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言史的几个问题

摘要: 在“新汉语史”的框架下，分析文言史上的问题可以看出，第一，文言史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文言史包含两条线索: 一是同质文言史，二是异质文言史。第二，文言在现代汉语中并未“死亡”，仍然存在，也从未离开。从另一个角度说，文言史并未终结，仍在持续; 其三，异质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新汉语史的构建，可以为梳理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提供另一种思路和角度，是建立异质文言史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关键词: 汉语史; 文言; 文言史

笔者曾于2010 年发表长篇论文《“文言史”及其研究刍议》，根据吕叔湘所提出的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的思想，对文言史的内涵及成立依据、文言文本的分类及其分布、文言史的研究内容、文言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¹最近，笔者又发表了《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一文，在总结与反思前人时贤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汉语史”的概念，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复线多头”的汉语史新格局。所谓“复线”，就是认为汉语史首先应由两条主线构成，即文言史与白话史;所谓“多头”，即在复线之外，汉语史还应有其他几个重要的“头绪”亦即线索，主要有语音史、方言史和通语史。如果再说得稍远一点，还应该有一个口语史。新汉语史的任务，就是理清以上各史及其相互关系，最终形成一系列相关的完整研究。²

本文拟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对新汉语史中的文言史再作讨论，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文言史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根据文言文本性质及其发展过程等的不同可以分为“同质文言史”和“异质文言史”，二者应该分开来研究; 第二，对文言在现代汉语中是否真正完全被白话取代提出我们的意见和看法; 第三，以近代以来的异质文言为切入点，探讨文言史与现代汉语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一、文言史的简单梳理

早在20 世纪 40 年代，吕叔湘曾着眼于发展变化，把文言分为两种，他说:

在二千多年里头，文言自身也有了相当的变化，时代的变迁怎么也得留下他的痕迹。最明显的是在词汇方面，这不用说，就是在文法方面也略略有些变化。……对于时代变迁的影响，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竭力仿效古人，用古语代今语，例如不说“军长”而说“将军”，不说“学生”而说“生徒”，结果，虽然有时还是不免露马脚，可是他们至少是拿周秦文做他们的理想的( 唐宋以后的文人又常常拿唐宋古文家改造过的古文做他们的理想) ，他们的作品表面上也做得很象，我们可以称这一派为“正统文言”。

但是很早已经有人对于口语的影响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他们虽然沿用文言的架子，却应合当前的需要，容纳许多口语的成分，随笔和书札里面有很多例子，公文、契约等等应用文字更是如此。这一类文言可以称为“通俗文言”。³ p4

袁进则用了“典雅文言”与“浅近文言”的概念，他说: “但是两千年来的文言，还是出现了一种浅近化的趋向。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明清时期的文人集子，其中的大部分文章比起先秦、两汉的文章，无疑是浅近得多，读起来容易得多。这时在客观上已经存在一种与先秦两汉典雅文言不同的‘浅近文言’。什么是‘浅近文言’? 所谓浅近文言，就是用典用得很少，无外乎不用古字难字，不讲究音调对仗，语法也比较随便，比较接近于白话，比较容易理解……这种浅近文言，到明清时期，已经在文坛上占据了主要地位。”⁴ p20

基于同样的认识，郭锡良明确指出汉语中长期存在“三文并存”的状态: “宋代以后，汉语书面语存在三种情况: 一是仿古的文言文，二是在当时口语基础上进行加工的古白话，三是继承唐代以前文白夹杂的混合语。”⁵ p617

我们曾经着眼于内部构成因素的差异，把文言文本分为“同质”和“异质”两种，前者指先秦时期定型化了的正宗文言，以及此后历朝历代沿袭使用、基本保持原有体貌格局的模仿之作( 即“拟古文”) ; 后者指与先秦典范相比，有了较大、较为明显变化的文本形式，二者大致可以与吕先生所说的“正统”与“通俗”对应起来。我们对异质文言的认识和定位是: 产生于文言与白话的交界地带，是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过渡性文体，它是白话的起点，而在白话最终形成之后，它依然存在，并且在汉语发展史上与“正宗”文言和后起的白话呈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格局。¹这样，去掉白话史一条线索，文言史应该是复线而不是单线的，即包含同质文言史和异质文言史。

