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贬义词语的分化

摘要: 所谓贬义词,就是表示人对事物现象的否定、贬斥的词。“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贬义词语的使用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一部分超范围地过量使用,而另一部分却基本相反,使用范围明显缩小,频率有所下降。造成上述分化的原因是词语本身所表示的意义,而根本的取舍标准却是当时的社会表达取向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我们认为,由这一现象入手,正可以进一步了解此期人们普遍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心理,同时也可以为观察和认识这场浩劫及其对语言和语言应用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关键词: 汉语;“文化大革命”;贬义词;褒义词

在汉语词义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研究中,人们经常会用到“贬义词”这一称名,虽然有人认为“感情色彩本身是丰富多样的,绝不是‘褒贬’可以网尽的”¹,也有人对词义感情色彩褒、中、贬的三分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批评²,但是作为一个已有概念,贬义词一直都在使用,而本文也是在这一概念的指称范围内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所谓贬义词,就是表示人对事物现象的否定、贬斥的词,也可以称反感的词³,如果说得再详细一点,那就是“凡含有贬斥、诋毁、批评、嘲讽、厌恶、歧视、丑恶、凶险等感情色彩意义的词,就是贬义词”⁴。汉语的贬义词语为数众多,仅收于《贬义词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5版)中的就有 3500 余条。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语言的论著中,很多人都谈到语言“暴力”以及严重的语言污染等现象,而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贬义词语的超范围、过量使用。但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并不是所有的贬义词语都扩大了使用范围,而是产生了一次大范围的明显分化:一部分贬义词语扩大了使用范围,而另一部分则没有扩大,甚至使用范围还明显缩小,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我们认为,由这一现象入手,正可以进一步了解此期人们普遍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心理,同时也可以为观察和认识这场浩劫及其对语言和语言应用的影响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扩大使用范围的贬义词语相当多,比如以下一些:

肮脏 把持 摆布 败类 搬弄 包庇 卑鄙 背叛 背离 标榜 不肖 猖狂 丑恶 垂死 胡说 谎言 糊涂 荒诞 荒唐 荒谬 狡猾 险恶 凶恶 嚣张 阴险 狂妄 下流 虚伪 篡夺 篡改 大肆 党羽 毒辣 恶毒 恶劣 发狂 发疯 放肆 愚蠢 疯狂 腐朽 勾结 黑暗 狠毒 恶狠狠 臭味相投 鬼把戏

我们从以上词语中,随意抽取5个,对比其在不同年份的《人民日报》中的使用频率,就可以清晰地显示出上述变化,表中的词频指每百万字的出现次数(下同)。

表1显示,在与1967年相邻的 1957年和 1977年,贬义词的用例数比作为两端的 1947年和 2005年要多出不少,由此而形成了高峰和谷底之间的过渡。这一现象是很耐人寻味的,它反映的基本事实是,“文化大革命”语言并非起于一夜之间,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下逐步发展的结果;同样,“文化大革命”语言也不会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宣告结束而一夜消失,它自然还会按照一定的惯性沿用一段时间,或者是对后来的语言及语言运用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表1

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这就是扩大使用的贬义性成语特别多。比如以下一些贬义性成语,就不同程度地扩大了使用范围:

一手遮天 十恶不赦 七拼八凑 大吹大擂 大放厥词 大言不惭 口是心非 变本加厉 不打自招 不三不四 陈词滥调 吹毛求疵 天花乱坠 无中生有 俯首帖耳 断章取义 无耻之尤 五体投地 不可一世 不可救药 不伦不类 不自量力 自不量力 不择手段 不学无术 气味相投 气急败坏 凶相毕露 文不对题 认贼作父 心血来潮 心怀叵测 居心叵测 以售其奸 生搬硬套 白日做梦 处心积虑 包藏祸心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头破血流 老羞成怒 恼羞成怒 老奸巨猾 死心塌地 死灰复燃 执迷不悟 同病相怜 同流合污 自吹自擂 自作聪明 自命不凡 自食其果 自欺欺人 众叛亲离 危言耸听 色厉内荏 兴风作浪 兴妖作怪 阳奉阴违 阴谋诡计 阴魂不散 弄巧成拙 花言巧语 两面三刀 利令智昏 利欲熏心 做贼心虚 忘乎所以 穷凶极恶 张皇失措 陈词滥调 纸醉金迷 玩火自焚 驴唇不对马嘴 幸灾乐祸 苟延残喘 奇谈怪论 抱残守缺 招降纳叛 招摇撞骗 明火执仗 垂死挣扎 变本加厉 空洞无物 荒诞不经 荒淫无耻 荒谬绝伦 故伎重演 厚颜无耻 挖空心思 哗众取宠 鬼蜮伎俩 挂羊头,卖狗肉 原形毕露 捕风捉影 冒天下之大不韪 贼喊捉贼 借尸还魂 倒行逆施 臭名远扬 臭名昭著 臭味相投 耸人听闻 狼子野心 野心勃勃 连篇累牍 甜言蜜语 偷天换日 偷梁换柱 得意忘形 惊恐万状 惊慌失措 欺人之谈 装腔作势 道貌岸然 强词夺理 想入非非 痴人说梦 颠倒黑白 黔驴技穷 蠢蠢欲动 口是心非 无孔不入 奴颜婢膝 奴颜媚骨 死心塌地 污泥浊水 残渣余孽 肆无忌惮 摇头摆尾

以下是我们所作的抽样调查统计结果。

表2

另外,还有一些原来呈中性感情色彩的成语,也被赋予了贬义,这样的成语如“感激涕零、暗送秋波、暗度陈仓、煞费苦心、煞有介事、墨守成规、独善其身、逍遥自在”;甚至还有一些褒义性成语也趋向于或已经实现了贬义化,如“感恩戴德、货真价实、树碑立传、歌功颂德、逍遥自在、温情脉脉、一本正经、大慈大悲、衣冠楚楚、安分守己、闲情逸致、神乎其神、正人君子”等。以下我们各举一组对比的用例:

(1)伟大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热了每一个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照亮了每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角落,全中国各个民族空前的团结成了一个亲热的大家庭,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所共同感到的,更是每一个满民所欢欣鼓舞而感激涕零的。(《人民日报》1957.3.25)

(2)他的“苦闷”只是在于生怕蒋介石不了解他的“苦心”。因而当一听到蒋匪的“晋升”令下,这个奴才对于主子是多么感激涕零啊!(《人民日报》1969.9.1)

(3)各国人民不仅耳闻其名,而且目睹了这些工艺品真的工精艺美、货真价实,于是争相订购。(《人民日报》1956 7.27)

(4)我们不禁要问:你算是什么党?你所自诩的“党”,决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而是一小撮货真价实的骑在人民头上的“救世主”和个人野心家。(《人民日报》1967.8.5)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使用的贬义成语就更多了。

上述成语几乎都是四字的,多用于“口诛笔伐”的批判性文章中,其中的一个缘由可能是四字格抑扬顿挫的2+2韵律形式,比较易于营造和突显那种“拿起笔来做刀枪”的“气势”。

在对汉语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贬义词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后,我们有以下一个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整个汉语历史中贬义词语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时期。成语的情况已经如上所说,就一般词语而言,除了大量的传统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新生贬义词语,如“黑”词族中的“黑五类、黑店、黑干将、黑会”;以及同样也是为数众多的原有中性或褒义词语的贬义化现象,前者如“标本、镀金、翻版”,后者如“浪漫、虔诚、清高”。这几类新的贬义词语的使用范围往往也比较大,使用频率往往也相当高。以下我们也各举一组原有中性和褒义词贬义化的对比用例:

(5)在这些毒虫、毒物标本近旁都附有卡片,上面介绍了标本的种类、发现时间、地点、捡获者姓名和分布范围、密度和化验结果等。(《人民日报》1952.4.5)

(6)什么叫“红色买办”?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这样一些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就是活标本。“红色”,那是骗人的;买办,却是货真价实。(《人民日报》1967.5.27)

(7)陪同志愿军向烈士告别的当地朝鲜党政领导人和群众,按照朝鲜最虔诚的民族祭奠仪式,在烈士墓前祭酒致敬。(《人民日报》1958.10.22)

