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时期，大量的词语实现了由中性或褒义到贬义的变化，或者是新增了贬义的色彩，本文对此分别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词语贬义化的原因以及几种不同的变化和发展情况。

关键词：“文革”；“文革”语言；感情色彩

引言

在汉语词义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中，人们经常会用到“褒义词”、“贬义词”这样的称名，虽然有人认为“感情色彩本身是丰富多样的，绝不是‘褒贬’可以网尽的”¹，也有人对词义感情色彩褒、中、贬的三分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²，但是作为一对已有概念，它们一直都在使用，而本文也是在这一对概念的指称范围内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关于褒义词，我们取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即“凡含有赞赏、嘉许、褒扬、奖掖、喜爱、尊崇、美好、吉祥等感情色彩意义的词，就是褒义词”³；而所谓贬义词，就是表示人对事物现象的否定、贬斥的词，也可以称反感的词⁴，如果说得再详细一点，那就是“凡含有贬斥、诋毁、批评、嘲讽、厌恶、歧视、丑恶、凶险等感情色彩意义的词，就是贬义词”⁵。上述两类以外的其他词语，基本就属于中性词语了。

董为光指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态度、评价，通过不同的途径，对词义领域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根本上讲，人们对事物的褒贬态度，决定着指称该事物的语言符号的评价意义和褒贬色彩”⁵。文革期间，人们对许多事物和现象的认识及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由此就造成了一大批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性或褒义词语的贬义化，也有为数不多的贬义词语变为褒义或显示了褒义化的趋向。贬化多而褒化少，正反映了文革运动最重要的特点和取向：以“破”为主，即对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和积淀的文化遗产的破坏和颠覆，亦即后人所说的“大革文化命”。

关于贬义，除上边的说明外，在具体的判定过程中，我们还注意把握以下三条标准：

第一，由表义看，即词汇意义本身是否包含贬斥的意味，这是最主要的标准和依据；

第二，由对象看，即一定是用于贬斥对象（主体或客体）的；

第三，由频率看，有些情况（比如“正话反说”），如果使用频率较低，我们趋向于认为属于语篇行为，如果频率很高，就认为是由临时而趋于固定，即已经具有了贬义。

除了“本来”就具有贬义的词（如“坏蛋、腐朽、污蔑”等）外，文革期间，一般词语贬义的产生和发展都有比较强的规律性。就褒义词来说，它的由褒到贬往往是“强加”的，即在某些特定语境下的硬性赋予（如“正话反说”等），比如下边我们将要讨论的“先生、君子”等；就中性词来说，一部分是观念意识等的改变而直接赋予的，如“奖金、彩礼”等，而更为常见的情况则是“本义”或“本用”为中性，而引申义（包括修辞性引申义、抽象义等）则为贬义，如“兜售”，文革期间用于具体的“货物”等，是中性义，而用于抽象的思想、观点等，则为贬义。

一 褒义词语的贬义化

1.1 表敬语的贬化

汉语中有不少表敬词语，按上边我们划定的范围，它们属于褒义词语，而这些词语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几乎不同程度地都有贬义化的倾向，甚至已经局部实现了贬义化。以下我们举例分析。

先生

“先生”一词在文革期间虽然使用范围缩小、频率降低，但是在表义范围上却有所拓展，这就是经常用于讽刺性的指称，含有明显的贬斥意味，例如（以下除特别指明的外，所有用例均出自《人民日报》，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标出版日期）：

(1) 社会主义的东风所向披靡，“顶风”派的先生们完蛋了。（《彻底批判反动小说》）

(2) 嘿嘿！老爷们，先生们！你们瞎了眼，把人看错了。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眼最亮，心最红，脚跟站得最牢。(1967.2.14)

(3) 苏修先生们，你们在全世界干尽了横行霸道的勾当，充分暴露了你们超级大国的丑恶面目。（1972.8.28）

与“先生”属于同类的“小姐、公子”等，也有类似的变化。

光顾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释义是“敬辞，称客人来到，商家多用来欢迎顾客。”

