宾语中心语均为抽象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主义、制度、国体、政党政治、联邦政治、联邦宪法、代议政体、共和政体、专制政体、内阁制、总统制、政党内阁”等。我们认为，这个框架结构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模仿或移植英语中的“under／in the／this／that…N”，比如以上二例就大致分别与under this form以及in such a society呈对应关系。

类似的情况还有“以……为发点”（义同现代汉语的“以……为出发点”）和“由……以观”或“由……观之”（义同现代汉语的“由……来看”）等。

就欧化文言文本的一个片断而言，各种词汇、语法现象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而由此所呈现的与传统文言的差异往往就更加明显而突出。比如，在新兴语法格式中，就经常使用双音节自源词或他源词，以上引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上述差异在较大的语段乃至于语篇中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例如：

德国新造之雄国也。其教育宗旨，可分两大段：一曰前宰相俾士麦所倡者，二曰今皇维廉第二所倡者。前者，民族主义之宗旨也；后者，民族帝国主义之宗旨也。

当十九世纪之前半，日耳曼民族封建并立，无所统一。大政家士达因、大文家盎特等倡之，俾士麦承之，专发挥祖国之义，唤起瞢腾涣漫之人心，使为一体。（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

前文讨论的词汇上的欧化现象在以上语段中基本上都有所体现，如音译词“俾士麦”“士达因”和“盎特”，双音词“教育”“宗旨”等，以及附加式合成词“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语法上则是使用了新的替代法“前者”与“后者”，二者分别用于指代说在前面和后面的复杂事物。这种词汇和语法融合在一起交错使用的现象使得欧化文言与传统文言的差异更为显著。

除了虚词和格式外，语法方面的欧化表现还有很多。比如，向熹（1993［2010：813］）⁴³指出：“在明清白话文里，除个别例外，名词一般不用作状语。‘五四’以后，人们在翻译中碰到外语中的副词而汉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以对译时，就在名词后加上‘地’或‘上而用作状语。”这里所说的“翻译”无疑指的是白话翻译，即欧化白话，其实在欧化文言中，这一形式也并不鲜见，只不过用“地”的情况较为罕见，更常见的是用“上”，例如：

特以为自治与联邦二者，精神上实无甚差异，而名义上则绝对不同，由来上亦复不类。（章士钊《联邦论》）

此求过于供之兑换券，必无人持之以向银行兑换，故法律上虽定兑换之义务，而事实上仍与不换同功也。（梁启超《外债平议》）

以上分项讨论了语法上欧化的表现，在具体的使用尤其是一个片段或语篇中，会有多项语法手段综合使用的情况，例如：

记者曰，吾所谓善，非对于吾之主义言之，乃对于国家前途言之也。盖政家（记者之得为政家与否，此别一问题）主持一说，必自以其说为善，此诚不能并反对说而亦善之。虽然，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吾之自善其说，特在吾说之范围内言之耳，非谓吾说以外举国不得有善说也。（章士钊《政党内阁谈》）

以上语段两次使用了前文讨论的新兴介词“对于”，它们都用于介引含有［＋抽象］特征的言说对象，此外，还使用了带有白话色彩表示限制义的新兴介词框架“在……范围内”。像这种在一个语段内连续使用同一语法手段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语法手段的现象使得文言文本的欧化特征更为突出，同时也与传统文言在语言面貌上形成了更为显著的差异。

贺阳（2008）⁴⁴指出：“‘欧化语法现象’既指汉语在印欧语言影响下通过模仿和移植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亦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这两种欧化语法类型在欧化文言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而这也就从一个方面说明，欧化文言的成立是有坚实的事实基础与依据的。

三 “欧化文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欧化文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而言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欧化汉语”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有了“汉语的欧化”，自然就应该有“欧化的汉语”或“欧化汉语”，而如果着眼于历时，还应该有“欧化汉语发展史”即“欧化汉语史”。我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概念群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观察、思考和分析相关语言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事实和规律。

完整的欧化汉语研究应该包括欧化文言与欧化白话两个方面，以往的研究都集中于后者，而前者一直无人问津。补上缺失的这一部分，可以填补研究对象和范围上的空白，使相关研究在已有基础上趋于全面、均衡，即由只研究白话到兼及白话和文言，从而实现对欧化汉语研究的全覆盖。此外，欧化文言既是一种共时存在，同时也有历时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有两个观察与研究的角度以及两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是共时层面的欧化汉语。这里所说的共时，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初，此期文言译作与创作大量出现，蔚为大观，为欧化文言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语料。由我们初步的考察结果来借斑窥豹，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欧化文言蕴含着丰富的语言事实，其保有的独特语言资源有待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从而有助于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相关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初期可以比照欧化白话已有的研究路径、范围与内容，后期则要立足于文言以及欧化文言的特点，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此外，还应该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进行与欧化白话之间的对比。

