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语言中的反复辞格

摘要：在文革语言中，反复是一种高频使用的修辞格。从形式上来说，主要包括连贯反复和间隔反复。在当时的语言表达中，这种反复辞格被用作表达对毛泽东的“大爱”和对敌人的“大恨”的“得力”工具，从而成为一种空前活跃的修辞方式。但有相当的部分流于程式，形成套子，从而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

关键词：文革；语言；修辞；辞格

十年“文革”虽然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在学术界，人们对文革的关注却从未间断，相关的研究虽然没能“热”起来，但是却也没有完全“凉”下去。在语言学界，情况基本也是如此。人们比较关注“文革语言”，个中原因，正如郭熙所说，因为“‘文革’语言给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资料，是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革’用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貌¹。”

其实，可以作为观察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并且能够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并不仅仅是文革时期的各类用语，而是语言及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因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反映，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²。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无论是“题旨”还是“情境”，往往都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和时代方面的因素。

所以，要研究文革语言，无论从汉语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修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然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真正完全从这一角度入手的还非常少见，因而这方面就保有了很大的空白，也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总之，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都很大。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选择“文革修辞”作为总的题目，来展开一系列的研究。在这个系列的研究中，我们选取若干种在此期最为常用、最有特点的辞格，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了解文革时期的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这些修辞活动和修辞现象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以至于文革本身。

本文我们讨论的是“反复”辞格。

所谓反复，就是对同一成分、句子或句群等的重复使用。文革语言表达中，“铺陈”之风盛行，也就是同一个意思，经常要不断地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或者是用不同的事实、不同的表述来加以重复和强调，表现在辞格上，就是大量使用排比、对偶，以及反问和设问的连用等，而所有这些，已经构成了文革语言以及文革修辞的一“景”。此外，以下我们将要讨论的反复辞格，也频繁地被用作铺陈的手段，因而在此期也有极高的使用频率。

最为常见的反复是二重反复，用例几乎可以说比比皆是，例如（本文用例均取自《人民日报》，以下我们只标出版日期）：

（1）当时的中国，是否象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已经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呢？没有，没有。(1967.8.12)

（2）够了，够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以其反动的内容和肮脏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这就是：反对革命，背叛革命，出卖原则，投降敌人。(1967.11.2)

反复的目的，主要在于突出和强调，这一点，通过和以下一例的比较，就很明显了：

（3）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1967.8.12)

很显然，“够了，够了！”的语气要比“够了！”强烈、急促得多。

从形式上来说，反复包括两种，一种是连贯反复，另一种是间隔反复，以下我们分别举例说明。

1．连贯反复

上例（1）（2）就是连贯反复，像这样的二重反复最为多见，以下我们主要讨论三重反复的形式。

三重反复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林彪1967年10月1日在庆祝国庆18周年的讲话中所说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而类似的表述虽然不能说俯拾即是，但是也并不少见，例如：

（4）他们决心更高地举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把革命和生产搞得更好，更好，更好！(1967.1.10)

（5）“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新世界当然的主人！”这就是广大革命群众响亮的声音！(1967.1.22)

（6）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为彻底砸烂旧世界，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不懈战斗！战斗！！战斗！！！(1967.1.30)

（7）经过一年来的激烈搏斗，我们以最小最小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最大最大的成绩。(1967.8.13)

（8）人人挥动着红色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纵情欢呼，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1967.10.2)

按，此例一句之中，两次使用反复形式，几乎把反复的使用推向了极端，而以下一例则又“更胜一筹”：

（9）我们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回到了日夜想念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身边。我们要一千次一万次的高呼：我们最最伟大的导师、最最伟大的领袖、最最伟大的统帅、最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967.2.22)

按，此例前边的“最红最红最红”是连贯反复，中间的四个“最最伟大”是间隔反复，最后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则又基本属于连贯反复，一句之中反复形式三次出现，两种形式皆备，堪称登峰造极。以下一例也可以与此例“媲美”：

（10）林副主席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用得最好最好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1967.12.3)

2．间隔反复

这一类反复似乎更复杂一些，通常是通过添加或更换句子中的某一部分来实现间隔性的反复。

A．添加

所谓添加，就是在后续的语句中通过对前边的“基式”添加不同的修饰语，来达到中心词语的间隔反复，应当说这是一种很“经典”的样式，例如：

（11）我响亮地回答他们：不能，不能，一万个不能。(1967.3.9)

（12）这绝对办不到，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1966.5.26)

文革期间，“一千个 X，一万个 X”成为一个十分流行的框架，也可以说是一个“套子”，能够放进去的词语很多，除上例外，再如：

（13）上海市的革命派为我们作出了光辉榜样。我们热烈地欢呼：一千个好得很，一万个好得很！(1967.1.17)

（14）革命造反派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我双手拥护！(1967.1.24)

（15）我们上山下乡，就是一千个对！一万个对！(1967.2.20)

（16）这篇文章好得很，我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拥护！(1967.4.4)

（17）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难道我们能容许这样的罪恶阴谋得逞吗？不，一千个不！一万个不！(1967.4.8)

（18）这条路是少数人发财、多数人受害的路。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能走，一万个不能走。(1967.4.8)

（19）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1968.8.29)

有时，用了这样的套子后仍然“意犹未尽”，就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添加，例如：

（20）这简直是白日作梦！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永远不答应！(1967.9.11)

或者，在其他反复形式的基础上再添加这样的套子：

（21）（外交人员）能够容忍这帮法西斯暴徒在中国大使馆内恣意逞凶吗？不行！不行！一千个不行！一万个不行！(1967.2.6)

（22）在他看来，过去的一千个苦处，一万个苦处，没有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苦处；今天的一千个甜，一万个甜，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甜；革命战士有一千个责任，一万个责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最根本的责任。(1967.3.16)

以下用例可以看作上述形式的变体：

（23）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一切党、政、财权不夺能行吗？一千个一万个不行！(1967.1.26)

（24）“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一万个拥护，一千个、一万个坚决执行。(1967.3.6)

除了上述形式外，其他的添加用例再如：

（25）奉告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你们，我们就是不能讲平等，一点儿也不能讲。过去不讲，现在不讲，以后也永远不讲。(1967.6.4)

（26）我们对敌人绝对不存任何幻想，我们唯一的信念，就是斗争、斗争、再斗争。(1967.12.22)

（27）一个革命干部，不能紧跟毛主席，为人民立新功，做到努力努力再努力，前进、前进、再前进，就必然要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和人民犯新过。(1968.3.2)

B．更换

即在后续句中，更换前句的某一成分，从而造成所保留成分的间隔反复。这种形式也很常见，例如：

（28）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967.12.16)

（29）但是，不管敌人伪装得多么巧妙，只要我们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的口号和行动对哪一个阶级有利，看一看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谁，看一看他们的历史，就可以剥开他们的伪装，抓住他们的黑手，把他们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67.9.12)

（30）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1967.12.22)

（31）我们千遍万遍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1967.4.22)

这样的形式，有一些也能划入排比，可以认为是处于反复和排比的交界地带。

总的看来，文革时期反复辞格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数量多，频率高，可以称得上比比皆是。以上我们所举的用例时间比较集中，几乎都见于1967年的《人民日报》，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

第二，确实如前引陈望道所说，适应了此时的题旨和情境，并与之高度切合。文革时期的语言表达，有两个最基本的出发点，这就是对毛泽东无限的爱和对敌人刻骨的恨，而反复辞格却恰好被用作表达这种“大爱”和“大恨”的“得力”工具，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空前活跃的修辞方式。

第三，有相当的用例流于程式，形成套子，从而失去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