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兼复汪维辉先生

摘要: 文章从三组相互对待的概念入手,即“从前向后的”汉语史与“从后向前的”汉语史、“理想的”汉语史与“现实的”汉语史、“中国的”汉语史与“世界的”汉语史,对传统汉语史反思与新汉语史建构的理论与认识基础进行了阐述,指出新汉语史的提出是为了满足现代汉语史研究的需要,汉语史在研究对象的确定上应面对语料实际,它的顶层设计与内容安排应具有世界眼光。

关键词: 汉语史;新汉语史;现代汉语

一、引 言

2016 年，本文作者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 期发表《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 以下简称“《建构》”)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关注，多家专业网站转载或介绍，人大复印资料《汉语言文字学》2016 年第5 期全文转载。最近，汉语史研究专家汪维辉先生发表《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兼与刁晏斌先生商榷》( 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 年第4 期，以下简称“《商榷》”) 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与看法。笔者认为，这样的讨论和质疑有助于澄清事实、明辨是非，因而是非常有益的。

《建构》一文从产生想法到最终形成文字，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其中的“反思”部分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一是现有研究未能对整个汉语史实现全覆盖( 缺少现代汉语这一段) ，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文言与白话两种文体搅在一起，且与“口语”纠缠不清，三是对中古及以后的文言发展付之阙如。基于以上认识，文章在“建构”部分提出“复线多头”模式、五史并存的“新汉语史”: 复线指汉语史的主体为文言史与白话史两条主线，此外的几个重要线索，包括独立性非常强的语音史，相互对待的方言史和通语史。另外，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可能还会有与书面语史( 即文言史与白话史) 相对的口语史。以上多史合一，即为完整的新汉语史。当然，这里的“新”只是着眼于跟现有汉语史的差异而言，并不涉及价值评判。

总的来说，拙文只是交代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与构想，而对于这一认识与构想的产生背景、认识基础以及目标诉求等却较少涉及，对新汉语史的提出理由与依据论述得也不够充分，因此就论证过程来说，是不够完整的，这是本文的不足( 如果找一点客观理由的话，是文章已经接近 2 万字，容纳不下更多内容了)¹。本文准备弥补上述不足，就上述较少涉及的内容作一较为系统的陈述，同时也部分回应《商榷》一文的质疑与批评。

我们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历史悠久的汉语及其发展演变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汉语史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起码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以及“定于一尊”。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所提出的新汉语史大致就可以算是与传统汉语史有所不同的另外一种模式的汉语史。

本人是汉语史出身，硕士阶段跟随《汉语史稿》编写者之一的许绍早先生学习近代汉语，毕业后有差不多10 年时间一直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后来，研究视线下移，提出“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的构想²，并付诸实施，再后来以此为基础提出“现代汉语史”概念³。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主持并完成200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历史发展演变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2013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与研究”，可以说相关的研究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

在现代汉语史研究中，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其实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在这一目标的驱动下，我们逐渐由局部而系统，开始思考一些带有或一定程度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纵向的维度，即由现代汉语上溯近代汉语、古代汉语以至整个汉语史，“新汉语史”的概念即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我们希望它能与现代汉语研究更很好地衔接、并且能够充分解释后者现时面貌的来龙去脉; 二是横向的维度，即由现代汉语到全球华语，我们就此提出了“全球华语学”和“全球华语史”等新概念和研究新领域⁴。

因此，我们反思传统汉语史以及提出新汉语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这一理想目标与追求，具体而言则主要围绕对以下几组相互对待的概念及其关系的思考: “从前向后的”汉语史与“从后向前的”汉语史、“理想的”汉语史与“现实的”汉语史、“中国的”汉语史与“世界的”汉语史。

以下我们就上述三组概念展开讨论。如果说新汉语史还有一点理论内涵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三组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与认识就可以看作其理论与思想基础。

二、“从前向后的”汉语史与“从后向前的”汉语史

我们提出这样的区分，可能会超出一些人的想象以及接受范围，而在我们看来，却直指一个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汉语史?

关于这个问题，前贤其实早就做出回答。汉语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汉语史稿》第一章的第一节“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中，第一句话就是: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在这一学科中，我们研究现代汉语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说，我们研究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语法结构、词汇、文字是怎样形成的。”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研究汉语史，眼睛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 我们回顾是为了更顺利地前进。研究汉语史的主要目的是更彻底地了解汉语的现在情况及其发展的前途，以便于更好地掌握现代汉语。”⁵