1． 同质文言史

语言总会发展变化的，文言自然也不例外，一些学者基于对不同时期文言形态的了解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刘志成说: “有些学者以为汉代以后的书面语只是先秦书面语的继承或模仿，把问题未免太简单化了。其实，就是刻意仿古的唐宋古文运动作家的作品，与先秦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别。”⁶李春阳指出，“文言文中，通常看不到方言色彩，而词汇句式的古今细微变化，似乎在表明口语对于文言的某种渗透。”⁷徐时仪谈到，“唐宋八大家的著作也是文言文中的杰作，其所用语言又与《史记》有所不同。究其原因，盖时代在发展，语言也在发展演变。”⁸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长期从缺，主要因为受到以下两种认识的限制: 一种是“不变说”，即认为后世的文言模仿之作与其模仿对象相比没有什么变化。谢序华就此指出: “人们历来认为文言是不变的，如《马氏文通》将韩愈古文与先秦文言当作同类语料使用; ‘五四’时期斥文言为‘僵死不变’; 当代，一般认为‘东汉以来，汉语书面语开始凝固了’，没有研究价值。”⁹有人虽然措辞略有不同，但表达的基本是同一个意思: “由于汉以后的大部分有正统身份的文人在著文时有意识地以先秦两汉散文使用的语言作为规范，严格遵循此种语言的规律进行写作。所以直至清末，甚至于‘五四’前夕的文言文作品的基本面貌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言文作品极其相似。”¹⁰另一种是“无用说”，即认为文言模仿之作虽然有变化，但是并不反映语言发展，所以对于汉语发展演变研究没有用处，比如有人说: “文言虽然以上古汉语为基础，但其主要作品均为后代所仿写，它既不能代表纯正的上古汉语，也不能体现后代汉语的演变。因此，在上古汉语的平面研究和汉语历史演变上，同样不会以文言这个范畴为对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以后代文言作品为语料，就会被视为‘犯规’”。¹¹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古代汉语”通常是作为一个平面来研究的，“古汉语语法”实际上就是先秦语法，“古汉语词汇”实际上也是先秦词汇。¹²我们曾以“古汉语”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找到了不少以“发展演变”为名的论文，但是前边多带有“上古汉语”的限定¹³。而以“中古文言”“近代文言”等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结果均显示为零。

这一条线索的文言史研究，在前半截的上古范围内做了一些，而对此后长达1 700 多年的后半截的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刚刚起步，目前所见只有几篇论文和一本专著。¹⁴

如果对文言史的这条线索做一简单表述的话，我们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它的时间跨度最大，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汉语史; 第二，这条线索总体而言比较平稳，没有太大的起伏变化; 第三，同质文言史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大致在汉代以前，是正宗文言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时期，后段则是“拟古”，时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第四，目前可以归之于文言史的相关研究，基本都是围绕这条线索展开的，但主要集中在前段，后段刚刚开始，很多具体的情况还不得而知，因此总体而言开拓空间比较大。

2． 异质文言史

吕叔湘指出: “言文开始分歧之后，书面语也不是铁板一块，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场合，有完全用古代汉语的，有不同程度地掺和进去当时的口语的。”¹⁵这实际上是对前述正宗文言与通俗文言的另一种表述。黄征则从词汇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也不断地在发生变化，原有的词汇已越来越不够用了，口语对文言的影响和渗透也越来越明显了。”¹⁶以上表述主要立足于通俗文言的成因，而也有人主要着眼于前后对比，指出通俗文言自身巨大的发展变化:“其实文言本身非无变化，我们只要看看《尚书》里头那些诘屈聱牙的篇什与清末的新民体文章的差距，就可以了然了”¹⁷; “作为正式语体的文言文，到《新青年》时期，与传统文言相比早已面目全非。”¹⁸如果我们对“面目全非”不作极端理解的话，这一表述大致反映了通俗文言史末端的一般情况。我们曾在前边提到过的拙文《“文言史”及其研究刍议》中举例对异质文言的一般情况及特点等做了一定程度的说明，以下再以一段文字为例:

即如彼于基督所显之大能大力，使其从死复活，使其在天上坐于己右，超乎一切为首领者、掌权者、有威势者、主治者、与今世来世凡有名望者之上。又将万物服其足下，使其在万物之上，为教会之元首。教会乃其身体，为充满万物之主所充满。( 1895 年译浅文理版《圣经》第一章)

总体而言，异质文言中的异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口语，二是外来语言。

口语对文言的影响和渗透在东汉以后比较集中地显现出来，而这也正是人们在汉语史的阶段划分中划出一个中古汉语的最重要理由。方一新说: “以东汉为界，把古代汉语分成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两大块，以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为中古汉语时期，应该可以成立。”方先生还从词汇角度概括了此期的4 个特征: 一是文白分歧明显，早期白话作品中口语词、俗语词大量增加; 二是旧的概念使用新的词来表达，词汇复音化成为趋势，词所承载的新义位大量产生; 三是基本词汇开始产生变化，新词与旧词并存并逐步取代后者; 四是构词法有新的发展，附加式复音词大量出现。¹⁹

“中古”与“上古”之名，其中心语都是“古”，即二者都属于古代汉语，如果从文体的角度说，则都是文言书面语，只因为有了以上诸多不同，二者才得以区分。所以，中古汉语的出现和成立，是以传统文言书面语中异质成分的较多出现为依据的。这些异质成分使传统文言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其“古雅”程度有所降低，但却没有根本改变它的面貌，也没有动摇它的根基，所以它还是文言，只不过是掺杂了异质成分的文言。这样的异质文言几乎贯穿古今，它的历史比古白话长得多。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说，异质文言史肇始于上古汉语向中古汉语的演变和过渡，而汉语史上中古汉语阶段的开始，大略也可以认为是异质文言史的开端( 当然，从研究的角度说，它还应该有一个前发展阶段)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称中古阶段为“古代汉语的变质期”，并且讨论了不少此期不同于上古的语法特征。²⁰ p10-73 这里的“变质”或许可以看作对我们所说“异质”的一种解释; 另外，这些变化都是在当时的文言文本中出现的，一方面可以看作白话因素的“冒头”，另一方面也应看作文言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所以在作为白话史研究对象的同时，也理应成为文言史研究的对象。

徐时仪认为，汉至清两千年，汉语书面语有文有白，文白并存，初以文为主，后以白为主，直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取代了文言。²¹ p11 这是就白话史来说的，而如果就异质文言史来说，恐怕要作如下修正: 初期以文言为主，后来仍以文言为主，只是“文”的程度有所降低。另外，这样的文言后来也并未完全被白话所取代( 详后) 。

下边我们再简单讨论外来语言因素问题。

在异质文言的发展史上，大致有两次外来因素介入的高潮，其中第一次汉语史学界讨论得较多，而第二次则基本没有涉及。

第一次介入主要表现在中古的汉译佛教典籍。前边提到，口语因素的介入是中古汉语得以独立为一个阶段的重要原因和理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和理由，这就是此时大量存在的汉译佛教典籍中外来语言因素的大量掺入，即如周俊勋所说: “中古汉语之所以能够独立出来，也是因为众多的研究显示: 这个时期的语言特点既与上古汉语不同，也与其后的近代汉语有差异，而这种研究成果所依靠的主要材料正是大量的汉译佛典”²²。

另外，口语和外来因素往往还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越发使得其“异质”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和充分。朱庆之就此指出: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原，为宣传教义，使目不识丁的百姓都能听懂，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文言，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夹杂的文体……这说明早期汉译佛典与口语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中古大部分汉译佛典是以当时口语为基础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汉译佛典具有口语俗语和不规范成分与文言文的混合、汉语和外语的混合两种特点。”²³

异质文言史上第二次外来因素的集中掺入，是近代以来“欧化”大潮的影响所致，上引称五四时期文言“面目全非”，即是就此而言的，其典型代表如外国传教士的汉语写作与翻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体”、林纾的文言翻译小说以及以章士钊为代表的“逻辑文”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讨论。

以下归纳总结一下我们对异质文言及其发展历史的认识:

第一，异质文言最大的特点是在文言的框架下文白夹杂、半文半白，其掺入的部分主要是各时代的口语及口语性成分，以及一些外来语言成分。总体而言，它既是白话得以产生的母体，同时也是介于典型文言与典型白话之间的一种混合体，或称中间性文体，其内部没有特别强的一致性，在不同的时间往往因人而异、因文而异，在上下之间有一个较大的浮动范围。

第二，异质文言与整个白话的产生过程相生相伴，并且在白话真正产生和确立后，它也并未消失，而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本样式，与同质文言及“典范”白话鼎足而三，一方面持续发挥着自己独特的记录和表达功能，另一方面也与后两者共同形成汉语史上三文并存、三史并立的独特景观。

第三，异质文言有自己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如果以白话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参照，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阶段: 第一是作为白话的孕育母体阶段。即在整体文言的基础上掺杂进一些口语及外来成分，其发展主要表现为一些传统的文言手段和形式不断被后者所取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改造，并且上述变化所占比例不断提高，整个中古时期大致就处于这个阶段; 第二是与白话分立阶段。其特点是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主要表现一是总体上文言的格局和框架并未明显改变，二是口语及口语性成分等仍然保持较高的比例。在整个近代汉语以至于现代汉语阶段，异质文言大致都处于这种状态。

第四，异质文言与同质文言并无本质区别( 人们在谈到拟古文与正宗文言不同的原因时，也会提到口语的渗透等) ，典型的二者分处于一个连续统的两端，而靠近中间的部分则不易分清。但是，在二者之间划分一个大致的界限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用前引吕叔湘的话来说，就是后者“很像”正宗文言，而前者只是“沿用文言的架子”，因此自然也就不那么“像”了。如果着眼于文言之变，则后者变化小而前者变化大; 如果着眼于异质成分的多少，则后者少而前者多。正因为如此，所以异质文言史的内涵远比同质文言史丰富，并且因为其在古白话的产生以及文言融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再加上这一线索一向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有必要特别强调。

第五，对异质文言及其历史进行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这是从中古以后一直存在的语言现象，并且在三文及三史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研究它自然就不足以实现对汉语的完整实时状况及其发展历史的全覆盖; 其二，异质文言是由典型文言到现代白话的重要通道，换言之，它也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来源之一; 其三，异质文言也有产生过程和一定的发展变化，因此其本身也可以构成一条史的线索; 其四，由于其与白话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研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白话史的研究，或者至少可以为后者增加一个观察角度。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文言史的两条线索分得比较清楚，然而在实际的具体文本中，可能就不容易分得那么清楚了。徐时仪在讨论《朱子语类》的语言时有过这样的描述: “既有先秦的文言，又有唐宋的古白话和方言口语，文白相间，雅俗共存，新旧质素交融，旧义的延续和新义的诞生共存于同一平面，形成了绝对动态演变、相对静态聚集，多源而一统，同处而异彩的语言渊薮，相当于一个立体的网路，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宋代产生的新词新义，客观上如实反映了中近古汉语词汇的发展和演变概貌。”²⁴有人说，“文言与白话的双轨并行，交错杂陈，致使欲想研究二者之一的难度无形中加大。”²⁵因此，复线文言史的研究，是汉语史学界面临且必须应对的巨大挑战。

二、文言的“死”与“活”

在关于近代汉语以后或进入现代汉语之后的文言与白话关系的表述中，人们常用的说法是“白话最终取代/替代了文言”，文言“退出历史舞台”“消亡”“寿终正寝”等。这样的表述如:

关于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汉语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因民族危机与西学东渐的进程等“民族的状况中猝然发生的某种骚动，加速了语言的发展”。²⁵

