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提出要对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研究，后来，我们又把这一研究提炼、升华为“现代汉语史”¹。

我们提出现代汉语史的一个总的认识基础和出发点是，现代汉语在其近 90 年（按一般的认识从“五四”运动算起）的发展中，产生了很多变化，并且这种变化还很有阶段性的特点，其中也表现出了很强的规律性，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各种变化进行描写、分析和解释，并且对其中的规律进行总结。

从现代汉语史的观点和角度出发来对现代汉语教学进行考察和反思，我们就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现代汉语的阶段性

我们曾对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阶段作了划分，为了使读者能够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时也为本文后边的论述提供一个基础，我们先就有关问题作一个必要的交代。

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¹：

第一阶段：1919－1949，这是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此期语言，特别是语法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纷纭复杂，二是同义形式多，三是“超常”的用例多，四是也有发展变化。

第二阶段：1949－1966，我们称之为在前期的基础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期。此期的几乎所有发展变化，都与建国后社会制度的改变和一系列对语言文字的大规模整理和规范化、纯洁化运动有关，而这些运动无疑带来了现代汉语面貌的大改观，称之为“旧貌换新颜”也并不过分。

第三阶段：1966－1978，这是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即“文化大革命”）影响下现代汉语又一次发生很大变化的时期，其中尤以词汇为最，语法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此期语言的特点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点：“革命性”和“战斗性”。

第四阶段：1978－，即新时期，这是大陆汉语受到海外汉语巨大影响和冲击的时期，此期语言最大的特点有三：一是复旧，二是趋新，三是模仿。

如果分期不必过于苛细的话，以上二、三两个阶段也可以合而为一，视为一个阶段中的前后两段。以下我们就按照三阶段划分来探讨有关问题。

二、现代汉语的体系

以下，我们以现代汉语中的语法部分为例来讨论问题。我们所熟悉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及其规范实际上主要是在第二阶段的语言事实及语言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的是建国后进行的一系列语言规范化运动的结果。虽然说是“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但是何为“典范”，却是值得研究的。以下是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颇有代表性的表述：“现代著名作家的优秀的白话文作品，就是这种典范的白话文著作，当然要以这种著作中的一般用例（不是特殊用例）作为语法规范。”²

现在的问题是，“一般用例”和“特殊用例”的界限何在？如何取舍？很显然就是以第二阶段的“规范”语言为标准，也就是说，与第二阶段中规范的语言事实一致的，就是“一般用例”，自然也就是规范的，否则，就属于“特殊用例”，就是不规范的了。

这多少有点“以今度古”的味道。例如，以下是一部语言工具书中关于语法规范的一段说明：“现代汉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一般用例为语法规范。如‘一匹猫’这种语法虽然见于名家笔下，但是它不是一般用例，就不能承认是规范的。”³

按，“一匹猫”的用例见于鲁迅《朝花夕拾》，同书中还有“一匹花猫”等。第二阶段以后，量词“匹”通常只用于与“马”和表示各种织物的名词搭配使用，而在第一阶段，情况则比较复杂，能够与“匹”搭配的名词有很多，其中既有像马这样的“大牲口”，如“牲口、骆驼、大熊、野牛、驴”等，也有“不大不小”的动物如“麒麟、小鹿、狗、狼、狐狸、老虎、羊、驼鸟、兽”等，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如“小虫、小生物、白鸽、蝇子、雏鸡、乌鸦、小兔、松鼠、小东西”等，甚至还有“羽毛、乌发、山”等。以下我们看两个例子：

（1）她的眼睛睁到极大，象一匹受了惊的小鹿。（老舍《火葬》）

（2）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的一匹花猫起手。（鲁迅《朝花夕拾》）

这么多的用例，如果都斥之为“不规范”，显然是不够客观的（其中的很多用例是可以解释的，比如用于小动物，就是受日语的影响，因为在日语中，用于动物的量词有两个，大动物用“头”，小动物用“匹”），是缺乏历史眼光的。实际上，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不同阶段的现代汉语虽然从总体上说基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同样存在，有时甚至还是相当明显的。

再比如，有人说：“汉语中的‘帮助’和‘帮忙’，意义基本相同，但前者是及物的，后者是不及物的”，⁴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基于对第二阶段用法的总结而得出的结论。

就我们所知，在第一阶段中，“帮忙”带宾语，即作为及物动词的用法时有所见，例如：

（3）我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学校。（朱自清《蒙自杂记》）

（4）到了上海我还可以帮忙你。（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二）》）

在老舍的作品中，这样的用例相当常见，仅我们见到的就有 20 余例，如：

（5）丁副队长嘱咐老郑帮忙他的朋友，假若他们也走到这里来。（《离婚》）

（6）你要是教我去做副局长，而且一点不抱怨我不帮忙你，我就去。（《东西》）

刚才是往上看，即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差异，如果往下看，看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差异，同样也会发现二者相当明显的差异。

比如，黄廖本 85 页在谈到状语时说：“一般名词、动词不做状语，可以直接修饰动词做状语的名词、动词是少数，限于能表示动作方式手段、状态的词，例如‘集体购票、电话购票、笑脸迎人、公费出国留学、现金支付、现钱交易、现场直播、批判继承’等。”

