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总体上来说，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已有词语和新生词语。前者往往有从退隐到复显以及意义和使用范围等的变化;后者除数量大、使用多以及涉及面广之外，还在构成以及表义、使用等方面有鲜明的特点，另外也有比较明显的不足。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注意进行观念的调整和更新，应当建立“两翼”模式以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范围，研究中的理论性也应当加强，包括理论的应用和理论的建设。另外，工具书编纂也是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已有基础，做更多后续性以及开创性的工作，如编写编年体新词语词典，续编网络语言、字母词语等专门词典，创编新的、收录范围更广的外来语词典等。

关键词:当代汉语 词汇 旧有词语 新生词语

引 言

早在2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发表了《大家都来关心新词新义》一文¹，此后，新词语的研究就渐成“显学”，一时间论者众多、成果纷出，蔚为大观。然而，与以前的热闹相比，如今的新词语研究似乎冷清了许多，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本文作者认为，应当把对新词语的研究推而广之，及于整个当代汉语的词汇及其实时状况。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当代汉语的词汇状况，本文试图尽力给出一个近乎全景式的简要描述；

第二，关于当代汉语词汇状况研究的思考，主要是结合已有的研究提出一些问题和值得进一步用力的方面。

当代汉语的词汇状况

任何一个时代共时平面的词汇，大致都可以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已有词语和新生词语，所以，要讨论当代汉语词汇的状况，就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

(一) 当代的已有词语

这里的已有词语大致是指从现代汉语确立以来就一直存在并且使用的各类词语，它们是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各个时期和阶段都有一些变化，其中尤以当代最为明显和突出。除了“正常”使用的、基本没有什么发展变化的部分之外(比如那些极富稳定性的基本词汇成员)，已有词语在当代的存在和使用情况大致有以下几个富有时代色彩和特点的发展变化。

1． 从退隐到复显

在新时期的词汇研究中，已有词语的“复活”是很多人经常涉及的一项内容，因为这一现象比较多见，所以才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

建国以后一直到“文革”期间，很多已有词语退出了现实的言语交际，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的过程；“文革”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其中不少词语重新显现，从而经历了“显－隐－复显”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发展过程。笔者曾经从指称对象(内容)的角度，把经历了上述发展过程的词语大致分为反映社会生产经营、指称域外人事、指称丑恶落后人事、社交用语以及指称其他人事等五类²。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已有词语复显后，除了正常的使用外，还进一步简缩为语素，并且有的还相当能产。比较典型的如“酒吧”，简缩为“吧”后，构成了“啤酒吧、鲜果吧、巧克力吧、氧吧、网吧、玩具吧、吧女、吧友、吧娘、吧兄、吧弟、吧客、吧街、泡吧”等大量“吧”族词语，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2． 词义发生变化

词义变化是词汇发展变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在当代汉语中的词义变化的造成原因多样、表现形式多样，非常值得总结。

(1) 自源性变化

所谓自源性变化，大致是指一些词语在不受外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下自身发生的变化，是词义发展变化的主流，其最主要表现一是义项增加，二是词义扩大。前者的例子如“包装”。此词原有“对物品进行包裹”和“包裹物品所用之物”这两个义项，现在又增加了“〈比喻〉对人或事物从形象上装扮、美化，使更具吸引力或商业价值”(见《现代汉语词典》，下同)这样一个新的义项。时下，这一新增的义项甚至比旧有义项更为常用。

词义扩大比义项增加更为多见，它是指词所指称客观事物或动作行为的范围由小到大，如果从义素的角度来表述，就是中心义素不变，限定义素减少³。比如“提升”，由“提高(职位、等级等)”而广泛地用于一般意义的“提高”，由此在实际的使用中，很多时候人们都用它取代了“提高”。

词义扩大中最为多见的是词义泛化，即由“专指”到“通指”。比如“工程”，本指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比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现已扩大到指那些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工作，这样，它的所指就由具体扩大到抽象，实现了由“专门”到“泛化”的变化，前者如“三峡工程”，后者如“希望工程”。由于词义的扩大，词的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大，使用频率也可能随之提高，所以我们看到，“工程”已经成为一个高频使用的新词语组配单位，由它构成了大量的新词语。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已有词语增加了新义，并不是由于以上所说正常的词义引申，而是借由“别解”来实现的。所谓别解，本是一种修辞格，“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赋予某一词语以其固有语义(或惯用语义)中不曾有的新语义来表情达意的修辞文本模式”⁴。最常见的情形是对原词中一个语素的意义进行别解，由此而形成一个原来没有的新义。例如“触电”，原义为人或动物接触较强的电流，新义是与电影、电视发生关系。很显然，这一新义的获得，就是因为改变了原词中“电”的含义。与此相似的再如“红眼病”。这样的新义在产生之初往往有比较强烈的修辞意味和效果，而这也正是它与一般词义引申的不同之处。