然而，当汉语史与现代汉语成为两个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之后，相互之间的隔阂也就产生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构想》一文中已经做过较为详细的分析讨论。我们认为，已有的汉语史及其研究主要是按时间前进的方向“从前往后看”，反映在实际的操作中，就是人们对各种语言现象及其发展变化，基本都是自上而下，从最初考察到后来的某一阶段，或者是截取某一段的语言事实，进行从前往后的考察与描写。像这样的研究，基本属于“为汉语史而汉语史”，即主要为了满足汉语史知识体系建设，或者至少是以之为最重要目标与诉求的研究。这样的选择与追求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如果不这样，也就无所谓史的研究了。但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这不应该是汉语史的全部。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而且应该有“从后向前看”的汉语史，也就是立足现代汉语，能够充分满足了解、认识与解释其现实样貌及特征需要的汉语史。

以上两个维度中的前一个与本节标题中的“从后向前的”汉语史有直接关联。从现代汉语看汉语史，我们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研究对象( 主要是语料) 的一致性; 其二，对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大量存在各种文言成分的原因给出合理解释。以下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先看第一个问题。

现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无疑应是普通话，但由于人们普通话语言观的不同，所以对什么样的语料才是普通话的语料，一直存有争议。萧国政立足于语法研究，对此进行了较好的梳理，概括为两种观点，观点不同，则语料的覆盖范围不同。

一种是“共核论”，即认为普通话是用北京音系表达的现代汉民族各官话方言区，起码是北方方言区有文化教养的人都说或都能接受的“官话”。现代汉语语法就是这种话的语法，它集中体现在书面上。共核论的语料，罗常培、吕叔湘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明确为“现代的有代表性作品里的一般用例”，邢福义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中对“一般”的内涵补充为: “适用于全国‘东、西、南、北、中’各个地方，为现代汉民族所共同使用”，即: 作品语言 － 方言因素与个人因素 = 适用于东西南北中的一般用例。另一种是“基础论”，其普通话的观点简言之就是: 普通话 = 北京话。因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是北方话，而北京话是北方方言的基础，所以，应当以北京话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语料。北京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⁶。

就现代汉语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是共核论，即以上述“现代的有代表性作品里的一般用例”为语料及研究对象，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文学语言”，即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成的规范化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纸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语言⁷。

站在我们的立场和角度，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应与现代汉语一致。其实，即使是站在传统汉语史的立场，持相同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郭锡良明确指出: “古人的语言主要靠书面语保存下来，汉语的书面语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先秦就形成了‘雅言’‘通语’，也就是汉语的文学语言。汉语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种文学语言。东汉以后汉语书面语分成文言、白话两个系统; 我们重视白话资料，因为它更反映当时的口语。但是我们必须以这些书面语为主( 包括文言) ，并结合现代汉语方言、中外借词对音、诗文押韵、汉字应用等其他材料，从文学语言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语音、语法、词汇的发展，才能弄清汉语发展的全过程。”⁸

《商榷》一开头就旗帜鲜明地申明“汉语史研究的对象是汉语口语发展史”，下文还多次作过类似极其明确、肯定的表述。但是，为什么应该如此，文中却并未予以说明，其引证的唯一一段前人论述，也并不那么“旗帜鲜明”。文中引证的用于支持上述观点的是《汉语史稿》第一章第一节“汉语史的对象和任务”中的话: “文字是语言的代表，因此古代一切用汉字写下来的文字记载，对汉语史来说，都有作为语料的价值。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接近口语的作品。”

其实，王力先生不仅注意和重视接近口语的作品，还似乎更加注重文学语言，他在《汉语史教学一年的经验和教训》一文中指出: “我们并不重视俗文学里昙花一现的东西。无论语音方面，语法方面，词汇方面，如果不能说明文学语言的发展的情况的，就不能认为汉语史的主要对象。”⁹这里直接把文学语言与汉语史的主要对象联系起来了，可见其“注意”与重视程度显然更高。

如果接受基础论，那么似乎可以认同汉语史应以口语为语料及研究对象，但是，由此会带来很多难以解决的具体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节再讨论。

再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曾在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讨论了文言在现代汉语中的“死”与“活”问题，基本结论是文言并未消失，更未死亡，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总体而言，就是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大量存留在现代汉语的底层和深层，在其各级单位，从语素到词，再到词组，再到句子，甚至于篇章，都有文言的影子和印迹。文章中，我们用大量事实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证明¹⁰。孙德金对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正在使用的各类文言成分的调查分析，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现实的证据¹¹。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前后相接，二者之间的关系比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更近一些，以下观点基本就反映了这一认识: “古代汉语就是由这两套系统构成的，文言与古白话共同搭建了古代汉语系统。现代汉语正是从古代汉语中与其非常接近的古白话一脉导流出来的。”¹²

但是，对比二者文言成分的存废情况，我们却面临一个巨大的困惑: 为什么现代汉语里的文言成分比近代汉语多? 吕叔湘曾就这一点明确指出: “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¹³

现代汉语中的文言成分多于近代汉语，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了一些近代所无的新形式、新用法，用语法研究术语来说，就是“类”与“例”都是新的; 另一种则是某些文言形式与用法远多于近代，即“类”旧“例”新。以下仅就语法方面分别举例说明。

