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口语中的声调混同现象
[摘要] 当代口语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语音变化,声调混同现象就是重要的一种,其最突出的表现是轻声不轻和多调合并。这一现象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普遍性、单向性、词族性,此外还有比较明显的“去化”倾向。造成这一现象的有语音自身、语言使用者以及社会方面的多种原因。对这一现象,应当着眼于语音发展及其规范的全局,少作人为定性,多进行客观研究。
[关键词] 当代汉语; 口语; 语音; 声调
改革开放以来,汉语已经而且仍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涉及语言的各个要素和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然而,以前人们比较注重的是词汇以及语法,而对语音方面却似乎关注不够,相关的讨论与前两者相比,可以说是少而又少。
上述情况的产生或许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第一,词汇、语法等都在书面语言中有充分的体现,传统的语言研究一般都注重书面语,而对于口耳相传的口语,注意和重视程度往往不够;第二,传统的语言发展观认为,语音是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这或多或少也会使人们对语音变异的实时关注程度有所降低; 第三,与词汇、语法等不同,语音的标准规范更具刚性: 一个具体的音要么说/读对了,要么就是错了,两可的情况很少,所以,当一些与标准不同的读音出现时,往往会被认为是“误读”,属于“矫正”的范围,因而也就很少有人会想到要从语音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总结。
其实,当代汉语口语在语音方面也有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对此我们曾经作过一些讨论,1而在当代的各种语音变化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声调混同现象。
我们这里所说的声调混同,指的是在正常的变调之外,把某一个声调说( 准确一些是“说”和“读”,为了简省,本文一律只用“说”) 成了另外一个,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轻声不轻与多调合并。本文拟就这两种现象的一般表现、特点以及原因等问题展开讨论。
本文的声调混同,实际上只是一种简而言之的说法,其实应当区分两种情况: 一是真正的变化,即现在的实际读音与已有的规范读音确实不同,这一现象在许多人的日常口语交际中已经发生; 二是人们的读音实际上并未真正统一于某一规范,即某些字的规范读音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着眼于各地通行的“地方普通话”,就更是如此了,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读音并未经过一个变化的过程,而是一直就与规范有所不同。但上述两种情况很难区分,我们只能基本针对说比较标准普通话的群体,立足于共时平面,以实际的读音与规范的读音相对照,辅以作者本人的自省以及调查结果,参照同一工具书不同版次注音的变化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来得出一个倾向性的结论,其实这也是多数研究者的一般做法。
为了进行这一研究,我们随机选取 100 个多调字,制成声调混同现象调查表; 抽取了两个北京人群样本,即北师大三附中高二两个班级共 78 名同学和北京市第 44 中学初二( 2) 班 24名同学,进行调查。作为参照,我们还调查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师范专业 2009 级 96 名同学对这 100 个字的读音情况。本文的事实分析部分主要以上述调查结果为基础。
一、声调混同现象及分析
( 一) 轻声不轻
所谓轻声不轻,指的是一些传统的轻声词读音由轻声向非轻声( 不读轻声) 以及可轻声( 读不读轻声两可) 的变化。
人们通常把轻声词分为语法轻声词和习惯轻声词两类,前者有较强的规律性,包括语气词、结构助词和动态助词、名词与代词的某些后缀( 如“子、头、们”) 、用在名词或代词后的某些方位词( 如“里、上、下,面、边”) 、表示变化的趋向动词、一些叠音词的后一个音节以及量词“个”等; 后者则是由于长期的口语习惯而必须读轻声的一些口语常用词,如“脑袋、快活、消息、钥匙”等。2发生轻声不轻现象的主要是后一类,前一类中的某些词在一些人的口中也由“必轻”变为“可轻”,甚至是“非轻”。