一般认为，词义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除了词汇义(概念义、理性义、词典义)之外，还包括色彩义，所以词义的变化还应当包括色彩义的变化。色彩义中最为普遍的是感情色彩，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人们的主观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就造成了很多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当代汉语中，感情色彩变化比较集中的是由此前的贬义到现在的褒义或中性义，如“帝、皇、王、霸”等，在“文革”期间都是十足的贬义词/语素，而现在却大都摇身一变，成为十足的褒义词/语素，并且使用频率还相当高⁵。

(2) 他源性变化

既然词义的自源性变化是指在不受外民族语言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意义变化，那么他源性的变化自然就是指在外民族语言影响下的变化了，它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有一些外语词的义项多于汉语对应词，在引进这些汉语中原本没有的义项时，人们还是趋向于用这个汉语对应词来记录和表现，有人把这一现象称为“外来义项的借用”⁶。人们经常把旧词产生新义形象地表述为“旧瓶装新酒”，那么此类情况则可以进一步说成“汉语的旧瓶装外语的新酒”。

比如“广场”，汉语中原有的意思是“面积广阔的场地，特指城市中的广阔场地”，英语中与之对应的词是“plaza”。但是，与汉语“广场”不同的是，“plaza”是个多义词，它还有几个义项，其中的一个是“shopping center”(购物中心)。后来，汉语引进了“plaza”的“shopping center”义，仍用已有的“广场”来对译，于是，旧有的“广场”就因此而多了一个新义。新义的“广场”最初只用于商业设施，如“家居广场、购物广场”；后来指称范围逐渐扩大，也可以指综合商业区、娱乐场所以至于楼盘等，总之是指称范围越来越大、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他源性新义的使用一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只有在一些固定组合中才能显示出来，离开这些组合形式，则一般仍为汉语原有的意义。比如就“广场”来说，当说“那儿新建了一个美食广场”时，用的是新义；而当说“那儿新建了一个广场”时，表示的就只能是原有义。类似的再如“傻瓜(傻瓜相机)、花园(啤酒花园)、银行(血液银行)”等。⁷

但是有些电脑类词语似乎没有这样的限制。比如“菜单”，汉语原有的义项是“(饭店里)开列各种菜肴名称的单子”，英语的对译词是“menu”。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menu又用来喻指电脑中的选择表或选项单，这一义项很快就进入汉语，使得汉语的“菜单”相应地也增加了这样一个义项，而由此义进一步引申，又泛指各种开列名称的单子，如名单、节目单、目录单等。与“菜单”同类的电脑新词还有“窗口、平台、版本”等，基本也都可以独立使用来表示新义。

不仅词汇层面有他源性变化，语素层面也有类似情况。比如英语的“soft(软)”有一个义项是“(指饮料)不含酒精的”，构成的词如“soft drink”，汉语仿译为“软饮料”；此外，“soft”还有“(水)不含某种矿物质的”义，“soft water”汉译为“软水”。这样，由现代汉语的共时平面看，汉语原有“软”字的表义范围也扩大了。但是，表示新义的语素“软”与表示原义的“软”相差太远，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联系，所以可能更易被看作同音语素而不是多义语素⁸。

在语素义的他源性变化中，“－族”与“－屋”比较特别。这是来自当代日语的两个“借形”语素，前者指具有某一方面共同特征的一类人或事物，后者义指店铺，二者的构词能力都很强，组成了诸如“工薪族、银发族、精品屋、修脚屋”等大量新词语。由于它们在字形上与汉语原有的“族”和“屋”重合，所以表面上也看似是旧有汉字增加新义。

