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对“文革修辞”的总体认识，在“格调和精神”层面，“文革修辞”主要表现为对修辞四个世界的负偏离，因而从总体上是应当否定的；在“形式和手段”层面，则既有应当否定的一面，也有值得肯定的某些方面。第二，“文革修辞”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文革”言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作为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作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文革 语言 修辞

发生在1966至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对于语言，这样的影响也同样存在，并且同样也是巨大而又深刻的，所以在“文革”时期，语言及语言运用都呈现出与以往及以后各阶段的诸多不同，形成了非常突出的一系列特点。对这些特点的揭示和探讨，不仅可以对作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的“文革”时期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还可以由此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理，甚至于“文革”本身。所以，“文革”语言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以前为数不多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语用和表达等方面，并且大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真正着眼于语言本体及其应用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范围比较狭窄，内容也很有限，离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认为，对于“文革”时期语言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就“纯”语言学的研究来说，诸如词汇、语法、修辞等，都应当进入考察的视野，并进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近年来，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文革”语言的研究中，已经进行了词汇和语法等的系列研究，有关的成果正在陆续刊布，最近一段时间，又进行了有关修辞的研究。不论从事哪一个方面的研究，我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和认识“文革”语言，并进而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及“文革”本身。

本文是“文革修辞”系列研究的开篇之作，我们主要讨论对“文革修辞”的总体认识，以及“文革修辞”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这两个问题。

一、对“文革修辞”的总体认识

本部分中，我们准备从“格调和精神”与“形式和手段”两个方面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1.“文革修辞”的格调和精神

一个具体的修辞活动和它所产生的结果，无论是它的内容还是所使用的材料，都要反映一定的思想，表达一定的情感，具有一定的内涵，体现一定的倾向，而所有这些方面总合在一起，就体现出修辞的一种格调和精神。不同的时代或时期，修辞的格调和精神总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而在“文革”期间，这种差异无疑被扭曲性地放大了，由此就形成了这一阶段修辞现象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我国古代早就有“修辞立其诚”（《易·文言》)之说，虽然这里的“修辞”与今天所说的“修辞”并不相同¹，但是诚实与真诚却始终作为一种精神和追求贯穿在人们的修辞活动中，并且成为修辞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内涵。这一点，在修辞的“四个世界”（见下面)中都有所反映。

王希杰说：“所谓修辞，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交际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开发和利用。真正科学的修辞学就是从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中考察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得到的规律、规则的理论体系。”²

这就是王氏对修辞“四个世界”理论的最基本概括，另外王氏还强调，观察和研究修辞现象，要先确定一个零度的形式(或者叫规范的形式、常规的形式)，然后随时随地注意多种多样的偏离形式³，其中好的、积极的就是正偏离，反之则是负偏离。上述观点，为我们讨论“文革修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和角度，所以下面我们就由此入手来进行考察和说明。

“文革修辞”在格调和精神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总体上对上述“四个世界”中的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负偏离。关于这一点，聂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⁴，虽然我们不一定全都赞成聂氏的观点，但是其中有一些认识还是比较准确到位的。所以下面我们就结合聂氏的相关讨论展开论述。

先说对心理世界的负偏离。在“文革”中，人们的心理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扭曲和变态，而这种扭曲和变态又促成了语言的扭曲和变态，从而产生了扭曲、变态的言语(包括修辞)，这样就对修辞心理世界的零度产生了负偏离。另一方面，这些扭曲变态的言语又反作用于人们的心理世界，又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心理扭曲变态的程度，从而在言语以及修辞活动中更严重地偏离正常的心理世界。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心理扭曲变态→语言扭曲变态→更进一步的心理扭曲变态→更进一步的语言扭曲变态。在这方面，最突出、最严重的情况就是修辞中的“丑陋”之风：对人的恶称和詈辞，充斥于字里行间的重度贬损之词等，而这些在比喻、借代、詈辞以及其他一些辞格的使用中，都有充分的表现。这里我们不妨举几个并不是特别少见的例子（本文用例全部取自《人民日报》，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标明出版日期)。

(1)上海市委内一小撮混蛋，对回乡支农工人起来造反怕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主义的邪道。(1967.1.31)

(2)他们就象冬天马路上沾有白霜的驴粪蛋，表里不一，一旦有机可乘，就刮阴风，点邪火，造谣言。(1967.2.21)

(3)中国赫鲁晓夫厚着脸皮说是为咱贫下中农好，那全是放屁！(1968.9.4)

次说对文化世界的负偏离。修辞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言语同文化世界保持一致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求语言表达温文尔雅、文明礼貌，而作为民族文化的一场灾难的“文革”，无疑是对长期积淀、代代传承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彻底颠覆，反映在言语和修辞活动中，对文化世界的破坏和严重偏离就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如果说，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世界可以用一个“善”字来概括的话,那么，“文革修辞”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来的就是与之相对的“恶”的一面：从“油炸某人”的比喻,到把某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层递，这“凶恶”的一面，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了。我们不妨也来看两个例子：

