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革”时期产生的新词语为数众多,本文对这些新词语进行了概要性的介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音节形式和构成情况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此期新词语的音节形式比其他阶段的新词语长,而在构词上,则有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多、“数字构词”多、“军事构词”多等特点。

关键词:“文革”;“文革”语言;新词语

文革期间产生的新词语,是很多人在讨论不同时期的新词语以及文革语言的时候经常会谈到的问题,比如陈建民就指出:“20 世纪以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曾经有过三次“大爆炸”:一是五四时期的学者造词,大批外来词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进入了现代汉语。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造词,大批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词语接连出现。三是改革开放时期带有全民性质的造词运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新词语”¹。

陈建民还把“文革词语”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种¹:

一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特有的事物和社会现象。如“红海洋、革委会、语录歌、忠字舞、天天读、早请求、晚汇报、牛棚”等;

二是是指称某种新的“政治身份”。如“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黑司令、黑五类、牛鬼蛇神、红司令、红五类、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工宣队”等;

三是当时常用的政治用语。如“红宝书、老三篇、黑会、黑电影、黑日记、横扫、触及灵魂、最高指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斗批改、上管改、文攻武卫”等。

戴昭明也指出:在文革语言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又一批稀奇古怪的“文革词语”。在词汇学上,它们属于“新词”一类,但又与一般的新词有所不同。文革词语的主要特点是:

(1)虚妄性,如“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

(2)幼稚的浮夸,如“红”族词中的“红卫兵、红宝书、红海洋”等;

(3)违背事理逻辑,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绝对权威”等;

(4)军事用语普泛化,如“教育战线、五七战士、炮打司令部”等;

(5)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谩骂性用语特别多,如“黑五类、狗崽子、小爬虫”等²。

郭伏良根据《新词语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的分期分类索引,对文革期间的新生词语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文革10年间新词产生总数812条,年平均产生74条。从新词反映的内容看,政治类573条,占本期新词的71%;经济类46条,占总数的5%强;文教卫生类80条,占总数的9%强;体育军事类41条,占总数的5%;科技类约34条,占总数的4%强;其他类38条,占总数的4%强³。

但是,上引对文革时期新词语的说明和分析主要是从语义的角度进行的,基本没有涉及到新词语本身的构成情况及其特点,而后者在对新词语的考察和分析中才应当是最重要的。所以,本文就围绕这方面的内容展开。

以下,我们以周荐主编《“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韩国中文出版社1997年)所收的词语为对象,考察和分析此期新生词语的某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的主编在序言中说,“这部书虽然是一部词语辞典,但它从一个角度完整地记录了整个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因而也可以当作一部史书来读。”“我们大家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有义务记录历史,告诉未来。”正因为有这样“纪录历史”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本书收录范围比较宽。“凡例”中说:“本书收中国大陆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包括‘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特有的词、固定语、谚语、格言、联语、口号等、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条目凡1429个。”

我们对本书所收的1429个条目进行了剔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人物和事件(这类条目在全书中占较大的比例),前者如“安子文、傅崇碧”,后者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八·二五”反革命事件”;

二是作品或文件等的名称,如“《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纪要》”;

三是文革以前和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出现的词语,前者如“八字宪法、大鸣大放”,后者如“帮派分子、帮风”等;

四是旧有词语(但文革中可能义有扩大或引申),如“罢官、赤卫队”等;

五是联语,这一类也为数不少,如“打击一小撮,团结一大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

六是其他一些与一般理解的“词语”相距过远者,如“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四人帮”的批评”“对错划“右派分子”的平反改正”等。

剔除了以上条目后,共得词语553条,而这就是我们考察和分析的对象。

一、音节分析

此期产生的新词语,音节长度明显长于此前和此后的各个时期,表1对此进行了说明,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列入了文革后新词语的音节情况统计⁴。

