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革语言在语法方面的特点一直被人忽视，而它的发掘对了解和认识文革以及文革语言有重要的独特的价值。“文革语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总体上的“干瘪”，一是局部性的“臃肿”。与当时的社会和生活密切相关。

关键词： 文革；文革语言；语法

前言

关于文革语言研究的文章很少，并且这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讨论词汇、修辞及表达方式等，对于语法，则基本没有谈及，偶尔所见，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断，例如：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只强调矛盾、斗争，不讲求团结，结果造成思想认识上的绝对化、片面化。在这种情况下，下面几种句法格式的使用频率就相当高：（1）“不是……就是”；（2）“宁要……不要”；（3）空空洞洞的同义重复。另外，命令句、祈使句使用得也很多。因为这类句式适应极左思潮的需要，能够表达“四人帮”帮八股的特点。¹

能愿动词的滥用应该是大跃进以来一直延续到“文革”的文艺创作思维方式的一种具体反映，也应该是毛泽东“人定胜天”思想倾向中“唯意志论”在语言运用中的具体体现。……

助动词集中选用的是几个表示强烈主观意愿的“要、能、能够、敢”，还经常在前面加上表示必然的副词加以强调。而主观意愿不甚强烈的“可、可以、可能、会、想、愿意、情愿、乐意、肯、得”等则一个也没有选用。²

此外，有一些论述虽然不以语法为立论基础，但是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语法方面，例如：

文革中语言运用有两个极端：一是空前的“统一”，一是空前的混乱。³

对于前一个极端，作者说：“语言自然也是千篇一律，到处是套话、废话，‘帮八股’盛行。”关于第二点，则说：“‘文革’中语言的混乱可以从语言交往的语言要素的变异等不同的方面来看。”

与上引“一面倒”的情况略有不同，于根元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对文革语言的某些方面给予了“有限的肯定”：

语言的变化有个惯性的原则，社会的作用到语言的变化还有个时间差，所以十年动乱时期语言规范情况还算好。⁴

类似的相关论述或者比较具体，但是尚缺乏建立在大规模语言事实调查和统计基础上的材料支持；或者比较宏观，但是还缺少进一步的考察和论证，因而都还不足以使我们形成对文革语言中语法表现的切实可靠、深入完整的认识。

有鉴于此，我们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在对大量语料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对文革语言在语法方面的表现及其特点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以期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的做法是，利用《人民日报》（1946—2005）图文数据库，考察诸多语法现象在文革期间（1966—1976）的使用情况，作为参照，我们还考察了它们在此前和此后的使用情况，然后进行两者或三者之间的对比。文中所举用例除特别说明者外，均出自《人民日报》，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标明出版日期。

我们认为，文革语言的语法有以下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总体上的“干瘪”和在某些局部的“臃肿”。以下我们就此两点分别展开论述。

特点之一：总体上“干瘪”

所谓总体上“干瘪”，指的是从总体上来看，文革语言在语法方面的表现比较单调、统一，具体说来就是与已有语法规范的“吻合度”比较高，缺少因为追求表达的多样化而促生的各种变化。我们通过对现代汉语整个发展过程的考察，发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规律，这就是有很多词汇、语法现象，在建国前、建国后（特别是文革中）、文革后这三个阶段，都经历了“有—无—有”或“多—少—多”的变化，在这些有无、多少的变化中，往往都是以文革时期为谷底⁵而这正好就是总体上“干瘪”的直接表现。

比如，结构助词三分，即“的、地、得”分别用为定语、状语和补语的标记，这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规定得非常严格和明确，虽然三者（特别是“的”与“地”）的分合情况比较复杂，而人们一直也有不同的看法，⁶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际的使用中还是趋向于统一的。刘涌泉曾谈到老舍作品中的情况：“著名作家老舍50年代以前不区分‘的’和‘地’，一律用‘的’，但是，1952年《语法修辞讲话》发表以后，他便把这两个汉字区分得清清楚楚⁷”。其实，不只是老舍先生，其他人基本也都是这样，即使在文革期间，也一直都是按上述规范，分得相当清楚，而在此前和此后，却经常出现混同的用例。以下我们各举一个文革前和文革后以“的”代“地”的例子：

（1）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鲁迅《狂人日记》）

（2）听见门响，便有稚嫩好奇的脸探出，热情的邀请着。（《丁香街》，《清明》1994.3）

我们再看“们”的一种“非传统”用法。

“们”有时可以用在指物名词的后边，对这一组合形式，现有的语法教材大都不提，而有的语法论著虽然提及，但是归入修辞的范畴，如吕叔湘就认为是表示比喻或拟人的用法。⁸这也就是说，“指物名词＋们”形式并未作为一种“合法”的语法形式而得到承认，或者说在规范的语法体系中，并没有它的位置。

