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以名词的几种特殊用法为切入点,对文革语言的语法特点进行考察和说明。主要考察了名词的陈述性用法,名词做状语、名词做补语,以及个别名词用法的变化。上述几种用法及其变化反映了文革语言语法的特点:总体上是“干瘪”的,即简单、单调,缺少变化。

关键词: 文革; 文革语言; 语法; 名词

现代汉语的起点如果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算起,已经有近90年的时间了,在这不算长可也不算太短的时间内,现代汉语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多方面的变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提出了“现代汉语史”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来加以研究。我们把现代汉语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49

第二阶段,1949-1966

第三阶段,1966-1976

第四阶段,1978-至今。¹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现代汉语史的框架下研究第三个阶段的语言,即现在通常所说的文革时期的语言。我们认为,研究文革语言及其运用特点,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一是着眼于语言研究本身,文革时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个发展阶段,各种语言现象本身都包含了丰富的史的内涵,对它的全面归纳和总结,对于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二是着眼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即由文革时期诸多语言现象的考察和对相关原因的分析,还可以获得一个相当好的角度,借以观察、了解和认识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那场运动本身,甚至当时的社会。

对文革语言的研究,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以前为数不多的文章主要集中在词汇和修辞等方面。而本文打算换一个角度,从人们一向极少关注的语法方面,从一类具体的词即名词的几种特殊用法入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进而得出对文革语言的认识。

本文所用的语料是《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6–2005),所有用例也均取自该报,为了节省篇幅,只列出版时间。

一、名词的陈述性用法

名词通常是表示指称的,但是有一些名词在一定条件下也有陈述性的用法。这里我们指的就是名词在使用中具有了与形容词相同的语法表现,即表示陈述,最常见的形式是前加程度副词,如“很诗意、非常绅士”等。关于这一形式,讨论的人很多,比如张谊生指出,名词所具有的量度义和性状化特征,是“程度副词+名词”能够成立的关键因素,他认为,只要名词的内涵义是具有个性的、富有特色的、比较普及的,尤其是足以引起人们联想的,就都可以性状化,具体则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内涵凸现式(如“贵族、绅士”),二是特征概括式(如“中国、山东”等),三是概念状化式(如“传统、哲理”等),四是形象比喻式(如“铁、维纳斯”等)²。据我们的考察,在现代汉语的第一、四阶段中,名词的陈述性用法比较多见,第二阶段也有少量用例,而第三阶段,则几乎没有。³

比如“原则”,有时有与程度副词组合的用法,但是1946-2005年间的《人民日报》显示,文革期间没有这样的用例。例如“很原则”,一共出现5次,出现时间分别是1949、1957、1988、1998、2003;“比较原则”有77例,除了有1958年和1965年的各1例外,其余均见于文革后。例如:

(1) 某些同志很原则地说:“要以俄为师,参加中苏友协”。(1949.12.6)

(2) 这都是很原则的问题,能保证建设好干部队伍。(1998.2.19)

(3) 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做,虽然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又都只有比较原则的规定。(1965.12.26)

(4) 《水法》中有的条文规定比较原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法规予以明确,以增强可操作性。(1992.9.3)

同样具有量度义和性状化特征的“贵族、绅士、女性、英雄、人情味、虚荣、诗意”等,也有与“原则”相同的表现。

二、名词做状语

关于名词做状语,我们采用朱德熙的观点,排除那些带了结构助词后再做状语的用例,如“历史地分析”“本能的缩了回来”之类⁴。对于时间和处所名词以外的其他名词是不是可以直接做状语,一般的语法论著是忽略或回避的,我们所见,只有孙德金进行了讨论,他从收于《HSK 词汇等级大纲》的 3892个各类名词中,确定了 56个可以直接做状语的名词,占名词总数的1.4%,孙氏还对这56个名词进行了语义类型的划分,有“方式+动形”(如“高温、集体”)、“范围+动形”(如“暗中、侧面”)、“工具+动形”(如“实话、掌声”)等⁵。以下,我们以不见孙氏收录的“清水”(属“工具+动形”类)为例,来进行考察和分析。

“清水”在60年的《人民日报》中,共有20个做状语的用例,其中建国前1例,1978年以后9例,都是相当自由的使用,即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

(5) 其法用石灰卅斤,土碱八斤……………再放进笼蒸一下,然后清水洗净便成了。(1946.12.1)

(6) 夏日炎炎,从竹枝上采摘几片绿竹叶,清水洗净,放在一只精致的白玉瓷杯里。(1999.7.30)

第二阶段有8例,“自由度”大为降低,通常是出于结构的一致以及音节协调等方面的考虑,如:

(7) 大家找苦源,思甜根,象清水洗净了眼,象明灯照亮了心。(1962.7.12)

而到了文革期间,即使这样的用例也很少有,我们只见到2例,一个是引用,另一个是照顾结构和音节,即:

(8) 有这帮家伙在,能容许你“清水洗身凉处坐”吗?阶级斗争还长着呢!(1973.22.4) (Note: PDF date seems incorrect, likely 1973.2.4 or similar, keeping as printed)

(9) 他总结出了“放水泡田,清水洗碱,洪水淤漫,分片经管,秸秆还田”等改造沙荒地的经验。(1974.10.29)

与“清水”同样可以直接做状语的“热水、药物、电话、重金、巨资、钢笔”等,大致也有同样的表现。

三、名词做补语

这里指的是处所名词直接做补语的现象。按现代汉语语法的一般知识和规范,处所名词是不能直接做补语的,像“留学海外”“病逝医院”之类,通常被看作是古代形式的残留,或者是在名词前省略了一个介词“于”或“在”等。我们认为,“残留”说基本符合实情,但是并不影响对这类组合的结构分析,即就是述补关系;至于“省略”说,则不尽然:其一,从历史上看,是先有“动词+处所补语”,后有“动词+介词+处所补语”,“省略”说正好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其二,省略属于变式而不是常式,反映在实际的使用中,通常应当只占少数而不是多数,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名词直接做补语者多而带介词者少。比如,我们在百度搜索引擎上进行搜索,“留学海外”与“留学于海外”的数量对比是4060:1,而由下边我们将要讨论的“扬名”构成的“扬名世界”与“扬名于世界”的对比是 2390:300。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这样的数量对比是有相当普遍性的。

下边我们就讨论“扬名”的使用情况。“扬名”经常带处所补语,就《人民日报》的使用来说,文革前就比较多见,共有16例,其中既有习语性较强的“扬名海外/国际/中外/世界/后世/全国”等,也有不少临时性的组合,后者的用例如:

(10) 以深翻土地扬名通州区的五姐妹和十八勇士,今天扛着深掘锹,打着竹板,在人群中兴奋地唱着劳动的歌曲。(1958.10.2)

(11) 曾经在解放战争中扬名太行山、吕梁山上的“老虎连”,高举“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红旗,展开机械化施工。(1959.10.14)

在十年文革中,《人民日报》中“扬名”直接带处所补语的形式极度萎缩,只有2例,并且都是习语性的组合,一个是“扬名国内外”,另一个是“扬名世界”。

文革后,这样的形式重新兴起,用例更为多见,除了那些习语性的组合外,临时性的组合形式比以前更多,例如:

(12) 心灵手巧、富于创造力的中国发明家今天在第1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和新技术展览会上获得18块奖牌和一座奖杯,扬名国际名城日内瓦。(1988.4.23)

(13) 青岛港集装箱“10小时完船保班”这块品牌,让这项纪录擦得更加金光闪闪,“振超效率”扬名国际航运界!(2004.4.12)

一些经常带名词补语的动词再如“留学、求学、安家、扬威、亮相、供职、出生、漂泊、落户、落网”等,动词性结构如“被围、被困”等,它们的发展变化过程基本与“扬名”相同。

四、个别名词用法的变化——以“遗嘱”为例

有一些名词,在不同的阶段,往往有不完全相同的语法表现,通常表现为单一的名词用法和兼类用法的差别,而比较一致的情况,基本都是在文革前、后时期有兼类用例,而在文革期间则只有名词用法。“遗嘱”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此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注为名词,释义为“人在生前或临死时对自己身后事如何处理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所作的嘱咐”。其实“遗嘱”本为动词,《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为“谓人在生前或临终时用口头或书面形式嘱咐身后各事应如何处理”,现代汉语中保留了这一义项,但是用例很少,如:

(14) 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1949.6.10)

(15) 不幸 1925 年先生逝世。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56.11.16)

文革期间,这样的用例在《人民日报》中一例未见,检索我们所建立的包含多种文体的250万字的文革语料库,同样也没有发现。所以,我们认为,“遗嘱”的动词义在文革期间已经或趋于消失了。文革后,“遗嘱”的动词义用例重新出现,并且近年来还有增多的趋势,例如:

(16) 父亲遗嘱嘱咐我务必找到长兄,实现家人团聚!(1987.12.10)

如果说此例的动词义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话,那么下一例是再明显不过了:

(17) 田流同志遗嘱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保留。(2000.6.6)

与“遗嘱”有相同表现的,即动词义用法经过了“有(文革前)-无(文革中)-有(文革后)发展过程”的还有“空缺、儿戏、疑问、牢骚、嗜好”等。

通过对“文革”语言诸多语法现象的考察和分析,特别是不同阶段之间的对比,我们认为其最大特点就是总体上单调、简单,缺少为使语言表达丰富多彩而产生的各种变化,我们称之为“干瘪”,而由上述名词的几种特殊用法的历时变化,也能够充分地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