文言书面语统治数千年，退出历史舞台不到百年，长时期里对白话、普通话和方言都有不小的影响。²⁶

文言的消亡是一种历史必然。²⁷

在辛亥革命过后，伴随着封建时代终结，固化的等级被打破，文言不再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在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下，浩浩荡荡的白话文运动终于宣告了文言的寿终正寝。²⁸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对文言及文言史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文言的最终“归宿”。作为完整的历史，以及对这一历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孙德金专门讨论了文言的“死”与“活”问题，认为应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其一，作为周秦时期形成并固化的一种古代标准的书面形式的整体，五四时期文言的正统地位可以说基本终结，代之以现代白话文这种新的汉语书面语表达系统，这种意义上的文言可以认为“死”了; 其二，如果把文言的构成成分、构成规律看作文言的本质所在，看作文言的精髓，那么就不能说文言已经“死”了。另外，孙先生还指出，文言“死去”的主要是一些词汇和极少量的结构，主体部分并没有“死”。²⁹ p29, 330 我们基本同意孙先生的观点，以下就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1． 文言未“死”

无可否认，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文言词汇、语法成分。胡双宝认为，“汉语发展的历史决定了，白话必然要吸取书面语成分，以丰富表达手段，才形成以今日白话为基底辅以必要的文言成分的书面语。”³⁰作家汪曾祺说: “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是不好划的。‘一路秋山红叶，红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是文言，还是白话? 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³¹

按王力、吕叔湘等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时期，那么，以下我们就对五四时期至今的情况略作考察。

先看文言语篇的存废。进入现代汉语阶段之后，白话虽然成为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主流，但是文言也并未完全销声匿迹，特别是在早期现代汉语中。号称白话小说第一人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于 1923 年) 是用文言写成的; 而“那时候( 引者按指1926 年) 作文都是文言文，没有写白话文的”³² p41; 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稿直到 1949年迁到台湾之后，才由文言改为白话。³³ p122 此后，文言篇章也偶有所见，比如陈寅恪的长篇小说《柳如是别传》( 1953 年开始撰写，1964 年夏天完稿) 、钱钟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 1972 年定稿) 等。

有人曾经对“部分学术论著语言文言化倾向”提出批评，列出了当下写作中的两类“滥用文言”现象，其一即是通篇文言文，以某些专著的序言、跋文等最为严重，另外指出这种情况还包括已出版发表的当代学者的信函中所滥用的文言文。³⁴其他方面，比如近年来媒体不时有高考文言作文的报道; 甚至在网络、微信上，凡出现某一重要的新闻人物，往往就会有“假冒”的《史记· × × 列传》，用的也是不那么典范的文言。

再看文言句法格式的情况。文言的主要句式几乎在现代汉语中都有存留，上引“部分学术论著语言文言化倾向”的第二类表现，就是“文白夹杂，大量使用一些并非必要的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式”。我们曾经讨论过早期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古句”和“准古句”，如“掌柜既先之以点头，又继之以谈话”( 鲁迅《阿Q 正传》)，“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³⁵ p209-216 孙德金从构词法的角度讨论了“复合词中的文言语法”( 包括“数 + 名/动 + 形”式构词、“动双 + 名单”式构词、使动用法在构词中的沿用、名词状语在新词构造中的沿用、动状结构在新词构造中的沿用) 以及“成语和词组中的文言语法”; 而在句法方面，则讨论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VA 为 B”使成结构、“以 A 为 B”意动结构，“动状 + 动”结构等。²⁹

几乎所有的文言语法书都会用较大篇幅讨论词的“使动用法”，而当代汉语中，这一形式仍然时能见到，胡正微就列举了不少用例，来证明“近几年来，词的使动用法又出现渐趋活跃的新动向”。³⁶冯胜利等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还在使用大量的文言句型，这些句型在口语中不用，可称为“书面语句型”，它们在书面正式语体中同样扮演着正式、庄雅的角色。这是现代汉语书面语的特征之一，他们目前已经收集这样的句型达 300 个左右。比如，“……中不乏……”就是其中之一，文中列表指出，“文”的形式用“学生中不乏知识渊博的人”，而同义的“白”的形式则为“学生中也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人”。³⁷一些研究文学的学者也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比如陈平原指出，“甚至连最能体现当代大众趣味的电视广告，也经常出现文言的句式。更让我惊讶的是，即便在流行歌曲里，文言也并未完全绝迹”³⁸。

