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文革语言的语法为对象，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考察：一是动词的使用，二是《语法修辞讲话》中指为误用的一些形式在文革时期的表现。两方面的考察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文革语法总体上是“干瘪”的，即简单、单调，缺少变化。

关键词：文革；文革语言；语法

发生在40年前、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现代汉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之发生了许多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系列与文革前及文革后的明显差异，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至今还没有很好地研究和总结。

我们认为，研究文革时期的语言及其特点，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一是从语言研究本身来说，特别是从我们所从事的“现代汉语史”研究来说，此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各种语言现象本身都包含了丰富的史的内涵，值得认真地归纳和总结；二是由文革时期诸多语言现象的考察和对相关原因的分析，还可以获得一个相当好的角度，借以观察、了解和认识那场运动本身以及当时的社会。总之，文革时期的语言及其运用，以及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语言与社会互动、社会生活对语言发展变化产生巨大影响的非常好的实例，非常值得而且应当进行深入地探究。

本文从几乎被人们忽略了的文革语言的语法方面入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以期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和认识文革语言。

我们的考察是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进行的，按现代汉语的分期，来分阶段地进行对比：

第一阶段：1919 – 1949；

第二阶段：1949 – 1966；

第三阶段：1966 – 1976；

第四阶段：1978 – 。¹

本文所用的语料是《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 – 2005），所有用例也均取自该报，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列出版时间。

一、动词使用情况的考察

文革时期，动词的使用很有特点，我们从中选取几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

1. 动词的使用范围

这里讨论的是一般认为属于不及物动词的动词及其使用范围的变化。在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这些不及物动词的使用范围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不同。基本的情况是：在第一和第四阶段范围最大，而在第二阶段则趋于缩小，到了第三阶段即文革时期，达到最低点，具体的表现就是有带宾语与不带宾语使用的差异和变化。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中未列 % 名宾类& ，即未列出可以带名词性宾语用法的动词有“帮忙、挑战、服务、奋斗、叛变、忍耐”等，它们的使用情况在不同阶段有明显的不同。

比如“挑战”，建国前有带宾语的用例，仅《人民日报》中就有7例，如：

（1）俺村一个妇女与她男人挑战生产，她男人劳动一年收了六石粮，人家三个月就赚了八石粮。（1947.4.13）

（2）副农会主任申子祥向全组挑战担水，他自己到地不休息，半天就比别人多担七、八担。（1947.5.23）

建国以后，类似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中只出现2例，即：

（3）西北钢铁公司炼钢部全体职工热烈挑战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1.12.13）

（4）（场长）今年春播时，在指挥开荒播种的战斗中，仍和场部的青年干部挑战开荒，比当年南泥湾开荒的干劲。（1960.7.31）

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挑战”带宾语的用例再未出现。《人民日报》中这样的用例再一次出现，已经是1987年了，例如：

（5）中国队只踢了30分钟的好球，下一场挑战日本，若能踢出这30分钟的气势来，有取胜希望。（1987.10.2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样的用例在《人民日报》中才多了起来，比如“挑战自我”在1996年到2005年间就出现了92次，“挑战极限”1997 - 2005年有72例，等等。以下再举两例：

（6）人类挑战环境，挑战自我，在认识、利用、驾驭冰雪的过程中，展示高超的技能和智慧。（1996.2.5）

（7）届时，中国武术精英将挑战美国职业拳手，进行一次全新的交流和尝试。（1998.8.31）

与“文革”前不同的是，“挑战”宾语的语义类型有所变化，即由“挑战”的内容到对象，但是这种变化并不影响其及物性用法的存在这一事实。

除了“挑战”外，还有其他一些动词也有上述变化，比如我们还曾以与“为人民服务”等义的“服务人民”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中进行检索，所得数据如下：