轻声不轻现象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上个世纪 50 年代,就有人提出了“轻声衰颓”的问题,3所指即轻声词语变为“可轻声”或“非轻声”的现象。此外,陈刚也注意到,北京人口语中有把一些双音节词的后轻声读为去声的现象,4而王旭东在总结更多事实的基础上把这一现象归纳为“轻声去化”。5
时至今日,轻声不轻现象可以说越来越普遍,成了当代汉语口语中非常明显和突出的语音变化之一。这一现象在一些权威工具书中已经有所反映,以下是李根芹基于《现代汉语词典》不同版次所作的简单统计: 1978 年版的“白天、北瓜、本钱、变通、残疾、吃食、出毛病、得罪、底细”等 55 个必读轻声词到 1996 年版就注为轻重两读了; 即使是“拉扯、来往、玫瑰、烧饼、世故、书记、头发、喜鹊、学问、用处”等,在现实的生活语言中,也有人只读本调。1978 年版一共收录 280 个左右的轻重两读词,其中“操持、插口、茶水、车钱、程度、瞅见、景致、夸奖、傻气”等在 1996 年版中已改作重读。6
真正能够反映轻声不轻变化的,是当今一些语法轻声词也出现了不轻或可轻的读法,比如有的主持人把“我们”的“们”说得非常重,让人丝毫也感觉不到是轻声。其他像“思想上、五个、前面”等,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有人并不按轻声说出,就是基本未受方音影响的笔者有时也是如此。语法轻声词应当是轻声词中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现在这一部分中有一些已经变化,有些正在发生变化,说明了当今口语中轻声不轻现象的普遍性。
调查表共包含轻声词 46 个,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的年轻人群中,轻声不轻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全部按轻声说出的一个都没有,以下一些词更有高达 90% 以上的人都未按轻声说出:
短处 挪动 拍打 篇幅 格式 泼辣 玫瑰 码头 毛躁 饥荒 晌午 身份 记号 尸首 雅致 学问 响动 絮烦
以上 18 个词在全部 46 个轻声词中占 39. 1% 。众所周知,北京话的轻声词最多,但是这些北京的孩子轻声不轻现象却有如此之高的比例,足以说明这一现象在更大的范围内已经普遍存在。
( 二) 多调合并
多调合并是以汉语中广泛存在的一字多音现象为前提的。所谓一字多音,指的是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构词组合中规范读音不同的现象。本文的讨论对象限定在多音字中声母和韵母相同但声调不同的多调字,它们占了多音字的大多数。比如“兴”,在“高兴”和“兴奋”中,就分别读为去声和阴平,而多调合并,是指把这两个词中的“兴”说成一个,抹煞了它们声调的区别,由此造成了声调的混同,有人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多音字的单音化倾向”。7
汉字中一字多音现象非常突出,据周有光统计,仅 1971 年版《新华字典》所收汉字就有十分之一为多音字。8多音字包括同义多音和异义多音等不同类型,而我们所讨论的多调合并现象主要发生在同义多音字中。李振把同义多音字的字音变化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单独表示一个词和表示复音词的一个词素时读音不同,二是在这个复音词和那个复音词中读音不同,三是在个别词语里和一般读音不同。9以上三种类型中,发生声调混同的主要是第二种,本文即以此类为考察和讨论对象。
当代口语中,多调合并现象也相当常见,值得注意的是,同义多音字以外,不少异义多音字也发生了声调混同现象。比如,“创”有二义,一为阴平,义指“创伤”,一为去声,义为“开始( 做) ”,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某一天的早新闻中,“重创美军”的“创”本应读阴平,播音员却说成去声。10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创伤”的“创”标为去声的比例高达 68.6% 。与此相类的如“橫祸”中去声的“橫”,有 92. 1% 的被试者标为阳平。
很多成语中的某个字保留了古音,它们有时与今音不同,意思往往也有很大的差异,而现实的口语中,有不少古音也被按今音说出,其中有一些属于异义多调的混同。例如,“人才济济”,有 49% 的人把上声的“济”说成去声; 而把“牵强附会”中上声“强”说成阳平的人比例高达 64. 7% 。在我们调查的除轻声外的 54 个多调字,混同率在 80% 以上的就有以下一些:
掂量 参与 压轴 横祸 载体 勾当 荫凉 症结 一服药 冠心病
与轻声不轻相比,此类混同现象的比例似乎稍低一些。但我们的调查对象都是中学生,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向来比较注重声调区分,而这通常也是各类考试的一个考察点,所以学生们掌握得相对较好。虽然我们强调被试者要按平常说话时的实际读音( 而不是按考试标准) 标调,但调查结果不可能不受影响,即使如此,混同的比例普遍还是比较高。可以设想,学生群体以外,这一比例肯定还会高一些。