先看前一种情况。我们在讨论初期现代汉语句法时，曾经用一节的篇幅讨论“古句”与“准古句”¹⁴，其中有一些即属此类，比如以下一例:

他还记得女儿的哭回来，他的亲家和女婿的可恶。( 鲁迅《离婚》)

《汉语史稿》中册第三章第四十五节“句子的仂语化”中，首先讨论的是介词“之”字使句子结构变为仂语结构，即一般文言语法所说的“之”字取消句子独立性。在描述了这一形式在上古汉语中的使用情况后，书中指出: “中古以后，在口语中渐渐丧失了这种结构，只有古文作家模仿这种结构写成书面语言。……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重新采用了这一种古老的形式。”⁵按，五四后重新采用这一形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用文言中的“之”，另一种就是换用与“之”等价的“的”，上例即是如此。以下再举一个用“之”的例子: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徐流提出了现代汉语中的“仿古句式”概念，指的是那些以前所无、在现代汉语阶段因为仿照文言中某一形式而产生的与之相似的新形式，比如“公诸于世( 众) ”，类似的还有“付诸东流、付诸实践、公诸同好、诉诸武力、诉诸法律、见诸报端”等¹⁵。类似的仿古句式并不少见，再如不少研究者都曾提及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再看后一种情况。晏鸿鸣在讨论“动宾 + 宾”现象( 文中称之为“现代汉语中起补充作用的文言表达句式”) 在现代汉语中增多的原因时指出: “只要现代汉语表达中还有较高精练的需要，而同时这种起补充作用的文言句式还能被理解，那么它就将会继续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甚至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¹⁶上世纪末，“动宾 + 宾”现象的日益增多，曾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笔者也对其进行了史的梳理，基本情况是文言中就有，古白话中不多，而到了现代汉语、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一直持续增长¹⁷。

史存直曾经考察过汉语史上的词类活用问题，指出: “唐宋以后，由于古文家的摹古，虽在书面的文言中仍相当流行着词类活用，但在白话文或口语中则是愈来愈少。”¹⁸史先生的观察与总结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而以我们对现代汉语乃至于当代汉语的观察，此类现象也呈持续增多趋势¹⁹。

我们曾经撰文讨论“近代汉语中的古代汉语孑遗现象”，指的是那些在文言中产生并大量使用，但是到近代白话中却极度萎缩的现象，它们的使用范围明显缩小，使用频率也大幅降低。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文言中堪称“标志性”语法现象的使动用法²⁰。然而，现代汉语中，使动用法虽然不像文言中那样常用，但是也并不少见，其使用范围与频率明显高于古白话，胡正微就列举了不少用例，来证明“近几年来，词的使动用法又出现渐趋活跃的新动向”²¹。我们所见，词汇层面如“美容、美发、洁肤、健身、瘦身、强身健体、简政放权”，句子层面如“严肃组织纪律、活跃会场气氛、活动活动身体”，都是当今常见常用的形式。

对以上事实合理的解释是，现代白话与文言之间，不仅只是“间接”的来源关系，二者之间也有“直接”的渊源，即我们在讨论“文言成分是怎样进入现代汉语的”时所谈到的“直接进入”和“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式的进入¹⁰。其实，这并非我们个人的意见，不少学者也作过相似的表述。比如，何九盈认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有三个来源，首要来源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口头语，其次是百余年来的翻译文本，再次是两千多年来的古汉语文本²²。有人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 “中国传统的文言乃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是母与子的关系²³。”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文言的历史并未中断，它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之中。

下面把本节的内容简单总结一下。

我们认为，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是单纯“从前向后”的，即立足于并致力于理清汉语语音、词汇及语法等的发展变化线索与事实;而我们则立足于现代汉语史及其研究的需要，结合笔者太老师王力先生 60 年前的论述，认为还可以而且应该有“从后向前的”汉语史，即能够在研究对象上与现代汉语合理衔接、能够更充分地呈现与解释现代汉语现状及其来龙去脉的汉语史。当然，这里所说的“从后向前”，并非要“反方向”地研究汉语史，而只是说要立足于现代汉语进行回溯，或者是以现代汉语为起点“从后向前”看，然后再“从前向后”地进行具体研究，因此，如果更全面、准确地表述，我们的立场及观点应该是“从后向前 + 从前向后 = 新汉语史”。

在这一观念之下，我们初步得出的与新汉语史建构直接相关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现代汉语并非由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再到现代汉语这样一脉相传式的“单线”发展结果，而是文言与白话“两江汇流”的产物，因此文言与白话各有自己的源流且一直未曾中断，二者都有“史”，都应分别立史;

其二，我们与多数学者一致，在普通话的研究对象上是“共核论”者，在语料的选择上立足于反映文学语言的书面语，所以我们认为与现代汉语相衔接的汉语史研究对象和语料自然也应如此;

