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著国语文法》在语法研究上的贡献新论

摘要： 《新著国语文法》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以前人们对此书价值和贡献的阐发多着眼于比较宏观的角度和方面 而对相对微观一些的方法层面上的东西 则发掘得还不够。后一方面 主要表现在对汉语语法现象观察得非常细致 重描写而不轻解释；善用比较方法 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成功使用了一些今天还在流行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黎锦熙； 《新著国语文法》；语法；语法学史

引言

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下简称《文法》）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它不仅被称为“导夫先路的开拓性著作”¹，还被公认为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有人说它是“我国语言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的特殊贡献永远闪耀光芒”²。

对本书的贡献，前哲时贤多所论列，但大都着眼于宏观，从学科的建立到体系的开创，从流传之广到对后来的影响之大，等等，而对于相对微观一些的内容，特别是“方法”方面的创新和开拓，却重视不够，挖掘得也不算充分，因而还有进一步认识和评价的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拟侧重于“方法”的角度，来探讨《文法》一书的特点及其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一、观察细致 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而解释

《文法》一书虽是教材，但同时也是一部语法研究的专著，其显著特点和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很多方面对国语语法及其特点等有相当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发前人所未发，从而把人们对现代汉语语法的了解和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比如，《马氏文通》只把句子的语气分为传信和传疑两类 而本书则按语气把句子细分为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惊叹句和祈使句等五类，这样就相当全面和细致了。

类似的內容书中几乎比比皆是，涉及到语法的各个方面，以下略举几例（本文所用为“汉语语法丛书”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这类表示称谓、认定等等的外动词，于所带宾语外，常是要带补足语的，所以可叫作不完全的外动词。（第三章第18节）

“大家”用在同位的很多，用在宾位的很少。（第七章76节）

“这”“那”只能用在主位；若在宾位或补位、副位，常须用“这个”“那个”或“这些”“那些”。（第八章77节）

数词中，计数常用“两”字，序数必用“二”字；所以“二月”和“两月”可以不混淆。又一切计数常带量词；序数若带量词，常标“第”字：这也是习惯上免混淆的自然法。（第九章89节）

阴谋家比捣乱派利害得多（或作利害多了；“多”字作比较副词时，其前后必有所附，不单用）（第十章100节）

除这样具体用法的描述外，也有一些较为宏观的阐述，例如：

但是国语中，同一动词，有时是外动，有时又是内动；正式句是被动式，变式句又可看作主动式。如将以上诸例句都照此变作

臭腐化为神奇。

天下合为一家。

梵王宫果然化作武陵源了。

这“化”“合”诸动词，“自”化呢？“被他”化呢？全不明白。有人就说一种语言，若文法形式上太简单了，论理方面也不免要受些不良的影响；然而就上下文看又不成什么大问题。（第四章45节）

按，这里揭示了汉语主动、被动表示的一个重要规律：形式简单，有时二者同形，这虽然在论理（逻辑）上似乎有所不便，但是却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明确，因此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影响到意思的表达，即汉语语法是尚简的，正所谓“辞达而已”。

如果从更深的层次看，这里还提出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这就是黎氏自己所说的“论理的次序”和“文学的次序”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史有为有以下的介绍和评价：“前者是指语义结构，相同的语义结构图解也相似，也即其语义关系相似。后者则指‘语文习惯上移动变更的次序’，它是实际表现出来的次序，并非就是论理的次序，由此就产生出‘变式句’、‘省略句’以及‘兼格’句。二者合起来就是相当于现今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这应当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创新。”³

许多在今天已经成为常识的东西，正是借由《文法》一书而正式进入现代汉语语法的知识体系的。当然，因为时代的某些局限，以及教学语法的特点和限制，《文法》对许多问题未能深究，经常是“点到为止”，但是即使如此，已经足以使人赞叹不已了。

不仅观察细致，《文法》一书还经常试图揭示某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即不仅满足于“知其然”，还要使人“知其所以然”，这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旨趣，同时也使本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比如，第八章71节有以下一段话：

特有名词，是专属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它的上面，自然不应该加“数词”。但是造语、遣词，有时要简明而有力，往往借用特有名词来象征一种人或一事物；那么，他就变成了普通名词的性质，可以添加量词了。