表一

音节数量	1	2	3	4	5	6	7	8	9以上
文革	数量	0	65	154	170	66	39	32	16
期间	百分比	0	11.8	27.8	30.7	11.9	7.05	5.78	2.89
文革	数量	15	677	442	438	87	32	10	4
以后	百分比	0.88	39.6	25.9	25.7	5.1	1.9	0.59	0.23

由表1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到,三音节和四音节新词语在所有新词语中的比例,文革前后基本持平,其他各音节则差别很大:单音节出现了有无的对立,双音节文革后远高于文革中,而五音节及以上文革期间则远高于文革以后。文革新词语的平均长度为4.27个音节,而文革后则为3.05个音节,差别是相当大的。

文革期间新词语词形较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指称时较多地使用了复杂的形式,通常是中心成分带了多个修饰限定成分,如“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以上这样长的虽然不多,但是像“打砸抢分子、党内走资派、第三个里程碑、红色司令部、阶级投降主义、离经叛道论”这样的形式还是相当多的。在表示陈述时,此期的新词语则较多地采用已有词语的复合形式,形成偏正、并列以及主谓、述宾等结构,这也是造成词形较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按既定方针办、打砸抢抓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加拼命、节约闹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等。

单音节形式很难构成一个新的、区别于以前的指称或陈述形式,所以在我们考察的文革新词语中数量为零;二音节形式也因为容量有限,用于表示文革期间大量出现的“新生事物”,经常会有无能为力之感,所以数量也不多。而在此前和此后,双音节一直是新词语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形式。

我们曾分析过文革后新词语中双音节依然是一种能产形式的三点原因,即:

第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双音节始终是汉语韵律结构中的标准音步,所以,有大量的新词语依然会选择双音节的形式;

第二,本阶段的新生词语中,仿词占了相当的比例,而仿词主要都是仿照已有双音节词的;

第三,新词语的另一种常用造成方式是简缩,而简缩往往就是把一个较长、较复杂的形式变为双音节的形式⁵。

文革双音节新词语中有一大部分是由简缩而成的,比例达到了双音词总数的52.3%,它们是以下一些:

打斗、恶攻、二变、革干、革军、划线、九大、林办、联动、两论、六论、毛选、毛著、批邓、批孔、批修、清队、三旧、三老、三司、三同、十大、双突、四大、四旧、苏修、特嫌、西纠、现反、支工、支农、支派、支左、知青。

文革期间的仿词很少,只有“大节(仿‘小节’)、党阀、学阀(仿‘军阀’)、老保、老九(仿‘老乡’之类)”等几个,这并不是因为可以仿造的对象少,而是另有语言使用和表达以及社会方面的原因:仿词就语体色彩而言,大都有诙谐幽默以至于调侃的意味,通常以见于口语中为多,在比较庄重严肃的文体中很少用到⁶,而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的大搏斗”,自然是非常“严肃”的,与仿词所具有的语体色彩是极不协调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仿词不可能成为一种重要和能产的造词方式。

至于第一点,如前所说,文革时期的许多事物和动作行为等无法容纳于双音节形式中,因而只能取更多音节的形式,这样双音化的趋势也就无从体现,或者是体现得很不充分,这恐怕是当时新词语的创造者们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二、构词分析

从词语构成的角度看,文革新词语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1.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多

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主要有“革命(革)、红(色)、黑、-论”等,由它们构成的新词语分别有以下一些: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革筹小组、革干、革军、革命闯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同路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加拼命、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小将、革命行动、革命样板戏、就地闹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世界革命中心论、踢开党委闹革命、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文革接待站、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文化革命小组、业余闹革命、一月革命、以生产压革命、越穷越革命、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红宝书、红代会、红革会、红海洋、红色电波、红色风暴、红色恐怖、红色日记、红色司令部、红色外交战士、红色造反团、红书、红司令、红透专深、红卫兵、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小将、红卫兵运动、红五类、红袖章、红线、红小兵、红医、大红伞、锻炼红、改造红、根红苗正、根红苗壮、全国山河一片红、心红根正、自来红。