其三，如果第二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汉语史就不会是口语史，而应该是书面语史，这就是我们在《建构》中提出包括文言史与白话史的复线汉语史。

以上三点中，关于第一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笔者的几篇相关论文²⁴，另外在下边第三节还会进一步论及; 至于后两点，以上讨论尚不充分，下边我们将继续讨论。

三、“理想的”汉语史与“现实的”汉语史

本节中，我们换一个新的角度，仍然立足于现代汉语看汉语史。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就研究对象及语料而言，人们经常会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比如孙德金就指出: “理想的研究对象，其语言材料内部应当是均质的，只有这样，据此分析得出的规律才能具有普遍性。对于现代汉语而言，这种理想的状况实际上并不存在，其内部是非均质的。”¹¹朱德熙也曾指出: “研究一种语言的语法的理想化的方式是确定一批靠得住的语料，只要这批语料的数量足够大，同时内部是均匀、无矛盾的，那末研究者只要针对这批语料来研究，无需对它进行鉴别、抉择、补充或划分层次，就有可能从中寻绎出可靠而且有价值的语法规律来。我们说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研究方式，因为它把研究对象( 语料) 、研究者和研究成果( 语法规律)三者的关系设想得过于简单了。事实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²⁵

既然“理想”的状态并不存在，那就只能面对“现实”了。那么，现代汉语的“现实”又是什么样子? 胡明扬的表述反映了人们一般的认识: “现代汉语书面语也不是一种在一个单一的方言点口语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而是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而就其组成成分而言十分驳杂，既有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口语成分，又有欧化的书面语成分，既有传统的和仿古的文言成分，又有各种方言成分。现代汉语书面语就是这样一些不同语体的成分，甚至可以说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成分糅合而成的。”²⁶

那么，现代汉语研究应该怎样应对这一非均质的现实状况? “基础论”者给出的答案是“提纯”，具体而言就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应该以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为基础”，理由有以下三个: 其一，北京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方言; 其二，北京话是几百万人口里说的活生生的“具体”的语言，不像普通话那样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抽象的东西，它基本上是稳定的、均匀的，一个语法格式北京话说还是不说，大都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 其三，研究北京口语语法，有利于发现现代汉语里最根本的语法事实²⁵。

这样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否就是“理想”的?对此许多人并不认同，比如孙德金就认为，这个意见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且不论北京话本身是否真的就“纯净”，就算“纯净”，它也毕竟只是基础，还不是作为标准语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换言之，这样所研究的只是北京话的语法，还不是研究普通话的语法¹¹。另外，即使上述研究在语法方面比较“理想”，那么在语法以外的其他方面呢? 比如我们能否就北京话词汇来研究普通话词汇? 这样的研究是普通话的词汇研究吗²⁷?

我们认为，无论语法还是其他方面，现代汉语研究的语料对象都难以、甚至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的均质状态，所以真正“理想”的现代汉语研究也就难以成为现实。长期以来的现代汉语研究，其实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理想”相对的“现实”的研究，它以非均质的书面语为对象，即如符淮青所说，“常用词的确定完全根据词在最流行的书刊上运用的频率”“最流行的书刊”²⁸显然非指口语，并且在语料性质上也绝不单纯，而这就是现代汉语研究的对象( 语料) 现实。如果需要对“书面语”加一个补充说明的话，那就是前引罗常培、吕叔湘所说的“现代的有代表性作品里的一般用例”。

对比胡明扬关于现代汉语非均质性的描述，很显然，“现代的有代表性作品里的一般用例”显然并未强调对很多具体因素的甄别与区分，比如语体的差异等。吕叔湘曾经就此指出: “汉语语法规律约束力不强，很大的原因是我们总结规律的时候没有区分出不同的语体来，各种不同风格的语言现象摆在一起，得出的只能是最大公约数，如果把各种条件摆出来分别地看，是各有不同的规律的。”²⁹

所谓语体，上位的区分是书面语与口语，当然二者还可以再作进一步的划分。就以口语而言，它指的当然是普通话的口语。然而，在实际的使用中，存在一种全国统一使用、内部均匀一致的口语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我们今天，比普通话和地道的方言更有势力、使用人口更多的是兰青官话，不标准、不纯粹的、夹杂着方音、方言词语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普通话和方言的混合形式，是从方言到普通话的过渡语。这一过渡语，使用人口最多，使用范围最广泛，使用频率最高，在人代会、党代会这些重大会议，主要交际工具不仅不是方言，也并不是普通话，而是过渡语”³⁰。陆俭明也指出，“中国人几乎99．99% 说的都是夹杂方音的普通话——蓝青官话”³¹。无论蓝青官话还是过渡语，其与“标准普通话”口语的语音差异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在词汇以及语法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³²。另外，蓝青官话本身也是一个庞杂的集合，其内部也因地域不同而存在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差异。比如，邢福义讨论过在南方一些地区口语中十分常用的“好”字句，北方人基本就不说，所以邢先生称之为“南味‘好’字句”³³。

