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外来形式对现代汉语有多方面的、巨大的影响，而它本身也内涵丰富，头绪繁多。但到目前为止，对它的研究只在某些方面进行，而未能全面展开。外来形式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它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大致包括自身的所有构成部分和要素、引进汉语后的发展以及给现代汉语带来的变化这三个大的方面。

［关键词 ］ 现代汉语；外来形式；外来词语；欧化

一、外来形式的内涵

所谓外来形式，指的是汉语中来自外族 （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字中的形式或用法，它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作为一种异质事物，外来形式几乎实现了对现代汉语的全覆盖，也就是说，差不多在现代汉语的所有组成部分中，都能看到外来形式或者是它的影子。外来形式涵盖了从词素、词、句到篇的各个语言单位，此外还可以在语音、语言风格以及修辞等方面看到它的表现和影响。

在汉语研究中，与外来形式相关的最常用术语有两个：一个是外来词／语，另一个是“欧化”。

外来词／语的所指明确，即 “从别的语言吸收来的词语”（见 《现代汉语词典》），但是人们对其范围的认识却有差别，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意译词语到底算不算外来词语。不过，即使取一个最大的范围，即把意译词也归入外来词语，后者也只是外来形式中的一部分，因为除了词汇外，外来形式还有其他很多内容和表现。

“欧化”一词早在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学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和探索者们就经常使用，它的所指，如傅斯年在讨论如何做白话文时所主张的“取个外国榜样”：“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成为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¹仅由这一表述来看，欧化的所指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涵盖了语言及语言表达的一切方面。

然而，在很长时期内，欧化主要指语法，因而经常用于“欧化语法”、“欧化形式”等中，比如，王力在谈及为什么要写“欧化的语法”时说：“因为欧化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增加，它虽够不上称为中国现代语法，谁也不敢说它不变为中国将来的语法。现代汉语里有这样一种大势力，自然不能完全撇开不提。”²所以，一般使用的欧化也不能与外来形式划等号，也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人们的认识与以前相比有了变化，比如郭熙就说：“所谓欧化，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行文中加进一些外国词语 （音译的或原文照搬的），一是在语法上采取西洋语法的结构。”³

但是，即使按这种“广义”的理解，欧化与本文所讨论的外来形式内涵还是不相等，我们所说的外来形式内涵要大于欧化。我们所指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纯”外来的形式，包括外来词语和外来句式等；二是由于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形式或用法，或者是汉语中某些固有形式由于受外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而 “纯”外来的形式中，它的所指也不仅是词汇和语法，此外还有文字、语音，以及属于语言使用范畴的修辞等。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外来形式，是一个内涵最为广泛的概念。而我们所说的外来形式研究，就是这一内涵意义上的研究。

此外，我们所见到的相关概念还有 “西化形式、现代形式、新兴语法”等，它们也都指外来形式但又与之有所不同，而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外来形式所指的范围最大，内涵最为丰富，而其他所有称名都只是指称它的一部分。

二、外来形式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游汝杰指出：“西方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语言成分的输入，主要是外来词；二是语言结构的发展。”⁴

那么，上述两个方面对现代汉语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再看学者们的论述。

倪海曙说：“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章。在十几岁到五十几岁的人中，凡是能写文章的，他们所写的文章，或多或少都受有翻译文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要继续扩大和深入下去。”⁵

时隔半个世纪，反观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和历史，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清楚和明确的认识，比如史有为说：“自从‘五四’倡导白话文以来汉语所受欧美语言的影响太多了。现代汉语，尤其是普通话书面语，是已被西方语言、西方标点符号渗透和改造了许多的语言。”⁶曹而云说：“现代白话的确是‘中西结婚’生产的混血儿，成分复杂，欧化的血缘是难免的。”⁷而张介明则说：“时至今日，欧化语文已经深入到汉语的血脉中了。”⁸

正因为如此，所以何九盈才说：“现代书面语的发展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欧化的过程。”⁹

那么，现代汉语到底在哪些具体方面受到外来影响？对此，我们曾经引用各家的观点并结合我们自己的观察比较详细地开列过一些。¹⁰比如，王力提到：“现在（引者按，指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¹¹而在语法方面，仅仅涉及指代的就有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 （即 “他、她、它”）、人称代词带修饰语（如“素来多病的她”）以及“前者、后者 ”这样的替代形式等。²

外来形式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几乎是全覆盖的并且还几乎是全程式的。比如，在词汇方面，现代汉语除了直接引进大量外来词和外来概念词以外外来形式的影响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我们曾经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促生了一大批词缀和准词缀，或者使汉语原有的准词缀扩大了构词范围，如“ ～性、～化、～者、～主义”等；