“指物名词＋们”的例子在人们对现代汉语所作的四阶段划分的第一阶段（1919—1949）中较为多见，例如：

（3）ade 我的蟋蟀们，ade 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4）小酒馆们已都上了门，十点多了。（老舍《骆驼祥子》）

到了文革前的第二阶段（1949—1965），仍有个别用例，例如：

（5）公鸡们比赛般的啼鸣，出栏的牛羊哞哞地叫唤，下地干活的人们互相招呼、说笑。（浩然《队长作媒》）

而在我们所建立的包括多种文体的250万字的文革语言语料库中，却没有发现这样的用例，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也没有见到。而到了文革后的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这样的形式又开始更多地出现了，对此，我们已经作过较为详尽的讨论⁹。因为这样的用例较多，以及很多实际上只表达了“复数”的意思，所以已经有人提出不宜再把它看作一种修辞手段，而应该视为“们”的一种正常用法。¹⁰

以下各举一个有生、无生名词与“们”组合的用例：

（6）只有那些成千上万的麻蚁们，日日夜夜忙碌不歇。（《九九重阳》，《中国作家》1999.3）

（7）插在沟坡上的红旗们在风里呼啦啦摆动着。（《越活越明白》，《收获》1999.3）

所以，我们可以说，就“们”的这一用法而言，只有文革期间与“规范”的吻合度是最高的，而相对于其他各阶段中“们”的用法而言，文革期间无疑是最“干瘪”的。

我们曾经对几个主要的词类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等在现代汉语各阶段的使用情况进行过比较全面的考察，无论是某些小类，还是一些具体的词的使用，都可以体现出“干瘪”的特点。比如，“遗嘱”，此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注为名词，释义为“人在生前或临死时对自己身后事如何处理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所作的嘱咐”。然而，“遗嘱”本为动词，《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为“谓人在生前或临终时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嘱咐身后各事应如何处理”，现代汉语中保留了这一义项，但是用例很少，如：

（8）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1949. 6. 10）

（9）不幸1925年先生逝世。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56. 11. 16）

文革期间，这样的用例在《人民日报》中一例未见，检索我们的250万字的文革语料库，同样也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认为，“遗嘱”的动词义在文革期间已经或趋于消失了。

文革后，“遗嘱”的动词义用例重新出现，并且近年来还有增多的趋势，例如：

（10）父亲遗嘱嘱咐我务必找到长兄，实现家人团聚！（1987. 12. 10）

如果说此例的动词义还不是特别明显的话，那么下一例是再清楚不过了：

（11）田流同志遗嘱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保留。（2000. 6. 6）

与“遗嘱”有相同表现的，即动词义用法经过了“有（文革前）—无（文革中）—有（文革后）”发展过程的还有“空缺、儿戏、疑问、牢骚、嗜好”等。

关于文革语言中语法上述特点和表现的原因，前引于根元的话有所涉及，他认为是语言变化的“惯性原则”所致。众所周知，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自上而下掀起了声势浩大而又深入持久的语言规范化运动，许多语言规范，特别是语法方面的规范，都是在那个时候，在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1951年开明书店，此前在《人民日报》连载）、丁声树等《语法讲话》（1952. 7—1953. 11《中国语文》连载）、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年），以及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配套的《汉语知识讲话丛书》（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等的基础上形成、固定下来的，并成为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文革时期）语法几乎是唯一的规范标准。¹¹文革期间的语法表现，基本上都不出上述规范的范围，所以于根元才认为“规范情况还算好”。

然而，我们认为，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外，文革语法的上述表现更应该从社会以及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共变关系中寻找更为充分、合理的解释，而关于这一点，社会语言学家已经给出了答案。赵世开说：“语言运用中既有分也有合。所谓‘分’指的是变异，所谓‘合’指的是规范。在封闭型社会里‘合’是主要的趋势，而在开放型的社会里‘分’是主要趋势。¹²”文革时期是一个在特殊形态下的严重封闭时期，所以语法方面有上述“合”的表现，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特点之二：局部“臃肿”

这里所谓的“臃肿”，自然是与上一节中讨论的“干瘪”相对的，我们指的是在文革期间，产生了某些新的形式或用法，或者是某些已有的形式或用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变化，而这些形式或用法都十分常用，甚至非常流行。这些发展变化往往也与当时严酷的政治斗争和畸形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多少也有一些“畸形”的特点。

