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汉语在其发展过程中,词义的感情色彩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变迁:一次是建国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贬义化”,最终使这一阶段成了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贬义性词语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另一次是改革开放以后直到今天,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去贬义化”,结果是此期成为现代汉语史上贬义性词语数量最少、使用范围最小、使用频率最低的时期。两次大变迁各有特定的社会及语言自身的原因,非常值得全面地总结和研究。

[关键词] 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

在诸多色彩词义中, 感情色彩词义是比较重要、存在也比较普遍的一种。谈到感情色彩词义, 人们通常会想到词的褒贬义, 而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 历来有不同的意见。有人等同了二者, 有人则认为二者不同。¹我们这里按照大多数人比较传统的做法, 对二者不作进一步的细致区分。

词的感情色彩与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语言心理等有着非常紧密的共变关系, 对此, 杨振兰有一段比较好的阐述: “ 感情色彩是人类对真善美和假丑恶的是非、伦理、道德评判在词义中的反映。一般情况下, 这种评判体现了全人类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共同的情感认定标准, 因而感情色彩是具备社会性和稳固性的词义内容的一部分。但是, 另一方面……社会、时代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也会带动主体对某些对象情感评判标准的变化, 这一切都意味着词义感情色彩在发展中会产生种种情形的变化”²。

人们虽然都不否认词义的感情色彩会发生变化, 但是有人认为这样的变化只有在漫长的时期才可能完成³, 这与我们所了解和掌握的事实不符。我们看到, 在现代汉语不太长的发展过程中( 如果按一般的看法从1919年“ 五四” 算起的话, 现代汉语只有不到90年的历史) , 词义的褒贬就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变迁, 这一点是相当独特的。对这一现象的考察和分析, 无论对于我们把握现代汉语词义的发展变化, 还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历程,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很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第一次大规模变迁

此次变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贬义化” , 其最主要的表现是, 有为数众多的褒义词以及中性词完全或部分地向贬义转化。此外, 新生的贬义性词语为数众多, 而原有的许多贬义词也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使用范围和提高了使用频率。

上述三种表现中, 第一种是最引人注目的。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 现代汉语的词义贬化现象有时可以追溯到1949年建国以前。比如“ 买办” , 本指外商初入中国通商时所雇用的采买人或管理人, 后指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的洋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的中国经理( 见《汉语大词典》) , 最初并无贬义。例如:

( 1) 小书记升到买办, 手里着实有钱。( 钱钟书《围城》)

毛泽东在作于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 把“ 买办阶级” 作为和地主阶级并列的一个阶级来分析和批判, 从而赋予这个词以贬义色彩。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 “ 买办” 一共出现了27次, 用的都是贬义, 而到了解放以后, 这种贬义更是完全固定下来了。例如:

( 2) ……不仅真实记录了旧社会码头工人的辛酸经历, 揭露了帝国主义、洋奴买办的狠毒奸刁, 而且记录了码头工人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 《谈 “ 戏”—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体会》)

但是, 现代汉语词义较大规模的贬化还是始于建国以后, 而到“ 文革” 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第一次大规模变迁。

我们以“ 孝” 为例。在李海霞的一项调查中, “ 孝” 的“ 净褒义度” 为9.6分( 满分为10分) , 为调查所选50个词中的最高分, 属于强褒义词⁴。然而, 仅就工具书的释义, 就可以看到“ 孝” 在不同时期褒贬的变化。以下是郭熙所列《新华字典》几个不同版本的释义:

1962年: 孝, 敬爱父母。

1971年: 孝, 封建伦理道德之一, 指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

1980年, 孝, 儒家宣扬的反动说教。

1990年, 孝, 旧指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 现指尊敬、奉养父母。

2004年, 孝, 指尊敬、奉养父母。⁵

我们再看“ 文革” 期间的实际用例:

( 3) 薛宝钗与贾府统治者建立的这种“ 融洽” 、“ 密切” 、幼“ 孝” 、长“ 慈” 的封建伦理关系, 确实是贾母最后做出了“ 只有宝丫头最妥” 这个结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红楼梦〉—中国地主阶级的没落史》)