二、声调混同现象的特点
声调混同现象有以下四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 一) 普遍性
这里的“普遍性”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第一,是就语言使用者来说的,即发生声调混同的不止是方言区的人,或者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我们的调查对象是北京人,并且是正在受教育的群体,参照组的人虽然来自全国各地,但也大都说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也就是说,在普通话水平远高于一般人的群体中,也经常出现这一现象,更能说明目前声调混同现象在许多人的口语中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第二,是就发生混同现象的词语数量及其在当代汉语词汇中的覆盖面来说的。上文对轻声不轻现象的描写和说明显示,这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那些传统的语法轻声词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最能说明这一点。声调合并现象基本也是如此,张一舟以及杨华等均通过列举大量事实、统计数据等证明了这一点。11
( 二) 单向性
当代口语中声调混同现象的单向性主要表现在,就轻声方面来说,是由轻声向非轻声和可轻声的变化; 就多调合并来说,则是由“弱势”音向“强势”音靠拢。前者比较简单,后者则要复杂一些,以下我们着重讨论了后者。
汉语的一组多调字中,分布情况通常是不均衡的,有的调常用,有的不常用。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二者之间变化的规律性,如张一舟( 1996) 就曾指出,多音字单音化倾向的特点是非常用音向常用音转化,即以常用音代替非常用音,并认为这是一种语音类化现象。7
杨华( 2003) 的调查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从读音正误的角度说,多音字的几个音项中,使用频率高的很少出现误读,使用频率低的却经常被误读,语用频率与读音的正确率存在一定关系——语用频率越高,读音正确率越高,语用频率越低,读音正确率越低。比如去声的“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统计的词次为 401,上声“处”的词次为 84,前者的误读率为零,后者的误读率则为 19% 。这里的误读,是指把后者读成了前者,比如在“处理、处置”等词中,很多人都把上声读成了去声。11
多调合并中强弱调之间的单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由构词数量少的调向构词数量多的调靠拢。比如“答”,《现汉》所收读阴平的词有“答茬儿、答碴儿、答腔、答讪、答理、答言、答应、答允”,其中前四个更常用“搭”; 读阳平的词则有“答案、答拜、答辩、答词、答对、答非所问、答复、答话、答卷、答礼、答数、答题、答题、答谢、答疑”等,所以,这两个调的表现是“少数服从多数”,由阴平向阳平混同。
二是由使用频率低的调向使用频率高的调靠拢。有的多调字所构成的词并不多,甚至很少,但在日常口语中用得却特别多,所以也有资格成为类化的基础调。比如《现汉》所收以上声“处”开头的词语有“处变不惊、处罚、处方、处方药、处分、处警、处境、处决、处理、处理品、处男、处女、处女地、处女峰、处女航、处女膜、处女作、处身、处士、处世、处事、处暑、处死、处心积虑、处刑、处于、处之泰然、处治、处置、处子”,所收以去声“处”开头的词却只有“处处、处所”两个,但是二者的混同情况却是“多数服从少数”,个中原因主要就在于频率的差异。《现汉》所收标为上声“处”煞尾的有“捕处、裁处、惩处、出处( 出仕和退隐) 、共处、和平共处、困处、论处、难处( 不易相处) 、善处、审处、调处、五方杂处、相处”; 标为去声的有“长处、出处( 引文或典故的来源) 、到处、短处、害处、好处、坏处、患处、苦处、明处、难处、去处、四处、随处、痛处、下处、益处、用处”。两个构词位置上的“处”合在一起看,读上声的明显多于读去声的,但就使用频率来看,后者却大大高于前者,这一点在由“处”煞尾的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除了频率高低之外,“省力”原则也在同时起作用,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说。
三是由“古调”向“今调”靠拢。有些字在构词时用的是古音古义,现代人则按比较通行的今音今义来读。比如去声的“肖”构成“肖像”一词,我们的调查显示,有 61. 7% 的人把“肖”说成了表示姓氏的阴平音; 像“惟妙惟肖”等成语中的“肖”,很多人也都说成阴平。再比如“悄”,古音为上声,《现汉》收“悄然”一词,依然注为上声,而我们的调查显示,有 72. 5% 的人都把它说成阴平了。
