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林纾的文言翻译作品在清末民初的文言译本中堪称典范，林译语言最主要的特点是崇古而又趋今，具有一定的杂糅性，“异质文言”与“欧化文言”的特质明显。对林译语言面貌及特点的归纳总结可以有助于我们借斑窥豹，促进此期整个文言译本认知体系的建构；抓住其过渡性特征，可以寻找、明确它与现代汉语的关联及一致之处，及其对后者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以林译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文言译本语言研究具有重大的汉语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着眼于文言史，作为其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上的代表性语言形式，反映了传统文言最新的发展变化状态及样貌，是完整汉语文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现代汉语，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重要通道或桥梁，同时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书面语）重要的直接来源之一。

关键词 林译小说；欧化文言；文言史；汉语史

一般认为，中国“五四”以前的翻译史上出现过三次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宋代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外籍（主要为西学著述）汉译；三者之中，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又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就社会历史背景而言，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段：随着清王朝及其臣民“天朝上国”自我幻像的逐渐破灭，以及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冲击与影响，旧有观念逐步失势、蜕变，新概念开始萌生、发展，所以此时的社会文化以及思想意识等开始走向多样甚至驳杂。就作为思想文化载体的语言来说，成为近代中国语文发展转向重要契机的语言接触、语际对话，以及译文之大量传播、新词之大批涌入，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¹。

在此期的翻译活动中，就其对象而言，与前两次相比，也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在宗教典籍、学术文献之外，时人还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另外，就翻译语言的选择来看，也有独特性，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经历了一个“文言→浅近文言→白话”的发展变化过程。

清末民初的宗教典籍翻译，以《圣经》的成就最大，影响也最为深广；学术翻译方面，以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机构的成果最多，翻译重心也呈现出由宗教到自然科学再到社会科学著述的发展趋势。随着西学的传播和西方文化影响的不断深入，中国近代文学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尤以清末至民初的新文学革命影响最巨；由此引发的“五四”白话文运动更是终结了传统文言的书面语正统地位，白话成为文学翻译和创作语言的主流，这一点在现代汉语的最终形成和巩固过程中居功至伟。

然而，回望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对于传统文言旗帜鲜明的批判和否定态度显然是把它整体推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未能在文言内部再作甄别，从而抹煞了某一部分文言文本基于特殊语境的自身改造而作出的历史努力；此外，“五四”白话文运动巨大成就的光环似乎也进一步暗淡了某些有别于传统古文的文言译著在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就清末民初的文言书面语系统而言，按传统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派：其一为“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袭秦汉以至唐宋八家文统相标榜”的桐城派古文²；其二为以梁启超报刊政论为代表的、突破了桐城派古文所谓“义法”束缚的晚清“新文体”。至于以上两派之外的文言书面语样态，例如以林译小说为代表的曾经风靡一时而致“洛阳纸贵”的文言翻译文本，迄今为止，学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实为憾事。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其考察视角主要局限在近代文学翻译领域，大多围绕此期文言翻译的主流地位及其成因、具体译介过程中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及其影响等方面展开，偶而涉及基于翻译理论的译入文本语言特征分析问题，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范畴的考察与阐释。此外，对于此期文学语言的变迁以及大量的文言翻译文本对于这一变迁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已有的相关研究往往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至于语言学尤其是语言史（汉语史）视角的相关研究则付之阙如。我们认为，考虑到清末民初这一时段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以及此期语言在汉语发展史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重要性，后者理应成为当今汉语史研究领域亟待加强的重要一环。

谈到清末民初的文言翻译文本，当然首推林译小说的影响最大，所以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有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冷红生）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及古文家，也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林译小说”是学界对林氏所译外国小说的通称，总计184种（含几种非小说）³。长期以来，对于林译小说语言方面的介绍与评论多集中在文学界和翻译学界，尤以后者为最多，时间也基本涵盖了林氏生前及身后直到今天。早期的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傅斯年等在“五四”前后对林氏译文的批判；稍后有胡适、寒光等对林译价值的“平反”，以及钱钟书等对林译文本较为深入的分析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界对林译认识的转变以及相关资料的逐渐丰富，新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其中包括一些学术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⁵。但是，综而观之，已有评论和研究或是基于文白之争的是非论辩，或是基于翻译作品内容的学术评论，或是基于翻译过程及其相关理论的文本解读，尚未见到在汉语史特别是文言史的背景下，以林氏译文语言形式本身为对象的“纯语言”的静态考察与动态分析，因此，这是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主要从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入手，希望能借此引起学界的注意和重视，从而使相关研究尽快开展起来。