“ 孝” 在此期更多地用于构词, 其所构成的词无一例外地也都是贬义。例如:

( 4) 资产阶级老儿们, 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 你们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 北京十四中红卫军《告全国同胞书》)

我们曾经把解放后, 特别是“ 文革” 中由褒义或中性义变为贬义的词分为指人类( 如“ 帝王、圣人、地主、公子、少爷、小姐、资本家、贵族、情人、权威” ) ; 指物类( 如“ 爱情、情歌、博爱、变种、个人主义、奖金、彩礼、外快、锦标、集团” ) ; 性质状态类( 如“ 安乐、富贵、富裕、豪华、浪漫、娇贵、慈悲、慈善、仁义、孤高” ) 和动作行为类( 如“ 变相、垂青、翻案、贩卖、倒买、倒卖、破产、包办、标新立异、感恩戴德、谋划、策划” ) 等四类。它们几乎涵盖了“ 封资修黑货” 的各个方面, 量也是相当大的, 从封建的“ 帝王、贵族” 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 豪华、安乐” , 到小资产阶级情调的“ 浪漫、爱情” , 再到腐朽堕落的“ 个人主义、情人” 等, 都在“ 扫进历史垃圾堆” 之列, 所以毫无疑问地都成了贬义词。⁶

有类似变化的词相当多, 以下再举一个“ 企图” 的例子。“ 企图” 本来是一个中性词, 既可用于“ 敌” , 也可用于“ 我” 。以下就是一个用于“ 我” 的例子:

( 5) 过去是敌进我退, 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进入“ 文革” 时期, 我们见到的“ 企图” 无一例外都用于贬义。例如:

( 6)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 企图用“ 和平演变” 的方式, 复辟资本主义。( 王忠瑜等《惊雷》)

“ 文革” 期间, 不仅旧有词语贬义化现象严重, 新生词语中, 贬义词语同样也占相当的比例。我们曾经作过一个简单的调查, 收于按年份编排的《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 熊忠武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 中1967年的共有141个词语, 其中贬义的有39个, 所占比例为27.7%。虽然这些词语并不都是新产生的, 但是新生的也占了相当的比重, 如“ 带枪的刘邓路线” 、“ 海外关系” 、“ 阶级斗争熄灭论” 、“ 小爬虫” 等。此外, “ 文革” 期间, 还有不少带“ 标记” 的新生贬义词, 比如“ 黑” 系列的常用词语就有三四十个之多⁷, 如“ 黑据点” 、“ 黑司令部” 、“ 黑《修养》” 、“ 黑组织” 等。

一些已有的贬义性词语大大地扩大了使用范围和提高了使用频率, 这一现象在“ 文革” 期间也相当普遍。这样, 在此时的文本及话语中, 能够见到或听到的贬义词语就更多了。比如, 批判性文章中, 经常在动词前加上一个描述性或评价性的状语, 而这些状语绝大多数都是贬义性的。以下是我们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彻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编) 一书中搜集到的部分用例:

赤裸裸地攻击、利令智昏地认为、极端狂妄地攻击、昏头昏脑地把自己装扮成“ 英雄” 、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道、发狂地反对、恬不知耻地说、慌慌张张地删去、明目张胆地反对、别有用心地煽动、混淆是非地肯定、嗡嗡蝇蝇的攻击、声嘶力竭地叫嚷、喋喋不休地喧嚷、鸡零狗碎地拾取、自卖自夸地大量兜售、歇斯底里大骂了一阵、张牙舞爪地公开提出、煞有介事地说、装模作样地宣布、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费尽心机地召开、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感激涕零地说、摇头晃脑地说、凶相毕露地说、苦心孤诣地大搞、心怀叵测地问道、像发了疯一样地大画( 山水画) 、拉长嗓门高喊、狡猾地限制、穷凶极恶地反对、气急败坏地跳出来、厚着脸皮声称、厚颜无耻地宣扬、鹦鹉学舌地狂叫、荒淫无耻地庆贺

