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文革”语言中,比喻是一种高频使用的修辞格,这一点,在“词”和“句”的层面都有充分的体现。本文列举了较多的用例,对比喻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对相关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文革”;语言;修辞;辞格

十年“文革”已经过去30年了,然而在语言学界,“文革”语言却成为一个时常被人提及的话题,相关的研究也时能见到。我们认为,“文革”语言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我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全面和深入地研究,而在众多的研究内容选择中,修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在以往的研究中,从修辞切入的还非常少见,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进行的是“文革”修辞的系列研究,本文讨论比喻及其使用。考察比喻,通常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在“词”的范围内,一个是在“句”的范围内,以下我们就按这两个角度和范围分别考察和讨论。我们所用的语料是“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所举用例除特别说明者外,均取自该报,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列出版日期。

一、在“词”的范围内使用的比喻

比喻既是一种造词方式,同时也是旧词产生新义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在词汇的层面,比喻及其使用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在“文革”期间似乎表现得更加突出。

李逊、裴宜理在谈到“文革”语言中“喻体变成了本体”的问题时说:“如果说,粗野、激烈及军事化的用词还只是‘文革’语言的修辞方式或表达方式,那么,由这种修辞表达方式而形成的语言符号系统所带来的另一个语言现象则使后人不可思议。这种现象即是‘文革’语言符号系统中的喻体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本体。”“如以‘红太阳’比喻毛泽东,以‘东风’和‘西风’分别比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只有在‘文革’这种形而上学极端化的时代中,这些比喻形容的修辞手法,才会成为象征本体本身,‘红太阳’就是毛泽东,‘东风’就是社会主义,喻体等同于被喻体,成了本体。”¹

按,这里所说的“喻体变成了本体”,其实也就是比喻中的“借喻”,从词义发展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词的比喻义形成的问题。比如以下一例:

(1)总后台发了黑指示,北京人艺旧党委立即照办。(1967.4.23)

很显然,这里的“总后台”也是“喻体变成了本体”。我们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一共检索到含“总后台”的文章302篇,表明它已经有了比较高的使用频率。

在“文革”期间,由比喻造词,或者是由比喻辞格的使用而形成比喻义的现象比较常见,并且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以下两点。

(一)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具体表现是此期流行的比喻义词语几乎都有或贬或褒的感情色彩,而新增的中性比喻义词语则很少。

贬义指称形式在此期大量出现和使用,其中有的还表现出一定的词族性。比如以“狗”喻人的,就有“癞皮狗、看家狗、疯狗、落水狗、恶狗、死狗、狗崽子”等。此外,还有以物喻人的“狗屎堆”,最为常见,在使用中还经常要加上一个“不齿于人类的”或“臭”这样的修饰语。

再如以“虫”喻人的有“害人虫、小爬虫、糊涂虫、可怜虫、软骨虫”等。

以下我们举一些贬义指称形式的例子。

指人类:

变色龙、不倒翁、残渣余孽、吹鼓手、阎王、保护伞、大红伞、后台、黑后台、后台老板、定时炸弹、瘟神、还乡团、急先锋、光杆司令、黑掌柜、死老虎、别动队

指物类:

逆流、安乐窝、避风港、独立王国、黑店、黑货、黑窝子、私货、大杂烩、小宝塔、阎王殿、遮羞布、飞鸽牌、土围子

在当时的各种文体中,类似的比喻义的贬义指称形式大量使用,例如:

(2)理发馆、裁缝铺、服装厂的同志们,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这些洋头,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许流行。(北京十四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一句之中出现多个比喻的例子也很多见,例如:

(3)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中宣部阎王殿的阎王们,对这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怕得要命,恨得要死。(1967.6.10)

(4)那些躲在阴间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的热,才会死亡。(《红旗》1967.1)

有时,比喻的“过量”使用,也给表达带来了某些问题,例如:

(5)黄世仁妄图乘机侮辱她时,她不甘凌辱,奋起反抗,反手给黄世仁一记耳光,并捧起香炉,怒砸恶狗。(1967.6.11)