(8)他怀着当年上书蒋介石时的虔诚,跪拜在旧京剧的垃圾箱前,把数以千计的反动腐朽的旧剧目当作神物供奉起来。(《人民日报》19.68.2.18)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拟另写专文进行讨论。

贬义词语大量使用的原因,套用《红楼梦》中探春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呢”,在这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如果贬义词语不泛滥成灾,那倒是很奇怪的事情。

与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同样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另外一个现象,这就是还有为数众多的传统贬义词语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上述变化,反面缩小了使用范围,降低了使用频率。那么,同样都是贬义词语,为什么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变化形态?

缩小范围、降低频率的传统贬义词语几乎都是表示“毛病”或“不足”的,这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如果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考察传统贬义词语扩大使用范围与否的原因以及取舍的标准,应当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斗争”的需要。总的来说,如果某一个贬义词语所表现的人物、动作行为以及性质状态等,能够直接用于指称或陈述鞭笞和批判的对象,并且主要是涉及“方向”、“路线”和“斗争”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大致就有了扩大使用的内在需求,并且在实际的使用中,往往都扩大了使用范围。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条件,那基本上就受到冷落、日趋萎缩。

我们举例子来说明。比如“害人虫”,在1967年的《人民日报》中一共用了99次,而同样是以虫称人且同为贬义的“懒虫”却一次未用,原因就在于前者指的是国外的“帝修反”和国内的“阶级敌人”,他们都是“扫除”的对象,所以需要高度关注并经常提起;至于后者,则与此无关,自然也就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以就不会或极少提及了。

再比如“勾结”与“勾引”,前者在1966-197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一共出现了4224次,而后者却只有19次。当然,具体原因并不像这一组数字对比那么简单。比如,在一般性的使用中,“勾结”与“勾引”的频率是有差异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版)所反映的二者频率分别是 0.0019和 0.00023,比例大约为8.26:1;1966-1976年《人民日报》中二者的比例则为222.32:1;而在1946-1956年间的《人民日报》中,二者出现的次数分别是2628次和194次,比例为13.55:1。前后相比,“勾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使用频率明显提高,而“勾引”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变化还是相当大的。

据我们初步考察,以下传统贬义词语的使用频率都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使用范围也比以前明显缩小:

傲慢 傲视 巴结 跋扈 白眼 卑微 卑下 悖逆 笨伯 笨拙 鄙陋 瘪三 驳杂 不端 拆台 掺假 长舌 抄袭 扯皮 逞能 馋 逞强 蠢材 蠢货 蠢笨 粗笨 粗鲁 粗俗 粗野 呆子 低能 刁悍 刁滑 刁顽 刁钻 丢脸 丢丑 丢人 放荡 放诞 放刁 高傲 勾搭 孤傲 孤僻 乖戾 乖谬 乖僻 拐骗 胡搅 胡来 糊涂 简慢 扭捏 贪嘴 贱骨头 败家子 半吊子 半瓶醋 恶作剧 势利眼 笨口拙舌 笨嘴拙腮 笨手笨脚 呆头呆脑

下面再看一组基于《人民日报》的抽样统计数据。

表3

与有些贬义词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趋于萎缩一样,一些贬义成语在此期间也经历了萎缩性的变化。如下所示:

不识抬举 不明不白 不知好歹 不知进退 见异思迁 见利忘义 为富不仁 仗势欺人 有眼无珠 出言不逊 刚愎自用 丢三落四 优柔寡断 伤天害理 伤风败俗 华而不实 自私自利 自高自大 自暴自弃 行尸走肉 杀人如麻 杀人越货 杂乱无章 衣冠禽兽 妄自尊大 闭门造车 好大喜功 好逸恶劳 弄虚作假 花花公子 吹毛求疵 作奸犯科 其貌不扬 画蛇添足 胡思乱想 面如土色 面黄肌瘦 俗不可耐 急功近利 碌碌无为 獐头鼠目 敲诈勒索

我们也用抽样统计数字来印证上边所说的情况。

表4

上述成语在表义上与那些缩小范围、降低频率的传统贬义词语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而才可能有相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