我们认为，即使区分了语体，由于现代汉语的多源性及其构成情况的复杂性，实际上也还是“公约数”式的研究³⁴。

以上说的是现代汉语，而如果把上述“理想”与“现实”的对立移到汉语史及其研究上，应该说也存在同样的矛盾，甚至情况还要更严重一些，因为造成其“非均质”的因素比普通话更多、更复杂，因此更不会存在“理想”的语料或研究对象。比如，研究普通话口语，我们可以借助实地调查或个人的语用经验等，以获得相对准确、可靠的结果，而汉语史的所有语料均以书面形式呈现，所以要研究历史上的口语，自然就有更大的难度与更多的不确定性。

不管汉语史上口语的含义是一般所理解的“用语音说出来的话”，还是《商榷》所认同的“谈话体”，以下问题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第一，口语语料的非均质性。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今天的情况上推古代。在推普工作进行60余年的今天，各地通行的依然主要是地方普通话，即受当地方言等影响并与普通话有一定距离的语言形式。古代虽有通语，但肯定比今天的蓝青官话更“蓝青”，即一定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语料而言，“拿近代汉语的文献材料来说，晚唐五代时期多反映西北方言，金元时期的戏曲多反映北方方言，宋元时期的南戏多用浙江等地的江南口语，话本小说多吴方言”³⁵。这一点，《商榷》也并不否认，文中指出: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即使是谈话语体的‘口语’，内部也不是均质的，从比较正式到十分鄙俗，是一个连续统，因此汉语史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口语’，仍然是一个有待深究的问题。”另外，汪先生在词汇史研究中特别强调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认为“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揭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是词汇史学科的基本任务之一”³⁶。如果把这两个因素加进口语之中，它无疑将更加复杂。总之，汪先生所研究的汉语口语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口语，我们期待汪先生或其他同行能就其准确的内涵与外延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与表述。

第二，口语语料的不自足性。《商榷》用了差不多两页的篇幅列举了很多口语性的实例，的确，这样的例子无疑还能举出更多。但是，对语言研究者而言，有一个基本的常识: 相对于海量的语料而言，再多的例子也属不完全举例，换句话说，我们也能找到更多“不听话”的例子，这一点汪文也不否认，指出“更多的文献是文白夹杂的”。另外，《商榷》中也提到，在口语史的研究中，中古汉语是比较麻烦的一段，因为口语性材料比较贫乏，以至于从上古的“文言”式口语，到唐以后的“白话”式口语，中间好像发生了断崖式的突变。中古汉语研究是汪先生的强项，所以我们相信这里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至于为什么如此，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这是一个文言与白话的交界、交融以及分化与发展的阶段，从文言的立场看，它不够“文”; 从白话的立场看，它自然也不够“白”，所以对于以口语为宗的汉语史研究来说，它可用的部分就不多，甚至很少，因而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为一个正常的独立阶段在语言发展中所应具有的承上启下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对这一状况归根结底还是应当从研究对象的确定上反思。

总之，仅凭《商榷》列举的两页用例以及未列但客观存在的更多用例，是无法支撑起汉语口语史的，即相对于口语史研究对口语性语料的庞大需求来说，这样的语料实在不能说多，而只能说太少。另外，再加上东汉——隋这一段语料的贫乏，使得汉语口语史研究肯定也是不够“理想”的。客观地说，如果立足于这并不完整且有诸多“瑕疵”( 主要是非均质性) 的“证据链”，我们的汉语史只能是一种与“理想”相对的“现实”的汉语史。

第三，口语语料获取方式的不明确性。除了以上所谈口语内部的非均质、口语及口语性语料的不敷所需之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商榷》在谈到口语性与文白夹杂这两类语料时，认为“关键是如何选择和分析”; 在本文及其他文章中，汪先生多次提到要从一般材料中“剥离”出口语性材料，另外还说“只要我们采取科学的方法，是可以通过这些书面文献来研究口语的”。随着这些说解，汪先生也举了几个他自己以及别人相关做法的案例，但是相对于以上表述的总体性而言，只是一些零星的个案，远未达成对“如何选择和分析”以及“剥离”等“科学方法”的全覆盖，因此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汪先生曾经指出，“语料如何选择、如何分析，如何避免‘假例’，典型语料和统计数据的关系如何处理，判断标准如何设定和掌握，这些都是汉语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在当前的研究实践中，由于对这些基本问题认识不清从而导致研究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靠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地存在，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³⁷。在笔者看来，需要反思的，一方面如汪文所说，可能是人们对上述诸多原则性问题认识不清; 另一方面，是不是问题本身( 归根结底还是语料问题) 也有“不清楚”的地方? 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在犯同样的错误，那是不是我们的“标准”或“原则”本身过于严苛，或者也可能出了问题?