二是形成了一些外来语素，如 “啤、吧、卡、E”等。

三是造成了一些新的同音词，其中绝大多数是外来词与汉语固有词构成同音词，如 “米 （大米－－长度单位）、伏 （趴伏－－‘伏特’的简称）、亨（亨通－－‘亨利’的简称）”等；也有的是不同的外来词使用同一个字形而形成的同音词，如“卡”有4个外来词都用到这一个字形，即 “卡车”、“卡片”、“卡路里”和卡式录音机的“卡”。

四是造成大量的异形词，其中既有许多狭义异形词，如 “沙拉－－沙律”，也有很多广义异形词如“世贸组织 －－WTO”等。¹²

三、外来形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如前所述，外来形式是语言接触的产物，而语言接触是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其最常见的结果是词汇的互相借用，也可能造成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的互相渗透，从而改变语言的语音结构和句法结构。语言接触是语言或方言演变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所以，研究语言接触是研究语言演变的重要途径，也是研究人类文化演变的一种方法。¹³

早在60多年前，朱自清就说道：“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¹⁴而戴昭明在10年前也说：“我们今天涵泳在与近代汉语相比早已面目全非的当代汉语的汪洋大海中，只觉得弥漫周身的全是汉语之水，除非经过精细的专门研究已不能一一确指其中哪些来自黄河长江，哪些来自恒河印度河，哪些来自泰晤士河、莱茵河或密西西比河了。”¹⁵然而，时至今日，从总体上来说，这样的 “清算”仍然未能全面开展和彻底进行，而“精细的专门研究”更是做得远远不够。这样的状况与外来形式在现代汉语中所具有的影响和所占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除了对外来词语的研究比较成规模 （出版了几本专著和几本工具书，发表了较多的论文）外，我们所能见到的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就不是很多了，主要是一些单篇的论文以及某些专著中的章节或片断，从总体上看既不成规模，也不成体系，对一些重大问题讨论得远远不够，有的甚至很少涉及。没能解决甚至很少涉及的问题如：各种外来形式的来源、引进的渠道和方式，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并发展、最终“扎下根来”的过程；各种外来形式的使用情况，它们的作用和价值，对汉语以及汉语表达的影响及其自身的局限等。时至今日，我们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也没能很好解决，比如就连现代汉语中到底有哪些外来形式 （从大的类别到具体的种类）都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形式研究不但非常必要，而且还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间。

以上是从总体上说，具体地看，进行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形式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一）研究内容本身具有重大意义

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形式问题是一个重大课题它在整个现代汉语研究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对它的研究意义重大。王力说：“咱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看欧化的语法，把它和中国原有的语法分别清楚。”²就语法方面来说，我们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做“分别”工作，也就是摸清现代汉语外来语法形式的 “家底”，进而理出一个头绪，对各种外来语法形式有一个较为细致的分类描述。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力争回答上述的外来形式从来源、引进过程到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发展变化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改变这方面研究的薄弱局面。

（二）对解决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问题意义重大

时至今日，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问题悬而未决，人们还远没有形成共识：最早的定在元代末年最晚的则认为是在1949年建国之后。¹⁰其实，确定现代汉语的最终确立时间，外来形式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和指标。王力认为 《红楼梦》和 《儿女英雄传》的语法与现代书报语法的不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²而在我们看来，找出了上述二者的不同，再加上词汇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就给出了现代汉语确立时间的一个最有力证据，而相关的研究正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三）对真正深入全面认识和了解现代汉语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对现代汉语的外来形式问题没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那么对现代汉语的了解和认识必然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比如，现代汉语中受事名词直接修饰动词的现象 （如 “技术改造、心理咨询”）日益增多，这与日语的影响关系密切。日语是OV语言，即宾语置于述语前，而上述形式正好与之相对应。但是，按原有语法体系，名词一般不能直接修饰动词，而宾语通常位于述语后边，所以把这一形式看作偏正结构或述宾结构都有问题。而这一形式的出现和增多，在丰富了汉语表达手段的同时，也丰富了汉语短语的结构和语义类型。

（四）对促进现代汉语研究意义重大

现代汉语各个方面的研究中，往往有一些“老大难”问题，其中不少就与外来形式关系密切。比如语法方面，有不少动词和形容词都有向名词漂移的现象，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外来形式及其影响的结果，而“兼类”问题与此关系密切。长期以来，语法研究者在兼类问题上分歧不断，究其根源，就是把外来现象纳入汉语语法体系而造成的矛盾和困难，而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也就多了一个解释和解决问题的角度或途径，而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四、外来形式的研究内容