一、林译语言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对林译小说所用语言形式进行研究，意义和价值首先来自其本身，即对这种独具特色的翻译语言样态的全面掌握，以及借一斑而窥全豹，由此了解和认识一般文言翻译语言及“欧化文言”等的整体形式与特点。

如前所述，以往的林氏译著研究大多围绕作品翻译过程及其方法、文本内容、林氏译文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少数研究在文学的范围内初步涉及林译语言的文体风格问题，而未见有语言学方面的具体研究。通过初步考察，我们发现：林译在词汇、语法及表达方式等方面与先秦的正宗文言、唐宋的仿古文言以及成文时间相距不远的清代桐城派古文等，都存在着或远或近的距离，即便是与创作及流行时间更晚的章士钊的“逻辑文”相比，其“文”的程度总体而言也是不够的。钱钟书在论及林纾翻译所用的“古文”时，对它与传统“文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古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术语，并非一切文言都算“古文”；具体而言，“古文”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为“开场”、“伏脉”、“接笋”、“结穴”以及“开阖”等林氏所谓之“义法”，即叙述、描写的技巧；其二为语言形式。就前者而言，或如林氏所说，外国小说“处处均得古文义法”；就后者而言，“古文”不但排斥白话，并且“勾销了大部分的文言”，因为“古文中忌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甚至连“注疏”、“尺牍”、“诗话”等语言也在所禁之列⁶。书中的结论是，林译的文体实在不能称为严格的古文。此外，有时即使是林氏自立的“文规”，也往往会自己打破，以迁就翻译的需要。钱钟书认为，林纾对“古文”的清规戒律虽了然于心，但在翻译方面却并无明显的约束力，林氏翻译所用的文体是他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林译的所有这些表现，毫无疑问主要来自外文原著源语言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拜“欧化”所赐，而由此，也使之成为比较典型的“欧化文言”⁷。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林译当作欧化文言的一个样本来进行深入剖析，由此来完成对到目前为止人们还非常陌生的语言样式认识的“原始积累”，而这正是林译语言本体研究意义与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

除传统文言与欧化文言之外，还有“正统文言”与“通俗文言”之分，这是吕叔湘所作的划分。前者指“拿周秦文做理想”，且“在表面上也做得很像”的文言；后者则是“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⁸。两相比较，林译语言应该属于后者。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文言研究还是文言史研究，“通俗文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限于篇幅及其侧重点，吕叔湘对通俗文言并未作进一步的描述与分析，仅指出“随笔和书札里面有很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用文字更是如此”。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再看到其他人更多的进一步论述。

我们的认识是：吕叔湘提出了通俗文言的概念，并且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并未包括和涵盖像林译这样的文言翻译文本，这可能是它的不够完备之处，而这方面研究内容的加入，应该可以使通俗文言的概念和内涵更加丰满充实。因此，通过对林译语言的研究，也大致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建立起通俗文言的初步知识体系，而这是林译语言本体研究意义与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谈到林译语言本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还有一个方面应该引起注意与重视，即对现代汉语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在白话文运动开始之初以及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在思考、讨论甚至争论一个问题，这就是新的白话文从哪里来，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许多人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虽然相互之间多有歧异，但是有两点几乎是所有人都提及的：一是文言，二是欧化。比如，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燕知草》所写的跋中就说：“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⁹

特别是后者，在当时的风潮下，得到更多人的重视，比如傅斯年就主张：“自己做文章时，径自用我们读西文所得，翻译所得的手段，心里不要忘欧化文学的主义。务必使我们做出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万不要因一时的失败，一条的失败，丢了我们这欧化文学主义。总要想方设法，融化西文词调为我所用”¹⁰。

如前所述，林译属于欧化文言，而所谓欧化文言，正是“欧化＋文言”。也就是说，林译几乎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上述两个方面的需求，加之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和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它有可能为当时的白话文建构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一个“模板”。