3． 使用范围发生变化

这方面，最为普遍的情形是很多词语扩大了使用范围，而其中最多见的是因为词义泛化(见前)而造成的扩大。词义泛化可以表述为词义的内涵减少、外延扩大，由此就可以与更多的词语搭配，可以在更多的语境中使用，使用范围因而扩大，使用频率也相应提高。获得泛化义最多的是一些行业、学科门类的专门词语，有人据此概括为一种“术语增多和普通化趋势”⁹，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医疗卫生、商业经济和文体娱乐等方面。此外，也有一些词语在保持原义不变的基础上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频率提高，这又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是用法(词的语法意义)变化造成的使用范围扩大。比如“在乎”，《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的第二项释义是“放在心上，介意。可带名词性宾语。多用于否定句或反问句中。”现在，有不少“在乎”用于肯定句，这样它的使用范围自然也就扩大了。例如：阿拉法特说：“我并不在乎(沙龙的威胁)，我只在乎我的人民。”(《人民日报》2003年4月4日)

另一种是因为社会语用习惯或风气造成的扩大。这种情况比较多见，并且某些扩大使用范围的词语往往还有相当高的使用频率，其中最典型的是一些表示“极端”义的词语(有人称之为“甚词”)，如“超级(超)、极品、顶尖、顶级、终极、极限、永远、完全”等¹⁰。

(二) 当代的新生词语

当代的新生词语指的是那些在当代汉语中“从无到有”的词语，既包括使用汉语已有语素或词构成的新词新语，也包括一些从其他语言或方言以及台港澳地区新引进的词语，是一般所说“新词语”的最主要部分。新生词语的大量显现是当代汉语发展变化的重要事项之一，非常值得关注，以下对其最重要的特点和表现作一归纳总结。

1． 新生词语的构成特点

这方面，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多”。

(1) 词群多

这里所说的词群，是指含有相同组成成分的一组词语，也有人称之为“词族”，而含有某一共同成分的词群则称为“X族词”。“词群多”的含义大致有二：一是指词群的数量多，二是指每一个词群中所包含的词语数量多。

造成词群多的原因，是“批量造词”或“造词批量化”，其客观基础是有一大批可以重复使用的新词语构成成分，如果从音节的角度分，则主要有双音节和单音节两类。

双音节的如“绿色、工程、意识、文化、商品、食品、服装、中心、花园、广场、电子、环保、克隆、皇帝、皇后、女王、王子、公主、先生、小姐”等，多是反映当代人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生活中广受关注的人或事物的词，其中有一些义有所转，比如“绿色”主要是指环保、无污染的，“皇帝”指某一方面取得最高成就或荣誉的男性等。这些双音节成分通常与另一个双音节词结合，构成一个四字格的新词语，如“绿色食品、希望工程、电子商务、环保服装、商务中心、打工皇帝、跳水皇后、钢琴王子”等。

单音节的词群构成成分不仅数量更多，而且来源更广：有普通话中固有的，如“洋、度、城、王、霸、友、嫂、哥、姐、女、人、民、盲、迷、主、星、户、商、家、婆”；有来自方言及台港澳地区的，如“爷、侃、仔、妹、佬”；有来自外语的，如“族、屋、吧、秀、酷、派、啤、奥、的、巴、E”等。此外还有简缩性的单音节语素，外来的如前边提到的“吧”，汉语固有词的简缩形式如“热(热潮)、制(制度)、风(风格、风气)、股(股票)、龄(年龄)、个(个人)”等。上述单音节语素多与单音节语素组合，构成一个双音节新词，如“听友、月嫂、网吧、大巴、车迷、股民、的哥、个展”等；也有不少与双音词语组合，构成一个三音节的新词语，如“文凭热、打工仔、美誉度、爱乐女、美食城、啤酒吧、太空人、钉子户、绩优股”等。

从生成机制来说，词群的产生是在类推基础上仿造的结果。有人把作为仿造基础的“结构关系+保留词语”称为“词语模”¹¹，也可以理解为创造新词语的一个个“模型”。一般来说，这些模型都是开放性的，所以，这里所说词群多的原因也可以认为是可重复使用的词语模数量多、能产生强。

(2) 简缩词语多

新生词语中，由对原有某一组合形式简缩而来的占了相当的比例。简缩词语众多，一方面是人们追求语言表达效率的结果，另一方面更与当今简缩造词“提速”以及可简缩的形式(源形式)多于以往有直接的关系。

