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段，以前人们对此缺少应有的关注，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空间，也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既有一般语言研究的共性，也有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内容丰富、头绪繁多以及语料庞杂等。对此期语言可以进行分文体、分要素以及分专题的研究，而每一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 清末民初；语言；语言研究

引言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比较独特的一段，就总体而言，“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此期是酝酿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时代，其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天朝上国”的自我形象逐步破灭，它带来的最有积极意义的后果是对传统"天道"观的质疑；二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由此开始，“中体西用"命题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好见证。两者相结合，建造起中国传统价值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张力场。在这个张力场中，旧观念失势、蜕变，新概念萌生、成型,由此产生多样而驳杂的思想内容。¹

上述张力场中，自然也包含语言方面的内容和因素，因此，“多样而驳杂"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同样也适用于描述和概括此期的语言。有人指出，清末民初的语文(语言及文体)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中国语文转向的重要契机是语言接触、是跨语际对话，是大量译文的传播、是大批新词语的输入。这一切早在‘五四’以前的半个世纪就开始发生了。也就是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渐进、转向，才迎来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²

与此类似的高度概括性的表述时能见到，比如刘叔新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后，汉民族共同语大量搬介日语和西方语言的词语，又把西方语言的一些句法方式吸纳过来,引起了较大的发展变化。”³

但是，此期语言的具体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它与此前及此后的语言有哪些区别与联系，造成上述转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直到今天还都是未知的，或者是人们所知甚少的，因此非常有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

时至今日，“清末民初"已经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而广泛地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社会和文化等研究的方方面面，但是，人们对这一时间段起止的划定却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参考多数人的意见，加上我们对语言状况的了解和认知，把这一阶段的起止时间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我们所说的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就是指这一时间范围内语言的研究。

一 简单的回顾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段，它既是近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也是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各种语言现象丰富多彩，相关的促生原因和制约因素纷纭复杂，因此非常值得进行研究，而且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非常大。

然而，到目前为止，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基本还是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一片领地，虽然人们在不同的研究内容（如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中外关系及交流研究等)中，经常会涉及一些相关的内容，但是往往都一带而过，未作进一步的发掘和阐述。

在语言学的范围内，以此期语言为讨论对象的论著如凤毛麟角，而涉及的范围往往也并不广泛、全面，比如有一部引用率相当高的专著，在讨论五四以来汉语词汇的发展之前，作为背景知识介绍，简单地谈到了戊戌一辛亥时期词汇发展的情况，包括词汇的丰富（涉及日语借词的吸收、意译词的吸收、新词的创造)和词汇中的混乱现象(包括日语借词和自造新词并行现象、音译词和意译词并行现象、音译词不固定现象、词的单音、双音、多音未定现象和词素次序不固定现象)这两个方面。⁴

其他论著也几乎都把目光主要集中在词汇方面，再具体一点说，主要是集中在外来词汇的引进和吸收(比如由日语引进“借形词")过程及一般状况等方面，比如《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⁵、《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⁶,二书仅由副标题就可以知道它们的内容范围了。词汇以外的其他方面，比如在语法方面，就"还没有人就20世纪以前西方语言对汉语句法的影响作过研究”⁵，至于对此期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侧面和各个角度的全面描写，则完全没有展开。

与上述论著有所不同的是周光庆的《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⁷，此书不仅用较大篇幅讨论了大致与上引论著相同的内容,还讨论了梁启超"新文体"的产生、影响及其一般特点以及此期白话文的一些特点等，内容超出了词汇的范围。但是，本书并不是“纯"语言学著作，而是借助语言考察文化(这一点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所以还缺少作为语言史著作所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专著之外，单篇的论文也为数极少，且也只集中在词汇方面，我们所见仅有《都市新词语与社会生活变迁——以清末民初的上海（1843-1925)为中心》等几篇。⁸

二 意义和价值

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总的来说，此期语言异彩纷呈，各种影响和制约因素纷纭复杂，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不仅可以得到对语言诸现象本身的了解和认识,更可以印证已有的一些语言理论，也有可能对它们作出某些补充、完善，甚至于局部的矫正，从而进一步丰富相关的理论。与此期语言及其研究相关度最大的理论主要有二：一是语言的接触与传播，二是语言的发展和变异。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我们准备另文专门讨论，以下仅就理论以外的其他方面来谈其中最重要的两点。