(4)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1967.1.10)

(5)最后，严厉警告混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只准你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你们乱说乱动。你们如若胆敢乘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之际，兴风作浪，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我们就要坚决镇压，砸烂你们的脑袋！（1967.2.21)

再说对物理世界的负偏离，物理世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客观世界。人们的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语言世界必须同物理世界保持一致性，具体说就是要言之有物、真实可信，这些可以概括为“真”。“文革修辞”，则更多地表现为“假”：一是废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谎话连篇，无中生有，三是虚妄浮夸，违背情理。这些在比喻和夸张等辞格的运用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例如：

(6)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1967.9.8)

(7)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战斗中比武器更重要;在饥饿的时候比粮食更宝贵;在寒冷的时候比火更温暖;在伤痛的时候比药物更灵验。(1967.10.2)

总之，修辞要适应“四个世界”，就是要遵守语言交际的真善美原则。但是“文革”的言语主体却群体性地偏离了这一原则：话语内容不真实，信息量不足，听言难以求真，这是对“真”的违背;不能抑已利人、礼貌和善、谋求一致，这是对“善”的违背;不吐真言，不说善话，只有唱高调、恶言秽语，就自然抛弃了对“美”的追求。

2.“文革修辞”的形式和手段

如果说,我们在“格调和精神”层面从总体上否定了“文革修辞”的话，那么，在“形式和手段”的层面，或者说是在技术的层面，大概就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了。

先说消极的一面。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所有相关论述，对“文革修辞”几乎都是一概否定的，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也是有相当的事实依据的。比如聂焱就谈到，“文革”中人们的言语常有背离语言世界的某些规则而产生不良效果，比如在语法方面对修辞的语言世界的负偏离就表现为：第一，有话不直说，回旋绕弯子，用词语义模糊,让人不得要领;第二,语法成分省略或残缺,或多用非主谓句,即词语投入量不足，导致语义不明;第三，重复使用词语，使词语贬值，而最突出的就是最高级程度副词“最”以及由“最”修饰的形容词性短语的重复使用⁴。

虽然以上几点已经超出了修辞的范围，但是我们确信，“文革修辞”对语言世界的负偏离是一种客观存在。

我们认为，“文革修辞”在形式和手段的运用上，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恶劣的表现：

一是过度使用。我们指的是对一些辞格或修辞手段的大量、无节制的使用。比如引用，就非常有典型性。“文革”时期，引用几乎无所不在，比如，使用频率最高的辞格非引用莫属，其中“引用率”最高的，当然是毛泽东的话了。比如，有一篇名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全文约3000字，引用毛泽东的话达九处之多，另外还引用了“林副主席”的一段话，并且这段话中还套着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即出现了引语中的引语。全文引用共计约400字，占总字数的13%强⁵。

虽然也有适合情境、题旨需要者，但更多的却是“跟风”之举，有一些在表达上甚至跟情境、题旨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引用早已成为一种“恶俗”。这一情况，正如陈松岑所说：“许多文章一开头就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回顾历史就用‘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感慨巨大变化就用‘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歌颂革命群众就用‘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批判敌人则用‘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说明任务的艰巨就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文章的结尾则多半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或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等”⁶

除了引用之外，此期对设问、反问、重复、排比和对偶等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二是过量使用。我们指的是对某一具体的修辞表达方式的大量重复性的使用，比如上引的“油炸某人”“把某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即为此类。“文革”中,类似的有高复现率的修辞形式比比皆是,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套子”，它们不但毫无新意，而且面目可憎，成为十足的语言垃圾。人们常用“穿靴戴帽”来形容此期的语言表达，其中所用,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套子，例如：

(8)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大毒草《修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1967.4.23)

(9)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1967.6.8)

三是极度失衡。我们指的是各种修辞手段在此期根本没有像以往及以后那样，有一个正常、合理的分布，具体说来就是少数“勃兴”，多数“萎缩”。前者主要有引用、反复以及比喻、詈辞等；而后者则主要是一些能使言辞更加优美、生动、形象、风趣或活泼的修辞手段，如比拟(特别是拟人)、摹绘、别解、婉曲、通感、飞白、顶真、拈连等,即使在“文革”后期的文学作品中，它们用得也不多，而在那些“火药味”十足的批判类文章中，更是难得一见。这样，实际上就破坏了修辞的生态平衡，在很大的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畸形的发展。关于这一点，祝克懿在讨论“样板戏”的语言运用时说道：“而‘样板戏’恰好忽略了这些手段所能达到的表达效果的利用，特别是对形成语言风格效用最直接、最明显的修辞格的利用。因此，在恰当地、精细入微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方面显出显明的不足”⁷