总之，我们的观点和认识是，即使如《商榷》所说，“口语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可纠缠于纯粹的口语性( 以免陷入“不可知论”) ，提出“汉语史 = 口语史”的论断，确实会面临一些障碍。

以下再回到本节的标题上来。

就我们所见，确实有人明确提出汉语史研究的“理想”目标: “汉语史真正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活生生的口语，而是该时期内口语所出现的新生语言现象以及新旧语言要素的消长规律”³⁸。归纳一下，这里提出了三个研究对象和目标: 一是活生生的口语，二是活生生的口语中出现的新生语言现象，三是活生生的口语中新、旧语言现象( 要素) 的此消彼长规律。

这真是“很丰满”的理想，如果真能做到，我们的汉语史无疑将是非常理想、非常完美的。但是，怎样操作、如何实现? 文中却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其实，在涉及汉语史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问题时，更多人还是面对现实立论的，而现实在他们的认识中就是:

语言的演变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而这又必然要受到用以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影响。汉语是用汉字记录的，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于如实地反映口语³⁹。

历史语言材料都是无声的“死”语言，可供我们利用的只有书面材料。但书面材料的内部成分很复杂，学界通常假定它们是代表一种接近当时共同语口语的语言材料。事实上，它们在时间、地域、语体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⁴⁰。

请注意，即使是反映当时口语的资料，也还是地道的书面语，是用文言进行会话的知识层写的文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反映出来的口语⁴¹。

如何区别书面语和书面语后面的活语言就会遇到不少难题⁴²。

这样的表述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结论，这就是像上述那样“理想的”汉语史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由“理想”回到“现实”中来。那么，“现实的”汉语史应该以什么为研究对象? 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 “汉语史研究主要是研究书面语”⁴²。我们认为，这样的书面语记录的就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语言，以这样的文学语言为对象的汉语史研究就是“现实的”汉语史。

这里的书面语或文学语言与前述“活生生的口语”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与上述“共核论”者基于现代汉语实际对语料的定义及取舍具有极高的一致性。

就具体的研究实践来看，比如《汉语史稿》，虽然有时也会提及“口语”，但是在谈到具体现象及其发展变化时，却从未给它们贴上“口语”或“口语性”的标签，在语料的选择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倾向性，具有明显的“广谱”特点。全书基本都是以下这样的“中性”描写或表述:

到了中古时期，“所以”逐渐过渡到因果连词。过渡的特征有两个: ( 一) 它放在句首; ( 二) 句末没有“也”字。( 中册402 页)

在上古时期，凡“不好”就叫作“恶”。“恶”是“善”的反面，也是“美”的反面。在近代汉语里，“恶”的意义范围缩小了，只用于“善”的反面，不再用于“美”的反面。( 下册553 页)

我们讨论汉语史研究的理想状态与现实状态，并非纠缠于定性或者试图做出某种价值评判，而是想反观与反思已有的汉语史研究历史及现状，从而使之更好地为我们立足于现代汉语的新汉语史服务。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以往的汉语史研究与当今的现代汉语研究一样，均非“理想”状态，而是一种面向可用语料实际( 或受语料限制) 的“现实”的研究。换言之，“活生生”的“纯”口语研究不可能成为现代汉语的全部内容，同样也难以成为汉语史的主要内容。

其实，我们对传统汉语史研究中的“口语”和“口语性”提出一些疑问，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并非否认它们在语言发展中的基础性、标志性作用。就一般情况来说，语言中新的发展变化通常先在口语中出现，所以汉语史的研究注重口语，而在具体的表述中经常提及“口语”或“口语性”成分，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也非常赞同在汉语史研究中进行一些口语及口语性成分及相关发展变化的研究，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认识汉语史的面貌。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难以一以贯之地进行到底。站在现代汉语的立场上看，它的研究不可能以口语研究取代书面语研究而成为其主体甚至全部，那么同样，汉语史也难以用口语史取而代之。

四、“中国的”汉语史与“世界的”汉语史

最近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中国立场，世界眼光。这是胡建华为《当代语言学》微信公众号所作发刊词的标题。文中提到，语言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也需要融入国际学术潮流中去，闭门造车则无出路⁴³。其实在此之前，周有光早就提出要“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以国际视野做学问”⁴⁴，已经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我们认为，上述口号既适用于一般的汉语研究，同样也适用于汉语史及其研究。李宗江在谈到21 世纪汉语史学者的三大学术追求时，第二个就是“世界眼光”，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其他语言的研究中受到启发”⁴⁵。