（一)汉语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此期语言研究的意义重大，这首先是由本阶段在整个汉语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我们认为，清末民初语言在汉语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此期语言处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衔接点上，王力先生就明确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⁹袁宾先生把语言发展的过渡阶段表述为“非主干部分”，认为它是“联系前后两个主干部分的纽带，也是前后两个语言历史阶段相交替的时期。前一阶段语言诸特点(旧质)的减少和消失，后一阶段语言诸特点(新质)的萌生和发展，在非主干部分表现得最为显著…….非主干部分应该是前后两个阶段的共管地带。从旧质的逐渐消亡着眼，非主干部分是前一阶段的下沿;从新质的逐渐生长着眼，非主干部分同时又是后一阶段的上沿”。¹⁰统观此期语言，过渡性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一度非常流行的梁启超的"新文体"就是最好的体现。曹而云从文体的角度说："‘新文体’之‘新’只是相对于未改造的文言和传统白话而已，它是介于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之间的混血语言。这种文体是现代白话的雏形之一，也是现代白话成为独立语言系统必须经历的重要环节，但还不是成熟的文体。也就是说，新文体作为一种过渡的文体，尚未独立,附属于古代汉语体系，只能称得上是欧化的文言文。”¹¹文体的特点主要是由语言体现出来的，因此文体的过渡性也就体现了语言的过渡性,所以有人称“新文体”发挥了汉语书面语“过渡朝代之英雄”的作用。¹²

第二，此期是现代汉语的初步形成和前发展阶段，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教授曾经写作《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外来词研究》⁵，正副标题对照，反映了作者对现代汉语时间和内涵范围的认识，即认为19世纪是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期。正因为二者之间关系如此密切，所以有人主张把现代汉语的时间范围划为从清末(18世纪)至今。¹³

如果着眼于“同”，现代汉语的很多形式或用法都可以追溯到此时，比如人们一度讨论得很热烈的“动宾式动词+宾语”形式，古代汉语以及近代汉语中都不多，而此期却比较多见，例如：

因为立等寄信山东，免得耽误时刻。（《官场现形记》第九回)

不开放不要紧，只要赐教脉象如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〇一回)

原来青崖少年订婚黄氏。（《江左十年目睹记》第十二回)

如果着眼于“异”，更可以找到此期语言与后来现代汉语的诸多不同，而这也是我们真正关心并需要着力进行深入研究的内容所在。比如，前边我们提到《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讨论过戊戌一辛亥时期词素次序不固定现象，如"人民”又作“民人”，“简单”又作“单简”，就是一例。词汇方面是这样，语法大致也是如此，比如以下二例：

这一位兄弟是素昧平生的，怎么胡兄也认不得我起来？（《痛史》第十四回）

狄将军，可知我们这山上，被谢叠山老先生定下了一个规矩？ (同上)

以我们对古白话以及现代汉语的了解，前一例中“起来”的使用就比较独特，而后一例这样的“被”句也很有特色。

总之，可以这样说，如果对此期语言没有了解或者了解不多，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和掌握现代汉语的来龙去脉，无法真正了解和掌握现代汉语之为现代汉语的原因。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本阶段既为现代汉语的最终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的总体精神和走向，对汉语以后的发展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近代社会发展与思想史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与社会共变，此期语言的共时状况及历时发展变化，既是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所以，一方面，我们在研究此期语言时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由语言状况来反观当时的社会及其脉动。

就我们所见，在已有的研究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论述，以下酌引几段：

20世纪初，日语成了新词的矿藏，由于迫切需要新词，它受到了汉语词汇的欢迎。这种本来是纯粹的词汇现象，却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文化思潮有了密切的联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维新派人士的第二故乡，这些人在“百日维新"之际,试图改变中国政治体制,但未能成功。⁵

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也意味着中国人认知方式和世界图景的转换，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五四白话文运动似乎可以被描述为一次“搬家”，即在语言的转换中，中国人迁入了一个新的家园。汉语在接受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以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人知识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刷新,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¹⁴

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不单纯是以增加新词汇和新句法为标志的外在形式的演变，更是新词汇所体现的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融入汉语表述系统的内在结构之中。这是汉语表述系统的生机所在，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机所在。汉语文白的转型使汉语从承载本土文化进而承载世界文化，从近地交流走向远地传播，从而不断地丰富自身的容量和表现力，表述更为缜密，具备了吸纳西学和融合东方文化的能力。¹⁵

如果说以上所引议论都比较“宏观”的话，那么即使在“微观”层面，此期语言的研究同样也可以有这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比如，周光庆和刘玮就说：“开始改变对西方人的看法并自动放弃‘夷’的称呼的，还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知识者。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进步思想家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的最后定本中，主动地把原先抄本中的‘夷’字通通改为‘洋"字,如’洋馆"、‘洋人’、洋人’、洋兵’、‘洋炮’等等。只是，这在当时还是空谷足音。”⁷