二、第二次大规模变迁

进入新时期以后, 现代汉语词义的感情色彩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变迁。如前所述, 第一次大变迁主要是“ 贬义化” , 而第二次大变迁则是“ 去贬义化” , 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相当彻底地纠正了第一次大变迁中的贬义化现象, 使大批旧有词语恢复了原有的感情色彩; 二是变一些固有的贬义词为褒义或中性词; 三是旧有贬义词在新义项上实现感情色彩的变换; 四是新生的贬义性词语非常少。以上表现中, 最典型、最具时代特色的是第二种表现。此外, “ 文革” 期间新生的贬义词语此期大都退隐, 而一度过大、过高的贬义词使用范围和频率也有相当程度的缩小和降低, 这些也都是去贬义化的具体表现。

先简单地看一下第一种表现。

上文提到的“ 孝” , 无论独用还是构词, 都已恢复为十足的褒义。它的“ 净褒义度” 为9.6分, 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企图” 现在虽然主要仍用为贬义,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中性义的用例, 表明它的去贬义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以下是《人民日报》的一个用例( 为了显示用例的“ 权威性” , 以下用例主要选自该报) :

( 7) 这次由孟京辉导演的《魔山》, 更企图在“ 颠覆” 中, 赋予“ 儿童剧” 新的含义。( 2006. 1. 6)

其他的如“ 帝、皇、王、霸” 等, 在“ 文革” 期间都是贬义词或贬义性语素, 而进入新时期以来, 却大都摇身一变, 成为褒义词语素, 并且使用频率还都不低, 如“ 影帝、跳水女皇、三冠王、称霸拳坛” 等。再如人们讨论比较多的“ 策划、集团” 等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汉语不同阶段中“ 中性( 建国前) →贬义( 建国后, 特别是“ 文革” 中) →中性( 新时期) ” 的变化, 也都属于此类。

以下讨论去贬义化第二方面的表现。

据解海红、张志毅调查, 《现代汉语词典》中标注“ 贬义” 的共有20个义位, 即“ 原形、叵测、改头换面、各别( 特别) 、各色( 特别) 、官场、惯技、看风使舵、幕后、吹鼓手、皮囊、撒( 施展) 、上窜下跳、顺民、死党、死老虎、为所欲为、幸臣、汹汹、炮制”⁸。二人可能是以1996年7月修订第3版为考察对象, 到了2005年6月第5版, 基本未变, 只是“ 幕后” 释义附注的“ 贬义” 改为“ 多含贬义” , 或许透露了此词褒贬义变化的一些消息。

以上20个义位, 除了方言性( 如“ 各别、各色” ) 、粘着性( 如“ 叵测、汹汹、皮囊、撒” ) 和罕用性( 如“ 顺民、死老虎、幸臣” ) 明显的那些外, 其他的大多数在当代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感情色彩的变化, 即由贬义到中性义。以下依然是权威媒体《人民日报》的用例:

( 8) 钢琴协奏曲《长江》在极大程度上保持了既有歌曲的原形, 故更具可听性和可解性。( 2004. 12. 7)

( 9) 由是, 吉祥物得以一届一届改头换面, 来到奥运会赛场内外, 带给人们对短暂盛会的长久记忆以及对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的美好愿望。( 2005. 11. 15)

( 10) 当你有意无意去翻阅生命这一页的时候, 你还会受到相同的鼓舞和激励; 无论你投身商场、官场或其他什么高贵的、平凡的去处, 想到这一刻, 你心中都会盛满庄严和圣洁的情感。( 1996. 12. 19)

( 11) 去年生猪市场与价格形态的骤然转换已经超出了我国生猪业健康发展的承受能力。这表明生猪产销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调节, 让农民自己去看风使舵。( 1996. 3. 18)

( 12) 比零部件更多的, 是站在它们后面的、为载人航天工程服务的幕后英雄。( 2005. 10. 18)

( 13) 在中医药产业化、国际化的进程里, 绿谷集团愿做开路先锋和吹鼓手。( 1999. 4. 17)

( 14) 日本球迷最会起哄。一会儿是摇旗呐喊, 一会儿是引吭高歌; 一会儿是手舞足蹈, 一会儿是上窜下跳。( 1996. 3. 21)

