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提出了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概念并且做了初步的论述，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提出的经过、意义和价值、研究原则和方法、研究内容。

关键词： 修辞；现代汉语修辞史；辞格

一、问题的提出

1992年，我们第一次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研究¹，后来，我们把这一研究领域及内容概括为“现代汉语史”²。在考虑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内容时，我们在诸多方面中提出了一个“条”的研究，即以语言的不同要素及某些相关的内容为对象，考察其在整个现代汉语阶段的发展变化，由此就可以形成一些单项的史的研究，如现代汉语语音史、现代汉语词汇史、现代汉语语法史等，其中也包括现代汉语修辞史。我们的设想是，所有这些单项的史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汉语史。

十余年来，我们陆续地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对上述论题几乎都有所涉及，包括在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语史》中，就专门有修辞一章，探讨在现代汉语的范围内某些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主要包括修辞与词义的发展、修辞造词、已有辞格的发展变化、新辞格的产生、现代汉语发展的阶段性考察等几项内容¹。

由于某些原因和条件的限制，我们的考察和研究还只是初步的、甚至还是比较肤浅的，内容也有限，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非常切实地感到，在现代汉语范围内，各种修辞现象的发展变化在修辞实践的各个层面都有集中而又全面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发展变化又都是有其深刻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动因的，由此所表现出的修辞与社会生活共变，与社会发展并进的态势也是那么明显和突出。

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建立一个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分支学科现代汉语修辞史。我们初步把现代汉语修辞史定义为：以现代汉语各种修辞现象的历史发展演变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考察现代汉语中各种修辞活动和现象的发展演变，分析和解释造成其发展演变的内部及外部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对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性的认识。

二、意义和价值

（一）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左顾右盼，看一看汉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和学科建设情况。汉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往往都有学术史和语言史这二“史”并列的格局，例如：

中国／汉语语言学史－－汉语史

中国／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词汇史

中国／汉语语法学史－－汉语语法史

回过头来看修辞学方面，“汉语修辞学史”的称名早已出现，但是“汉语修辞史”或“中国修辞史”却直到十几年前，才有人正式提出³，直到近年，才有了同名的第一部著作⁴。

“现代汉语修辞学史”现在也是一个常用的术语，也有同名或相近名称的专著问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还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现代汉语修辞史”。

总之，在汉语修辞学及其研究中有修辞学史而无修辞史，这种局面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间，我们认为，这样的研究格局和学科分布，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因为这说明了我们的修辞研究还是不完整的，甚至也可以说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所提出的现代汉语史，也是在学科的分布与配置上与已有的学术史相对称的，如：

现代汉语词汇学史 － 现代汉语词汇史

现代汉语语法学史 － 现代汉语语法史

现代汉语修辞学史 － 现代汉语修辞史

所以，我们认为，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提出，首先具有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汉语修辞史是贯穿古今的“通史”的话，那么现代汉语修辞史就是一种“断代史”。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自然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分支学科的完整设想和目标是：现代汉语修辞史只是一个更长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更大目标是建立或补充贯通古今的汉语修辞史。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分两步走：第一步，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和视角下来研究修辞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由此而建立一个属于现代汉语史以及现代汉语修辞学分支学科的现代汉语修辞史；第二步，在整个汉语史的背景下，以从古到今的汉语修辞现象全部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为考察对象，建立汉语修辞史，或者是对他人建构的汉语修辞史做出补充，使之更加丰满和充实。

（二）实践上的意义和价值

当前的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一致的认识和共同的追求，而体现这一认识和追求的研究成果几乎俯拾即是。然而，这一点在修辞研究中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和充分。我们的修辞研究中，如果在静态、共时平面的研究中增加历时的动态观照，无疑就多了一个考察的角度，自然就可能对某一或某些修辞现象有更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比如，我们看到不少人在讨论现代汉语某些修辞格的产生或变化时，往往只对其本身的事实进行说明或分析，而很少涉及它的来龙去脉及产生或发展的原因，这实际上正是没有或缺乏史的观念和意识的直接表现。其实，很多辞格的产生或在现代汉语阶段的发展变化往往都与外语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前者即由翻译而造成的“舶来”辞格，如“增饰”⁵、“超假设”⁶，以下我们各举一个例子：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学世界是一首牧歌，那么，美与生命则是它的主旋律。（朱桦《沈从文的世界：心与梦的历史》）