古调向今调靠拢与以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频率高低,一般的情况是含有保留古调语素的词使用频率较低,因此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二,文化水平高低,比如调查对象与对照组对上述“肖”与“悄”读音呈明显的不对称分布( 前一数字为“本读”,后一数字为“变读”) :
中学组: 39 - 63 28 - 74
大学组: 68 - 28 83 - 13
声调的单向性混同往往要有一个过程,张一舟( 1996) 认为,这种类化在词汇平面上是通过由非常用词逐步向常用词扩散实现的,如“冠”最初是“冠状动脉、冠心病”等词读去声,现在“衣冠不整、冠冕堂皇”中的“冠”不少人也读去声,连口语中的“鸡冠花”,也有人读去声。7
( 三) 词族性
发生声调混同现象,往往是以“组”为单位的,即包含某一弱势声调的全部或部分词语集体向强势声调靠拢,这实际上也是造成上述“普遍性”特点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边列出的包含上声“处”的词语就比较典型,据笔者自省和调查,所有这些词语都有说成去声的。与此类似的再如“尽”,《现汉》所收以上声“尽”开头的词有“尽管、尽快、尽量、尽让、尽先、尽早、尽自”,其中常用的“尽管、尽快、尽量、尽早”很多人都说成去声,比如调查表中的“尽量”说成去声的就占 45% ,而对照组中这一比例是 50% 。
声调混同现象具有词族性的特点,主要是因为声调的类化,即类推机制在起作用。
( 四) “去化”趋向明显
所谓去化,是指由其他声调向去声靠拢的现象。前边提到北京人口语中的“轻声去化”现象,即为此类。其实不仅北京人,我们对对照组的调查结果显示,京外的人同样也是如此,比以下一些词( 括号内的数字分别为标注轻声与去声的数量) :
脾气( 33 - 63) 主意( 32 - 64) 短处( 9 - 87) 挪动( 2 - 94) 膏药( 8 - 88)
身份( 11 - 85) 鲜亮( 5 - 91) 记号( 9 - 87) 雅致( 0 - 96) 学问( 14 - 82)
响动( 6 - 90) 絮烦( 2 - 94) 做作( 29 - 67)
轻声去化实际上是把轻声音节按其去声的本调读了,如果轻声音节本调是非去声的,则一般不读为去声,如“打发、拍打、骨头、朋友、篇幅”等。因为轻声音节本调为去声或包含去声调的远多于其他声调( 比如我们这次调查时随机抽取的 46 个轻声词中这样的词就有 23 个,占总数的 50% )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去化现象。
多调合并也有比较明显的去化倾向,在所调查的词中,非去声多调字被说成去声的最多,如“创伤、差额、供应、处理、兴奋、嫉妒、瓦匠、作坊、压力、尽量”等。
去化现象的产生大致有客观条件与音理效果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条件是,在多音字( 当然也包括轻声字) 的多个读音中有一个是去声,音理效果则指发音时的难易程度与听觉效果。关于后一方面我们将在下一小节讨论。
三、造成声调混同现象的原因
造成当代口语中声调混同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 一) 语音方面的原因
- 一字多音现象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合理性。就共时平面来说,着眼于汉字的学习和使用及其效率,许多轻声和一字多音现象的大量存在有较为明显的不合理性。
关于轻声的某些不合理性,人们讨论得比较多,李根芹( 2005) 总结了轻声衰颓现象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一点就是轻声词自身不稳定的必然结果。6杨绍林谈到,1963 年出版的《普通话轻声词汇编》一共列出 1025 个必读轻声的词语,但这些词语中《现汉》有 28 个没有收入,标为轻声的只有 588 个,另有 122 个标为两可,287 个标为非轻声。对造成分歧的原因,杨文总结为轻声词缺乏稳定性,而它本身的规律性也不强。12正因为如此,朱宏一指出,轻声难学,这是教学中普遍反映的问题,这种难主要表现在无规律可循的轻声词数量太大,同时还表现在对一些有规律的轻读词是否读轻声的分歧上。13
对于很少轻声的南方方言区的人来说,掌握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即使在北方方言区中,人们要很好地掌握它也很不轻松。劲松指出,除北京话外,还有少数地方有轻声,但这些轻声词与北京话却常常没有对应关系。14可见,北京话的轻声词即使在北方方言中也具有特殊性,使用北方方言的人在学习普通话时也要像使用其他方言的人一样死记硬背这些轻声词。
至于同义多音字,它在语音方面的问题也并不比轻声少。不少研究者从语言规范的角度指出了一字多音的弊端,比如李如龙说: “如果说,现代汉字的总数是‘常用三千,总数近万’,其中包含的多音字约略地说是‘常用三百,总数近千’。这就是说,汉字的学习和使用,由于多音字的存在还要外加十分之一的负担。况且,掌握多音字,记清一个字在哪些场合读什么音,有时比另外认几个字更难。……试统计一下,特别是在广大方言地区,有多少人把‘指甲’的‘指’读作 zhī,‘手指头’的‘指’读作 zhí,‘大拇指’的‘指’读作 zhǐ 呢?”15
