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简明评述《民俗文化语汇通论》推介该著作在学科建设、理论探讨与阐释、方法论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指出其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资料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关键词：民俗文化；语汇；通论；特点；意义；价值

由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主编、作为天津市“九五”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最终成果的《民俗文化语汇通论》(下简称《通论》)2004年8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因为它的出版，如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所说，宣告了“熟语和词关联于民俗文化的全面系统研究诞生了”。(见本书序言)

通读过后，我们看到，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和非常值得推介之处。

一、具有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

刘叔新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已经多有论列，兹引用几段：

“这是把熟语及词的分析同民俗文化的考察结合起来的产物，是综合词汇学、熟语学、民俗学和文化语言学某些要素的崭新结晶。”

“它似乎成了一种既处于词汇学、熟语学和文化语言学之间，也处于语言学和民俗学之间的一个边缘部门————一个崭新边缘学科的雏形。”

“大胆地越出传统学科研究的固有格局，走出一条融合词汇学、熟语学、文化语言学和民俗学的崭新研究路子，提出一个极富创新性的、自成系统的特殊学科内容，这是《通论》使我首先感觉到的最大特点。”

此外，专家组在给本书进行成果鉴定后出具的《鉴定意见》中，也把“把民俗文化语汇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开创意义”作为本书的两个学术价值之一。(见本书《后记》)

此前的相近或相关研究，我们看到的主要有曲彦斌先生的系列研究，如《民俗语言学》《中国民俗语言学》及其主编的《中国民俗语言文化丛书》等，但是，二者在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阐述，以及考察的切入点、侧重点和范围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因而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完善。我们相信，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理论性探讨的不断深入和增多，我们最终可以建立起一个有巨大内涵的严格意义上的新的学科——一个语言学与民俗学等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学科。从这一点来说，《通论》一书作者们的探索和努力将是功不可没的，并且，本书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本书学科上的意义和价值还表现在某些对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的部分，比如第八章《民俗文化语汇的修辞阐释》。本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汉语修辞在汉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文化对汉语修辞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虽然说不上特别全面和深入，但是我们认为，这一部分的内容实际上揭示或提出了一个隶属于上述总体研究的分支性的研究领域，我们姑且称之为“修辞民俗学”或“民俗修辞学”，而这也可以作为传统修辞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

这就提示我们，由《通论》及相关研究汇集而成的新学科，应当是一个“大”的学科，它的下边，还包括一系列的分支学科，而这些分支学科建立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也正说明了建立一个相关研究的新学科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该新学科发展的良好前景。

二、具有理论上的意义和价值

《通论》一书不仅通过许多方面的具体语汇考察和叙述了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讨论了各种民俗文化语汇的表现形式及语言特点等，还进行了很多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从而使得本书具有了很浓的理论色彩。比较集中地进行理论性探讨的是本书第一章《民俗语言的理论探索》，既有总述，也有分论，主要谈了以下的内容：民俗语言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汉字与民俗文化、汉语语音与民俗文化、汉语语法与民俗文化、流俗词源与民俗文化。这实际上已经构筑了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纲领，比如在第一节中谈到的问题就有民俗与语言、民俗学与语言学、民俗语言与民俗文化等。

在《通论》的各章节中，经常结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随时进行一些富有理论和思辨色彩的论述，比如在第9页中说：“研究某一地区具体的民俗语言，决不能忽视对该地域文化的宏观研究和总体把握。因为割裂了地域文化的滋养，孤立而刻板地研究民俗语言，其后果只能获取枯萎褪色的植物标本。不仅遏止了民俗语言蓬勃向上的生机，而且对民俗语言的性质、生成、源流、传承和变异的机制与规律，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这样的表述，提高了本书的学术品味，同时对于从事相关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和价值

《通论》的作者给我们展示了多种极具可操作性、类推性，当然也很有挑战性的方法。对此，书中有一个总体性的论述：“民俗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它自身就是一种民俗事象，而且还记载着、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民俗语言是丰富多彩而繁复多变的，对这种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语言现象，如果仅仅把它拘囿在‘本体’‘静态’研究的狭小圈子里，往往难以做出深入透彻的解释；只有把它放在民俗文化这个悠久、广阔而又厚实的基础上，进行与社会现实、民俗事象相结合的动态研究，才能追溯其源头、把握其流变，使语言研究从狭隘的书斋中突围出来，走向广阔的社会。”(见第10页)

当前的语言研究中，共时与历时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学术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这一点在本书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书中在分析很多民俗语言现象时，都体现出二者的出色结合。例如第七章第五节谈到“诗钟”，先是释名，次叙述得名的由来，然后分三个大的部分进行讨论，即：

第一、历史沧桑话诗钟，介绍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诗钟作者、相关的著作、社团及其活动，各时期的诗钟发展情况及其创作特点等；

第二、诗钟——别具一格的民俗艺术奇葩，其中包括诗钟的格式要求、诗钟的游戏规则——“格”(包括分咏格、嵌字格)等；

第三、诗钟语汇的民俗特色，谈到亦庄亦谐(以雅对俗、以人对物)、戏谑性和消闲性等。

在行文中，还叙述了相关的掌故、分析了较多的佳作，并给出了一段总体性的评述和结论性的文字。

这样的研究路向和格局，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可以说，上引论述正是本书研究实践和方法的最好总结和真实写照。

四、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资料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如果说，上述三个方面表现的是《通论》一书的学术性和理论性的话，那么，本书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所具有的很强的知识性、资料性和趣味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同样强的可读性。

几乎达到了对民俗事象无遗漏的全方位覆盖。比如，在第七章《民间文艺的民俗文化特点》中，就涉及以下九个方面的内容：歌谣、俗诗、对联、谜语、诗钟、酒令、博彩、游戏、竞技。每一个方面，又包括很多具体的内容，比如“歌谣”中讨论的民歌就有山歌、信天游和花儿等，“俗诗”部分涉及到的有打油诗、三句半和十七字诗等。

本书对许多民俗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相当完整的叙述，比如第69至70页通过歇后语对年俗的叙述，第306页对“吧”的叙述等；特别是对作者所生活的天津地区一些民俗语言掌故的叙述，最有地域特色，例如狗不理包子得名的几种说法、果仁张、小站稻和耳朵眼炸糕命名的由来，等等。此外，本书还讲述了很多民俗故事，如菜名中的“佛跳墙”“大救驾”等，都是本书中趣味盎然的部分。

当然，作为一部多人参加编写的著作，《通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书中讨论的某些语汇现象与民俗文化似乎结合得不够紧密，当然这涉及到对民俗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确定问题；第八章《民俗文化语汇的修辞阐释》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入，从而使之成为本书更大的一个亮点。此外，还有个别技术性的细节，也应多加注意，比如第207页谈乌龟的一小段文字在第245页谈人名时重复出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