1946 – 1965：73 例

1966 – 1976：0 例

1977 – 2005：437 例。

与“服务人民”用法相同的“服务社会”的数据是：

1948 – 1963：19 例

1964 – 1977：0 例

1978 – 2005：615 例。

2. 程度副词 + 一般动词”形式

这里所说的“一般动词”，指心理动词以外的其他动词。对于“程度副词 + 一般动词”形式，长期以来，人们的看法和表述都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趋向于否认，比如吕冀平说：“程度副词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副词的特点，那就是它只能修饰形容词和一些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不修饰一般的动词”²；赵元任也说：“动词本身不受程度副词修饰”³。

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绝对，有一些动词是可以直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这样的用例在文革前、后均偶能见到，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更是相对多见，而在文革期间却极为罕见，多数情况下是不见用例，由此也形成了此期动词用法与其他阶段的一个不同之处。

比如“通行”一词，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动词，而1946 – 2005年间的《人民日报》出现了5例“很通行”，其中文革前3例，文革后2例，以下前、后各举一例：

（8）而用陈久的腌萝卜叶止痢、解渴，至今在民间仍然很通行。（1959.6.11）

（9）事实上，这种做法在国际上也很通行。（1999.6.20）

再比如，《人民日报》中“很帮忙”的用例有4个，其中文革前1例，文革后3例，以下也各举一例：

（10）对江海关税务司用英人白礼查一事，他强调说：白礼查一向对中国很帮忙。（1946.7.31）

（11）农学院的两位中国学生很帮忙，他们替我要来了加大洛杉矶分校的入学申请表。（1980.4.20）

其他再如“忽略、反对、对应、轰动、赞美、震动”等，基本也都有上述表现。

3. 个别动词用法的变化——以“帮忙”为例

前边举过“帮忙”前加程度副词的用例，这样的用例文革前、后都有，而文革期间不见，由此就形成了此词用法时间差异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差异，主要就是及物与不及物的区别。

我们以“帮忙群众 / 你 / 我 / 他”为关键词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中进行检索，一共检索到9个用例，其中1949年以前3例，1950 – 1963年6例，这样的用例如：

（12）老太太，不要哭了！我们就是来帮忙你老人家收麦的。（1947.6.20）

（13）后来由于我们帮忙群众做活，才解除了误会。（1951.4.1）

（14）这个法案就是艾森豪威尔感谢石油垄断资本家帮忙他取得政权的酬劳。（1957.2.27）

上述几个关键词虽然在文革后也没有用例，但是我们在文革后的《人民日报》中还是发现了“帮忙”带其他宾语的用例，如：

（15）因为他知道，小学毕业之后他应该去学手艺，正象亲友们希望他做的那样，好帮忙母亲，减轻母亲的辛劳困苦。（1980.3.11）

不仅是“帮忙”带宾语，在其他的用法上，也是有时间差异的。比如，我们还以较具口语性的“帮帮忙”和“帮个忙”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使用的频率也都以文革期间为最低。上述两个组合形式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的用例数分别是：

帮帮忙：38 11 105

帮个忙：20 9 60

二、基于《语法修辞讲话》的进一步考察

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版）中指为“误用”或“病句”的一些现象为对象，考察它们在不同阶段的使用情况。总体的情况是，在《讲话》发表和出版之前，其所批评的误例或病句比较多见，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多呈减少的趋势，而到了文革期间，基本上都达到了最低值。我们认为，这样的表现，也是很能体现和反映文革语言语法特点的。文革一过，这些形式往往又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回升，许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值，由此也显示了此期的语言形式与前一阶段相比，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下我们就举例性地对此进行说明。

1. “出品”

《讲话》第二讲“词汇”的“词性”部分，有“名词误用作动词”一项，列出的第一个误例是“出品了像《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钢铁战士》等影片”，下边指出，此例的“出品”应改为“摄制”。

按，“出品”作为及物动词的用法，在第一阶段比较常见，例如：

（1）今年只华丰领导的熟皮组，即出品各种皮子八万三千张。（1947.11.24）

（2）本厂出品杀除蚜虫（腻虫蜜虫）猿叶虫（白菜牛子）和红蜘蛛（火龙红沙）的特效药“鱼滕粉”。（1949.4.29）

在第二阶段，即使是《讲话》发表以后，这样的用例仍偶能见到，例如：

（3）一九五二年，捷克斯洛伐克电影事业完成了十九部影片。一九五三年将出品二十二部艺术影片。（1953.4.22）

而到了第三阶段的文革时期，这样的用例在《人民日报》中一个都没有了，进入第四阶段以后，才又重新出现，而且用例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阶段，例如：