以下是钱钟书对林译语言的描述，比较后来的白话文或早期以至于当下的现代汉语，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直观的例证：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此，“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象“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象“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去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象“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反动之力”、“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沾染当时的译音习气，“马丹”、“密司脱”、“安琪儿”、“苦力”、“俱乐部”之类不用说，甚至毫不必要地来一个“列底（尊闺门之称也）”，或者“此所谓‘德武忙’耳（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¹¹

以上观点虽未经过严密论证，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林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比如，1899年出版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林纾翻译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此书一经刊行便被誉为“外国的红楼梦”，并引起轰动，以致于时人严复发出“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感慨¹²。客观来说，林纾初涉翻译便好评如潮的决定因素，除却原著构思之力，其流畅而又不失古雅的文本特征也至关重要。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价林译时说：“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¹³

除了胡适所说的林译以及他人的长篇小说文言译文外，受其影响的可能还应包括同时代以及稍后时代的文言写作，比如鲁迅就曾经在1913年出版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发表文言小说《怀旧》，其语言形式在不少方面与林译有很高的一致性，比如既有“孺子勿恶作剧”这样的平白语句，也有“渐展掌拍吾股使发大声如扑蚊”，这样在传统文言中极难见到的复杂连谓句。

对林译的本体研究主要是描写，具体来说，应当在两个方面求得“最大化”：

一是取材范围，是指应该把整个林译的一百多部小说都容纳进来，进行全面的考察；二是内容范围，应当进行全方位、全要素的研究，即应当涵盖语言及其运用的各个方面。至于具体的研究原则，仍然应当秉持“三个充分”，即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这里的解释相对比较狭义，主要是尽可能地考镜源流，回答译文中某一形式或用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问题。

另外，还应特别强调进行对比和比较的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林氏创作与翻译文本的对比。此类对比又可分为“向上”和“向下”两个视角；前者着眼于林氏译文对其早期古文规范的突破，后者着眼于林译对其后期文言创作的影响。具体而言，前一方面主要取决于林纾本人对古文创作和文学翻译的不同态度。林纾作为晚清桐城派代表古文家之一，“每为古文，则矜持异甚！或经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独其译书则运笔如风落霓转，而造次咸有裁制”¹⁴。如此迥异的著、译风格及其背后的语言观念，或可经由其著、译文本之间的对比分析加以了解。后一方面，则主要取决于基于翻译语境的文言自我调适。林氏为我国近代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成就最大者，其成就之一为译著数量之巨，从而反映出其翻译行文之速：“予不审西文，其勉强厕身于译界者，恃二三君子口述其词，余耳受而手追之，声已笔止。”¹⁵尽管林氏坦言自己“不审西文”，但是考虑到“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特殊翻译过程，其“矜持甚异”的古文作法显然是难以胜任的。因此，林氏在翻译过程中对传统文言进行了哪些必要的“改造”，引进了哪些外来的（白话的或欧化的）表达形式，以及长期的翻译实践对于其后期文言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二是林氏翻译文本与同时代更具影响的“新文体”的对比。无论是从林纾本人的翻译语言观念还是从翻译语境的实际需求来看，林译的根本特征都是突破了桐城派古文规范的限制，融入或杂入了不属于传统文言的异质成分，进而成为一种具有较高包容性和灵活度的文言；而这种文言形态恰好与梁启超的“新文体”形成某种观照。梁氏1920年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写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¹⁶梁氏自述的为文经历及后来的文体特征与林纾出身桐城而后致力于翻译的过程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从而为两者之间的文本比较创造了前提。

二、林译语言的汉语史意义与价值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主要从事百年汉语发展演变的研究，其中清末民初是重要的一段。一则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时期真实的语言状况还所知甚少，二则因为本阶段在汉语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一直呼吁学界重视本阶段的语言，并给予更多的关注。