按，语法现象有合乎规律的一面，也有变化的一面，而变化背后往往有其原因和规律，所以对它的把握和发掘至关重要。这里就是从表达的角度解释了特有名词前加数量修饰语的原因。下边“注4”中又进一步说道：“特名转为通名，是一种修辞上的假借法。”则又从修辞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马庆株先生曾将语法研究表述为“结合语义和表达的结构研究”，而在《文法》一书中，这一点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体现。⁴

汉语语法中，某些成分经常会或隐或现，有时表义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规律一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法》对此类现象也非常关注，并试图给出自己的总结和解释，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对“的”字隐现的解释和说明。相关内容散见在书中各处，主要有以下一些：

凡形容词后面，因语句的调节整齐起见，又为了表示形容词的形态，常带一个“的”字，如“强壮的”“长的”。这个“的”字是形容词语尾，不要认作介词。（第三章21节注5）

介词“的”字有时也可以省略。省略的原因有二：（1）在习惯常用的短语，往往求整；如“我的国”省为“我国”，“儿童的心理”省为“儿童心理”。（2）在叠用领位的短语，往往求简；如“北京的平民的生活的状况”，连用三个“的”字，太噜苏了，所以通常要省略前两个，只留最后一个，作“北京平民生活的状况”。又如“汉语的拼音的文字的方案的草案”应有的“的”字全要省略，因为这是一种固定的事物名称，更要求简，所以一个“的”字也不留。（第四章46节注1）

以上这些“的”字却大都是必要的，大抵要添与不必添的原因，（1）习惯上有熟词与非熟词，熟词如“青山”、“绿水”、“大好春光”，自不必添。（2）以语句的整齐、调节、流利为标准，而定添与不添。（3）一个形容词的附加成分若是太多，就有添“的”字的必要。（4）添与不添，往往意思不同：如“这样东西”是直指其物事，“这样的东西”是形容其性状了。

由他词转用成形容词，凡与实体词联成复合名词的，其间都不要添‘的’字，但如：

（1）名词用成了修饰性，即形容词性的领位，其下必添“的”字；例如：

平民的生活，贵族的文学，民主的发展，不人道的待遇。

（2）单纯的散动词用成形容词，往往添“的”字；例如：

飞的禽，走的兽，来的人，过去的光阴。（第九章92节）

总结以上所引，大致涉及到这样一些因素：一是韵律（主要是音节问题，通常是为了“求整”），二是习惯（主要看是否“熟词”），三是求简，四是结构（看附加成分的多少），五是表义。应当说，这样的总结已经相当全面了。

二、借由比较 突出人类语言共性

比较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途径，从认识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可以由已知入未知，另一方面也可以更进一步突显比较对象的某些特点。本书比较方法用得相当多，而比较的对象也比较广泛。关于比较，黎氏自己说道：“所谓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同则因袭之，用不着一一比较；惟其异，才用着比较，或大同而小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⁵至于比较的具体内容，黎氏自己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本族语之文法与世界其他族语相比较，二是以本族支语之文法与同族异支之兄弟姊妹语相比较，三是以标准国语之文法与各地不同方言相比较，四是以汉语中今语之文法与古文相比较⁶。

本书中，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三、四三个方面，即汉语语法与外语（主要是英语）、文言和方言语法的比较。

我们先看与外语的比较。

本书关于中西语法差异的叙述以及相关方面比较的文字较多，其目的无非有二：由相同者，明中外之一致，则可以由外语而知汉语，从而对汉语某些形式或用法有更深的理解；由中外之不同，则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说明汉语语法的特点与规律。这样的例子如：

不定数词“些”字（或“些须”，“点儿”；北语或作“些个”）用法甚活，用场也很多，仿佛是一个表不定复数的冠词。（第九章89节“注意”2）

既是不定复数的冠词，那单数冠词也还有一个“个”字。……后几个例句中的“个”字（按如“说出这话，明卖个情”）就不像平常表个体名词的量词了，所以可说是冠词。（第九章89节注3）

按，这里对“些”和“个”作用与特点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而通过与英语等不定冠词的类比，就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了。毫无疑问，这样的类比有助于揭示汉语语法的特点。

这词（按指“来着”）还不甚通行，乃是北方话，列在此以备一格罢了。它是表“方才正在”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 have been doing。（第八章84节）