“提速”的例子很多，比如股市用语，一些股票名称从全名到产生缩略名称，速度非常快，一般的全称只要一上市就会产生缩略¹²。就“源形式”来说，一是不断有原有词语产生简缩形式，如“国防部长－防长、工商银行－工行、通货膨胀－通胀”，而其中最典型的是由原有的三音节词到双音节的简缩，例如“沙尘暴－沙暴、展览会－展会”等；二是有很多动词性并列词组产生简缩形式，如“探讨分析－探析、研究开发－研发”等。此外，简缩形式的语素化现象也比较多见，它们往往与另外的简缩性语素或词组合使用，由此就造成了更多的简缩词语。比如，“非法出版物”简缩为“非”，而由“非”构成的简缩词语有“打非、贩非、扫非、制非”等。

(3) 外来词语多

关于这一点，正如有人所说，“外来词蜂涌而至，其数量之多、来势之猛、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¹³。造成当今外来词语众多的原因有二，一是“品种”多，二是使用多。所谓“品种”多，主要是指以前较少使用的外来词语引进方式现在成为常见形式，其中最典型的是字母词语。所谓使用多，则有多方面的表现：一是日常生活中用得多，二是口语交际中用得多，三是专业领域用得多，四是有些音译词复显而且有较高的使用频率。

2． 新生词语的表义特征

当代新生词语在表义方面大致有以下两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1) 见形明义

所谓见形明义，就是见到了某一词语的形式，对其内容(意义)大致也就知道了，或者是能“猜”出个大概，这是许多新生词语都具有的一个相当明显的特点，有人表述为“词义表面化”¹⁴。

新生词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见形明义，一是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由汉字构成的词语总有一定程度的表意明确性或提示性；二是借助具体语境的限制或提示；三是因为与当代新生词语的一些构成特点有直接关系。三个原因中，后一个尤其重要，其中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仿造词语。如前所述，由仿造形成了大量的词群，每一个词群都有一个共同的“模标”，而每一个模标都有一个明确的表义模式或范围，所以，同一词群的词语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类义”，这样，即使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词语，往往也可以利用类推机制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比如，“户”有“人家”义，以前有“猎户、堡垒户、五保户”等词，这说明，“－户”已经是一个词语模了。现在，由这一词语模又造出了诸如“专业户、拆迁户、钉子户”等一系列新词语，它们都指具有某一方面特征或表现的人家。应当说，这样的意思并不是很难把握的。

第二，简缩词语。词语的简缩都有一定的规则，典型的如取各组成部分的代表字、截取前一部分或后一部分等。所以，一般情况下，只要对这些规则有所了解，就比较容易“还原”，从而明了某一简缩词语的意思，比如“调研－调查研究”。另外，有一些源自比较复杂的原形词语的简缩往往还有中间性的“过渡”形式，如“世界博览会－世博会－世博－博(用于“申博”等)，有了它们之间的互相比对与参照，即使最简的形式，意思也都不那么难以了解和把握了。

第三，组合词语。有很多新生词语采取的是“原有词语+原有词语”的构成方式，由两个原有词语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义，而这样的新义经常是两者的相加，所以它们的意思是最容易把握的。比如，“农民企业家”意思就等于“农民+企业家”，义指出身农民的企业家；“保健服装”自然也是“保健+服装”，指具有保健功能的服装。

(2) 形象生动

新生词语中，具有形象生动特点的为数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量使用了修辞造词法。修辞造词是对人、事物、性质状态或动作行为等的“重新表述”，与已有的或“传统”的表达方式相比，它们往往有简短、形象化和陌生化程度高的特点，所以就很容易为人们喜闻乐用，因而也就有了较高甚至很高的使用频率。比如，与“法盲”相对应的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人”这样一个词组，它在与前者的竞争中毫无疑问是处于劣势的，所以，前者获得较高的使用频率是再正常不过的，而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

修辞造词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修辞现象单独成词。有人称之为修辞现象的词汇化¹⁵，即一个修辞现象固定为一个新词语，例如“摸着石头过河”比喻在探索中前进。这样的形式本来只是作为一种修辞现象而偶然使用，但因为表达效果突出而为更多的人相沿使用，结果就固定下来，最终实现了词汇化。类似的新词语非常多，再如“第二春、浮出水面、滚雪球、炒鱿鱼、金饭碗”等。