( 15) 广阔无垠的草原与无拘无束的社会环境, 造就了这位英雄豪放不羁、为所欲为的性格。( 1996. 9. 20)

( 16) 企业必须炮制出有独特风格的款式, 自主设计, 否则就会“ 一步落后而步步落后” , 最终被淘汰。( 2006. 2. 20)

其中“ 原形、改头换面、幕后” 等的中性用例已经比较多见, 其他也大都不是个别现象。

由一些“ 时髦” 或“ 另类” 的文本起, 某些传统的、十足的贬义词也变为中性甚至趋向于褒义。比如称那些经验老到、阅历丰富的人为“ ( 老) 妖精” , 足智多谋的人为“ 老狐狸” , 美貌妩媚的女子为“ 狐狸精” 等, 并且, 这样的用法还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以下各举一例:

( 17) 关芝琳是典型的贵妇美人, 高贵典雅而神秘。说她是老妖精绝对是崇拜的语气。( 《燕赵都市报》2006. 3. 16)

( 18) 对于年轻的金德来说, 霍顿的理论经验足以让其获益匪浅。经验丰富的老狐狸遭遇顽强生猛的青年军, 必然会擦出一系列的火花。( 《大连晚报》2006. 3. 11)

( 19) 要说小范同志长得绝对不赖, 要我形容, 她就是一个狐狸精, 特媚的那种。( 《青年时报》2006. 3. 21)

我们最新看到的一个贬义变褒义或中性义的词是“ 疯狗”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朱广沪在狗年提出了“ 疯狗精神” , 以此来作为球队的“ 魂” 。于是, 这一新的组合形式不胫而走, 频见于报端。我们2006年4月5日利用新浪网的“ 爱问” 搜索引擎进行检索, 一共检索到1387条相关的新闻。以下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 20) 不过, 在比赛中仅仅表现出“ 疯狗精神” 还是不够的, 比赛的关键就是赢球。毕竟这只是一场热身赛, 在接下来的亚洲杯预选赛中, 中国队将遭遇巴勒斯坦、伊拉克和新加坡, 获胜是“ 疯狗” 的唯一选择。( 《东方早报》2006. 2. 13)

并且, 贯彻“ 疯狗精神” 的球队或球员也可以称为“ 疯狗” , 基本上也是不含贬义的, 这在上例中已经出现。以下再举一例:

( 21) 一群疯狗被病猫踢死 28 年来国足亚洲杯预赛首败 ( 《天府早报》2006. 3. 2)

此外, 由“ 疯狗精神” 还连带生出了“ 疯狗足球、疯狗战法、疯狗打法、疯狗战术、疯狗国足、疯狗球队、疯狗队、疯狗军” 以及“ 疯狗阵、疯狗型、疯狗式” 等一些新的组合形式, 同样也都不含贬义。

旧有贬义词在新义项上实现感情色彩的变换, 这在当今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现象, 典型的例子如“ 傻瓜” , 新义项指操作简便的( 东西) ( 见王均熙《当代汉语新词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 。比较保守地说, 这已经是一个中性义了, 由它构成的词如“ 傻瓜相机、傻瓜洗衣机、傻瓜电脑” 等。与“ 傻瓜” 相似的还有“ 懒汉、魔鬼” 等⁸ 。

进入新时期以来, 新词语产生的速度非常快, 量也非常大, 其中贬义性词语所占的比例却很低, 我们曾就林伦伦等编著的《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1978- 2000》( 花城出版社2000年) 进行统计, 在其所收的1800条新词语中, 贬义性的共有68条, 约占总数的3.8%, 这与上文提到的1967年流行语中贬义性词语占27.7%的比例相比, 已经是非常之低了。在新生的贬义性词语中, 它们的贬斥意味更多地来自事物本身所蕴含的恶丑, 而较少像前一阶段那样更多地来自于“ 革命” 思想和观点的主观评价。这一点, 比较“ 三陪、吃拿卡要、包二奶、傍大款” 与“ 黑据点、死老虎、捞稻草、小爬虫” , 就很清楚了。