最后看文言词语的使用情况。

张中行指出，“文言长成，定形，主要靠三个条件: 一是有相当严格的统一的词汇句法系统，二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时间的移动而变化，三是这系统基本上不随地域的不同而变化”。³⁹ p19 同质文言之所以为同质，就因为几乎完全沿用了这一系统，而在现代汉语中，它们依然基本存活。句法系统的情况已简单如上所说，而文言词汇在现代白话中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如有人所说: “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白话文成为主导文体之后，仍然有许多文言词汇成分活跃在我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成为白话中的文言、现代中的古典。这体现出汉语的历史传承性。”⁴⁰

我们认为，要全面了解和掌握现代白话中文言词汇的使用情况，应当抓住“核心词”或“典型词”，至于哪些词属于文言的“核心词”或“典型词”，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意义的课题。我们初步的认识是，它至少应该包括两类: 一类是功能词，一类是实体词。前者主要集中在各类虚词，而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几类实词。

现代汉语中，保留了大量的文言虚词，严慈认为，白话文里保留着的大量“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文言虚词，是一份极可宝贵的财富。⁴¹孙德金用5 章的篇幅分别讨论了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其”“之”“于”“以”和“所”，用大量的语料证明，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具有普遍性、常用性。²⁹我们随手翻阅侯学超编《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目录，看到了大量的文言虚词，比如收于字母 E 下的 6个词“而、而后、而况、而且、而已、尔后”，全部属于文言虚词; 接下来的字母 F 下也有“凡、反、反之、方、非、非但、非特、非徒、否则、甫”等典型的文言虚词，在该字母下全部22 个虚词中占45% 强。

就实体词来说，人们的一般共识是，文言词汇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以双音节复合词为主。两种词汇体系的差异使文言词常常不是以词而是以语素的身份进入现代汉语复合词系统中。因此，文言词汇与现代汉语复合词的联系更为密切，比如，仅以“视”为语素构成的就有“凝视”“远视”等50 个复合词。⁴²这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文言单音节常用词并未消失，它们只是改变了存在和使用方式，由词变为语素，成为现代汉语常用词的构成基础。

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文言词语( 包括单音节词) 在现代汉语中也并未完全退出使用。比如，由“虎”派生出“老虎”以后，前者仍在一定场合使用; 文言的“金”“银”等在一些专业领域也在使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不少标〈书〉的词语，指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这样的标注在第3 版中一共有5 204 处，占收词总量的8． 68% ，⁴³其中以词为单位的共有 3 632 个( 单音节 1 090，多音节 2 542) 。⁴⁴另外，在《现代汉语词典》不同的版次中，这一数字还在变化，比如到2005 年的第 5 版，除增加了一些标“书”词语外，也去掉了一些词语的这一标记，则表明对其现代汉语词汇身份的进一步认定。⁴⁵

如果把台港澳地区的“国语”也一并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文言语篇、结构及词语的“活性”就更加明显了。比如，有人就香港书面汉语的情况谈到: “香港书面汉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文言功能词、句法结构及固定结构，并且由此发展出一些新的句法结构。……时至今日，半文半白的书面语仍然还有不小的市场，而一般的书面语中保留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也就顺理成章了。⁴⁶香港的情况如此，台湾“国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 文言并未消失，更未死亡，它只是改变了存在的方式。总体而言，就是或化整为零，或改头换面，大量存留在现代汉语的底层和深层，在其各级单位，从语素到词，再到词组，再到句子，甚至于篇章，都有文言的影子和印迹。文言仍在，从未离开，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说，文言史并未终结，而是仍在持续。

2． 文言成分是怎样进入现代汉语的

既然各种文言形式在现代汉语中大量存在，那么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是怎样进入现代汉语中的? 就来源和路径而言，不外乎以下三种可能:

第一，间接进入。即文言成分进入白话，再随白话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有人从词汇角度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现代汉语中有不少词语来自古白话，这些词语又是怎样从上古汉语经由古白话而演变为现代汉语词语的呢?”⁴⁷在语法方面，很多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上推近代，再及古代，而一些研究汉语史的人，有时也会由上古直至现代，其实都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第二，直接进入。即文言成分不借助于白话而直接进入现代汉语书面语。周祖谟明确指出:“现代汉语就是古代汉语的继续。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它的语法基本上与现代汉语相同，我们就不能说文言是已经死去的语言。文言中所表现的语法结构与现代语法结构的一致性，正表现出古今语言是一个，现代语就是继承古代语发展来的。”⁴⁸

