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革命词语泛指文革期间使用的表示与所谓的“革命思想、意识和运动等相关的人与事物、动作行为以及性质状态等的词语。按其构成和来源分为三类，分别从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文革；词汇；词义

这里的“革命”词语，指的是在文革期间表示与所谓的“革命”思想、意识和运动等相关的人与事物、动作行为以及性质状态等的词语。邢福义谈到，“‘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和现代迷信的影响，人们心中充满了革命激情，口里充满了‘革命’字眼”¹，这里的“革命字眼”，大致就是我们所说的“革命”词语。

由构成和来源情况来分，文革时期的“革命”词语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基本”的“革命”词语

陈建民认为，“文革词语”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²：一是反映当时社会特有的事物和社会现象。如“红海洋、革委会、语录歌、忠字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牛棚”等；二是指称某种新的“政治身份”。如“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黑司令、黑五类、牛鬼蛇神、红司令、红五类、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工宣队”等；三是当时常用的政治用语。如“红宝书、老三篇、黑会、黑电影、黑日记、横扫、触及灵魂、最高指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斗批改、上管改、文攻武卫”等。

上述三类词语几乎都与当时的“革命”密切相关，因此都可以归之于“基本”的革命词语范围内。这一类词语中，使用范围最广、频率最高、用法最为多样的，当属“革命”一词。我们曾选取若干个“点”，根据《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05），来对“革命”一词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时间	1947	1957	1967	1977	1987	2005
用例数	507	3164	6658	4581	1733	1565
词频	50.7	158.2	443.9	323.4	86.7	39.1

注：这里的词频表示的是每百万字的出现次数，如50.7表示在100万字中出现了50.7次，下表与此相同

上表显示，文革期间“革命”一词的使用频率最高，比此前的1957年高出一倍多，更是1947年的13倍多。

郭熙在讨论文革中的语言迷信问题时，认为最典型的就是“革命”一词的使用。为了表明“革命”的立场，几乎所有的词语都可以冠之“革命”二字，书中举了近百个“革命”与其他各类词语组合的例子，但是其间的逻辑关系似乎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有的词带上“革命”后，所表示的事物仍然是“非革命”的，这样的词语如“革命败类、革命拌脚石、革命叛徒”等。³

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以下两例的对立就很有意思：

（1）在那里掩盖阶级矛盾，包庇阶级敌人，转移斗争大方向，大整革命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批判晋剧〈三上桃峰〉》）

（2）这种对革命敌人的镇压势在必行，极为重要。（石一歌《鲁迅传》）

表示对立群体的“群众”和“敌人”都可以用“革命”来修饰，这是十分独特的现象，很显然，这两个组合形式偏正之间的语义关系并不相同。

“革命”的另一种经常性用法是作为离合词来使用，例如：

（3）“改造”，就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干净，逐步把他们“化”掉，最后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69.7.11）

（4）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由此再进一步发展，就是“命”的脱落，由此而实现了“革”的词化，以下两例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7.26）

（6）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1966.7.26）

类似“革”独立使用的例子并不少见，再如：

（7）革命还要继续搞下去，明天革，后天革，一直革下去。（《陶铸在中科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1966.7.30）

（8）要狠狠地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1967.1.12）

此外，由简缩而来的“革”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语素化，构成了“革委会、文革、革干、革军、红革会”等。

二、“扩大”的“革命”词语

除了上一类外，可以归之于“革命”词语的还有很多，这也就是说，“革命”词语的范围也远比上引陈建民所划定的范围要大得多，这是因为还有许多本来并不具有“革命性”的词语，它们所指称的事物或表示的动作行为，因为在那个年代成了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也成了“革命”词语，并且也获得了空前高的使用频率和空前大的使用范围，其中有的还改变了感情色彩，这样的词语如“专政、夺权、造反、批判、辩论、搏斗、驳斥、铲除、打击、回击”等。

以下，我们选取一组这类词，仍以其在不同年份的《人民日报》中的使用情况为考察对象，来了解它们在文革中的使用情况。

表2

例词	专政		夺权		造反		批判
项目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29	2.9	1	0.1	8	0.8	53	5.3
1957	716	35.8	3	0.15	51	2.55	1739	86.95
1967	1966	111.27	993	66.2	1437	95.8	2057	137.13
1977	1290	86	1152	76.8	215	14.33	1610	107.33
1987	104	5.2	6	0.3	23	1.15	200	10
2005	29	0.73	9	0.23	7	0.18	149	3.73

上表可以清楚地显示出以下两点：

第一，各个“革命”词语的使用，几乎都以文革中的1967年为最多，唯一的例外是“夺权”。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1977年前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在批判“四人帮”罪行的时候，几乎必用的一个词语就是“篡党夺权”。在1977年的1152个“夺权”用例中，有1085个都是取“篡党夺权”形式的，可见其使用频率之高了。

此外，1967年与1977年使用的“夺权”，含义及感情色彩是不同的，前者是新产生的褒义，而后者则是传统的贬义。我们可以比较以下二例：

（9）咱们干革命，就是要夺权！夺政治权，夺经济权，夺文化权，夺一切权！我们要让一切权力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让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人民日报》，1967.1.21）