贬义词使用范围的缩小和频率的降低也是显而易见的, 以下是我们就前边出现过的5个贬义词语在我们建立的各阶段语料库( 总字数约500万, 包含多种文体) 中出现次数和词频所作的统计:

例词	建国前	词频	“文革"中	词频	“文革"后	词频
赤裸裸	4	0.0000027	9	0.0000075	6	0.0000043
明目张胆	0	0	15	0.0000094	2	0.0000014
别有用心	0	0	18	0.0000113	3	0.0000022
丧心病狂	0	0	2	0.0000013	1	0.0000007
歇斯底里	0	0	4	0.0000025	2	0.0000017

三、词义感情色彩大规模变迁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 相关的论著几乎都会谈到, 本文开头所引杨振兰的话就包含这方面的内容, 以下我们再引用一段话:

社会生活对词语感情色彩的演变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以至于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 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往往会有较大的改变, 许多词的感情色彩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⁹

现代汉语词的褒贬义两次大规模的变迁, 正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好的例证。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两次大变迁所处时代的基调或“ 主旋律” 的话, 那么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直到“ 文革” 这一段大概只能是“ 斗争” ,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 与天奋斗, 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 而斗争的实质和最终目的, 是“ 破旧立新” 。在这样的观念和心态下, 旧有事物及观念意识等, 自然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其结果是很多都被贴上了“ 封资修” 的标签, 从而在感情色彩上实现了由褒义或中性义到贬义的强制性转换。另外, 人们更趋向于创造和使用爱憎分明的词语, 这就使得大量的贬义性新词语不断产生, 而已有的许多贬义性词语也保持着较高的使用频率, 并且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所以, 建国以后, 特别是“ 文革” 时期, 是整个汉语历史发展过程中贬义性词语数量最多、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

发生第二次大变迁的社会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其特点的话, 我们会选择与“ 斗争” 相对立的“ 平和” 。我们认为, 这既是当今整个社会主要的基调, 也是人们比较普遍的一种心态。在“ 平和” 的观念和心态下, 才有可能改变上述“ 斗争” 思想, 才有可能对后者所派生出的一系列观念认识进行拨乱反正, 最终使一度被扭曲的褒贬评价得以重新恢复; 而一些传统的贬斥性词语也趋向于中性化的使用; 新生词语中, 也少有受主观意识左右的贬斥性词语。所以, 始于1978年的新时期是现代汉语史中贬义性词语数量最少、使用范围最小、使用频率最低的时期。

两次大变迁中, 第二次变迁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一些, 因为它不但是社会生活及人们观念变化的产物, 同时也有语言及语言表达自身比较深刻的原因。盛银花在谈到“ 魔鬼” 感情色彩的变化时这样说道: “ 贬义褒用有其内在理据, 它是现代生活多元化在汉语词汇中的反映, 是力求充分张扬个性化特征的社会心理在词语使用中的体现, 是社会求新、求奇、求险、求异心理的一种表现。就好像古人写诗押险韵一样, 用字也用险字, 力求避免稳而平淡。”¹⁰

当今语言运用中, 求新求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诉求。而贬义词的去贬义化, 似乎也被视为实现上述诉求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大概是商标语言了。传统的商标语言特别注重引起人们某一方面的美好联想, 进而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 所以多用褒义词语素, 而现在的情况似乎不完全是这样了。如果说像“ 花花公子” 这样“ 直译” 的外来品牌可以不算的话, 那么一大批本土品牌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如“ 酒鬼、小糊涂( 酒) 、乡巴佬( 卤制熟食品) 、傻子( 瓜子) 、笨蛋( 鸡蛋) 、王婆( 甜瓜) ” 等¹¹ 。

以上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两次大规模变迁的原因, 如果从微观的角度, 即从一个个具体的词及其使用来看, 有时还有具体的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受外语的影响。

比如上文提到的“ 花花公子” , 汉语的意思“ 指富贵人家中不务正业, 只知吃喝玩乐的子弟” ( 见《现代汉语词典》) ; 英语中的意思可以从一家该品牌代理公司网页上的简单介绍中看到: “1953年, 美国人休· 赫夫纳创造了‘ PLAYBOY ( 花花公子) ’ 服饰品牌。PLAYBOY 的译意为: 时尚, 风雅, 快乐, 蕴涵着‘ 永远流行, 永远年轻’ 的风格。” 虽说彼花花公子非此花花公子, 但是“PLAYBOY ” 进入中国后, 确实又赋予原有贬义的“ 花花公子” 一层非贬义的色彩。