第三，间接、直接相结合。李如龙曾画出文言、白话与普通话、方言的关系图，图中显示，文言有直接进入普通话与先进入白话再进入普通话这两条发展线路。此外，李先生还直接指出: “现代的口语——普通话不但和方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而且直接继承了白话的传统，吸收了不少文言的成分。”²⁶以下一段话中的“一方面”与“另一方面”大致也可以作如是观: “我们现在用的是现代汉语。可是现代汉语旁边坐着一位‘文言’。‘文言’和现代汉语虽然差别很大，却又有拉不断扯不断的关系。一方面，两者同源异流，现代汉语，不管怎样发展变化，总不能不保留一些幼儿时期的面貌，因而同文言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相似之点( 表现在词汇和句法方面) 。另一方面，两千年来，能写作的人表情达意，惯于用文言，这表达习惯的水流总不能不渗入当时通用的口语中，因而历代相传，到现代汉语，仍不能不掺杂相当数量的文言成分。”⁴⁹ p3

以上第一、二两种观点都有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所以第三种观点就是最为全面的认识和表述了。然而，相对而言，人们对第二条路径的认识和把握还不是特别普遍和深入，而这一点又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所以下边从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

先从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和表述来看。五四时期，白话文的设计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提到，要吸收文言中的成分，作为新白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傅斯年说: “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齐未有”⁵⁰。周作人说: “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⁵¹此时的书面语写作，虽然一定程度上如有人所说“五四是白话文的创新时期，无章可循，不讲规范，各人按各人的语文功底，或夹杂近代白话和文言，或夹杂欧化句子，或使用方言俗语，随意性很大。”⁵² p85 但是，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文言的因素，所以，后来的研究者才会有以下一些表述: “如果按照发生学的原则对现代白话进行溯源，其主要成分是文言、传统白话、翻译的外来语、方言等。”⁵³“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有三个来源。首要来源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口头语，其次是百余年来的翻译文本，再次是两千多年来的古汉语文本。三大来源构成了一个有弹性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基本上是稳定的，但它是一个动态结构。”⁵⁴ p68 有人归纳了“五四白话”的 4 个基本特征: 以口语为基本、融进欧化成分、留用古语成分、选收方言词语。⁵⁵ p353-370

再就语言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不少古白话中没有或不常用的形式和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却出现，甚至比较常见。吕叔湘说: “新的书面语又会从旧的书面语吸收有用的成分: 在现代汉语书刊里，文言成分，特别是利用文言词素造成的新词，比《水浒传》和《红楼梦》里多得多。”⁵⁶这无疑是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在词汇上的相异之处。这样的相异之处在语法方面也有表现，比如有人讨论过古汉语名词做状语现象的衰微，指出这一现象从东汉开始衰微，到南北朝开始，在口语中已经失去能产性，表明已经接近于衰微的尽头。⁵⁷此后在整个近代汉语中都不多见，而到了现代汉语，特别是当代汉语中却比较多见。⁵⁸ p295-308 孙德金也曾以此为例来说明文言未“死”: “词法中，至今仍是一种能产的构词方式; 句法中，在书面语( 甚至口语) 中，具有情状意义的名词有可能做状语，并非只是存在于构词层面。”²⁹ p330

本节内容可以小结如下: 经过三千多年的发展，有各个层面的、相当丰富的文言因素或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成为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保持着充分的活力。从这一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文言史并未结束，仍在延续。就两条文言史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关系而言，我们认为，同质文言主要是直接“引入”，而异质文言更多的则是“化入”，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当然也很有意思，我们将另文讨论，以下我们仅就后者作一些说明。

