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革期间, 军事词语用于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或方面的现象非常普遍, 构成了文革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对此分两种类型进行讨论, 最后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文革; 军事词语; 泛化现象

所谓泛化, 就词语的使用来说, 就是指扩大范围, 而军事词语扩大使用范围, 自然就是指军事词语被大量地用于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或方面。若干年前, 我们曾经讨论过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 指出这一现象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最大化¹。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在整个文革期间是非常突出的, 由此也形成了文革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由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具体表现, 正可以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或方面, 来了解和考察整个文革语言、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理, 甚至于文革本身的某些特点。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文革期间使用的军事词语为数众多, 比如仅收于《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²1966-1970 年间的新产生或流行的新词新义就有以下一些:

北上、兵团、长征队、打语录仗、定时炸弹、东征、光杆司令、黑干将、红卫兵、红小兵、炮打、炮轰、全面内战、小将、血战到底、战斗队、打广播仗、黑据点、黑司令部、精神原子弹、誓师大会、同一战壕的战友、车轮战、五·七战士、别动队

祝克懿³在讨论“样板戏”的语言运用时, 也谈到了相关的情况: “就连和平建设时期的《龙江颂》、《海港》的词语, 也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 大量使用了斗争词语。以《海港》为例, ‘斗争’ 这个词语就出现了 9 次, ‘革命’ 出现了 13 次, ‘阶级’ 出现了 12 次。还有大量的‘枪杆子’、‘火线’、‘打先锋’、‘战斗’、‘反帝’、‘运动’、‘阶级敌人’、‘破坏’等斗争用语。而以语素‘战’为构成成分的词, 《海港》中就有‘战友、战士、战斗、奋战、应战、请战、战鼓、战场、政治战’, 《龙江颂》中有‘战歌、会战、斗天战地、奋战、战斗、战鼓、苦战、战友’, 形成奇特的和平时期的战事用语”。

类似的“和平时期的战事用语”的确多而且极为常用, 以下就是两个很普通的例子:

(1) 他清楚地知道, 大战狼窝掌决不仅仅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斗争, 也是一场严峻的阶级斗争。(《大寨人的故事》)

(2) 有批判, 还会有反批判, 又会有再批判, 思想的仗, 是永远不会“停火”的。(《彻底批判反动小说》)

甚至, 还出现了很多整体上以战争为喻的表达形式, 例如:

(3) 这个仗真没法子打! 背后猛地里捱上一刀, 却不知道是敌人摸进来了, 还是自己队伍里有人倒戈了。(《志气歌》)

(4) 对, 这就象打碉堡群, 把主碉堡拿下了, 别的也就站不住喽。(同上)

文革时期军事词语的构成及其使用情况大致有两种, 以下我们分别讨论。

一、已有军事词语

即在非军事方面的表达中直接使用已有的军事词语, 此时用的主要是它们的引申义, 或者是“扩大”义(语域的转移或扩展), 或者是比喻义, 前者如“兵团、炮打”, 后者如“定时炸弹、别动队”。

比如“炮打”, 表示的是“批判、打倒”之义。1966 年 8 月 5 日, 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影响所至, “炮打”成了一个十分常用的词, 例如:

(5) 炮打司令部, 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定要做到“炮位正, 目标准, 打得狠”。(《人民日报》1966.9.17)

在高频的使用中, “炮打”的用法也迅速拓展, 例如:

(6) (他们)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打的对象。(同上 1966.9.22)

(7) 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团结得好, 联合得好, 炮打得好, 打中了敌人的脊梁骨, 惊醒了受蒙蔽的人。(同上 1967.1.14)

考虑到前后的一致, 我们认为此例中的“炮打得好”不是“炮/打得好”, 而是“炮打/得好”。

另一方面, 由“炮打”还引出了其他的连带表达形式, 如“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斗争的大方向, 正好炮位, 瞄准目标, 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永世不得翻身”等。

《当代中国流行语辞典》中“别动队”的释义是“原指离开主力单独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后多指武装特务组织; 1970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时, 那些运动打击的对象被含糊地称为‘帝修反的别动队’。当时一些人连什么叫‘别动队’也不知道就当了‘别动队’。”实际上, 早在此前, “别动队”就有“超范围”的用例了, 例如:

(8)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劳动人民进行各条战线上的搏斗的时候, 有一支下了很大赌注的别动队, 那就是通过它们的腐朽的文化艺术, 从思想意识上侵蚀各国劳动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青年。(《人民日报》1963.6.23)

文革以后, 这样的用例就比较常见了, 再如:

(9) 他们是国内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 他们也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别动队。(同上 1966.5.26)

文革期间, 已有军事词语泛化的数量相当庞大, 使用频率往往也都很高。以下是我们就一组这类词语的使用情况在不同时期的《人民日报》进行调查的结果。

表一

注这里的词频表示每百万字的出现次数, 如 4.1 表示在 100 万字中出现了 4.1 次

上表清楚地显示, 我们所调查的 5 个词的用例数, 都以文革期间的 1967 年为最高, 而通过不同年份用例的对比, 则可以看到以下的明显变化: 1947 年基本都用于本来的军事范围; 1967 年主要是泛化的用例, 多用于政治方面; 1989 年以后也主要是泛化的用例, 其中以用于体育方面为最多。以下三个“决战”的用例,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10) 这是蒋介石遭受连续失败后集中其最大力量带有孤注一掷性的决战, 只有粉碎了这一进攻或再给以一两个决定性的打击, 歼灭其一定数量的有生力量, 才能停止蒋军的战略进攻。(《人民日报》1947.2.18)