后者的例子如倒装。倒装作为一种辞格，早在古代汉语中就有一些用例，例如《礼记·檀弓上》中的“谁与，哭者？”之类，但是用例并不太多，有时还要有一些条件（比如宾在述前限于疑问代词宾语等），而现代汉语中，倒装的形式却多而且自由，像以下的用例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

然而如果他不作恶，他还受得着供养么，你想？（鲁迅《火》）

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茅盾《春蚕》）

至于一些复句中分句的倒装形式，更是前所未有的，例如：

什么地方吱的一声响，她以为这准是一颗流星，虽然她从来没有听见过流星有什么声音。（张天翼《夏夜梦》）

但将来的命运，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倒还是这样的老倒。（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对比古今，我们看到，在现代汉语中，倒装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是可倒装成分大大增加，由此而产生了很多新的倒装类型；二是使用上从有条件限制到无条件限制，这样就使得各类倒装句的使用频率和出现数量大大增加。

以上仅仅是涉及溯源（这是史的研究中一项经常性的内容）问题的一些内容，类似的可以由史的考察而获取帮助或支持的修辞研究内容还有许多。

三、研究原则和方法

比照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我们提出以下几点。

（一）研究原则

首先有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立足现代汉语，贯通古今中外”。

虽然在修辞学的论著中，我们也看到过与此相似的表述，比如陈望道说：“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立场要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⁷这样的方法，宗廷虎总结为“古今中外法”⁸。但是，很显然，这是就修辞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说的，而不是就具体的修辞现象的考察和研究来说的。

我们所说的“立足现代汉语”，主要是说现代汉语阶段的修辞实践及其各种表现是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的母体，离开前者，也就无所谓后者的研究，而“贯通古今中外”，我们觉得还有更深刻的内涵。

首先，现代汉语的许多修辞现象是由古代发展演变而来的，二者之间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如前所述，在现代汉语诸多修辞现象的形成和以后的发展中，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在我们的研究中，古今与中外必须互相观照、互相发明，不如此，就无法进行现代汉语修辞史研究。

其次，我们提出要贯通古今中外，还有另一层原因，这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在修辞学界，共时与历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似乎并未成为人们一致的认识和共同的追求。我们认为，要打破隔阂，走出封闭，寻求新的突破，取得更大的进展，就必须贯通古今中外。

具体的研究原则，大致有以下五点：

一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即不仅要考察修辞现象本身的发展变化，还要从修辞以外的其他方面来对它的发展变化进行把握，并充分考虑社会发展变化等方面的因素；二是点与线相结合，即把横断面的研究和对不同阶段或同一阶段中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的对比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四是书面语修辞和口语修辞相结合；五是主观认识的总结与对客观事实的冷静、科学的考察和分析相结合。

（二）研究方法

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说，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传统”的方法，比如姚亚平提到的七种方法，即原型寻觅法、人言观照法、相互比较法、言意密合法、语境匹配法、眉批评点法、结构分析法⁹，宗廷虎等提出的观察和记述、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等¹⁰。

二是“现代”的方法，主要是与传统修辞学所用方法有差异、往往能够体现学科发展和演进的一些比较新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为数众多，且来自不同的方面。比如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如王希杰引进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某些方法来研究比喻，指出不仅要研究比喻的深层结构模式，还要研究它异常丰富的表层结构，以及由前者到后者的转换¹¹。

三是有现代汉语修辞史特色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也比较多，且往往与某些现代化的媒介或手段相联系。比如，我们在研究中较多地使用了较大规模的分阶段真实文本语料库，来进行某些考察项目的检索和统计分析，以此来研究某一或某些修辞现象的共时特点及其历时差异，我们称之为“语料库作业法”；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媒体提供的较长时间的语料（例如1946－2006这60年间的《人民日报》）来进行某些项目的分时段调查，由其使用频率的变化等就很容易描画出发展变化的曲线，这样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媒体连续调查法”；我们还就某些专题经常利用网络中所提供的各种材料来进行调查和研究，我们称之为“网络调查法”。

四、研究内容

现代汉语修辞史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可以选择不同的方面，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这里我们只举例性地谈两个方面。