正因为如此,有人甚至把多音字众多列为“影响汉语国际化的内在因素”之一。16
- 调值有某种程度的不明确性。先说轻声。一般的定义或描述都会提到,轻声要读得“又轻又短”,这显然是比较模糊的说法,而实际的发音也不易掌握,另外与其他声调有时也不好区别,如果再加上一些语境因素( 比如逻辑重音、韵律和节奏等) ,情况就更复杂了。如前所述,有些字的读音是“可轻”的,而这种两可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轻声调的不确定性。
多调字也是如此。汉字的声调系统本来就比较复杂,比如不同方言的声调数量有差异,即使数量相同,有的还有调型和调值的不同; 除了本调外,在具体的组合以及语流中经常还要变调。字的本调和变调往往都需要一一识记,这样一方面是学习和记忆的负担很重,另外一方面是要说出每一个字的准确读音并非易事。
总之,汉语声调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不明确性或不确定性,是造成声调混同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 许多字音差异不具有明显的辨义作用。字音不同,本来主要是为了区别意义的,但是由这些多音字构成的不同词语,本身基本都已借由与之组合的不同语素区别开了,比如“几乎”和“茶几”,“乎”和“茶”已经提供了区别这两个不同的“几”的环境,这时读音的区别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了。有的字虽然不在一个层面上使用,但道理是一样的,比如上文提到的“肖”,可以作为一个词单独使用,而在“肖像”中则是语素,这依然是非常充足的区分条件。
滕丽列举了电视媒体中出现的各种读音错误,包括多音字的误读、习惯性的误读、声调的误读等,认为其原因一方面是媒体人语文素质不高、态度不够认真等,另一方面也有汉字本身的原因,这就是一字多音现象太多,而其中的一些并无辨义作用。17
轻声也是如此。朱宏一( 2009) 指出,许多轻声并不具有区别意义、词性等功能,也就是说读不读轻声并不太影响语言交流,加上京外方音的影响,有一部分轻声词,如“白天、报应、抱怨、残疾、诚实、粗鲁、底细、后生、知道”等,有的人读轻声而有的人不读,甚至同一个人也有时读轻声而有时不读。13
正因为如此,王俊霞、刘云汉谈到,现代汉语词语的发展趋势是双音节化,那些在古汉语中为区别意义而多音异读的字,有不少在现代汉语中只能作为语素出现在合成词中,它们的不同读音所起的辨义作用在多音节词中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从理论上讲,是否多音异读已经关系不大,如果从使用方便的角度看,这类字有一个读音就可以了。18
( 二) 语言使用者方面的原因
- 心理方面的原因。杨华( 2004) 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谈及多音误读的心理基础: “人们普遍存在着求简和趋同的心理,比如人的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音素可以有几百个,但是一种语言中往往只选用其中的几十个作为语音体系的构成要素,因为基本要素越少越便于使用。在对待多音字读音的问题上,这种心理仍然发挥作用。汉字中的多音字数量多,音义关系复杂,要想掌握好很不容易。人们希望多音字数量少,希望音义关系不那么复杂,甚至希望几个不同的音项都能合并成一个音项,这种心理基础肯定会对多音字的读音产生影响,这种心理主要表现为遇到多音字往往使用自己熟悉的音项去代替其他的音项义项。”11
除心理基础外,还有从众心理和类推心理。前者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的口语中都会出现同样的混同现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异读词产生混同现象。
- 规范观念的淡化以至于缺失。赵世开说: “语言运用中既有分也有合。所谓‘分’指的是变异,所谓‘合’指的是规范。在封闭型社会里‘合’是主要的趋势,而在开放型的社会里‘分’是主要趋势。”19当前,我国早已由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所以语言运用( 当然也包括声调方面) 中的各种变异现象才特别多。
其实,造成上述“分”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多元以及观念的变化,表现在语言及其使用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语言规范意识的减弱、规范观念的淡化以至于某种程度的缺失,当今语言文字使用中的很多变化都与此相关,20本文讨论的声调混同现象,同样也可以在这方面找到一些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相关人员和机构规范观念淡化以至于缺失的问题。