二是修辞手段参与造词。与前者相比，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拳头产品”指质量好、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产品，其中的修饰部分“拳头”用的是比喻义。类似的再如“斑马线、旗舰店、安全岛、商战、快餐文化”等。

此外，有不少词群所用的词语模本身就是一个修辞现象，比如“绿色－”、“－霸”、“－浪潮”、“－老虎”等，由它们也造出了很多新词语，并由此而使得新词语“形象生动”这一表义特点更具普遍性。

3． 新生词语的使用情况

在这方面，以下几点是不能不提到的。

(1) 流行性

很多新生词语都有流行性，其中有一些与一般所说的流行语重合。流行的表现，就是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特别是那些与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的社会热点问题或现象密切相关的新生词语，表现最为明显和突出。然而，既然有流行性，那么就会有一个流行周期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大量的新生词语在流行过一段时间后，往往就归于沉寂，其表现主要是降低了使用频率，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或趋向于退隐。¹⁶

(2) 偶发性

新生词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偶发词语。这些词语的使用频率极低，它们从内容上来说基本与上述的社会热点现象无关，从形式上来看往往对一般的词语规范有一定程度的负偏离，或者是缺乏产生与使用的现实基础和必要性，而陌生化的程度也相对较高。比如，人们已经接受和使用了“疲软”一词，而有人却又“造”出了一个完全同义的同素颠倒词“软疲”，就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因而只能算是一个偶发词。就必要性来看，既然已经有“疲软”占位在先了，就没有必要再造一个与之完全相同的词，因为这不符合语言经济的原则；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同素颠倒词的存在，显示的是词汇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在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和初期这种情况比较多，而随着词汇的发展，通常会固定于某一词形而淘汰另一个(比如“介绍－绍介”，前者保留，后者基本淘汰)，或者是有所分化(比如“语言－言语”)。所以，在现代汉语词汇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再“创造”出“软疲”这样的形式，只能看作一种“返祖”现象¹⁷。

(3) 不平衡性

所谓不平衡性，指的是不均衡的状态。在整个新生词语的使用中，不均衡状态都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存在。

一是使用主体的不均衡。人以群分，而不同人群对新生词语的态度和使用度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就年龄来说，青年人往往是新词语的积极创造者和使用者，而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接受和使用新生词语；其他再如城市与农村、大城市与小城市、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人，在新生词语的接受和使用上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二是使用范围的不均衡。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情形：有一些新生词语在专业范围内用得多，专业以外用得少；另有一些则是口语中用得多，书面语中用得少(当然，也有颠倒过来的情况)。如果再进一步考察，比如同样是书面语，庄重典雅(如法律文书、公文等)的文体中用得少，轻松活泼的文体(如文学作品、新闻报道等)中用得多；同样是报纸，中央级的大报用得较少，而地方性的小报用得较多；同一份报纸中，政论、要闻版用得较少，文体娱乐版用得较多。

4． 新生词语存在的问题

当代汉语的新生词语丰富多彩，它一方面为人们表情达意提供了更为多样的选择因而广受欢迎，另一方面也因其自身存在的某些不足而遭到不少批评。总的说来，新生词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必要性差

多年以来，人们对词汇规范的标准和原则进行了很多讨论，虽然观点不完全相同，但是几乎一致地都把必要性列为最重要的原则。所谓必要性，可以简单地理解和表述为填补词汇系统空白、满足表达需要。在这一原则下，如果新生词语有与之对应的原有词语，并且二者没有任何区别，那么它产生的必要性就有问题了，像上述与“疲软”相对的“软疲”大致就属于此类，而类似的新生词语为数不少。以上是就新生词语与已有词语的对比来说的，其实新生词语内部也有这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实多名现象比较常见。比如“电脑”，曾经和正在使用的就有“微电脑、微机、家用电脑、个人电脑、PC机、PC”等；英语“bye－bye”的音译形式一般都用“拜拜”，但是也有人写成“白白”，这也等于多“造”了一个词。应当说，这是造成新生词语繁杂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明确性低