清末民初的语言存在于本阶段的各类文本中，其中当然也包括各种翻译文本。翻译文本是源语言与目的语言之间的桥梁，这一点深深地影响到语言形式的取舍甚至创造，最终形成一种有浓厚“中介”特点的语言样式。这样的语言样本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及思想意识等一样，也具有“驳杂”的特点，并且对当时及后来的语言面貌、语言使用及语言的发展变化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林译堪称清末民初文言翻译文本的代表，对它的研究有巨大的汉语史意义和价值，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是文言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提出重新划分汉语史版图的设想，即把汉语史分成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三大部分¹⁷。我们以吕先生的这一思想为基础，提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首次明确了汉语史的双线格局，即由白话史与文言史二史并存、共同构成¹⁸，而在此前与此后，我们还对文言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与阐述，主要包括提出依据、自身内涵及特征，及其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以及发展的脉络与线索等¹⁹。在文言史中，清末民初的各种文言译本及创作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这一方面来自与传统文言有所不同的独特面貌，另一方面则来自在文言发展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传统意义的文言其实是一个相当庞杂的集合，其内部构成远非单一和匀质的。如果作一个比较粗疏的划分，文言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同质文言，即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统”文言，以及此后历代相沿袭用、基本保持了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二是异质文言，即与先秦典范相比，变化较为明显的文本形式。异质文言是介于典型文言和典型白话之间的过渡性文体，其形式之所以会产生较大变化，主要是异质因素的掺入，比如口语因素和外来语因素等。

林译语言正是言文分离之后、处于中西交流和碰撞时期以欧化为显著特征之一的异质文言，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视为文言史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上的代表性语言形式。这样，对它的全面剖析的意义和价值就远不止其语言形式本身，而是具有很大的文言史乃至于汉语史的意义和价值。

就文言史而言，欧化文言处于其末端，代表和反映了文言发展过程最后阶段的基本面貌，因此它是整个文言史的重要一环，自然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少了它，文言史就是残缺不全的，这是其一；其二，欧化文言跟以前的正宗文言或仿古文言相比相差不小，有人甚至认为，“作为正式语体的文言文，到《新青年》时期，与传统文言相比早已面目全非”²⁰，“面目全非”或许是文学笔法，但差异确实相当明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语言史及其研究而言，差异就意味着发展，意味着变化。差异越大，史的内涵就越丰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自然也就越大。

二是现代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现代汉语史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我们把它界定为以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属于现代汉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时也认为它是整个汉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²¹。对异质文言，我们一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它在汉语发展史上，特别是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重要通道或桥梁，换言之，它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特别是书面语）重要的直接来源之一。

上边提到，各种译本对当时及后来的汉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述的话，那就是“欧化”。何九盈认为：“欧化是通过翻译文本实现的，是通过翻译家之手实现的。翻译家、翻译文本对现代汉语的转向，对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式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²²倪海曙曾经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明确指出：“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章。在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章的，他们所写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到翻译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下去。这是因为接触翻译文章和翻译作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曾经是和将要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²³

以上所说的翻译，主要是指白话翻译，而所说的欧化，即所谓的“欧化白话”。其实，翻译文本，特别是清末民初的翻译文本，还大量存在着文言翻译，并且相应地也存在着“欧化文言”，而这两种语言样式同样都是连接古代白话、传统文言与现代汉语的桥梁与纽带¹⁹，所以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非常重视欧化白话及其研究，对它在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类似上引何书、倪书中的表述可以找到很多），而对于欧化文言，却概付阙如。

我们之所以提出“新汉语史”的概念，以及认为汉语史由文言、白话二史共同构成，其实是基于现代汉语史研究的需要。对现代汉语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而言，一个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它从哪里来。客观地说，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回答好，一直没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比如，一个普遍的认识是现代汉语间接由古代汉语、直接由近代汉语发展而来，所以人们较为普遍地接受和认同汉语史三分（即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观点。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是，五四时期最终实现了白话与文言的交替，文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对此，很多人用的是“消亡”、“寿终正寝”之类的表述¹⁹。当我们带着上述认识来看现代汉语的时候，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困惑：为什么现代汉语里的文言成分比近代汉语还多？吕叔湘曾就这一点指出：“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²⁴这是一个事实（虽然我们至今对它的了解和认识还远远不够），它促使我们对已有的认识和知识进行反思，并最终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一，文言未“死”，它仍然存在于现代汉语之中（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存在形式与方式）；其二，现代汉语的产生与文言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循着上述认识再深入一步思考，我们最终提出新汉语史的概念，并且认为现代汉语由白话史与文言史“二江汇流”而来，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就是欧化白话与欧化文言。