此词在文革期间的变化有两点，一是用例大减，二是义有所转，为数不多的例子几乎都是用于指斥的对象，因而有相当明显的讽刺意味，可以归之于贬义词。例如：

(4) 诺维科夫为了用实际行动表现苏修与美帝的“和谐”，恬不知耻地专门去参观了“万国博览会”的“美国馆”。美国政府的代表以停止一般参观者入场，来报答这个苏修代表的“光顾”。（1970.4.18）

(5) 他以为，只要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子给他的军队配上一些白人雇佣军的军官，胜利就会来“光顾”他了。（1970.5.25）

按，以上两例中的“光顾”都加上了引号，正突出了“所谓的”这样的含义。

“光顾”不带引号同样也能表示贬斥的感情色彩，例如：

(6) 人们告诉我们，首都的好几家珠宝商都曾受到‘宪兵’的光顾，他们手持武器没收了金银财物和钱柜里的现款。(1972.10.10)

类似的由敬辞而变为贬义的还有一些。再比如“光临”，也是如此，例如：

(7) 英国公众为何如此强烈反对这个苏修头目的“光临”？因为他们早就看透了、也恨透了苏修对英国和西欧的种种渗透、扩张勾当。(1976.11.2)

1.2 其他褒义词语的贬化

表敬语之外的其他褒义词语还有很多，以下我们按称人类和叙事类分别举例说明。

1.2.1 称人类

这一类由褒趋贬的词语为数不少，比较明显而又常见的如“天使、偶像、超人、大人物、大儒、干将、高参、君子、老手、权威、圣人、圣贤、贤人、孝子、救世主”等。

干将

《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能干的或敢干的人”，《褒义词词典》（史继林、朱英贵编，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收有此词。以下是文革前“干将”用于褒义的例子：

(8) 我们今年的水利建设，正由于依靠着像梁兆鹏和他的战友们一样千千万万大胆的梦想家和脚踏实地的干将，因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1958.11.27）

文革期间，“干将”几乎一律用于贬义，1966-1976年间《人民日报》中一共有87例，其中86例都是这样，例如：

(9) 反动影片《红河激浪》的炮制工作就在这个黑干将的指使下，正式开张。(1968.5.4)

(10)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们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公然组织了对《智取威虎山》的疯狂围攻。（1969.1.6）

权威

文革前，“权威”基本都用于褒义，例如：

(11) 这里有四位主试人。他们是电机专业的权威。（1956.8.3）

进入文革后，我们见到的所有指人的“权威”均用于贬义，例如：

(12) 革命造反派把检修主力设备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手里夺了过来。（1967.1.20）

(13)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专了我们的政。(1968.6.3)

如果不是指人的，则“权威”未发生贬化，例如：

(14) 我们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1968.5.19)

1.2.2 叙事类

我们把指称事物（具体或抽象）、陈述性质状态等的都归入此类。这类词语比称人类词语的贬化现象更多一些，例如“锦标、功德、国粹、清福、天堂、义气、孝顺、清高、动听、时髦、甜蜜、安逸、慈悲、慈善”等，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有贬化的倾向，有一些已经或基本上实现了贬化。

义气

文革前，“义气”主要用于褒义，例如：

(15) 他有义气，敢打不平，使无辜的犯人得救。（1961.6.21）

到了文革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属于否定性的用法，可以看作基本实现贬义化了。例如：

(16) 我们工人阶级不能讲什么“报恩”，讲什么“义气”，只能讲革命原则，我们的最高原则就是毛泽东思想。（1967.7.5）

(17) 他们讲的是小团体主义的义气，而不是革命的根本利益。(1967.9.15)

时髦

此词在文革期间成为十足的贬义词，例如：

(18) 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禁要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同腐化堕落的时髦、同色情淫秽的音乐会和电影有何相干？（1967.11.3）

(19) ……既有腐朽的孔孟之道，也有时髦的“西方文化”；既有宗教狂热，也有海淫诲盗。(1974.1.24)