（10）大桥工地一片欢腾，人们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人民日报》，1977.1.2）

第二，在与1967年相邻的1957年和1977年，“政治”词语的用例数比作为两端的1947年和2005年要多出不少，由此而形成了高峰和谷底之间的过渡，这一现象，在我们统计的其他各类词语中也都比较一致地存在，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它反映的基本事实是，文革语言并非起于一夜之间，而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下发展的结果；同样，文革语言也不会随着文革的宣告结束而一夜消失，它自然还会按照一定的惯性沿用一段时间，有些形式甚至还一直沿用到今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上边谈到了“夺权”的褒义用法，这是此词在文革期间新产生的感情色彩。其实，在文革期间有此变化的并非“夺权”一个，以下我们再考察和分析一下“造反”感情色彩的变化及其使用情况。

《现代汉语词典》“造反”的释义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行动”，很显然，此词本来是含有贬义的，而就我们所见，贬义的用例也相当多见，从建国前一直到文革初期都有，例如：

（11）我肚子饿了走不动，他骂我想造反，掏出盒子枪要枪毙我。（《人民日报》，1946.8.29）

（12）在政权问题已经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基本上完成之后，资产阶级还要造反。（《人民日报》，1957.9.27）

（13）你一个小小的“三家村”黑店想造反，那是蛆婆拱磨子—不自量力。（《人民日报》，1966.5.17）

然而，此词也早就开始了向中性义的转变，比如以下一些用例就显示了这一点：

（14）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5）革命，在某个意义上说起来就是拿刀动枪的造反。（《人民日报》，1951.5.22）

（16）无论是个别地主还是王朝官府，总是竭泽而渔，逼得他们起来抗租、造反。（《人民日报》，1965.3.2）

文革前夕，例（14）毛泽东的话开始被人们频繁地引用，这就使得类似以下这样的用例在当时相当常见：

（17）造反有理，革命有理。我们要起来造美帝国主义之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支援世界人民革命。（《人民日报》，1965.12.9）

按，这样的用例，标明“造反”一词已经开始由贬义或中性义向褒义转化了，而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和文革的开展，此词最终实现了褒义化。1966年8月19日，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讲话中，就有“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而《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更是发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署名文章，文中有以下一段话：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在此后的使用中，“造反”就成为一个十足的褒义词了：

（18）亲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英明决定长了我们的志气！撑了我们的腰！证明我们对资产阶级造反，造得对，造得有理。（《人民日报》，1966.8.10）

（19）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我们就要造资产阶级的反！（《人民日报》，1966.8.22）

由此义还派生了“造反歌、造反派、造反精神、造反组织、‘造’字号、支造、老造”等新词语。

三、某一义项上的“革命”词语

文革期间“革命”词语为数众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还有许多一般词语在一个义项上实现了“革命化”，因而也可以归入“革命”词语的行列之中。最为多见的一种情况是，这些词语的“本义”与“革命”无关，而引申义（多为比喻义）则与“革命”相关联。这一类词语也相当多，比如“避风港、串联、定时炸弹、方向、路线、放毒、狗屎堆、狗崽子、红太阳、站队、大杂烩、香花、毒草”等。它们也都比较常用，而由于有了“革命”的引申义，它们的使用频率也都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以下我们也按照前述的作法，选取其中的几个来进行统计。

表3

例词	定时炸弹		路线		红太阳		毒草
项目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用例	词频
1947	0	0	483	48.3	2	0.2	1	0.1
1957	17	0.85	1056	52.8	2	0.1	199	9.95
1967	43	2.87	3060	204	737	49.13	310	20.67
1977	9	0.6	2694	179.6	40	2.67	125	8.33
1987	8	0.4	823	41.15	0	0	3	0.15
2005	9	0.23	665	16.63	4	0.1	2	0.05

以下我们简单地看一下“毒草”的使用情况。此词本指有毒的草，在1947年的《人民日报》中仅有1例，用的就是此义：

（20）我们部队里有许多四川人，是当地挖药材出身的，他们领着大家上山挖，虽然也误食了毒草，毒死了一些人，而我们终于发现了四十多种草可吃。（1947.8.1）

“毒草”的“革命”义则是喻指“反动”或“坏”的精神文化产品，在1967年《人民日报》的310个用例中，表示这一意义的占绝对多数，例如：

（21）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继续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错误人人有份”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战斗》，妄想借此蒙混过关。（《〈红楼梦〉——中国地主阶级的没落史》）

另外，“毒草”的扩大使用，不仅表现在上述这样的用例，还表现在可以用于构词，构成了诸如“毒草小说、毒草电影、毒草剧本、毒草剧目、毒草戏”等，这也是“革命”词语扩大使用范围的一个重要途径和表现。

“革命”词语的扩大化和过量使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中一些词语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等方面的变化，形成了文革语言中一道重要景观，所以，由这些词语的使用及其特点的考察和分析，正可以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和方面，来考察整个文革语言，以至于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理，甚至于文革本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革时期“革命”词语的使用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又提供了一个语言与社会互动、社会生活对语言发展变化产生巨大影响的绝佳实例，所以也非常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