前边我们讨论了新生词语“见形明义”的优点，那是就主要倾向来说的，其实也有一些新生词语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表义明确也是词汇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符合词语的构成规则，二是要有较为充分的理据(即应当是“可解释”的)。有些新生词语一味追求“经济高效”，对某些临时性的组合形式进行大规模、无规律的简省，比如用“智干”来表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地去干(工作、事情)”，就既不符合一般的造词规则，也没有明显的理据性，很显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表义明确性。明确性低的极端表现是形、义背离，即字面意思与实际意思不同。比如“人造皮革”，首先简缩为“人造革”，进一步简缩为“造革”，这些都是符合简缩规律的形式，表义也明确，但是有人偏又用了一个“人革”，一方面没有必要性(因为已经有了音节数相同且广为人知的“造革”)，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重的问题，这就是造成了形义背离(变为指“人皮”了)。

(3) 品味不高

现代社会应当是文明、和谐的社会，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和它的组成部分，现代的语言也应当是文明、和谐的，而这一点主要就表现在词汇方面。所以，作为新生词语，应该有品味方面的要求。然而，当今汉语中，确实有一些品味不高，甚至低俗不雅的新生词语。有一些涉“性”词语就是如此，比如“性息”，义指与“性”有关的消息或信息等，显然由“信息”一词谐音改字而来(在南方的一些方言如闽语、粤语等中，鼻尾韵n和ng经常合流，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换言之，此时二者属于同一音位)。同属谐音改字的还有“性福、性致、性趣”，分别指“性”方面的幸福、兴致和兴趣¹⁸。涉“性”词语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品味不高的新生词语，比如义指未婚大龄女白领的“白大荒”之类。

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本部分中，我们主要由当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现状入手，结合我们的相关思考来谈一些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 关于观念的调整和更新问题

我们认为，要进行当代汉语词汇状况的研究，应该与过去的词汇研究有所不同，不能完全囿于传统，而首要的一点就是观念应当有所转变，由此才能更好地适应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的实际需求。

1． 关于语言的系统观

已有的新生词语研究多是着眼于某一具体的现象(如某一个新词语、某一个新词族，或者是某一类新词语如字母词语)，这样的研究当然必要，但是如果很多研究从总体上都止步于此，那么往往就难以形成总体的认识，也不利于对整个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总结。

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建立和强化系统的观念，主要应当在宏观和微观这两个层面上有切实的体现，并使之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加强。

(1) 宏观层面

即立足于整个人类语言系统，这里主要指的是要有语言类型学的视野。已有的把语言类型学的观念和理论、方法用于汉语研究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语法方面，然而，“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语言共性，主要就是不同语言要素之间跨语言的相关性。”¹⁹不同的语言要素当然包括词汇，而相关性则既包括相同点，也包括差异点。所以，进行词汇研究，特别是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同样也应该有语言类型学的视野，来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相同点和差异点的比较与观照，从而对某些词汇现象的性质、来源、产生机制以及表达效果等有深入的了解和更好的把握。

(2) 微观层面

就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来说，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系统的观念。就语言内部而言，词汇问题与语法、语音、文字以及修辞语用等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虽然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分而治之，但是从观念和实际的操作上来看，则不能泾渭分明，而是要经常彼此观照，从更多的角度和方面来对某一现象进行更为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我们注意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水平最高的往往都是那些带有上述结合性或综合性的论著，比如张谊生先生的一些研究。²⁰ 另外，就语言外部来说，词汇又与社会生活以及历史、文化等关系密切，这样在具体的研究中，就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

2． 关于语言的发展观

新词语、整个当代汉语词汇都是语言发展的产物，所以，对它们的研究首先就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并且时刻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相关现象。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共时与历时关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于根元说：“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²¹ 而萧国政也说：“不仅共时的时间连续构成了历时，而且共时内部的差异，也包含和沉淀着历时。”²² 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研究中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共时与历时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当代汉语的发展观

作为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当代汉语”的内涵以及起始时间等虽然都还有待进一步明确，但是在汉语研究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常用的名称了，人们一般用它来指称现代汉语发展的当代阶段，而之所以用这样的称名，往往都是着眼于语言的发展与变化²³。如前所述，当代汉语既是一个共时平面，同时也包含了很多历时的因素，所以依然是共时与历时的结合。这样，即使只着眼于当代的新生词语，我们也不能只研究它的产生以及共时的使用状况，同时还应当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关注它们的来龙去脉以及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化。

(2) 现代汉语的发展观

现代汉语有一个相当完整的发展过程，当代汉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环节。因此，对当代汉语的词汇进行考察和研究，就不能离开这一整个的发展过程。陈章太说：“从‘五四’以来，现代汉语词汇经历了几个重大阶段的变化，现在回过头去看‘五四’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前的词汇，其变化之大是令人吃惊的。”²⁴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个“回过头去看”，对当今词汇发展变化之大，一定就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同样也不一定能够准确地抓住这些变化。