基于以上认识，来看林译小说的语言及其研究，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能够进一步印证与支持我们的上述结论，即抓住它的过渡性特征，寻找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联及一致之处。

三、林译语言特点例析

对林译语言，我们已经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考察，总的感觉和印象是，虽然基本架构是文言的，但是作为“通俗／异质文言”的林译小说文本，相对于先秦“正统／同质文言”以及唐宋仿古文言等的异质属性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均有充分的体现，它们之间差异明显，而这些差异恰恰就是语言面貌独特性的重要表现，同时也是它自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所有文言译本的共同特点。词汇方面前引钱钟书的描述已经言其大概，以下再从语法方面略作讨论。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翻译出版的《黑奴吁天录》（以下简称《黑奴》）为语料，从词法与句法两个方面各取一点进行考察、分析与说明。

词法方面，我们以连词“所以”为例。“所以”从先秦文言沿用至今，但在不同时期其含义及用法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异很大。

太田辰夫指出，在古代汉语中，“所以”具有同它前面的体词以及它后面的谓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名词性词组，进而充当主语或宾语等句法成分的作用。像现代汉语那样将“所以”放在主语之前的用法始见于唐代²⁵。向熹认为，在上古汉语中“所”“以”常常连用，但最初一般只是词组，作为因果连词的“所以”产生于晋代，齐梁以后逐渐增多，并进一步指出“所以”用作连词的特点，是放在结果分句主语之前²⁶。尽管向氏与太田辰夫两种观点对因果连词“所以”形成时间的判定有早晚之别，但从中可以看出，典型的连词“所以”并不见于传统文言；结合本文的考察结果来看，唐宋仿古文言以及桐城派古文也基本未见“所以”的典型连词用法。

我们在《黑奴》中一共检索到25个“所以”的用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属典型的文言用法，亦即上古汉语的典型词组用法，抽象式为“所以＋VP”，共3例，例如：

解而培曰：“如君之言，则吾所以处吾奴者转不善耶？”（第一章）

第二类为上古汉语的非典型用法，多用于对事件原因的解释，带有一定的过渡色彩，具体表现为后句主语位于“所以”之前，抽象式为“NP＋所以＋VP”，共2例。例如：

此种人生于地球之上，并未经开化，故成此状。吾所以请老姊试之。（第二十章）

第三类与现代汉语的用法相同，即在因果关系复句中表示结果或结论，用在后一分句开头，前一分句往往用“因为”、“由于”等相呼应，抽象式为“所以（＋NP）＋VP”²⁷。此类数量最多，共20例，如：

解而培夫妇商略发遣汤姆及海雷事，悲恻咸不成寐，所以晨起较迟。（第六章）

珊亩曰：“吾家狗至夥，而出猎尤猛，所以吾家庖野味绝多，均猎所得。”（第七章）

为了与传统文言中的一般使用情况相对照，我们分别选择了四个点进行调查对比，即先秦的《左传》，唐宋八大家的拟古文，以及时间略早于林译的桐城派拟古文和略晚于林译的章士钊的政论文（逻辑文）²⁸。在《左传》中，一共检索到“所以”84例，都是与谓词或谓词性词组直接组合，从而形成体词性结构的形式。唐宋仿古文言中一共检到155例“所以”，基本也承袭了先秦文言的用法，但有个别例外，例如：

予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按，此例的特别之处在于“所以”和谓词性词组中间出现了体词性成分，这一点显然与先秦不同，因此透露了一点文言发展变化的信息。

桐城派文选中一共检索到“所以”93例，未见明显有别于先秦文言的用法。章氏政论文中一共有“所以”463例，总而观之，仅有2例为“所以＋NP＋VP”式；然而结合前后语境来看，其“NP＋VP”均非典型的“主体＋动作”式主谓结构²⁹。

综上可知，林氏译文中“所以”的主要功能属于现代汉语，用作典型连词，而如前所述，这种用法并不见于先秦正统文言、唐宋仿古文言以及桐城派古文，同时也不见于相对晚出的章氏政论文体，因此可以看作林译相对于传统文言所具有的异质性的一个典型例证。