回到本节标题，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是: 汉语史是中国的，所以对它的研究首先要求站在中国的立场，遵循中国的学术传统，把它作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结合汉语的实际及其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变化，进行系统的建构与具体的研究; 同时，汉语史也是世界的，是世界语言史科学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与世界其他民族语言的历史研究具有共性的一面，所以它也有一个借鉴的问题，这就是“世界眼光”，而这样的汉语史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的”汉语史。如果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一方面要更加坚定地立足于汉语，另一方面也应在一定程度上超脱汉语，在一定程度上以其他民族语言史的知识架构、研究路径及价值取向等为参照系，来反观传统汉语史知识体系及其研究的得失，从而有所调整、有所补充，进而有所前进，最终使汉语史研究更加合理、更加完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传统的汉语史研究越来越多地融入外来的因素，它的世界性因而在不断增加，比如语言类型学视角的切入，语法化理论下的汉语史研究，对一些现象从语言接触理论出发的描写与解释等，由此而给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它输入新鲜的血液，并开始使之融入世界语言研究的大潮。但是，这样的研究多是着眼于具体的现象，主要是在“方法”层面的使用，因此总体而言并未给汉语史及其研究的格局带来全局性的变化。具体而言，比如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传统的汉语史研究基本把现代汉语阶段排除在外，而这也构成了我们对其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

据郭锡良介绍，王力先生在编写《汉语史稿》时，就参考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找到的苏联有关语言史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包括《俄语历史语法》和教学大纲、俄译本的英语史和法语史教学大纲等) ，完成了《汉语史稿》这部开山之作⁸。我们认为，这其实就是一种中国立场下的“世界眼光”。

《汉语史稿》世界眼光的最主要、同时也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表现，一是在观察汉语发展变化时增加了外语及其影响的视角，二是把现代汉语纳入汉语史的考察与叙述范围，而这两个方面经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下边一并叙述。

我们在《建构》中谈到，《汉语史稿》在语音、语法、词汇这“三史”中，语音史未涵盖现代汉语阶段，词汇史和语法史稍微涉及，但只是简单地静态化罗列若干项目，而非全面的历时考察和分析，因此总体而言显然处于附庸地位。在写作本文之前，我们又从头到尾仔细通读一遍《汉语史稿》，这才发现，上述“附庸”的结论，是很不准确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郑重地做出修正。

郭锡良梳理几种主要语言史的分期，以此来说明汉语两分法( 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 的不可取，以及《汉语史稿》四分( 上古、中古、近代、现代) 的合理性⁸。英语史通常分为三个时期四个阶段，俄语史一般分为四个时期，而德语史分为六个时期，其中的第六阶段为现代德语( 时间从 20 世纪中叶起) 。我们在《构想》一文中也用较多篇幅介绍了英语史、法语史、德语史和俄语史的分期情况，我们最关心和感兴趣的是这些语言史的分期中，都包括了“最近”以至“当下”的阶段。比如两部英语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麦克米伦出版社 2000 年合作出版( 英文第一版出版于 1992 年) 的“From Old English to Standard English，Second edition”( 《英语史: 从古代英语到标准英语( 第二版) 》) 分期的最后一段是“今日英语( Present-day English) ”; 北京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剑桥英语史》) 第四卷考察的是现代英语，明确标明的时间范围是1776 －1997 年，而本卷英文第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98 年。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世界主流的语言史，其考察范围是从古至今，即基本涵盖了语言历史整个的时间范围，因此是全程式的。

其实《汉语史稿》也是如此。书中对很多现象( 特别是语法现象) 的考察与叙述，都是从最早一直到五四以后，即现代汉语阶段，由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程描述。

例如，书中340 页指出，“五四以后，汉语也受了西洋语法的影响，逐渐用‘和’来联结行为或性质。”接下来举了叶圣陶的《隔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共4 例)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共 2 例) 、鲁迅《伤逝》、叶圣陶《晓行》( 共 2 例) 等一共 10 个例子。373 页写道，“五四以后，汉语语法有时也受这种结构的影响( 按指‘先词后置’) ，直到目前还有出现。”下边所举的最后一个例子取自《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21 号，而此书分成三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就是 1957年3 月至1958 年6 月，也就是说，这几乎是一个同步的语例。这种情况在全书中还有很多，除语法外，词汇部分也有不少。我们认为，这就是本书世界眼光的体现，也是一种全程式的汉语史。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书中在谈及现代汉语中的新发展时，通常会先提及“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而这就是世界眼光的另一个表现，即由外语来看汉语的发展，在二者之间进行参照与比较。

在“世界的”汉语史视角下，我们对《汉语史稿》60 多年前所具有的世界眼光感到由衷的钦佩，而这也是我们反思传统汉语史研究“无尾”现状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也坚定了我们的“全程汉语史”信念。