按,此例中“恶狗”有歧义:既可以指狗,即黄家的恶狗;也可以指人,即黄世仁,这都是因为缺少必要的交代所致。由上下文看,这里的“恶狗”是指黄世仁的,即属于比喻用法。

褒义性的比喻义词语数量不多,但是有的使用频率相当高,甚至成了最有“时代性”的指称形式,比如前引文中提到的“红太阳”就是最典型的一个,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含有“红太阳”的文章就有2283篇。其他的以毛泽东为指称对象的比喻义词语再如“红司令、大救星、舵手”等。另一个使用比较广泛的指称形式是“旗手”,它的指称范围比较广,我们所见有毛泽东、中国、中国共产党、鲁迅、江青等,其中指江青时可以是“无标记”的,而指称其他对象时通常是“有标记”的,以下我们各举一例:

(6)他们咬牙切齿地反对发动和领导这场京剧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拼命压制和打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旧京剧的顽固堡垒英勇冲击的革命旗手和先锋战士,以挽救自己濒临灭亡的命运,阻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洪流。(1967.6.11)

按,此例中的“革命旗手”没有与其他同指的词语共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标记”形式,这个“旗手”是指江青的,这一点,在下文中说得非常清楚:

京剧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京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的带领下,披荆斩棘,终于冲破了阻拦京剧革命的堤防,捣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牢笼,把无产阶级胜利的旗帜插上了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反革命碉堡。(1967.6.11)

(7)(他们)故意掩盖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并对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横加歪曲,真是恶毒之极!(1967.9.16)

按,此例中“伟大旗手”与“鲁迅”作为同位成分共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标记”。

指人之外的其他常用词语如喻指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千钧棒”,喻指解放军的“钢铁长城”等。

褒、贬以外的中性比喻义词语很少,使用频率一般也不高,这样的词语如“手榴弹、盒子炮、炸药包”,分别用这三种有杀伤力的武器喻指用以打开“后门”、疏通关节的瓶装酒、香烟(也有叫“二十响”的)、礼物包。这几个词的俚俗性比较强,在十年“文革”期间的《人民日报》中没有用例,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该报才出现一例,可以透露出它们使用情况的一些消息:

(8)一九七五年,这个公司党委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企业的指示精神,调查了三十九个施工点,发现半数以上的施工点都有人借施工之机,要吃喝,索礼物。有的甚至拿不到“二十响”(烟)、“手榴弹”(酒)、“炸药包”(点心),就故意拖延施工进度,真是有酒有肉上得快,没酒没肉慢慢来”。(1978.3.15)

(二)陈述式比喻多

即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单独的陈述结构,其中有一些的使用频率也是相当高的。具体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整个陈述结构在总体上合表一个比喻义,这样的形式如“根正苗红、根红苗壮、架飞机、靠边站、油炸、炮打、炮轰、破门而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传经送宝、挂起来、开无轨电车、抛出来、走回头路、车轮战、‘穿新鞋,走老路’、吹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二进宫、烤烧饼、葵花向阳、脱了裤子割尾巴、修地球、轧马路、三箭齐发”等²。

比如“炮打”,喻指批判、打倒(与之同义的还有“炮轰”,后者的语气更重、更激烈一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喻指不怕任何危险、不惜牺牲,也敢于向权威作斗争的精神;而“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则喻指生产力发展了,“革命原则”却丢掉了。以下列举几个这样的用例:

(9)如果放松思想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搞得不好,修正主义思想还可能回潮,出现“穿新鞋、走老路”的现象。(1969.11.12)

(10)有人说:“我们是搞‘火车头’的,何必到干校来‘修地球’?”他们把到干校锻炼看作仅仅是不在职干部的事。(1971.4.4)

(11)在那里,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为所欲为,工人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奴隶。(1975.4.4)

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陈述结构中,指称部分是一个比喻,而这一比喻的意思要借助于陈述部分才能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在单独使用的时候,这一个指称性成分通常不具有比喻义,而在整个的组合中,它才具有了这样的意义。

比如“揭盖子”,喻指把矛盾公开,把真相暴露出来,与之相对的是“捂盖子”,喻指掩盖矛盾和事实的真相。但是,如果离开了“揭”或“捂”这样的动词,“盖子”本身并不能表示“矛盾或事实的真相”这样的意思。我们所见,“文革”期间“盖子”基本只出现在以下这样的语境中:

(12)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盖子,把文艺界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966.8.4)

(13)去年年底,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群众把厂里“地下工作组”的盖子揭开了。(1967.4.24)

“抓游鱼、站队、站错队、掺沙子、挖墙脚、开后门、走后门”等的比喻义,基本也都是这样形成的。

以下再举两个陈述性比喻的例子:

(14)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红旗》1967.1)