- “省力”原则的作用与影响。我们在讨论当代汉语语音的某些变化时,曾经提到有一种主要为了发音时“省力”而造成的变化,比如与唇音声母 b、p、m 相拼的圆唇元音 o 有明显的 e化趋向,例如“波”和“坡”,我们的调查显示,很多人在比较自然的状态下,都说成 be 和 pe,而不是 bo 和 po,包括许多有声媒体也是如此。1
在声调方面,“省力”现象的出现主要缘于不同声调发音时难易程度的差异。就普通话的四个声调来说,阴平的高平调,阳平的上升调,以及上声的曲折调,相对于去声来说都要难一些,与人类发声时由高到低、由强到弱的自然状态都有一定程度的相背。也就是说,在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中,发去声是相对最为简单和容易的,据储泰松、蒋雯统计,在汉语所有音节中,去声最多,21而我们掌握的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北大《现代汉语语法信息词典》所收的10841 个单字中,阴平字 2712 个,阳平字 2641 个,上声字 1866 个,而去声字则有 3555 个,占总数的 32. 8% 。22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有条件( 即多调字中有去声一读) 的情况下,才自觉不自觉地趋向于选择去声,并最终造成语音混同中相当明显的去化趋向。比如,“处理”一词中“处”的规范读音是上声,按上声的变调规律,此字要说成阳平,但把“处”说成上升调比较费力,相对而言,说成去声就比较省力了。所以,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北京人中,也有 46% 把这个“处”说成去声。
有时,在没有条件( 多调字中不包含去声) 时也发生了去化现象。比如,“即”只有阳平一个声调,本来不具备声调混同的条件,但是在“即使、即便、即将、即兴”等词中,不少人都说成了去声,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去声比阳平发音时更省力。
“嫉妒”的“嫉”《现汉》标为阳平,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41. 1% 的人说成去声,我们认为其中依然有省力的因素。有意思的是,《现汉》在“嫉妒”一词中把“嫉”标为阳平,而在同素颠倒词“妒嫉”( 释义为“嫉妒”) 中却标为去声,等于承认了“嫉”字另有去声一读。
( 三) 社会语言及其使用方面的原因
1.“地方普通话”的普遍存在及其影响。李如龙指出,在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有一种“过渡语”,并呼吁开展对它的研究,23这种过渡语是普通话与方言的混合形式,是一种带有地方特征或色彩的普通话,现在一般称为“地方普通话”。朱德熙曾经指出,普通话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抽象东西,24这实际上就等于说,在现实的日常交际中,人们一般使用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普通话,而只是各具特色、与“标准普通话”或远或近的地方普通话。王群生、王彩预针对 30万高层次人员的调查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操地方普通话的人达到总人数的 95% 。此外,他们还列出了地方普通话的三大特征,其中第一条就是“声调是普通话的声调,但是一般有缺陷和失误”。25
我们把港台语言社区中人们所说的“国语”也归为地方普通话,它对当今内地口语中声调混同现象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们曾经总结了新时期以来大陆汉语所表现出来的三个特点: 复旧、趋新和模仿,这里的模仿主要指对以港台“国语”为代表的地方普通话的移用和效仿。比如,在台湾的“国语”中,轻声词很少,而在粤语区的香港,就更是如此,影响所及,使得内地很多人口语中的轻声也减少了许多。1
- 媒体的影响。在当今的信息社会,来自各种媒体的各种信息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语言,使之发生多方面的变化,其中也包括声调混同现象。
实际上,本文讨论和引述的不少用例首先来自有声媒体,比如说广播电视主持人的播报、记者的现场解说和报道等。笔者常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一直留心语音方面的各种变化,感觉到这方面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比如,有很多即时新闻,采用的是香港凤凰卫视记者或国外媒体华人记者的现场报道,使得“港味普通话”和“南味普通话”( 主要就是声调方面与现行规范有明显差异) 借此传遍大江南北,其影响可想而知。此外,在各种广播、电视节目中,还时能听到更多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记者们的声音,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当然,媒体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各种文娱节目的主持人、各类访谈节目的嘉宾、影视剧的对白等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受众产生影响,这样的影响确实已经存在并且还在继续。