最近，我们对当今使用范围比较广的跨境语言西班牙语的历史著作进行了简单的考察，由此又产生了新的想法。

关于西班牙语史，大学必修课一般用的是 RafaelLapesa 的“Historia de la lengua Española”( 《西班牙语语言史》，Madrid，Gredos，2008) ，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前罗马时期的语言; 2． 拉丁语在西班牙; 3． 通俗拉丁语以及西班牙的拉丁语的特点( 语音、词汇、词法、词形、句法) ; 4． 从拉丁语到罗曼语( romance) : 哥特时期; 5． 阿拉伯统治时期以及阿语对西语的影响;6． 罗曼语之西班牙语的雏形; 7 半岛初期的方言以及卡斯蒂利亚语的扩张; 8． 古西班牙语: 歌谣和教士阶层的语言; 9． 智者阿方索时期及14 世纪的西班牙语;10． 中世纪西班牙语到古典西班牙语; 11． 黄金世纪的西班牙语及帝国的扩张; 12． 黄金世纪的西班牙语和巴洛克文学; 13． 黄金世纪的西班牙语: 语言上的变化; 14． 现代西班牙语; 15． 当代西班牙语的扩张和变种; 16． 犹太人西班牙语; 17． 美洲西班牙语⁴⁶。

本书的内容和结构安排给我们很大的启发，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拉丁语→罗曼语→西班牙语的发展线索，与“中国的拉丁文”文言→白话的发展有极大的可比性。文学界对欧洲的拉丁文与中国的文言文进行过一些类比研究，认为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比如，瞿秋白就把文言文称为“中国的拉丁文”⁴⁷，而袁进指出: “拉丁文在当时西方社会担任的正是文言文在中国古代社会担任的社会交流任务，它成为欧洲流行的、代表了身份地位的书面用语，是一种典雅的语言。”⁴⁸

就我们所知，对拉丁语的历时研究，大致有两种路径: 一是如上引《西班牙语语言史》所示，把它作为西班牙语等的“祖先语”，融入对后者历史的考察与描写中; 二是独立成史，这方面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只看到近年出版的两部英文版拉丁语史著作，分别是:

James Clackson and Geoffrey Horrocks，“the Blackwell History of the latin language”，Blackwell Publishing，2007

James Clackson ( edited) ，“A Companion to thelatin language”，Wiley-Blackwell，2011

前者共分八章，各章内容分别是拉丁语和印欧语系、意大利的语言、标准化的背景、公元前 400—150 年的古拉丁语及其变体、标准化之路: 公元前3—2 世纪的罗马拉丁语、共和国末年和帝国初年的精英拉丁语、帝国时代的准精英拉丁语、古典末期及以后的拉丁语。

后者的第三部分为“latin through time”( 拉丁语变迁) ，共收录以下主题一致的系列文章: 《印欧语族中拉丁语的历史背景》《古拉丁语》《古典拉丁语》《后期拉丁语( 公元150 －700 年所用) 》《中世纪拉丁语( 中古拉丁语) 》《新拉丁语( 近代拉丁语) 》。

拉丁语单独成史，对新汉语史中的文言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也可以说为后者的提出提供了一个依据。

其二，上述《西班牙语语言史》还讨论了当代西班牙语的扩张和变种、犹太人西班牙语以及美洲西班牙语等; 我们考察过的《剑桥英语史》在内容安排上，也突显了“世界英语”的特色: 第五卷为“世界各地的英语”，分别讨论了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的英语，以及澳大利亚、加勒比海地区、新西兰、南非和南亚的英语; 第六卷为“北美英语”，内容涉及美国英语( 包括其风格、俚语、方言及黑人英语) 、加拿大英语、纽芬兰英语，以及美式英语在国外。

目前，汉语/华语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言，在世界各地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全球华语的研究也已展开⁴。上文中，我们提到现代汉语史研究及相关思考的横向维度，即由现代汉语到全球华语，由现代汉语史到全球华语史，而上述西班牙语史及英语史等，对我们提出“全球华语史”，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与推动。对于全球华语史，我们的认识是，它也是汉语史的一个组成部分⁴，对此我们将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认为，世界的汉语史应该更具宏观性，应该而且能够带来汉语史及其研究的新视角。具体而言，一是批评的视角，二是建设的视角，而无论批评还是建设，其根本的出发点与归宿都是结合汉语及其历史发展的实际，在世界语言历史研究的大背景下，来发现和弥补汉语史研究的不足，使之更趋全面、合理、完整。就与本文论题最直接相关的部分而言，主要是以下两点: 一是汉语史应当进行全程式的研究，二是文言有必要与可能单独立史。

通过以上对我们反思传统汉语史、提出新汉语史设想的三方面立足点和理论基础的介绍与讨论，读者应该能够了解，我们与《商榷》一文观点的不同，主要是立足点、参照点，以及研究诉求等的不同所致。我们的反思与建构，目的并非否定汉语史研究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只是试图说明，汉语史还应该而且能够与时俱进，并由此获取新的角度、新的维度、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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