(11) 在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的关键时刻, 我们全市革命造反派必须挺身而出, 迅速地行动起来。(同上 1967.1.19)

(12) 双方在加时赛中均无建树, 点球决战中, 上海队前两名队员罚失, 此后两人罚中, 最后又有一名队员将球射偏。(同上 2005.10.21)

二、新造“准”军事词语

即以军事词语为基础, 通过添加其他成分而构成的新词语, 在这样的新词语中, 所添加成分的意义是对原词义的限定, 从而使之缩小了指称的范围(或者说是实现了表义的“专化”), 同时也实现了语域的转移, 即由军事到“民用”。这样的例子如“打仗—打语录仗、卫兵—红卫兵、原子弹—精神原子弹”等。

有一些军事词语在文革期间被经常用来作为构词的基础,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则是这些军事词语参与构词, 并且已经获得了相当强的构词能力, 甚至实现了构词的“词族化”。比如“战士”, 在十年文革中《人民日报》的用例数是 15492 个,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添加别的成分而构成的新词语, 如“革命战士、思想战士、文化战士、自由战士、民主战士、文艺战士、共产主义战士、造反战士、红色战士、红卫兵战士、红小兵战士、五七战士”等。这些“战士”词族的词, 有许多都是指军人以外的人, 甚至是专指军人以外的人的, 如“红卫兵战士、五七战士”等。

文革期间, 一些军事编制单位名称也经常这样使用, 被用作地方组织和单位的名称, 这也是军事词语泛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和表现。这一情况, 在当时的媒体上有很多记录, 例如:

(13) (天津延安中学)改革了学校的政治工作机构, 设立了政治处, 取消了突出业务的教研组, 把各年级和班改为连、排, 并在各连配备了政治指导员。(《人民日报》1968.3.8)

(14) 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这次组织的三结合“支农”大军, 是以人民解放军为榜样, 编成团、营、连、排、班, 进行活动的。(同上 1968.3.8)

以下是两个实际的例子:

(15) 九月六日晚上八点半钟, 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二连二排三班的七个工人, 正在站台上紧张地给一列开往边疆的货车装载物资。(同上 1968.9.8)

(16) “九大”代表走后, 橡胶十一厂二连四排, 向全厂工人发出倡议, 开展“向‘九大’献礼月”活动。(同上 1969.4.5)

另一个大量使用的军事单位名称是“兵团”, 主要用于各种群众派性组织和红卫兵组织的名称, 通常是人数少的称为“战斗队”, 人数多一点, 就称为“兵团”。比如上海《文汇报》1967 年 1 月 15 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在 11 个署名单位中, 就有 3 个是以“兵团”命名的, 即“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由此可见其使用之多了。以下再举两个实际的用例:

(17) 沈阳铁路局革命造反兵团总部联络委员会最近通过了致全国铁路系统各革命造反派的一封最紧急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7.1.14)

(18) 整训以来, 我们兵团编入五连。当连里或别的单位动用我们的人和东西时, 我就不想给, 怕把我领导的兵团搞垮, 丢我们兵团的荣誉, 丢我的面子。(同上 1967.2.22)

此例显示, “兵团”成了“连”的下属单位, 可见其“大”, 也可见当时此词使用之滥了。

三、军事词语泛化原因简析

文革语言中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 有比较深刻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 由来已久的社会及语言表达传统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 军事词语的使用有比较广泛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后, 人民解放军的大批干部战士转入地方, 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和建设者, 在把军人的作风带到地方的同时, 也把军人的词语带到了地方, 并用之于非军事的方面,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一种传统。祝克懿³在罗列了一些样板戏中“和平时期的战事用语”后,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 “源自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核心思想的影响: 要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后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轨道, 使之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部分的影响, 也有陈思和⁴所提出的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 ”; 而关于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 陈思和谈到, “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 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 实用理性与狂热非理性的结合, 民族主义的高度发扬, 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 以及因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于军事生活, 把战时军队生活方式视作最完美的理想境界, 等等。这种种文化特征在战后短短的几年中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2. 政治运动的影响和需要

文革是我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运动。加之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和斗争的影响, 人们已经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因而处处所见都是阶级斗争, 甚至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 于是乎全国皆“兵”, 运动被当成了没有枪炮硝烟的战争来进行, 这样, “战役”、“战斗”、“歼灭”、“炮轰”、“粉碎……进攻”等等军事词语, 都成了最具“战斗性”、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 军事词语的泛化也因之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3. 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似性

军事词语往往有明确、简短、有力的特点, 当然还有浓浓的“火药味”, 而它们所指的人、事, 或所表达的动作行为, 往往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某些人、事或动作行为有极大的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 这一点, 构成了军事词语大量泛化的根本基础和条件。如前所述, 文革被当成了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样二者之间有了更高的相似度和一致性, 所以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在此期最为突出, 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