如果着眼于整个现代汉语史的全过程，上述“臃肿”的形式或用法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与此前的时期相比，有一些形式或用法有从无到有的变化；第二，与此后的时期相比，有一些形式或用法又有从有到无的变化；第三，这些形式或用法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往往都有较高的使用频率；第四，几乎所有的相关用例都有比较强烈的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

“臃肿”的语法现象虽然不如“干瘪”现象那么普遍，但是在某些词类、某些形式或用法上，同样也是比较明显甚至是突出的。以下我们仅以量词为例来进行说明。

文革期间，贬斥性量词或量词的贬斥义高频使用，同时还伴有用法上的某些发展变化，由此就形成了与前后阶段比较明显的不同，以下我们择要讨论。

1. 伙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伙”的一个义项是“用于人群”，标注为量词。此词最常见的形式是与数词“一”组合，以下我们就以“一伙”为考察和讨论的对象。

“一伙”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数量组合，我们曾对其在《人民日报》不同时段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所得数据如下：1955—1965：619；1966—1976：3361；1977—1987：2226；1988—1998：705

由于超出以往的高频使用，使得“一伙”的某些用法在以前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几乎全部都用于贬斥对象。我们对文革期间的3361个用例逐一翻看，发现用于“赞颂”或“中性”对象的不超过总数的1％，而在此前的各个阶段，这一比例要高得多。

第二，“专名＋一伙”成为最常见的形式，而这样的形式在以前很少见到。例如：

（12）这个政策，归根到底，是要维持（日本）同蒋介石一伙的关系。（1969. 4. 12）

与此相近的是“专名＋一伙人”，或者是“专名＋一伙＋名词”，“专名＋一伙”可以看作它们的简略形式，例如：

（13）我们同邓拓一伙人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1966. 5. 29）

（14）这两家报刊在邓拓一伙反党分子面目暴露以后，又大耍花招，企图掩盖他们的罪行。（1966. 5. 10）

第三，“一伙”所修饰的中心语可以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一个联合词组，这在以前极少见到，而此期却比较常见，例如：

（15）约翰逊政府是当今世界的一伙最野蛮、最残暴、最灭绝人性的杀人犯和战争贩子。（1967. 10. 31）

但是，这样的联合词组通常并不是指称两类或两类以上的人，而是表示一群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称呼”，或者是两种不同的“定性”，即都是集二者或几者于一身的。

第四，出现了表示“集体”的中心语，主要是“集团”，这在以前没有见到。例如：

（16）苏修集团就是一伙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集团。（1967. 6. 26）

“集团”也可以作为“一伙”的“引导语”出现，例如：

（17）这是对正在和美帝国主义、日本反动派、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和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一伙进行英勇斗争的日本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和最大鼓励。（1967. 11. 9）

第五，“一伙”前的专名也有表示“集体”的，其中最为多见的是一个联合词组，例如：

（18）当革命现代戏蓬勃发展的时候，周扬、田汉一伙的破坏活动也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966. 12. 6）

也有的专名后附一个表示多数的“等”：

（19）邓拓等一伙骂我们党“依靠权势，蛮横逞强”、“不得人心”。（1966. 5. 27）

或者是上述二者的结合：

（20）主帅的号令一下，夏衍、陈荒煤、周立波等一伙立即群起响应。（1966. 9. 20）

以下一例用的是与“等”作用相近的“之流”：

（21）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充分说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这一伙叛徒是何等的尴尬，何等的虚弱。（1968. 1. 30）

第六，“一伙”显示了较强的独立性，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取“这一伙”的形式：

（22）现在把他们的老底统统揭出来，这就把这一伙的反动面目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1968. 4. 14）

有的用“及其”与前边的专名并列：

（23）铁托集团指责兰科维奇及其一伙是：培植亲信，私组“宗派集团”。（1966. 7. 17）

有的独立做句子的主要成分：

（24）苏共新领导成员中，都是赫鲁晓夫的一伙。（1966. 11. 15）

第七，“一伙”前不限于专名，但是这样的用例还不多，例如：

（25）（英国）只能使它自己在经济上陷于困境，政治上日趋孤立，在帝国主义一伙中降为二、三流的小角色。（1967. 6. 4）

2. 撮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撮”的第七个义项是量词，义为：“a）〈方〉用于手所撮取的东西：一～盐｜一～芝麻。b）借用于极少的坏人或事物：一小～坏人。”