(15)而珍妃则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起劲地按照美国《白皮书》的调子跳舞,为蒋家王朝出谋献策,招魂打气。(1967.4.24)

第三种情况是,也有的词,它的比喻义是通过对原有词素的“变义”而形成的,比如以下一例:

(16)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1967.9.8)

按,“消毒”本是已有的词,其中的词素“毒”用的是“本义”,即指“进入机体后能跟机体组织起化学变化,破坏体内组织和生理机能的物质”(见《现代汉语词典》),而此例中“消毒”的“毒”,却并非此义,而是义指前一句中的“毒素”,即“指对思想意识有害的事物”(见《现代汉语词典》),很显然这是一个比喻义。借用“毒”的比喻义,旧有词“消毒”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比喻义。与此相同的还有“放毒、中毒”等。再比如,“有病”喻指思维不正常、精神有问题等,这也是通过对“病”的变义使用而实现的。

二、在“句”的范围内使用的比喻

如果说,在“词”的范围内,比喻的使用是封闭(即有比喻义的词语数量终究有限)的话,那么,在“句”的范围内使用的比喻则是开放的,因为人们随时都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甚至个人的爱好而造出新的比喻形式来,这一点,在任何时期恐怕都是如此,“文革”期间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在“文革”期间的各类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比喻句,其中的大多数也都有或褒或贬的感情色彩,例如:

(17)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只过街的老鼠。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打倒,让它永世不得翻身!(1967.3.21)

(18)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和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最新指示,有如红日照山川,春雷动大地。(1968.1.26)

以上明喻和暗喻的例子,都是最典型的比喻形式,也是此期最为多见的形式。由它们的使用,可以看到以下两个明显特点。

(一)崇尚铺陈

“文革”语言表达有极盛的“铺陈”之风,即一个意思经常要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言辞、不同的方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说,这一点,在比喻的使用中同样也有所反映,其表现之一就是比喻的连用,例如:

(19)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象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航向;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道路。(1967.6.25)

(20)被揪出来的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是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1967.7.24)

(21)派性是毒蛇,它毒害人们的灵魂,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严重危害着我们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事业。派性这条毒蛇缠在人身上,就会把人缠死、咬死、毒死。派性这条毒蛇,是阶级敌人的好帮手,起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别动队的作用。(1968.1.24)

表现之二是喻体后还有较多后续性的描写或叙述部分,例如:

(22)他们就象冬天马路上沾有白霜的驴粪蛋,表里不一,一旦有机可乘,就刮阴风,点邪火,造谣言。(1967.2.21)

(23)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1967.9.8)

(2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刷着一切藏垢纳污的巢穴,使那些牛鬼蛇神失去藏身之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大地,使那些魑魅魍魉现出了它们的本来面目。(1967.9.16)

(二)形成“套子”

比喻贵在新颖,人云亦云的比喻只会引起人们的厌烦,而我们所见,“文革”时期的比喻却少有创新,绝大多数正是陈陈相因,如对“革命”一方,通常离不开“太阳、航标、灯塔、洪流、暴风骤雨、春风”等,对“敌人”,则常用“牛鬼蛇神、狗、虫、妖魔”等。这些仅通过上引用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此期的大多数比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或相对固定的“套子”,早已经失去了比喻本身应有的活力以至于生命。比如,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含有“洪流”的文章就有1324篇,几乎都是用作喻体的;含“狗”的有1067篇,绝大多数也是用作喻体的。所以,像以下的用例,都是当时经常能够看到的:

(25)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股汹涌澎湃的红色巨流,冲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荡涤着在它卵翼下的一切阴暗的巢穴。(1967.12.13)

(2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红旗》1967.1)

“文革”时期比喻辞格的大量使用以及某些特点的形成,是有比较深刻的社会以及语言内部原因的,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被当做表达“爱”“恨”的得力工具。

纵观“文革”时期的语言表达,无不贯穿着“阶级之爱”和“阶级之恨”,所常用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往往都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比喻通常取材于具象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在传统的文化积淀中往往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感情色彩,能够体现强烈的爱憎,所以正可以作为“爱”“恨”表达的媒介和载体,而实际上,此期的话语主体们,正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就从“恨”的方面来说,“文革”时期的语言表达,向来有“打棍子”之说,即对批判对象从思想到人格,从行为到表现的一切可能的方面进行贬损、斥责以至于詈骂,大量的贬斥性比喻,实际上就是被用作了打人的“棍子”,这一点,仅从上举的一些用例,就可以明显的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