四、余 论
到目前为止,对各种读音混同( 包括声调混同) 的性质,多数人认为属于“误读”,这一点仅从本文所引一些参考文献的标题即可看出。当然,也有人持另外的观点,比如张一舟( 1996)在讨论某些多音字的单音化倾向时,就只作客观的描述和分析,而不“定性”,建议在以后的语音规范工作中适当关注这一现象,适时采纳一些已经普遍化的读音,进行适当的合并。7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第一,上述声调混同现象是读音失范还是语音的发展变化? 第二,对此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
关于第一个问题。语言是动态发展的,所以语言规范也应当是动态发展的,这是当今人们语言规范思想和规范观的一个重要进步。以此观点来衡量,上述现象就不应当简单地一概斥之为误读,而应当更多地从汉字读音的实际及其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从语音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大致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表现: 一是呈较为明显的规律性,而不是零星、个别的,它们的使用范围比较广,在不同人群中的复现率也比较高; 二是有其产生的内外原因,特别是语音内部的原因,即基本都是与声调方面的某些不足、不便之处相关联的; 三是与当代汉语整个发展变化的精神和走向( 最主要的就是上引赵世开所说的“分”) 具有一致性。
有的声调混同现象已经开始导致语义的分化,这也可以看作发展的结果。比如,“排忧解难”的“难”本为去声,义为“危难”,而现实的交际中经常有人说成阳平,义为“困难”。像这样的二音并存,以表示不同的意思,就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对于声调混同现象就不能仅仅只从现行规范出发来进行简单的“正误”,而应该从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全面调查、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的认识,从而给下一步的语音规范工作提供充分的依据。
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就简单多了,人们无论对上述现象如何定性,但在应对措施方面却相当一致,以下一段话基本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现在仍存在异读的汉字有很多可以统读或减少音项,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学习汉字读音的负担。一种优秀的语言不但要表意精确,还要简明易学。汉字读音中确实有一些毫无意义的累赘,消除这些累赘,使汉字变得简明清晰,好学易懂,汉字才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服务,才能更快地走向世界。”16
所以,苏培成说: “为了促进语音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对异读字的读音应该加以规范。”而“规范异读字的读音,就是从中确定一个读音为规范音,其他读音作为异读停止使用。”26
当然,不可能奢望一次性地解决所有汉字异读的问题,但是却可以而且应当在对当代口语实际读音情况充分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开展积极的研究,循序渐进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最终不断地缩小异读的数量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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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数据由笔者的同事许小颖老师提供,谨此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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