再如“ 疯狂” 一词感情色彩的变化, 我们认为也属于他源性的。

“ 疯狂” 历来都是贬义词, 然而时下却部分地变成了中性义, 并且使用频率还相当高。我们在网上随意浏览, 就看到了诸如“ 疯狂英语、疯狂现场、疯狂论坛、疯狂学习网、疯狂购物、疯狂下载、疯狂聊吧” 之类的大量组合形式。上述中性义在《人民日报》中已经相当多见了。例如:

( 22) 第五届中国重庆国际啤酒节27日晚开幕, 上万名热情疯狂的市民相互泼洒啤酒, 将啤酒节变成了“ 泼酒节” , 4小时消耗35吨啤酒, 令主办方心痛不已。( 2005. 7. 29)

( 23) 火箭队5日继续反弹, 客场击退骑士疯狂反击后, 以90∶81又赢一场, 取得5连败后的两连胜。( 2006. 1. 7)

我们认为, “ 疯狂” 的“ 走红” 仍然是受英语的影响。英语中与上述“ 疯狂” 相对应的词是“crazy” 或它的副词形式“crazily” , 比如一度很流行的李阳“ 疯狂英语” , 它的英文对译形式就是“crazily speak english” 。“crazy” 是个多义词, 感情色彩也不单一, 它的义项有“ 神经错乱、发疯, 疯狂的、荒唐的, 狂热的、热衷于, 发狂似的、拼命的、激昂地” 等( 见《朗文英汉双解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 , 由它构成的非贬义组合形式相当常见。例如:

crazy golf game/crazy talk /crazy river/crazy news/crazy old reader swim crazily /dance crazily /work crazily /crazily in love/crazily beautiful

这样的形式和用法与上述汉语中“ 疯狂” 的意义和用法应当有内在的联系。

“ 魔鬼” 时下经常用来表示“ 超常( 好) ” 或“ 严厉、严格” 的意思, 前者如“ 魔鬼身段、魔鬼女郎、魔鬼般的歌喉、魔鬼般的音乐理解、魔鬼主场、魔鬼编队、魔鬼般的成绩、魔鬼队形、魔鬼美臀” , 后者如“ 魔鬼教练、像魔鬼一样努力、魔鬼健身计划、魔鬼大考验、魔鬼式的挑战赛、魔鬼训练、魔鬼赛程、魔鬼减肥” 等。这样改变感情色彩的意义和用法可能来自我们的邻邦日本。日语中, “ 鬼/魔鬼” 有多种意义, 其中之一是指想象中的怪物, 受佛教影响而形成的概念。如饿鬼、地狱中的绿鬼、红鬼, 化作音乐、诗歌等各方面都十分出色的美女俊男现于人间; 此外也可以指像鬼一样的人。比如勇猛、铁石心肠之人( 如“ 讨债鬼” ) , 或者是在某种事情上特别专注之人( 如“ 工作鬼” ) , 而名词前面冠以“ 鬼” , 则表示勇猛、无情、异形、巨大等义, 如“ 鬼武者、鬼婆” 等¹² 。

目前, 人们在对外来词的研究中, 已经开始注意到外来词语的“ 汉化” 和对汉语的影响。但是涉及到感情色彩方面的问题, 似乎还没有人专门讨论, 而我们认为, 这方面也是可以大做文章的。

有人在讨论“ 小姐” 词义的变化时, 谈到了以下的观点:

“ 小姐” 词义的变迁, 所反映的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 更应当是社会风尚的变迁, 人们对词语认知心理的变迁。从这一角度来说, “ 小姐” 一词是人们用词与认知心理的“ 后视镜” , 也是社会变迁的活化石。¹³

我们认为, 此论正可推而广之, 用之于整个现代汉语词义感情色彩的两次大规模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