如前所述，现代汉语中的外来形式范围很广因此它的研究内容也非常丰富，我们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外来形式的静态描写与分析

这方面的描写和分析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而我们特别强调这种描写和分析应当是多角度、全方位的。

一是外来词汇形式，可以分别从词素、词和“语”这三个层面全面考察。以前在“词”这一层面做的工作比较多，所以我们看到的相关研究成果（论文、专著和工具书）主要都是以“外来词／语”为名的，而对于语素层面和“语” （词组）的层面，涉及得还不多，研究得也很不够。实际上，有大量的外来词汇形式已经深入到现代汉语的构词层面，而它们由词到语素往往也经过了不同途径的发展变化并体现出很强的规律性，所以非常值得考察和总结。在“语”的层面，主要是现代汉语中有一些直接译自外语的短语形式，如 “武装到牙齿”、“与狼共舞”等，对它们的来源渠道、表义功能、语体色彩以及与汉语固有同义或近义形式的关系及其消长变化等，我们还所知甚少。

二是外来语法形式，大致包括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词法中的构词和造词这一部分，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即使如此，也还有不少空白或薄弱环节，比如现代汉语因直接对译外语形式而产生的复合量词（如“人次、吨公里”等），几乎就没有人深入讨论过；而词的用法 （比如名词，就有 “动名词”或“名动词”、名词加 “地”后直接做状语等）部分更是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句法部分的研究总体上都很不够，比如现代汉语到底有多少种外来句子形式，人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所以，这一方面应当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三是其他外来形式，对词汇和语法以外其他方面的外来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主要提出语音和修辞这两个方面。语音方面，主要是因为音译而造成了新的音节或使原有汉字增加了读音，前者如“三K党”，《现代汉语词典》注音为 Sānkèidǎng，这个“kèi”就是一个新的音节；后者如 “娜 ”，本读“nuó”，见于“婀娜、袅娜”等词，借作外国女子名的音译时读为“nà”，这样，“娜”字就增加了一个新的读音。修辞方面，基本还是一片空白，而实际上现代汉语修辞及其发展变化与外来形式的影响关系密切，主要表现为造成新的修辞义、新的构词方式以及新的辞格等。比如，有一些外来形式的 “直译”，就直接变成了汉语的辞格。周明强讨论过“超假设 ”修辞，把它列为一种辞格，他举的例子如：¹⁶

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首牧歌，那么美与生命则是它的主旋律。 （朱桦 《沈从文的世界：心与梦的历史》）

如果说，前面的烘托是一种氛围的点化，那么这儿的点染则是一种情致的昭示－－昭示生活中的丰腴与饱满。（《名作欣赏》1989．3）

早就有人指出，这样的形式是 “五四”以后受俄语影响而产生的，¹⁷所以说，如果“超假设”可以立格实，这一现象并非个案，我们曾经讨论过因翻译而形成的同词叠用的同位语 （如 “这是一个小村庄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¹⁸也有人把这一形式立为 “增饰 ”辞格。¹⁹

（二）外来形式的动态发展变化研究

因翻译而来的外来形式对汉语来说毕竟是异质的东西，如果保留原形，而不作任何变动，则可能会与汉语有很多扞格不入之处，所以，外来形式在引进之初以及引进之后，一般要经历一个整合与融汇的过程，而由此就带来了它们某些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关注得非常不够，所做的研究也非常有限。

首先是引进时的 “汉化 ” （也有人称之为 “驯化”），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已有一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语音方面，比如外语原形没有声调，音译时加上了声调；在音节和声、韵方面也可能做一些调整使之能够纳入汉语的语音系统。

除了语音方面之外，对其他方面的汉化也有一些讨论，比如有人指出，从外来词的角度看，汉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汉译外来词“以音赋义”的文化倾向；二是汉译外来词构词上的显性特征；三是汉译外来词纯记音成分的语素化；四是汉译外来词的词义蜕变或转移。²⁰综观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的感觉是还有很大的开掘空间，比如语法上的汉化，基本就没有涉及。

除了汉化外，外来形式在汉语中的发展，主要是指它们从汉语的异己形式到最终融入汉语的过程，包括其在以后的使用中自身的某些变化，当然还包括某些形式最终没能融入汉语，而是在引进后的某一阶段消失或趋于消失。

外来形式的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词义方面，孟伟根曾经从外来词与外语原词意义关系的角度，分为词义增加、词义减缩、词义转移、词义分化、指称范围变化、附加色彩的变化等 6种情况，²¹而我们则提出，外来形式在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四个方面都对汉语言文字有相当大的影响，¹²而从外来形式的角度看，在给汉语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它自身多方面的变化。