（4）这家公司独辟蹊径，专门搞京剧的电视节目制作，将舞台传统与影视创新溶为一体，为台湾京剧杀开一条新路，现又出品电视京剧《蝴蝶梦》等。（1989.2.19）

（5）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基地，上海美影厂共出品了近500部动画片、剪纸片和木偶片。（1997.7.29）

2. “—化”与“—性”

在“词性”部分的“化”与“性”一小节中，列举了因为这两个词尾常用而产生的流弊，即不合适的组合形式，如“简单化的对立态度”“生活化”“激化起来”以及“专门性”“讨论性”“剥削性”和“目的性”等。

我们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以上述组合形式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对比不同阶段的用例，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曲线：两头高而中间低。以下就按前、中、后分别列出上述组合形式的数据：

	前	中	后
简单化的态度	3	2	6
生活化	21	1	235
激化起来	14	9	15
专门性	9	0	1
讨论性	2	0	2
剥削性	19	3	10
目的性	429	57	219

3. “一度”

《讲话》在“词汇”的“词义”部分，有“否定与肯定”一项，列出的第二个误例是“因此，问题一度未能解决”，接下来的分析是，“‘一度’也只用在肯定语气的句子里，如说‘他曾经一度休学’，本句应把‘一度’改做‘有一时期’”。

其实，在现代汉语的各个阶段，“一度”的使用似乎都没有上述严格的限制，以下我们每阶段各举一例：

（6）到美国后，他常常到海军合作社购买超额物品，以致曾引起海军合作社的抗议，一度不卖东西给中国海军。（1946.8.22）

（7）党员冶永胜在担任副业组长时，一度不积极参加队里劳动。（1961.12.13）

（8）几个代表会议以外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由于受了坏人的挑拨，一度不肯同我们合作。（1968.1.8）

（9）这项一度不被看好的赛事已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传统赛事。（2005.12.29）

我们曾以“一度不”为关键词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进行检索，所得文革前、中、后时期的用例数分别是39、79、68。“一度不”的组合形式以文革时期为最高，部分原因是可以解释的，比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习惯性的固定形式，如“一度不安心”就有31例之多。

文革时期“一度”的使用与其他阶段的不同，表现在除了“不”之外，未见与其他否定副词组合的用例，而在此前的第二阶段和此后的第四阶段，都有为数不等的这样的用例，这样，文革时期“一度”在与否定副词搭配的范围方面，就不如其他阶段宽。例如：

（10）我市从9月初发动全民办电，到10月11日许多单位轰轰烈烈、大搞群众办电，但还有五个单位，一度没办。（1958.11.15）

（11）沔阳修水利工作所以一度没得到良好的效果，就因为人的思想不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1965.12.14）

（12）赵天成的一个女儿一度没找上工作。有人给他爱人出主意：“让孩子的爸给办事的人送车煤，孩子的事就好办了。”（1982.6.7）

（13）但由于领导、管理、教师等一度未落实好，有的班学生流失，在校的不安心。（1989.7.7）

4. “被”字句

《讲话》后附的“语法修辞正误练习”中“虚词”部分的第六小节，讨论“把”和“被”的使用问题，举的第16个例子是“被服务的人也对服务者感到敬佩与感激”，后边的“正误”中说：“‘服务’不是一般的及物动词（‘服务教育’之类实际是在中间省了一个‘于’字的），因此，‘被服务’就叫人觉得别扭，要是改做‘受到服务’，还是别扭。倘用一个泛指的‘大家’比较妥当”。

按，我们就这一用例，以“被服务”为关键词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中进行检索，一共得到145个，其中1952 – 1965年间10例，1980年以后有135例，整个文革期间没有用例。以下我们文革前、后各举一例：