（一）辞格的发展变化

辞格是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修辞现象中最有史的内涵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把它列为现代汉语修辞史的最重要研究内容。具体说来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已有辞格的发展变化。最基本和基础的工作是从某一具体的辞格做起，比如比喻，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明喻到暗喻，再到借喻、疑喻、反喻、较喻、缩喻、引喻、扩喻、物喻、事喻、讽喻、博喻、约喻、联喻、进喻、正喻、逆喻、申喻、合喻、虚喻、择喻、互喻、顶喻、潜喻等，显然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和发展的结果，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汉语的比喻发展史，而其中的一部分就处在现代汉语阶段。有类似内涵的辞格史不在少数。我们有这样一个认识：辞格是稳定和变异（发展）的统一体，而发展变化是绝对的。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大有可为。

二是辞格的显和隐。辞格的显现实际上就是新辞格的产生，现代汉语的不同发展阶段中，都有新的辞格产生，如前边提到的“增饰”和“超假设”，都产生于初期的现代汉语，而“新典”则大致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汉语中¹²，等等。在这方面，人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我们所见对辞格进行探讨的论著比较多，其中就不乏试拟修辞新格的。但是，其中更为多见的实际上只是总结已有辞格的某些新用法，即属于前一方面的研究。

辞格的退隐现象可能较难把握，但是我们相信肯定会有辞格由于某种原因而在其发展过程的某一点上已经或趋于退出使用，只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不过，另一个相关方面的工作可能稍微容易一些，这就是某些形式或用法由修辞手段到非修辞手段，或者说是由辞格到非辞格的变化。比如，“们”用于指人以外的名词，以前的共识是拟人用法，而现在，随着这样的用例大量出现，“动物／无生名词＋们”（如“猪们、狗们、水果们、红旗们”等）已经不再是一种拟人形式了¹³。

三是辞格使用的消长变化。某些辞格的使用在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有相当明显的数量和频率变化，在不同阶段中，还会有某一种或几种特别盛行的辞格，由此而形成了辞格使用的阶段性差异。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文革”期间，引用成为最为常用的辞格，此外像排比、对偶、反复、反问与设问和詈辞（贬辞）等，也都非常多见，这一时期一过，它们的使用频率基本恢复到常态，而詈辞的使用则是少而又少了。进入新时期以后，像仿拟、简缩等辞格逐渐开始盛行，并且成为修辞现象词汇化的最为显著的方面¹⁴，而在此前的各个阶段中，它们并没有如此“显赫”的地位。

（二）修辞与其他语言要素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

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比如修辞与语音的关系，就要研究修辞利用了哪些语音手段，在不同的时期，这样的手段有哪些发展，其消长变化的具体情况，有哪些阶段性的特点和差异，等等，而语法方面大致也可以包括这样的内容。再比如，修辞与词汇的发展关系很大，许多新词新义的产生，都是修辞的影响或直接作用的结果。对于这一问题，既可以从词汇学的角度研究，也可以而且应当从修辞学的角度（包括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项内容：一是修辞与造词和构词，二是修辞与词义的变化（主要是产生新的义项）。

比如在修辞与造词和构词方面，可以研究各种修辞方式用于构词的分布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赵红梅谈到，在其所建立的修辞造词语料库中，共收新词语5059个，其中有80％是修辞造词，另外20％是旧词产生新的修辞义。在这5059个新词语中，涉及的修辞方式及其所占的比例是：比喻51.3％，借代32.6％，仿拟21.6％，移用5％，夸张2％，摹形2％，通感1.5％，婉曲2％，其他还有借用、抵牾、对比、析词、降用、对偶、反语、返源等共约4％。由于不少新词语所含辞格不止一个，所以上述百分比之和大于100%¹⁵。上引统计只是说明了现代汉语一个阶段的情况，那么其他各个阶段的情况如何？各阶段的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的造成原因是什么？其中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

姚汉铭谈到新词语中修辞造词的新发展，其中任学良所著《汉语造词法》尚未发现的修辞造词法就有比拟、移就、断取、直义、谐音等，另外，姚先生还提到，修辞造词中的“限喻式”（如“电脑、人体导弹”）和“限代式”（如“小气候、抢手货”）也是未见有人提及的¹⁶。

这实际上就在一个小小的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的某一部分，当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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