按，这样的比较，对了解和掌握一个词的意思自然也是有益的。

如果以上比较是明其“同”，以下就是指其“异”了：

（副词的平比、差比和极比）就是形容词的三级比较法——在英文是变化形容词的词尾来表示，国语就全靠副词的运用了。（第十章100节）

或然或否，都是对人家的话表示认可与不认可的意味：答“是”，就是“你说得是”之意；答“不对”，就是“你说得不对”之意，与英语的Yes No用法颇有异同。（第十章102节）

这样的比较，对于教学来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再看与古代汉语（文言）的比较。就国语语法的某些方面与文言语法相比，这在《文法》一书中相当常见，主要目的基本同于与西文语法的比较。例如：

又上例若用文言翻译，主位用“彼”，领位用“其”，宾位用“之”。副位也可以用“彼”或“其”，而“被它”却又可译为“为所”；可见文言文代名词的用法，规矩繁些。（第七章77节“注意”）

口语中之“虽然”，是复合词，只当文言中一个“虽”的意义。文言中的“虽然”，不用在从句里，乃是用在从句和主句的中间，作一种转接的“连接语”，相当于口语的“虽是如此，但……”、“尽管这样，可是……”必须加点号（白话则万不可加点号）。（第十六章137节“注意”）

有时，叙述上的由今及古，只是内容的一种合理延伸，由此而达到了古今融合，这样做的合理性非常明显：国语中保留了大量文言的成分和因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和认识文言，其实也就是了解和认识国语。例如：

在古代文法中，用代名词也间有“位”的限制，例如：

之——限于宾位或副位；

夫——限于主位；

其——限于领位或子句中主位（若在宾位，一定带补足语，还不使失去主语的资格）；

所———限于子句中之宾位或副位；

孰——不用在领位；

胡——限于宾、副，且须倒装。

到了现代的国语，用字既简，这些限制也大都解除了。（第七章78节“附言”）

按，“大都解除了”，是因为有很多代名词已经不再使用了，就仍在使用的那些来说，如“之、其、所”等，却基本都保留了文言中的习惯用法。

以国语语法与方言进行比较，在《文法》一书中也比较多见。在叙述和描写国语一般用法之外，经常还会交代方言中的某些相关形式或用法，而这样的形式或用法往往在国语中也有使用，所以实际上就等于交代了它们的方源性质以及具体来源。例如第九章89节“注意1”：“‘十来个’的‘来’，中南各地的普通方言也可作‘把’，但必附在量词或数词之后。”

有时，这样的内容是通过加注的形式直接揭示的，例如第十章97节在列举“表绵延”的时间副词时在“老、直”后加“北语”，而下边在举“他老不放心”例时也括号注明为“北方话”。类似的例子再如：

在现代北方官话，这种专表可能的“得”字，常不单用，必须加一副词“了”字，于是“得”字就变了引副词的介词；否定的就把“得”字改成“不”字。（第八章84节“注意”1）

总之，“黎先生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贯穿古今，为今服务。”⁷而本书比较法的大量运用，除了上述的明其异同、突出特点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应当特别注意：

一是从研究的角度讲，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把汉语置于人类语言共性的基础上（不论是古今中外的语言，当然也包括方言，总有它们的共性）来观察和描写，由此反映，黎氏“把语法上的共性看成人类思维共同的抽象化规律，而把汉语语法特点看成‘偶异的习惯’”，这实际上是具有一种“朴素的共性观念”⁴。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有人把以《马氏文通》以及本书为代表的时期称为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的“着眼于语言共性的阶段”⁴。这就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了，而是体现了一种语言观。这一点，在特别强调语言研究应以探寻人类语言普遍规律为目标的今天，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二是从教学的角度看，由已知求未知是一种普遍的认识规律，进行古今、中外、普方之间的比较，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已有知识，增长见识、融会贯通。

三、视角独特 开后来研究之先河

今天语法研究中一些通行的观念或方法，其实早在《文法》一书中就有直接或间接的揭示，也就是说，早在八十多年前，本书作者就已经开相关研究之先河了。这一点，应当说是特别值得重视甚至是珍视的。