其实，以往研究中的不少问题可能都与这方面观念和意识的缺失有关。比如对新词语的认定，很多人只着眼于当代的有无，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新词语并不是“初显”，而是“复显”。

3． 关于语言的规范观

当今人们的语言规范观有了巨大的进步，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一是由原来的刚性观到现在的柔性观，二是由原来的静态观到现在的动态观，三是由原来的一元规范(语言规范)到现在的二元规范(语言规范与言语规范)，四是建立了层次观，五是建立了服务观²³。上述语言规范观的进步，直接带来了对语言现象，特别是新语言现象认识的改变，以及研究立场、方向、角度等的变化。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应当更多地体现出上述规范观的进步。这样，在面对某一新的词汇现象时，就不会先从某一固有观念出发，给它贴上某一标签，或者是先入为主地产生某些认识(比如早期一些人对网络语言的态度)。再比如，对于所谓的“生造词语”，以前的态度是一面倒的反对，而现在有人却从语言规范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认识，如动态判定的标准，生造词语向规范词语的转化等，这无疑是一个进步²⁵。

(二) 关于研究范围的拓展问题

我们认为，就范围和内容而言，当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应该由“单边”模式向“两翼”模式转变。

1． 整个词汇系统的“两翼”模式

应当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基本是一种“单边”模式。虽然研究者经常会提到“新词新义新用法”，即也把旧词语的发展与变化纳入考察视野和研究范围，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立场和角度都是偏向“新词”(即新词形)一边，所以我们才说是一种单边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研究对象的分布就不完全是均衡的，比如在新词一方面，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于此外的其他方面，则显得用力不够，特别是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词汇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新词语的显现和旧有词语的退隐，已有的研究如前所述主要集中在前一方面，而对后一方面，明显重视不够，所以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成果。

其二，旧有词语有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如果只立足于它们的“新义”和“新用法”，自然还不能实现对所有变化事项的全覆盖。比如，色彩义是词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丰富，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观念意识等关系密切，与社会共变的特征非常明显，然而人们对它的发展变化研究得却很少。

所谓两翼模式，即建立新生词语与旧有词语二分的观念，这样就旧有词语来说，就有一个立场和视角的转变，由此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考察它们在当代汉语中的“全息”状态，而不仅仅是它们的“新义”与“新用法”。

2． 新生词语的“两翼”模式

就新生词语来说，也有一个两翼模式的问题。以前，人们通常只着眼于词语的“显”，即出现了什么新词语，就去研究它；如果它在此后的使用中有新的发展变化，还可以再做一些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对新生词语的退隐问题，关注的人就少而又少了，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问题。

所谓新生词语研究的两翼模式，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有些新词语从产生后一直存活，而有的却死了，我们不仅要研究活的新词语，还应当研究死的新词语；不仅要研究它们是怎样活的、为什么会活，还应当研究它们是如何死的、为什么会死。当然，二者自然不应平均用力，但完全忽略后者，就是一种单边模式，自然称不上是全面的研究。

就新生词语的潜隐现象来说，以下一些问题都是需要深入考察进而全面回答的：哪些容易或者实际上已经潜隐?它们分属于哪些表义类型，构成形式上有何特点?造成它们潜隐的内外原因有哪些?它们与仍然存活的同类词语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的潜隐与词汇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从词汇发展的角度，对这一现象应当作怎样的评价?从中可以总结出哪些规律性或理论性的东西?

(三) 关于研究的理论性问题

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某种程度上有这样一种倾向和表现：以事实的发掘为主，不太注重理论的观照、分析和总结，总之，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有人对传统的语言研究评价的那样：重事实而轻理论。

应当加强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着力点。

1． 理论的运用

当代词汇研究当然也应当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比如有人曾分别讨论了构词法理论与新词形类型、词义学理念与新意义类型、词语语用理论与新用法类型等²⁶，虽然还说不上特别深入，但由此所反映出的理论意识以及在研究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取向还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

对当代汉语词汇研究来说，最为切近又最为重要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规范理论，二是语言发展理论。前者上文已有简单的说明，这里主要就后者略作陈说。

我们认为，植根于汉语研究的当代语言发展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潜显理论，二是零度偏离理论。