从词汇的角度，这里说的是“洋×”词族的首次集中出现；而从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角度，则是国人对外国人和事物态度转变的开始标志。有人把语言比喻为多棱镜，同一语言现象可以映射出许多不同方面的现实，这应当是语言以及语言研究的丰富内涵之一。

三 个性和特点

清末民初语言的研究，既有汉语语言研究的共性，同时也有比较明显和突出的个性，而这也就是它的特点了，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内容丰富，内涵巨大

此期的语言可谓纷纭复杂、纵横交错。马西尼着眼于词汇的说明，反映了此期语言这方面的部分特征：“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并不是北方文学传统简单地加上五四运动革新派的现代观念而自然产生的结果，它是早在19世纪就开始演变的更为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的产物。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缺一不可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用各种方言写的文学著作、明清小说、晚清文学、日本科技著作、19 世纪的各种文章以及西学译著。”⁵

为了理出一个头绪，我们试图作出以下两个不同角度的划分。

一是共时历时之分。区分语言研究中的共时和历时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重大贡献之一，然而，二者之间只有相对性却没有绝对性。于根元在谈到语言的运动时说：“语言的运动是开放的。从纵的方面说，语言是历时的产物，运动才能形成历时。语言的各个历时都是在一定的共时里的，各个共时又都是在一定的历时里的。语言是一个纵横交错、相邻部分又动态叠加的系统。”¹⁶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语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突出特性就是二者非常紧密地交织甚至是纽结在一起：一方面，语言面貌已经初步显示出许多独特之处，有了一些独特的共时表现;另一方面，一切又都在变动和变化当中，稳定性差，动态性十足，上引《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一书谈及的日语借词和自造新词并行、音译词和意译词并行、音译词不固定、词的单音、双音、多音未定和词素次序不固定等词汇现象，就是这方面的表现。

二是文言白话之分。吕叔湘先生曾经建议把汉语史分为三个部分，即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¹⁷而无论对文言史还是白话史来说，清末民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文言和白话在此期均有非常明显甚至是相当剧烈的变化。

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文言的情况（详细情况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此期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方面的文言：一是当时的译文和传教士的文章，二是梁启超的"新文体”。前者“虽然还是一派文言腔，但他们的认知图式，话语编码机制，尤其是词汇领域，已显然的别于中国传统的文言文。文言文内容的‘西化’，新语境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汉语深层结构的现代转型”。²至于后者的具体表现，周光庆总结为“就是词法句法的欧化日化，新名词结队而来，长句子冠盖相望，陌生而复杂的构词方法和造句方法大大突破居于正统地位的文言原有的语法规则和语法习惯”。⁷正因为如此,有人称之为“欧化的文言文”,¹¹而李启荣则认为，“新文体”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文言、俚语和外来语的三合一，它在语言上较旧文体前进了一步，并在古代文言文过渡到现代白话文的历程中，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¹⁸

我们再看白话的情况。

有“欧化的文言”，同样也有“欧化的白话”，徐时仪说：“欧化白话的形成可以溯至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翻译的传教读本。……这些西方传教士出于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传教的需要，翻译的传教读本也力求语言通俗，多用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形成一种具有欧化色彩的白话，可以说是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滥觞。”¹⁵

所以，要研究五四时期的白话，要研究后来的现代汉语，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此。

除了上述方面外，本阶段还是我国近代以来一系列语文运动的起点，各种思潮、观点和主张激烈碰撞，各种语文探索和实践如火如荼，各种类型的语料蔚为大观，而实际的语言现象更是丰富多彩。可以说，如果对上述现象和事实不了解或了解不够，都会直接影响到对此后语言发展变化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对整个汉语近代以来发展变化走向总体上的把握。具体地说，至少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其一，本阶段的语言及其使用有哪些重要的发展变化，它们对汉语以后的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

其二，汉语为什么在经历了古代、近代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后，最终会进人现代汉语阶段；

其三，今天现代汉语的基本格局和面貌是何时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影响和制约因素有哪些。

(二)头绪繁多,牵涉面广

清末民初是汉语发展新旧交替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开始“脱胎换骨"的时期，而由于全面的研究尚未展开，到目前为止人们相关知识的积累还非常有限，各种因素合在一起，就使得此期语言研究的复杂程度相当高,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头绪特别多、牵涉面特别广。