比如，《文法》第八章81节开首就说，外动词“从内容的意义上可再区分为八种；这个区分，和句法的组织很有关系。”按，这里强调，外动词八类的区分是从意义上进行的，但是又说与句法组织很有关系，即是本章开头提示语中所说的“从句法出发的动词分类法”。比如第三类为“交接物品”类，下边指出，“这种外动词，常带双宾语”。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里实际上已经是把语义和结构结合起来研究语法了，而这种方法用之于分类，也正是后来的“语义语法”以及“语义功能语法”等所做的最主要工作。

以下两例是关于“变换”的：

双宾语的句子可成五式：

（1）阳货送孔夫子一盘肘子。

（2）阳货把一盘肘子送孔夫子。

（3）阳货送一盘肘子给孔夫子。

（4）阳货送给孔夫子一盘肘子。

（5）阳货把一盘肘子送给孔夫子。（第八章81节“注1”）

按，这里实际上是在进行“变换”的分析，即列出了（1）式的四种变换形式。黎氏以这种方式说明，后两例中“送给”的“给”本与例（3）中的“给”一样，都是介词，但它本来是一个动词，也可以与上边的“送”字结合而成一个“同义并行或两动相属的复合动词”。上例的（4）式和变式的（5）式，都可以看作两动的复合，若拆开来，便成（3）式。

表一次的副词，也可利用动词的重叠法，如上例（按指“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先前读过一遍，现在打算再读一遍”），可改作：

……我先前读了一读，现在打算再读一读。

不过意思不如“一遍”的实在，且又和表持续的助动用法相通。（第十章100节“注意”）

按，这里的“改作”自然也是变换，它的目的是指出同义形式，另外也比较了二者的差异。

第三章第20节说：“但补足语所关系的方面却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列表于下。”下边的表中指出，同动词所带（表所说主语之体）与内动词所带（表主语所成之物）“是对于主语的”，而外动词所带的一些补足语，却“是补足宾语的”。按，这里的“关系的方面”以及“对于”和“补足”，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语义指向”，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第十章102节有以下内容：

有时不能用“不是”来表否认，要改用“没有”；例如：

（问）你近来读书吗？

（答）是，我天天读书。（肯定，可用“是”）

（问）你近来工作吗？

（答）没有。（否定，不可用“不是”）

因为“没有”这个否定副词，可当“不曾”讲，凡问句是指称过去时的，便不能用“不是”作否定的答词。

按，这里已经注意到了肯定与否定的不对称问题，并试图作出解释。

前边我们说过语言共性的问题，这一点，在《文法》中也有相当好的表述，比如第十八章147节的“注意”中说：

叹词的研究和练习方法，也和助词差不多：虽然主观的“不平之鸣”发乎人心所同然，其声气常侈张，古今中外大体一致，原不随时代而生变迁，更不因地域而有差异，可以“字同悲变”，则调必有低昂；随事见情，则音亦当分化：只因未经文学的约束，故难有通国的俗成，所以也须把一个语调全同的社会（北京）作研究的标准，从日常语言中，随时收集，分别归类，然后叹词分化之“音”和同音而更有低昂之“调”，才可以成立一个贴切的系统，而得领略其细腻的情致，而得运用其丰富的词头。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以上一段议论虽然不免可议之处（比如有些绝对化了），但是，这种着眼于总体上的宏观把握，却称得上是高屋建瓴的，这样的见识和研究思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余论

当然，我们不能说上述各种研究方法都是黎氏此书首创，但是这么多的方法集中使用，我们不能不说此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是各种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人们公认本书为现代汉语语法的奠基之作，除了它所建构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应当包括它所创造或继承的各种方法。

当然，《文法》一书毕竟是现代汉语语法学草创时期的代表作，因而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局限或问题，例如：

这些“有”字又怎样呢？只看末后两例（按这两例分别是“有人传说这件事，但没有人看见过”和“世上没有人能够不穿衣吃饭”），便可断定他应属于何种词类。他乃是领起主语的一种“冠词性的形容词”，恰相当于英文的 A或 Some Any；而表示否定的“没有”（或“无”），就相当于英文中作形容词用的 No了。（第四章41节注9）

像这样简单而又不切合实际的比附，作者自己后来也否定了，在1955年第22版中，作者就加了一个“今按”说：“此注大都否定了，存作滥套英文法的典型例子”。

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是，如果我们用后来的进步来苛求前人的研究成果，就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