“潜”与“显”是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重要范畴，可以认为指的是语言现象的两种存在方式。简单地说，凡是在此前已经出现了的语言现象，就是显性语言现象，而在此前还没有出现的，就是潜性语言现象。有人认为，潜、显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探讨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乃至于整个科学研究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对语言研究方法的改变，影响到语言研究对象和范围的改变，更重要的还引起了语言观的变化和调整²⁷。比如，语言(特别是词汇)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潜性现象的显性化，同时也有显性现象的潜性化，甚至还可能会有潜化后的再次“复显”。

“零度”和“偏离”本是西方修辞学的一对概念，国内学者王希杰引进并立足于汉语修辞进行了系统的阐发²⁸。如果用之于语言发展，该理论实际上是把语言当成一个过程来考察、分析和表述的，零度与偏离的互相转化，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发展过程，二者的交替与交织就构成了语言的发展与变化。当一种新的语言形式产生时，它一定是偏离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新”了)，既可能是正偏离的，也可能是负偏离的；如果是前者，它就有很大的可能被更多人接受，而即使是后者，也有可能“习非成是”。当新的偏离形式被人们普遍接受后，它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规范形式，而新的规范一旦确立，它就开始了归于零度的运动，并且开始酝酿着新的偏离。

总之，语言的发展过程，从宏观的角度看，也就是从零度到偏离的转化(零度偏离化)和从偏离到零度的转化(偏离零度化)的交错进行，分解开来看，前者是语言变异的表现，后者则是语言发展的表现。这样的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

……零度→偏离→零度→偏离……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语言以及词汇的发展，一切语言单位都处在一个运动的中介环节或过渡状态，规范与非规范并没有天然的界限。这样，对语言及其发展的认识就由刚性变为柔性，对语言的整个发展过程也会有更好的把握。

此外，当代的一些语言理论也都应当在当代词汇的研究中有所反映和体现，比如认知语言学，目前主要用于语法研究，给人的感觉是似乎等同于“认知语法学”。其实，已经有人提出了“认知词汇学”的概念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述²⁹，像原型理论与范畴理论以及隐喻、语法化与词汇化理论等，都可以用于各种词汇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从而得出一些新的、更有理论色彩的认识。

2． 理论的建设

对于当代的语言研究来说，不仅要使用理论，还要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创造理论，或者是对已有理论作出有益的补充，从而使之更加完善。

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比如主要基于语言潜显现象研究而初步提出的语言预测理论，以新词语为考察和分析对象而得出的语言规范理论某些方面的发展与进步等。

进行当代汉语新词语理论方面的建设，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应当充分利用：当代是词汇发展变化非常活跃的时期，一些在以往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某些变化，现在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比如，很多简缩词语的简缩过程和时间较以往来说是大大地压缩了(例如前边所说股市用语简缩的“提速”)。这样，就非常有利于人们对整个过程加以复原，全面把握其中所有的内外动因和机制，即通过这样一些“浓缩”性的个案来复原整个发展过程，进而从中总结规律，形成理性认识。

(四) 关于工具书编纂问题

工具书的编纂一直也是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一度呈现出相当红火的场面，而现在却显得沉寂了不少。

此前的新词语工具书因为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而招致不少非议和批评，比如有人曾经对读1991－1996年5部编年本《汉语新词语》词典，发现其词条既有重复的，也有著录年代晚于其他工具书的，另外还出现了注音错误等³⁰，应当说这一现象绝不是个别的。

应当看到，时至今日，我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以此为依托或者是基础，我们理应编写出各类高水平的工具书。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应当成为今后相关工作的重点：

一是编写编年体的新词语工具书。这样的工作一度中断后就再也没能很好地接续，十分可惜。

二是在已有工具书的基础上接续进行新的编纂工作。比如网络语言、字母词语等，若干年前都编写过专门的工具书，近些年它们分别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却没有再作集中跟进式的反映，这样的工作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

三是寻找新的增长点。如编写新的、收录范围更广的外来词语词典等。

四是在一些通行的字、词典的修订中，更快、更多地反映当代汉语词汇的发展面貌以及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就新词语工具书的设计和编纂来说，应当着重考虑两方面的需求：一是日常交际的需求，二是语言研究的需求。长期以来，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前者，而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后者，我们认为现在是扭转这一局面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