首要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对此期语言及其使用情况有一个全面的考察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再作出系统、细致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比如在语法方面，仅就语言本身来说，要描写此期比较独特的一些现象，讨论各种句法现象的发展变化，揭示其造成原因和相关规律。具体内容大致从句子成分和句型的角度展开，前者涉及传统的六大句子成分以及插入语、独立语等,后者则包括"把"字句、“被"字句、受事主语句、连谓句以及倒序句和各种常用复句等。

前边我们简单谈及文言的情况和白话的情况，可以说，清末民初既是文言史的重要一段，同样也是白话史上的重要一段，仅就这一点来说，就已经涉及相当多的方面和相当多的因素，而除此之外，进行此期语言研究必然还会涉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内容和因素。

一是中外语言碰撞和交流方面的各种情况及因素，这里边有外来形式的译介和引进。从主体来说，既有外国人（比如传教士)的“带入”，也有本国人(如出使的官员和留学生)的“引进”；从来源渠道看，既有直接的欧风美雨，也有绕道东洋的间接引进。理想的研究目标是弄清每一个词、每一种形式或用法的来龙去脉，但是具体情况相当复杂，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二是语言自身的阶段性发展。此期汉语的发展变化虽然与外来文化和语言的影响密不可分，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单独的考察，看一下除了外来因素之外，汉语的发展还有哪些情况，涉及哪些因素。比如，就文言来看，就有一个白话掺入的问题，而就白话来说，同样也有文言掺入的问题，此外还有方言的掺入，以及在各自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和变化等。

三是与前后时期或阶段语言之间的对比和观照。既然我们把此期语言定位为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段，特别是作为现代汉语的前发展阶段，那么这方面的内容自然就是本项研究的应有之义。

以上三个方面主要是就语言自身来说的，而要进行上述研究，则还需要其他许多方面的知识背景以及观点、材料等支持，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牵涉面广了。用不着作具体论证，要进行本阶段语言的研究，以下方面的了解和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一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二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及思想文化史；

三是外语知识,其中最主要的是英语和日语，此外像俄语、德语等，也会偶有涉及。

(三)语料庞杂，面目生疏

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促成，可供进行清末民初语言研究的语料丰富繁杂，其中许多对于当今的研究者来说陌生化程度是相当高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以前从来没有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此期语料的复杂程度和陌生化程度远高于汉语研究的任何一个阶段。就语料本身的复杂性来说，一是同一性差，二是与已有知识体系的一致性差，三是种类繁多。所谓同一性差，主要是说此期各类语料在语体、形式以及语言风格上的差异都比较大而且明显;与已有知识体系的一致性差，则是语言总体面貌以及语言使用习惯等与人们基于其他阶段语言及其使用而得出的认识有相当大的差异。此期的语料林林总总，蔚为大观，种类极为繁杂多样，我们大致划分一下，最具独特性的语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报刊语料。中国近代报业始于此时，有文言报纸，也有白话报纸，其中最值得关注和充分利用的是后者，它的数量众多，有人根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并综合别的几种材料统计，晚清白话文报刊达到了229 种。¹⁹

二是翻译文本，包括外国人的翻译和中国人的翻译。这一时期的译著相当多，据日本学者樽木照雄统计，1840-1919年间仅翻译小说就有约2567种。²⁰我们认为，此期的文言翻译特别值得关注,它们在文言史上应当有特殊的地位。康有为称“译才并世数严林”，把介绍西方理论的严复与翻译西文小说的林舒并列，给予充分肯定，他们的译作最值得重视。

三是游记及考察记录。这是除了为数不多的词汇研究者外，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然而又是对本阶段语言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类语料。鸦片战争以后，一些中国人（主要是留学生和出使的官员)开始走出国门，他们留下为数众多的海外纪闻，如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罗森《日本日记》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这些作品的语言在传统的基础上，程度不等地添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主要是外语影响的种种表现。比如，笔者曾经粗略地比较过1876－1879年间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其间还兼任出使法国大臣)的郭嵩焘所作《伦敦与巴黎日记》和他清咸丰三年(185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间的各类奏稿，二者在语言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后者更为“传统”,而前者却颇多"变化”。

四是文学作品。本阶段通俗小说勃兴，创作极为活跃，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官场小说、谴责小说，其他还有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等，其中有代表性的如鲁迅所确认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这些白话小说所用的大致都是处于文言、古白话与现代汉语交界地带的语言，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