句法方面，我们以“被”字句为例。

“被”原义为寝衣、被子³⁰，而后引申出“覆盖”的动词义，再进一步引申表示“施及”或“加于某上”之义。对于“施及”或“加于某上”的受事而言，则意味着“蒙受”或“遭受”，所以又进一步引申出这样的意义³¹。例如：

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氏春秋·贵公》）

犯颜色而触谏兮，反蒙辜而被疑。（《九叹·怨思》）

后来的被动式中的助动词“被”正是源自上述“蒙受”、“遭受”义系联动词性宾语（即“被＋VP”）的用法；大约在汉末，“被”与动词之间开始有施事者出现，而这就意味着一直沿用至今的典型“被”字句（“被＋NP＋VP”形式）的产生。例如：

五月二十日，臣被尚书召问。（蔡邕《被收时表》）

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世说新语·言语》）³²

“被”字句中施事者的出现，使得“被＋NP＋VP”这一结构在功能上十分接近于传统的“为……所……”形式，从而使两者之间的语用竞争成为一种必然。

根据唐钰明的统计，“被”字句取代“为……所……”式成为被动句的主流，是在唐代以后³³，但这着眼的是古白话而不是文言的使用情况。蒋绍愚等指出，近代汉语的被动句式主要有十种，其中以“被”、“吃”、“教”、“与”、“给”五种形式最具代表性³⁴。以上五种形式中，《黑奴》仅有“被”字句，均由“被”字引进施事者并且谓语动词表受事成分之遭遇，未见例外情况。为了进一步了解林译的实际情况，我们扩大范围，调查了另外十部译作，共检到相关用例235个，其中用于“被”字句的也仅有这一种形式。这样的用例如：

君亦于明日遣意里赛行，勿令彼见其幼子被人攫去。（第五章）

犹惜花之翁，见嫩蕊轻英，被逆风吹落水面，虽极惜其不幸，而心中转形廓然。（第二十六章）

以上二例中，动词后均有补语，特别是后一例的补语还比较复杂，而这样的形式基本不会出现在典型的文言中。

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后，我们还看到更加复杂、因而更具林译特色的句子形式，例如：

老渔如被余搔其痒，则大笑，抚髀不止。（《块肉余生述》第六十三章）

按，此例的复杂之处，是动词“搔”后另有宾语“痒”，而为了明确这个宾语与主语“老渔”的领属关系，又前加指示代词“其”。

以下一例的宾语更加复杂：

友哂曰：“良然，吾甚望君他日勿被人言为马克故破其产也。”（《巴黎茶花女遗事》）

按，此例中“言”（说）后的部分均为其宾语，古白话中似乎极少见到这样的用例，更不消说文言了。

下例属于第二类“被”字句，即施事者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无主语式“被”字句，这是古白话特有的一种句式³⁵，例如：

我与师父直走至十字街彩楼之下，可可的被当朝公主抛绣球打中了师父。（《西游记》第九十三回）

林译中类似的用法，例如：

且在三子之前，有必达商者博爱之心，施及禽兽，竟被厥多纳人聚薪而焚之。（《离恨天》第十章）

就此例与上例的比较看，上例动语部分“抛绣球打中”是 V₁ + V₂，而此例的“多纳人聚薪而焚”则是 V₁ + V₂ + V₃。像这样复杂的形式，既使在现代白话中也不多见。

我们在《左传》中未见表被动的“被＋VP”句；唐宋仿古文言中仅检索到2例“被＋VP”，未见典型的“被＋NP＋VP”结构；桐城派文选中一共检到5例“被＋VP”式，也未见“被＋NP＋VP”形式。章氏文集中，共有“被”字句21处，数量虽然不少，但与林译有明显区别：林译主要是“被＋NP＋VP”式，占比84％；而章氏文集则以“被＋VP”式为主，占比86％。以上事实说明，在“被”字句的使用上，二者有明显的差异：章文崇古，林译趋今。

实际上，除了以上两个项目，林译跟其他参照对象相比，“趋今”取向明显、表现突出，在其他更多方面，大致都有这样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其语言面貌的一个重要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