三、异质文言: 沟通古今的桥梁

何九盈在讨论传统汉语的现代转型时，首先由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写作说起: “那时的译文和传教士的文章，虽然还是一派文言腔，但他们的认知图式，话语编码机制，尤其是词汇领域，已显然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文言文内容的‘西化’，新语境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汉语深层结构的现代转型。”⁵⁴ p23 袁进就此进一步写道: “西方传教士在行文时常常是把典雅的文言语句和不够典雅的直接表白的俗语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亦雅亦俗的独特表述，加上一些典雅的包装词。这种表述很让士大夫瞧不起，以为它不文不白，不能避俗，文理不通，是语言修养不够的具体表现; 其实反倒成全了它‘浅近文言’的独特风格。”⁴ p45 如前所述，这样的“浅近文言”就是吕叔湘所说的通俗文言，也属于本文所讨论的异质文言，而这样的文言，就是最早的“欧化文言”。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流日渐增多，传统的文言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并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前边引文所说的“面目全非”的形态。就散文来说，最具影响力的是以梁启超作品为代表的“新民体”，有人称之为“突破文言旧格局的急先锋”⁵⁵ p217; 它在语言上的特点，梁氏自己表述为“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⁵⁹而有人据此进一步归纳为“吸取了生动活泼的民间俗语、谚谣、口语、俚语，并不时杂采新事物，新名词术语及外国语法，把渊雅古奥、晦涩高古的文言文改造得通俗易懂，使文章向言文一致的方向转化”，但是同时仍认为“那种半文半白的格调实际上是一种浅近的文言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文言文的面貌”⁶⁰。

以下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对于新民体在近代语言发展中的作用，陈平原做过这样的表述: “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的白话文，只有经过梁启超的‘新文体把大量文言词汇、新名词通俗化，现代白话文才超越了语言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⁶¹ p1-2 司马长风更是高度评价新民体语言上欧化的革命意义: “从‘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看来，距完全用白话也只一步之差。”⁶²

后于新民体的，还有所谓的“逻辑文”，即章士钊在民国初年创立的以文言形式写作的政论文体式。“在民初散文影响较大的逻辑文中，句法欧化表现得最为明显，逻辑文的代表作家章士钊善用‘欧化的古文’，表达繁复的意思，高深的学理，傅斯年认为这是‘几百年的文家所未有’的。”⁶³这一文体“表现出与晚清文言散文主流鲜明的差异性。它推崇柳宗元文章精致的修辞技巧，却有着混杂的语汇和西化的句法。”⁶⁴

以下我们也举一个章士钊文的例子:

愚今言用才，所谓用者，易生误解。今请以说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适有相当之职分以发展之。举曰用，用才云者，乃尽天下之才，随其偏正高下所宜，无不各如其量以献于国，非必一人居高临下以黜陟之也。( 《政本》)

散文之外，再如文学作品，这里主要说林纾的翻译作品。林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近 30 年中，与别人合作翻译介绍了英、美、法、俄、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希腊等国近200 余种小说，达1 200 万字，被胡适称为“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⁶⁵。

林纾的译文全用文言，但相比于传统的文言，已有很大的变化，以下是钱钟书对它的描述: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此，“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象“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象“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去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象“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脑筋”、“脑球”、“脑气”、“反动之力”、“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沾染当时的译音习气，“马丹”、“密司脱”、“安琪儿”、“苦力”、“俱乐部”之类不用说，甚至毫不必要地来一个“列底( 尊闺门之称也) ”，或者“此所谓‘德武忙’耳( 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 ”。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⁶⁶

这样的翻译性古文，与上述新民体等有相当高的一致性，因而可以归为一类，它与现代白话的距离同样也不远。类似的文本再如辛亥革命志士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有人认为是“白话文写成的名著”，并引了其中的以下一段:［^67]

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 曰革命。

孙德金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此种文字充其量是浅近的文言文，而不能称为‘典雅的白话文’。”²⁹ p24 在我们看来，这种相左的意见正好说明了异质文言与当代白话之间相邻、相接、相交的关系，也就是上边引文中所说的，二者只有“一步之差”。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意在证明本小节标题所示，异质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正是借由这一桥梁，传统文言成功走进并最终融入现代白话，一方面成为后者的重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也成就了自己完整的历史发展进程。

对文言史线索的梳理以及具体发展事实的研究，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这在文言以及汉语史上自不待言，就是对现代汉语研究也是如此。比如，关于现代汉语的起点问题，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在我们看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还没能理清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而复线文言史，特别是异质文言史的建立及研究，除了自身及其对新汉语史的意义和价值外，同时也会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