量词“撮”主要与数词“一”搭配使用，“一撮”“一小撮”用于指人的用例各阶段都有，均为贬义。以下我们仅以“一小撮”为讨论对象。

与“一伙”一样，“一小撮”的使用也以文革时期为最多，以下依然是《人民日报》中的统计数字：1955—1965：1504；1966—1976：9553；1977—1987：676；1988—1998：191

与此前相比，文革时期“一小撮”用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其所修饰的成分上，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复杂中心语多。例如：

（26）我国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党的领导下，对一小撮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所谓“学术权威”，进行严肃的揭露和批判。（1966. 7. 24）

第二，联合中心语多。例如：

（27）世界上究竟是哪些人在反对中国呢？无非就是一小撮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1966. 6. 18）

第三，以定语代中心语多。有时，“一小撮”修饰的是一个定中结构，但是其中心语并未出现，这样的例子以此期为多。例如：

（28）你们一小撮黑帮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966. 8. 22）

此例可以同以下一例对比：

（29）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1967. 1. 25）

第四，出现了以前未出现的中心语类型。如以下用例中的“势力”和“集团”：

（30）决定历史进程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小撮反动腐朽的势力。（1966. 6. 15）

（31）最近，铁道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耍出了最卑鄙、最阴险的手段，公然挑动一些受蒙蔽的铁路职工擅自离开工作岗位。（1967. 1. 26）

第五，独立性较强，即独立做句子成分的用例多。例如：

（32）修正主义者毕竟只是一小撮，我们有中国共产党，有伟大的毛主席，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切修正主义必将被彻底粉碎。（1966. 6. 20）

（35）他们对干部实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8. 1. 22）

第六，“一小撮”与“们”并用的多。作为表集合的数量组合，“一小撮”通常不应当与表示多数的“们”配合使用，然而文革期间，这样的用例却比较常见，例如：

（36）一小撮坏家伙们，又在玩弄新阴谋，使出新花招。（1967. 1. 29）

此外，还有个别“专名＋一小撮”的用例，如：

（37）《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吹响了我们向汪锋一小撮猛烈进攻的战斗号角！（1968. 1. 26）

3. 堆

量词“堆”在文革期间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语体色彩的变化和使用范围的扩大这两个方面。语体色彩的变化指有较多的用例是在贬义上使用的；使用范围的扩大则是指可以与之搭配的名词更多，主要是一些抽象的名词，或者是一些在一般的语境中以前通常不与之组合的名词等。以上两点变化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即在一个例子中就可以完整地体现出来，这样，除了同于以往的用例外，量词“堆”还经常出现在以下这样的句子中：

（38）我代表团谴责世界和理会会议强行通过一堆坏文件（1966. 6. 19）

按，在一般的表达中，自然可以说“桌子上堆着一堆文件”等，但是像此例，以前通常只能说“一些坏文件”之类，用了一个“堆”，感情色彩发生了质的变化，而这就体现了文革时期语言表达的特点。

（39）（亿万工农兵群众）一下子就把他们从“权威”的宝座上拉下来，打得落花流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堆见不得太阳的丑类，一群嗡嗡叫的苍蝇。（1966. 6. 23）

（40）他们还拿出一堆洋框框来反对加入民族乐器，反对加入朗诵、解说，反对演员按人物性格、阶级地位化装表演……。（1967. 5. 24）

（41）至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绘画题材，更是腐朽没落，不是裸女就是浴妇，或者是一堆谁也看不懂的乱七八糟的玩艺儿。（1968. 9. 15）

（42）塔斯社列举的这一堆数字，掩盖不了强盗的凶恶面目。（1968. 9. 20）

“臃肿”现象的产生原因，当然是当时的社会和社会生活。在那个年代，“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营垒分明，斗争激烈，掌握话语权的“革命派”爱憎分明：一方面，对领袖、对“革命事业”充满了“无限热爱”和“无限忠诚”，由此就造成了许多“祝颂形式”的膨胀，如“最X最X最X”“四个伟大”等；另一方面，就是“拿起笔来做刀枪”，目的是要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批倒批臭”，“打翻在地”，甚至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处处极而言之，贬斥表达系统发达，贬义形式为数众多。以上两方面因素合一，最终就造成了上述“臃肿”的局面。

文革这场给我们国家带来灾难的浩劫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人们却依然在对它进行全面的反思，而从语言的角度切入，同样也可以得出一些接近于本质的认识。研究语言中的文革和文革中的语言，除了人们所关注的词汇、修辞等方面之外，语法也应该有其重要的地位和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