按，以上两例，一例“时髦”前加修饰语“腐化堕落”，一例与“腐朽”交错使用，都突显了它的贬义。

二 中性词语的贬义化

中性词语的贬义化现象在文革期间也不鲜见，以下我们仍按称人类和叙事类分别讨论。

2.1 称人类

这一类词似乎不是特别多，使用比较多的如“鼻祖、代理人、门徒、祖宗、小市民、座上客”等，另外，我们把“后台、集团”等也归入此类。

鼻祖

“鼻祖”的意思是“始祖，比喻创始人”（见《现代汉语词典》)，在很长的时间内，它一直是一个中性词，既可用于“好人”，也可以用于“坏人”，甚至还可以用于无所谓好坏的“东西”。在文革期间，“鼻祖”的使用范围缩小：只指人而不指物，并且全部用为贬义，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一共有36例，都是如此。例如：

(20) 他们两人，一个是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鼻祖，一个是中国三十年代文艺的“祖师爷”。(1966.9.6)

(21) 提起托洛茨基来，人们都知道，他是作为托派匪徒的鼻祖和革命者难得的反面教员才得以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的。(1972.4.25）

门徒

文革前，“门徒”也是一个中性词，进入文革时期以后，情况有所不同了：我们所见10年间《人民日报》中的163个用例，全部都是用于贬斥对象的，例如：

(22) 苏修这一小撮叛徒既是老沙皇的孝子贤孙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又是老修正主义者的忠实门徒。（1969.8.29）

(23) 孔老二两千多年前搞复辟，以丑剧开演，以悲剧告终，如今他的门徒林彪搞反革命复辟，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灭亡！(1974.2.9)

2.2 叙事类

属于这一类的如“彩礼、古董、奖金、修养、老牌、秉承、策划、出场、重演、垂青、捧场、喝彩、开张、推崇、搜罗、效忠、效劳、宣扬”等，都不同程度地贬义化。

老牌

《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货品）创制多年，质量好，被人信任的。比喻资格老，人所公认的。”文革前，此词经常与指称贬斥对象的词语搭配，由此而“感染”了些许贬斥的意味，例如：

(24) 近几年以来，以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阻止国内进步运动为宗旨的美国老牌恐怖组织三K党在美国南部各州的活动日益猖獗。(1957.5.28)

但是中性的用例也相当多，例如：

(25) 情况既然如此，那末盖伊阿竟能在一些老牌人物都组阁失败之后而轻易上台，又是什么原因呢？（1957.11.9）

进入文革以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所见，几乎都是用于修饰贬斥对象，亦即含有贬义的词语，例如：

(26) 英帝国主义是最反动的老牌侵略强盗，也是个最愚蠢最腐朽的家伙。(1967.6.22)

(27) 最近，不是有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抛出了一个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所谓“检查”书吗？（1967.7.21）

秉承

文革以前，“秉承”中性的用例时能见到，而文革中，我们所见，所有的用例都为贬义，它的贬义来自它所关联的主体和客体：二者均为贬斥和批判的对象，例如：

(28)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1967.1.25)

(29) 他秉承主子的黑指示，利用窃取的职权，极力鼓吹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封建旧戏曲，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1967.12.21)

三 贬义化的成因及发展过程

3.1 贬义化的成因

造成文革时期大量词语贬义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活以及人们思想、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我们以“清高”一词感情色彩的变化为例。《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第7版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杜庆华的文章《略论“歌德派”》，文中有以下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这样的纯正和旧社会中的清高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在旧社会中清高可以认为想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能不能划清当然是另一问题），但是到新社会再清高，那么到底是和谁断绝联系而和谁发生联系呢？别人进步就首先怀疑他的动机，那么我们到底是希望别人进步还是希望别人退步？

这一段文字中，三次出现“清高”，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社会生活的改变而导致观念、意识改变，最终影响到词的感情色彩：在旧社会，“清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在新社会，再“清高”下去，就有一个“思想”和“态度”的问题了。正是有这样的转换，最终导致“清高”一词的感情色彩发生了由褒到贬的变化。

如果说这一段文字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7月25日的另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的文章，说得就非常明确了：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人对积极靠拢共产党的人称为“趋炎附势之徒”，好象自己不愿和人民靠拢，对人民的事业不愿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才算“清高”似的。尤其可怪的是，一些在旧社会作过官吏的人，今天在人民面前却大谈其“清高恬退”，不愿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了。