如果说“文革”中的所有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都一无是处，只能全盘否定，这恐怕也不是客观的，且有失公允。

如果按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这两大分野来看，“文革”时期的消极修辞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并不算太差，如于根元所说，“语言的变化有个惯性的原则，社会的作用到语言的变化还有个时间差，所以十年动乱时期语言规范情况还算好”⁸，而我们对此期大量语言事实的考察,也比较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积极修辞，按陈望道的经典性说解，“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⁹,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文革”时期的某些修辞现象,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完全是否定的。

比如排比，用得很多，其中的一些往往能够相当充分地表现出作者所要表达的“大爱”或“大恨”等，以下我们仅举一例：

(10)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回顾我国革命的光辉历程的时候，千言万语倾诉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千歌万曲表达不出我们对您的热情歌颂，浩荡的大海容纳不下我们对您的无限崇敬和无限热爱。

是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缔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您点燃了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

是您指挥中国工农红军跨过万水千山，实现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是您在永垂史册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奠定中国革命的胜利基础；

是您在革命圣地延安，指引着抗日战争前进的方向；

是您统帅浩浩荡荡的人民军队开进北京，为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春天；

是您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缔造了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在那漫长的战斗岁月里，在那波澜壮阔的革命征途中，您带领我们战胜了一个个的艰难险阻，闯过了一道道的惊涛骇浪，使灾难深重的祖国从黑暗走向光明，象巨人一样地出现在世界的东方，给世界人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象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道路。(1967.4.21)

这里，连用了七个排比句，差不多把这一修辞手段的使用推到了极致，再加上前边“导引”中的排比和后边“总括”中连用的比喻，使得这一段文字不仅对事件的叙述相当全面，就是情感的表达也比较充分，可以说较好地适应了题旨情境。这样的表达形式虽然称不上是排比中的“极品”，但肯定也不是“次品”，至少还是“合格品”。

客观地说，这样的例子并不只是个别的现象。

二、“文革修辞”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认为，对“文革”时期语言中修辞现象的研究，至少有以下的意义和价值。

1.作为“文革”言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目前人们对修辞学的系属问题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共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否认修辞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并因此而把修辞学的研究纳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内，这样，修辞学的研究也就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如果缺少了修辞学的研究，语言学的研究也就是不完整的了。

我们对“文革修辞”的研究,就是持这样的看法，即要研究“文革”时期的语言，修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如前所说，我们对于“文革”时期语言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语言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作为我们所提出的“现代汉语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按照我们对现代汉语史的阶段划分，“文革”时期是独立的一段¹⁰，所以我们是把“文革”语言作为现代汉语历时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进行考察、描写和分析的。可以说，如果缺少了“文革”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研究，现代汉语史研究的链条就出现了缺环，我们也就无法理出一个完整的脉络和线索来。

二是由语言入手，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至于“文革”本身。因为语言是与社会共变的，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要在语言的方方面面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所以借由语言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发展变化，我们就可以返观社会，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认识社会。

上述两个方面中的无论哪一个，都离不开对修辞问题的观照。第一个方面，我们已经说过，修辞是语言及语言应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修辞研究对语言研究的重要性也就不用多说了;至于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与一般的、具体的词汇、语法等现象相比，修辞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习惯风气等的联系往往更密切一些，而对这些方面的反映也往往更直接、更充分一些。因为如前所引，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而无论题旨还是情境，都包含了更多语言以外的其他(主要是社会)因素。

所以，我们认为，作为“文革”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革修辞”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和巨大的价值。

2.作为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几年前，我们提出了建立“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构想，我们初步把现代汉语修辞史定义为以现代汉语各种修辞现象的历时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各种修辞活动和现象的发展演变，分析和解释造成其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¹¹

现代汉语修辞史应当是一个“双栖”的分支学科：一方面，它隶属于我们所建立的“现代汉语史”，是它的一个分支，与之并列的有“现代汉语词汇史”“现代汉语语法史”等；另一方面，它又可以纳入正在日益引人关注的“汉语修辞史”，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成为这一“通史”下的“断代史”。

毫无疑问，“文革修辞”研究应当是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如果缺少了前者，现代汉语修辞史的链条就会出现缺环，这样自然就是不完整的了。

3.作为现代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论从静态的现状还是动态的发展来说，“文革修辞”都有其比较突出的特点；而无论是好是坏，“文革修辞”也都有其独特的认识价值。所以，我们相信，通过对“文革修辞”的研究，可以弥补以往认识的某些不足。比如，如前所述，人们关注和强调的，都是“文革修辞”低下俗恶的一面，那么，这种低下俗恶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文革修辞”对修辞零度的负偏离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对此需要有更清楚的认识和更全面的了解。毫无疑问，这“恶”的一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典型，而借由这一典型，应当引发很多的深入思考，这样的思考无疑会有助于对修辞认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