二是历时层面的欧化汉语史。欧化汉语有史，而欧化汉语史应由欧化文言史与欧化白话史共同组成。受汉语史上文言与白话之间复杂关系的决定与影响，上述二史之间既有时间上的先后，又在一定阶段内并存并用（比如章氏逻辑文即流行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此期一般认为白话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交汇与交融。总之，无论总体的欧化汉语史，还是个体的欧化文言史以及欧化白话史，它们的内涵都十分丰富，研究空间都非常广阔。就欧化文言史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要点：其一，它的起点就是欧化汉语以及欧化汉语史的起点；其二，汉语的很多欧化形式与用法并非始于欧化白话，而是来自欧化文言；其三，中国人的欧化探索与实践始于对文言资源的利用与改造，其中有很多规律值得总结。

（二）对文言特别是其历时发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经过对与文言发展变化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论证，我们得出的初步结论之一是文言有史，因此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刁晏斌2010、2017）⁴⁵。文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受外来因素影响的文言与传统文言在形式与内涵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同一性明显降低，语言面貌凸显异质性。由此，也使前者具有了与后者相异的阶段性特征。虽然如此，但是欧化文言仍属文言范畴，因此是整个文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文言研究中应该有它的位置，这方面如果缺失，就无法实现对文言及其历时发展研究的全覆盖。

我们认为，文言的发展变化过程至今并未终结，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中。胡明扬（1993）⁴⁶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也不是一种在一个单一的方言点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就其组成成分而言十分驳杂，既有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口语成分，又有欧化的书面语成分，既有传统的和仿古的文言成分，又有各种方言成分。”齐沪扬也从语法的角度指出：“现代汉语语法是由不同质的成分组成的混合的系统，有方言的，有文言的，还有受西方文化西方语言影响所谓欧化的。”（孙德金2012：序）⁴⁷上述“欧化的书面语成分”和“受西方文化西方语言影响所谓欧化的”语言形式，除了指欧化白话外，也应包括欧化文言，所以，即使立足于现代汉语，我们仍然不能无视或忽略文言的存在，同样也不能无视和忽略与现代汉语关系更近一步的欧化文言。

（三）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在吕叔湘提出的重新划分汉语史版图设想的基础上，依据客观语言事实，结合长期从事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实践和“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的研究目标，我们提出了与以往认识有所不同的“复线多头”模式的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概念，强调汉语史是书面语史，并明确了汉语史的双线主体格局，即文言史和白话史二史合一方为完整的汉语史（刁晏斌2016）⁴⁸。

在此基础上看欧化文言及欧化文言史研究的汉语史意义与价值，至少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欧化文言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要素。文言有史，欧化文言也有史，二者合一，才有可能构成完整的文言史，而完整的文言史是完整的汉语史的一个分支。所以，欧化文言史不仅是文言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汉语史的一部分。

其二，欧化文言在汉语的发展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欧化（即外来影响）在汉语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因素，它在一定甚至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发展路径与方向，并引起了覆盖各个要素与各个层面的一系列外源性变化，而这也正是欧化问题一直引人关注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汉语的欧化始于对文言资源的利用与改造，这样的探索与实践早在汉译佛经中已经开始，并且对后来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一定要站在汉语史的高度予以评价，并且作为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

其三，欧化文言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夏晓虹（1991：279）⁴⁹在谈到以新文体为代表的欧化文言在现代白话文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时指出：“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的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类似的观点并不鲜见，比如有人着眼于现代汉语的来源与构成指出：“胡适与新文化的建立者们通过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借助欧化的方式，在传统白话、文言、口语以及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现代白话语言系统。”（曹而云2006：112）⁵⁰在我们构筑的新汉语史体系中，现代汉语系由文言史与白话史二史“汇流”而成，但这并不是说文言与白话直接进入现代汉语，传统文言与传统白话跟现代汉语之间有一座桥梁和纽带，这就是欧化，进入现代汉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主要是经过欧化改造的文言与白话，即欧化文言与欧化白话。

以上我们对欧化文言的概念、基本特征以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初步的讨论与说明，相对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这些讨论与说明无疑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的初衷是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进而开展相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