在这里，对“清高”的“定性”已经是相当严重了，即赋予此词的贬义色彩已经比较浓重了。

可以说，许多褒义和中性词语的贬义化，实际上都是起于对传统观念和意识的颠覆。

3.2 贬义化的发展过程

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对传统观念意识的第一次大规模颠覆的话，那么，文革则是对它的第二次颠覆。两次颠覆均带来了词语感情色彩的大规模变化，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贬义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最大改变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而导致的观念、意识改变，并使词的感情色彩发生变化的情况比较多见，这如果看作词语的感情色彩因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而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变化的话，那么在文革中一些词语上述变化的最终完成，以及更多的词语新产生的感情色彩变化，则可以认为是词语的感情色彩因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第二次大规模变化。第一次变化虽然完成于建国以后，但却往往始于建国之前，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追溯到革命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乃至于某些制度的形成及其在中国部分地区（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的推广、实践及其影响，而全国革命的胜利使得上述思想、观念、意识和制度得以确定，并进一步扩大和完善。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以上我们只是简而言之。相关的内容，我们将另文进行专门的讨论。

两次变化虽然有某些一致之处，但是更多的是差异。如果着眼于我们对现代汉语所做的四个阶段划分，即1919－1949、1949－1966、1966-1976、1978至今⁶，就词感情色彩的变化来说，表现为非常明显的三种情况：

第一，一部分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始于第一阶段，完成于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

第二，一部分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始于第二阶段，完成于第三阶段；

第三，一部分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始于并完成于第三阶段。

上述第一、二两种情况表现了两次变化的一致性，而第三种情况则体现了二者的差异。

3.2.1 第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例子如上引词语中的“清高”。早在第一阶段，“清高”就有非褒义的用例，如：

(30) 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很显然，作者对这里的“清高”是并不认同的。而到了以下一例中，“清高”已经用的是贬义了：

(31) 知识妇女中也多多少少尚存有一些清高、傲慢；或者轻视劳动、轻视工农与作风不检点的一些毛病。（1949.3.8）

建国后，“清高”类似意义的用法就比较多见了，但是也有一些用于褒义，至少是中性的例子，所以它基本上还属于一个中性词，而到了文革时期，褒义或中性的用例就再也看不到了，见于1966－1976年间《人民日报》的12个用例就都是用为贬义的，比如以下一例就把“清高”等都说成是“臭东西”：

(32) 剧作者不是让她保持劳动人民富于阶级反抗的优秀品质，而是大量给她外加一些清高、孤傲、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臭东西。（1966.5.22）

3.2.2 第二种情况

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小市民”。《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的释义是“城市中占有少量生产资料或财产的居民。一般是小资产阶级。如手工业者、小商人、小房东等”，第3版又增加了第二个义项“指格调不高、喜欢斤斤计较的人”，这当然是贬义的。建国以前，此词用的基本都是第一义，虽然也有一些趋向于贬斥的用例，但是并未形成一个新的贬义。建国后，第一义仍然常用，例如：

(33) 有人说，话剧的观众是知识分子阶层，通俗话剧的观众则是广大的小市民阶层，我以为这些论调是不对的。（1957.1.29）

但是，第二义也已经产生了：

(34) 他硬把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生活感”套在工人、农民和战士的头上。他所说的“人情味”不过是些资产阶级趣味的庸俗噱头。（1958.1.23）

文革中，在现实的使用中，中性义项趋于退隐，我们所见《人民日报》中的10个用例都是第二义项的，例如：

(35) 曲艺这种旧形式，过去长期被用来表现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和小市民情趣，如果原封不动地拿来表现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必然很不协调。(1972.11.30)

3.2.3 第三种情况

这种情况略为复杂一些，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旧词语在文革时期产生新的贬义，旧有意义及色彩仍然保留，比如“四害”，本指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等四种对人体和农业生产有害的东西，而在文革后期，又专指“四人帮”，这就是一个新生的贬义。

另一种情况是旧有的褒义或中性词语在文革期间变为贬义，而原有的意义和感情色彩则趋于退隐。比如“修养”，一直到文革初期，都作为一个中性词而使用，到了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刊登的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人民日报》1967年3月31日转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

此后，随着对刘少奇本人以及此书的批判，“修养”就成为一个十足的贬义词了，例如：

(36) 如果按照他的处世哲学去进行“修养”，只会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共产党员就要“修养”成为鼠目寸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甚至会“修养”成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196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