比如表义扩大化，就是外来词引进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例如 “克隆”，本义为通过无性繁殖技术复制动植物，由此又引申出了泛指的“复制”等。

外来词的语素化也是外来形式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比如“的士”的简缩形式“的”，就已经成为一个语素，由它构成了诸如 “面的、的哥、火的、残的”等很多词。在当代汉语中，这一现象是很普遍的。

现代汉语中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外来形式也为数不少。这方面我们的主要研究目标有二：一是按类别把这些形式都找出来，并理出一个头绪；二是对其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解释。对于前一个目标，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一个空白，所以现在我们能说的话很少；而对于后者，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各种外来形式的消失或趋于消失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此可以而且应当按不同的类型分别探讨。比如在词汇层面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外来词语自身的发展变化等都是重要的原因。前者如上个世纪50年代由前苏联引进的许多词语后因中苏交恶而逐渐退出使用；后者如有很多音译形式后来改为意译而不再归属于外来词语。就某些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来说，则应主要归因于它们本身的 “善性”与 “恶性”之别。台湾作家余光中在 《论朱自清的散文》一文中，²²把欧化形式分为“善性”和“恶性”两种，“‘善性欧化在高手笔下，或许能增加中文的弹性，但是‘恶性欧化’是必然损害中文的。‘善性欧化’是欧而化之‘恶性欧化’是欧而不化。”从历时的角度看，那些在现代汉语中“扎下根”来的一定是善性的外来形式，而那些如昙花一现的形式，则大致可以归入恶性一类。当然，以上都还只是一种比较简单和浅表的说法，真正深入全面的解说只能是在深入全面的研究之后。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我们推荐一个很好的角度，这就是通过某些作家作品语言发展变化的个案研究，来获取一个观察外来形式发展变化和消失的很好视角。比如，丁玲早期小说使用的是比较典型的欧化语言，各种外来形式用得相当多。然而，20世纪30年代到了延安以后，她的文风变化很大，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欧化语句大量减少。那么，比较丁玲前后的作品，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外来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变化，已经消失或趋于消失的外来形式有哪些，由此入手，再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并找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在这方面，与丁玲比较相似的还有巴金、欧阳山等人，如果把对几个作家作品的考察结果综合起来，大致就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三）外来形式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研究

这方面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外来形式的影响下，汉语的某些固有形式或用法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是外来形式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如前所述各种外来形式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作一个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之所以为现代汉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大量吸收和容纳了各种异质成分，而其中最重要的异质成分无疑就是各种外来形式。所以，从现代汉语形成的角度，我们需要全面了解和掌握汉语本身因外来形式的引进而发生的变化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内容和变化程度，甚至还可以尝试找到某些可量化的标准和指标，以此来为明确现代汉语的确立时间给出一个有力的证据。

二是外来形式与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这是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部分，可以而且应当研究的内容相当多。比如，在词或语素的层面，近年来对译英语cool和show的“酷”和“秀”大量使用，这就使得现代汉语原有的这两个字增加了新的同音词或同音语素，而这种情况是相当多见的。语法方面如“被”字句，王力说：“五四以后，汉语受西洋语法的影响，被动式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也就是说，不一定限于不幸或者不愉快的事情”。¹¹现代汉语“被”字句是汉语旧有形式因为受外来形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旧有形式发生变化，这里主要表现为增加了语义内涵，拓展了使用空间，扩大了组合范围（即很多具有 ［－不如意、不幸 ］语义特征的动词，如“表扬、欣赏”等，可以用作句子的述语）；二是现代汉语增加了新的同义表达手段，而这实际上又引起了原有同义形式使用情况的变化以及相互关系的部分调整。

三是外来形式引进与汉语旧有形式的式微。由于一些外来形式在汉语中扎下了根，这样也就挤占了某些原有形式的空间，从而使之趋于式微以至于消亡。这其实也是观察外来形式以及汉语旧有形式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然而以前却被人们忽视了。其实，因外来形式的引入而趋于衰微的现象并不少见，比如曾经非常引人关注的“动宾＋宾”现象，有一些就直接受英语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外来形式，比如 “登陆新加坡”。²³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登陆新加坡”成为一种常用形式，原有的“在新加坡登陆”的使用已经大为减少，也就是说，已经呈现了衰微的迹象。至于因外来形式的引入而已经消失的现象，比如从近代汉语一直到早期现代汉语中，人称代词“他”可以用于不同的性别以及事物，随着受外语的影响而作的第三人称代词性别区分（即“他”、“她”和“它”）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规范，“他”用于女性以及事物的现象就彻底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