我们曾经对第三阶段中名词做状语的问题作过考察分析⁵，结果发现，名词做状语的范围及种类，远比黄廖本所说的要大、要多。以下我们举其类目，并各附一例进行说明。

1．表示工具

（7）高中在开设中国课程的同时，还由加拿大教师英语讲授加拿大高中全部课程。（《中国教育报》1999.9.13.4）

2．表示处所

（8）丈夫澳洲打工，她不知用眼泪浸湿了多少张日历。（《腹部刀口》，《春风》1994.7）

3．表示方式

（9）最近美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敌意收购德国电信公司曼尼斯曼一事，连续成为国际财经界的重大新闻。（《南方周末》2000.1.7.15）

4．表示情态

（10）他端着保温杯，从容的神情准点落座在醒目的位置。（《解剖者的位置》，《天津文学》1998.11）

5．表示金额

（11）阿胡 310 元买了只数字机，即买即开。（《石库门之恋》，《十月》1999.2）

以上五种类型，在第三阶段中并不少见。不仅状语如此，其他各句子成分基本上也是如此。

三、如何把“阶段观”贯穿和体现在现代汉语教学中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的问题也比较多，这里，我们着重提出以下几点。

1．关于教材编写问题

如前所述，现阶段的现代汉语体系及规范是以第二阶段的语言事实为取舍标准的，而以此来对概括整个现代汉语，就难免是在以偏概全，自然是不够“真实”和“准确”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也是“滞后”的。

正因为有以上的问题，所以现代汉语教学普遍面临着这样的困惑：所讲内容往往与实际运用的语言有距离，有时甚至脱节，由此就使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真实性、有用性等产生了怀疑，而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这一点，恐怕每一位现代汉语教师都有切身的感受。

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对此就应当有所考虑。具体来说，可以确定这样的原则：以中间为主，兼顾两头。考虑到现代汉语研究和教学的历史及现状，以第二阶段为主既是客观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应当适当地瞻前顾后，看一下同一形式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用法，并对其中与第二阶段不同，但是具有较大的普遍性、较高的可接受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约定俗成度”的形式或用法，以适当的方式及篇幅做出表述和说明，从而使得教材对现代汉语语言事实的反映更加全面、客观、真实。

在表述上，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比如，在比较完“帮助”和“帮忙”的差异后，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早期也有一些‘帮忙’带宾语的用例”；在谈过名词做状语的情况后，也可以再作以下的补充：“近年来，名词做状语的用例比以前有所增加，可以做状语的名词的种类、数量以及名词性状语的类型都有新的发展。”如果篇幅允许，或者是对现代汉语的阶段性关注程度比较高，反映的“力度”比较大，也不妨适当地举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觉得，现代汉语的教材编写也应当“与时俱进”，以前在编写新教材或进行教材修订时，人们比较注重补充某些新的研究成果（通常编写者们在前言中总会提到这一点），这实际上只是在一个方面跟上了或试图跟上形势的发展，但是，在另一个方面，人们对于语言事实本身，基本上还是看成恒定不变的“一潭死水”。

在今天，这样的观念和做法到了应当改变的时候了。

2．关于讲授内容问题

在编写教材时，虽然应当而且可以体现出现代汉语的阶段性，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显然不可能把问题谈得特别全、特别细，在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点到为止”，这样，就把探讨和说明相关问题的更大空间留到了教学环节，使得它们可以在讲授内容中有更多的反映和表现。

这样，也就给教师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一是要求教师建立历史的观念，明确现代汉语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汉语，来进行现代汉语的教学。

二是要求教师了解现代汉语的阶段性以及各阶段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差异之处，对相关问题有比较多的了解以至于比较深入的研究。

三是要求教师适时地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灌输史的观念，讲授相关的知识。

四是要求教师站在更高的高度，对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规律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比如，如果教师有了阶段观，在讲到状语时，就可以补充近年来名词做状语的情况，从而使学生对这个问题形成比较完整的印象。

3．应当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应当看到，现代汉语史正式提出的时间还不长，而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展开，所以，我们对于现代汉语的阶段性以及各阶段的区别联系知道得还很有限，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对教学工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要想真正地在教学过程中贯彻阶段观，首先就应该对相关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对现代汉语史的研究可以采取分条、分块、条块结合的办法。

所谓分条，就是研究某一个方面（比如语法）在整个现代汉语中的发展及其变化，最终的研究成果是形成某一个方面的专史，如现代汉语语法史、现代汉语词汇史等，这样的研究因为只涉及某一个方面，相对比较单纯，头绪较少，但是因为时间跨度比较大，所以也有相当的难度。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语法简史”的研究就属于这样的研究。

所谓分块，就是按现代汉语的阶段划分，分阶段地进行研究，把各阶段的语言事实描写清楚、分析透彻，然后比较各阶段的异同，归纳和总结出各阶段的特点，这样的最终研究成果就是一部完整的现代汉语史，这样的研究因为要覆盖现代汉语的各个方面，虽然是分阶段进行，但是头绪多，难度非常大。我们拟写的《文革语言研究》就属于这样的研究。

所谓条块结合，就是把“条”再分成若干个小“块”，然后再分别进行研究。比如语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它进行分阶段的研究，然后再把各阶段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史。这样的工作，既有分条头绪较少的特点，又有分块时间跨度较小的优势，所以比较易于把握、易于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工作，比如拙作《初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台湾洪叶文化公司 1999 年 1 月初版）、《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等基本上都属于此类。

除了对现代汉语史本身的研究外，还应该开展对许多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比如对语言规范问题的研究，什么是规范和不规范，应当如何认识，如何确定，规范与发展变化的关系；对语言变异理论的研究，语言的各种变化现象极多，在教学中如何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等等，都值得而且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当上述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和相当的实绩以后，我们在现代汉语教学中贯彻阶段观才会更自觉，目的性才会更强，当然效果也会更好。□