黑八论、黑班底、黑班子、黑材料、黑干将、黑根子、黑后台、黑画展、黑画事件、黑会、黑纪律、黑六论、黑牌、黑七类、黑手、黑司令、黑文、黑五类、黑线、黑线人物、黑线专政、黑《修养》、黑样板、黑组织、三家村黑帮、三家村黑店、文艺黑八论、自来黑。

“不见得”论、党内和平论、顶峰论、读书无用论、“反火药味”论、“反题材决定”论、根本任务论、黑八论、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空白论、劳动惩罚论、离经叛道论、全民文艺论、入党作官论、世界革命中心论、唯成分论、唯生产力论、文艺黑八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小节无害论、写真实论、血统论、中间人物论。

此外,由“大”“派”等构成的词语也比较多,分别有“超级大国、大辩论、大标语、大串连、大毒草、大方向、大红伞、大揭发、大节、大课堂、大联合、大民主、大批判、大批判开路、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组、大树特树”和“保字派、冲派、打派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反军派、风派、观潮派、民主派、派性、派仗、三派人物、逍遥派、拥军派、造反派、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走资派”等。

以上列举的词语,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2.“数字构词”多

文革新词语中,由数字参与构成的相当多,主要有以下一些:

八条规定、百丑图、百万雄师、查三代、臭老九、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二世界、第二武装、第三个里程碑、第三世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第四个五年计划、第一世界、二变、二月兵变、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新反扑、二月逆流总后台、二月提纲、革命的三结合、工业20条、公安六条、黑八论、黑六论、黑七类、黑五类、军干群三结合、九大、老九、老三届、老三篇、老五篇、两报一刊、两杆子、两个估计、两个一切、两论、两校大批判组、六厂二校、六厂二校经验、六二六路线、六二六指示、六六通令、六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七二一工人大学、七二一指示、三个世界、三个突破、三个正确对待、三和一少、三家村、三家村黑帮、三家村黑店、三家村集团、三结合、三旧、三老、三老四严、三类干部、三里五界、三名三高、三派人物、三十字方针、三司、三同、三突出、三脱离、三降一灭、三项基本原则、三项指示为纲、三要三不要、三支两军、三忠于、三忠于四无限、十大、四从四找、四大、四大武器、四个第一、四个面向、四个念念不忘、四个伟大、四个一切、四家村、四旧、四卷雄文、四卷宝书、四无限、五大学生领袖、五敢精神、五七大学、五七道路、五七干校、五七农民学校、571工程、五七战士、五七指示、五一六分子、五月妖风、一号命令、一号手令、一号通令、一看二帮、一批二看、一批二养、一批二用、一月风暴、一月革命、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这样的词语约占总数的20%,其中的数字有表示时间的,如“五七指示”;有用于计数的,如“六厂二校”;有用于排序的,如“第二世界”;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数字简缩的,如“三要三不要”等。

3.“军事构词”多

我们指的是军事词语用于构词。以前人们较多关注文革期间军事词语大量泛化的问题,比如前引戴昭明的讨论就把“军事用语普泛化”作为文革语言的五个特点之一。军事词语的泛化不仅表现在词汇使用的层面,也表现在构词的层面,以下一些词语都是由军事词语参与构成的:

百万雄师、保皇兵、保皇军、长征队、打翻身仗打横炮、打派仗、打语录仗、反击右倾翻案风、副统帅、革命闯将、革命小将、黑干将、黑司令、红色司令部、红色外交战士、红司令、红卫兵、红卫兵小将、红小兵、精神原子弹、揪刘火线、揪刘火线指挥部、刘邓司令部、派仗、三司、四大武器、文攻武卫指挥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七战士、资产阶级司令部、坐直升飞机。

以上词语占总数的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