五是各类时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梁启超的“新文体”，它的语言特点及其在近代语文(语言与文体)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上文已作简要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我们认为，“新文体”无论从历时平面（文言史以及白话史)，还是在共时平面，都可以而且应当进行全面、深人的研究，其成果对其他相关研究一定会大有助益。

四 研究内容

仅由以上的简单叙述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清末民初语言研究的内容异常丰富。以下，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作一基本的陈述。

(一)分文体研究

以上谈到此期语言研究内容的两大主要线索，所以，分文体的研究也就是指白话系列的研究和文言系列的研究。

如果采纳吕叔湘的建议，把汉语史分为语音史、文言史和白话史的话,那么,本阶段语音本身的变化不大,²¹恐怕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而存在，而文言和白话均有明显变化（上文已有相关表述)，史的内涵巨大，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来进行研究。此时的白话承上启下，非常重要和关键，而文言则一直为人们忽略，其实它既有自己的发展变化，同时这种发展变化又对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和定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点是需要大力强调的。因此，白话和文言都应当成为此期语言研究的重点内容，换句话说，此期语言研究应当是一个“双峰”的格局。

对于白话语言研究人们一直都比较认同和关注，以下我们简单讨论文言系列的研究。

此期文言，大致可以分为翻译语言和创作语言，二者既可合而观之，又应分而治之。

先说翻译语言研究。以翻译主体(译者)来分，则有两类，一是中国人的译作，二是外国人的译作。如前所述，此期用文言进行翻译的大家中,有两人最为有名，一是林纾，二是严复，前者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后者的译作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影响巨大。二人都是文言高手，同时也是文言的卫道者，然而由于原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风气等的影响，它们的文言已经不是“纯净”的了，或者说已经不是均质，而是包含了很多异质成分，也就是说，是明显发展变化了的。

用文言翻译各种外国著述的外国人也有一些，从早期的传教士到同文馆以及江南机器制造局的翻译人员如傅兰雅等，后者在翻译中还造出了为数众多的新汉字，如一些化学元素用字等，由此而被人称为“现代仓颉”。

当然，以上只是为了使问题更清楚而作的相对简单的划分，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比如有些外国人的文言翻译还要有中国助手的帮助，或者是与中国学者组成合作班子来共同进行的。

再说创作语言研究。清末民初，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文言文仍然占据统治地位，所以今天能够看到的当时各色人等所写的各种文言作品还是相当多的。它们从总体上说，既有文言之体，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掺杂了时代之变，因而同样能够反映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文言在当代的发展与变化，所以从文言发展史的角度，都有专门研究的必要。

当然，文言与白话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实际情况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一种胶着和纽结状态，比如上边多次提到的“新文体”就很有典型性。所以，我们所说的文言与白话，有时只是根据总体情况而作的一个大致划分。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对各项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却正好体现了此期语文的特点。

(二)分要素研究

即语言的各个要素及其使用情况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是词汇和语法这两个方面，而每一方面的研究，不仅只是作为一个共时平面的描写和分析，还应当作为一个历时发展的重要节点来定位、考察和描述。

比如在词汇方面，主要应当关注旧词语的消亡和新词语的产生以及新旧之间此消彼长的复杂关系，具体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传统的旧有词语的衰落和消亡。这样的词语为数众多，它们主要是随着文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淡出人们的交际和表达的。

二是新词语的产生。它们的主要来源有二，一为外来词语的大举涌人(具体来源又可以分为西源和日源)，二为本土新造词语，它们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有很多都成为日后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语以至于基本词汇。

三是词义的发展变化，包括词的概念义、色彩义和语法义等的发展变化。

四是构词和造词方面的发展变化。

在进行上述内容的研究时，还要时时注意与前后阶段的对比和观照，从而更好地把握此期词汇的个性特征。

(三)分专题研究

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可以选择一些更有典型性、重要性以及相对独立性的内容作更深人的专题研究，这样的内容有很多。笔者曾经设想由个人或集体完成一套"清末民初语言研究丛书”，并作过初步的论证。我们的选题对象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些专题，初步拟定的有以下十个：

清末民初外来词语研究

清末民初欧化语法研究

清末民初文言文研究

清末民初白话文研究

清末民初小说语言研究

清末民初报刊语言研究

清末民初翻译作品语言研究

林纾文言翻译小说语言研究

梁启超“新文体"语言研究

外国传教士汉文著译语言研究

以上有的题目之间虽然有重复交叉，但是如果在统一的策划、构思和安排下，完全可以做到中心内容独立、边缘内容互补，而类似的题目还可以有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