（14）所谓态度问题，其实是怎样看待被服务者同服务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958.12.4）

（15）服务收费是由被服务对象和服务人员自行洽谈，一般都能从实际出发，收费较低。（1983.8.10）

这一部分的第18个“误例”是“在理论上说当事人双方的经济条件也应当是被考虑的问题”，下边把“也应当是被考虑的问题”直接改为“也是应当考虑到的”，很显然，作者认为“被考虑”与“被服务”一样，都是不好的组合形式。然而，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中，“被考虑”一共出现了54次，其前、中、后的分布是33、3、18，以下我们也各举一例：

（16）那时候，比如将汉水引到黄河里来的问题也将被考虑。（1955.7.20）

（17）我们已经在主席团会上反对写这封信，我们的意见根本未被考虑。（1966.6.19）

（18）他说，如果举行多边对话，届时即使没有俄罗斯参加，它的立场也将会被考虑。（1996.5.9）

在文革期间的3例中，有一例是“被考虑列为候选者”，即“被”与“考虑”之间并无直接的结构和语义关系，所以可以排除在外，这样，实际上见于此期的用例就只有2个了。

5. “为了”

“虚词”部分的第九小节讨论了“因为、为了，由于、结果、使”等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其中涉及到“为了”的例子，如：

欧陆各国间为了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也还有细致的异点。

为了封建势力特别浓，因此人民的政治觉悟特别低。

在下边的“正误”中，都提到要把“为了”改为“因为”。

按，在早期的现代汉语中，连词“为了”既可表示目的，也可以表示原因，后者的用例如：

（19）他还指着头上一块乌青的疙瘩，说是为了回避得太慢了一点了，吃了一下官兵的飞石。（鲁迅《理水》）

我们在建国前的《人民日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用例，如：

（20）美国兵士自己亦看清楚他们驻在中国不是为了军事的需要，而是有其政治原因。（1946.5.27）

这样的用法也延续到了建国以后，但是，在60年间的《人民日报》中，含有“为了”的文章共有257125篇，数量太多，我们无法一一打开，来考察其表示原因与表示目的用法的分布情况，我们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以“为了这个原因”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共得到51例，前、中、后的分布情况分别是42、4、5例。

由“为了这个原因”显示，“为了”表示原因的用例依然以文革期间为最少，以下我们各举一例：

（21）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紧缩机构，调动一部分人员返回内地工作，就是为了这个原因。（1957.4.23）

（22）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伊朗欣然接受了伊拉克提出的关于签订海湾安全条约的主张。（1975.9.9）

（23）国有企业最忌官僚主义。也许为了这个原因，新奥尔良港不属政府管理。（1995.4.10）

三、对上述考察结果的认识

上述考察结果，使我们趋向于认为，相对于前后阶段一些形式和用法比较丰富、多样的表现来说，文革语言的语法表现显得“干瘪”得多了，即更为简单、单调，缺少变化，与“标准语法”规则的吻合度似乎更高。

于根元曾经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对文革语言给予了“有限的肯定”：“语言的变化有个惯性的原则，社会的作用到语言的变化还有个时间差，所以十年动乱时期语言规范情况还算好。”⁴

在对文革语言评价几乎“一面倒”地全盘否定的情况下，于根元的观点显得相当“另类”，但是却可以从语法方面得到证明和支持。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值得注意，甚至是重视。

对于文革时期语法有上述表现的原因，于根元认为是“惯性原则”所致，这其实只揭示了很少的一部分原因。我们认为，除了语言自身的原因外，文革时期语法的上述表现更应该从社会以及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共变关系中寻找更为充分、合理的解释。赵世开说：“语言运用中既有分也有合。所谓‘分’指的是变异，所谓‘合’指的是规范。在封闭型社会里‘合’是主要的趋势，而在开放型的社会里‘分’是主要趋势。”⁵

文革时期无疑是一个严重封闭的时期，当时的社会是特殊形态下严重封闭的社会，所以语法方面有上述“合”的表现，是非常自然的，丝毫不值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